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1000字

《杜甫全集校注》是一本由杜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50元，页数：72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一)：还是有问题

不列引书版本，尤其是注释中采用的书籍版本，不便于读者覆覈，甚至有很明显的照搬引书之误而不加订正者。如卷一〇《愁坐》诗注三（2955页）引《升庵诗话》卷五之语中，”李克“显係”李充“之误，而复检《升庵诗话》（函海本）卷五，并无此段引文，实则出其《谭苑醍醐》卷五。查资料偶见此一则，不知如果全盘核对所有引文，会是什么状态？不给引书目录与版本，又如何去核对？

《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只写自京赴奉先途中的见闻感受、玄宗在骊山的欢愉聚敛以及社会危在旦夕的情况。在杜甫创作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 ①写政治饱负以及壮志难酬的感慨，叙述自己一贯忧国忧民，往昔的情怀 ②写途中闻见感想，述当前的感怀 ③叙述到家后所见的惨状，写来日的忧怀 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复杂的情感错综地交织 通篇从述怀写起，叙道中闻见，感慨民不聊生。叙抵家惨事，由个人不幸扩及天下“失业徒”、“远戍卒”的痛苦，仍归结到“忧黎元”，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收束。押入声韵，四句一转，层次分明 《唐宋诗醇》卷九“此与《北征》为集中巨篇，摅郁结，写胸臆，苍苍莽莽，一气流转。其大段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也” 先叙其自比稷契，后写仕既不成，隐又不遂，胸中忧愁郁积，愁肠百转、哀思深沉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一句一折；因而转出“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震撼人心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虽然是古体，却用了不少偶句，增强诗的节奏和韵律。“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具有诗史性质的重大题材多以沉郁顿挫为特征 至德二年三月在沦陷的长安作。

《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三)：杜诗注释应广泛吸收训诂成果

羌村三首——其二（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甫全集校注》对此句的注释为：却犹即也。“畏我复却去”，谓畏我复似去年，再立即离家而去也。“却”、“即”二字，唐人诗文中多通用。

随后举出杜甫《苏大侍御涣》：“余发喜却变。”谓喜即变也。刘长卿《长门怨》：“看却被风吹。”谓看即被风吹也。亦有“看即”连文者，李贺《野歌》：“条条看即烟濛濛。”

但“却”是否应该注为“即”，产生了以下两种主要的看法：

一是以萧涤非先生为代表的（以下简称萧注），可参看其著《杜甫研究》，1980年版，第237页：我认为这里的“却”，当作“即”字讲，也就是“就”的意思。“复却去”等于说“复即去”，释为“即”。

萧注在释“却”时，曾撰写过以下三篇论著，《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得出结论：下句申明上句，是上句“不离膝”之因。它们不是两个平列的句子。在句法上，“畏我复却去”应读作上一下四。“我复却去”是“畏”的宾语）、《一个小问题 纪念大诗人——再谈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得出结论：我认为这里的“却”，当作“即”字讲，也就是“就”的意思。“复却去”等于说“复即去”）、《不要强杜以从我——三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得出结论：不过在“却”字上，我对他的解释有所补充。严格说来，这一说，并不是始见于吴见思，宋人便是这样理解的，前引陈后山便是证明）。上述三篇论文分别见于《杜甫研究》第229页，第232页，第370页。

二是以郭在贻先生为代表的（以下简称郭注），辩驳冯至《杜甫诗选》关于“畏我复却去”句的主语，从而认为释“却去”作“退去”、“躲开”的说法不确，应意为“离去”之义，与“去”合用为同义复词。可参看其著《读杜札记》（载于《训诂论丛》，1985年版，第82页：然则“畏我复却去”这句诗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即是:“畏我—复—却去”。“却去”是同义复词,犹之乎唐宋诗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却返”、“却回”、“却归”一样,有人认为这些“却”字是虚词,实误。畏的主语是“娇儿”“却夫”的主语是“我”从语法上说，是一个兼语式）。

就以上两种说法而言，郭注的论断更符合逻辑，将“畏我复却去”的主语定作杜甫（与萧同），易于下句的阐发。其在《也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兼与萧涤非先生商榷“却”字的义训问题》一文中，列举了五条论据对萧注进行反驳（其参看《训诂论丛》，同上，第286页—291页），再次得到相同的论证结果，即“却去”便是同义复词。而萧注固然采用大量的论据，但论断不足，如果译为“即”的话，原文也可变“畏我复却去”为“畏我复即去”或“畏我复就去”，于理不同，于严谨的句法不合（也可参详姜可瑜的《夜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一文。结论如下：总之，我认为，肖先生关于“却”字的考证，先是根据了一种版本的讹字，就断为“却”与“即”相通，然后找到一些同时代的有“却”字的例句(这些例句也不是一个类型的)来加以证明。这种训话方式本身之不合科学，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正如在沙滩之上构筑楼阁，自然是耐不住推敲的了，此论在上述萧著《不要强杜以从我——三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有详细辩驳）。

但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即”字探讨居然不见《杜甫全集校注》，而在谢思炜先生注本，《杜甫集校注》中有载（以下简称谢本）。谢本：萧涤非云：“当在“畏”字读断，“却去”犹即去或便去”……“却去”，均应解释为退去、回去。韦庄《含香》：“却去金銮为近侍，便辞鸥鸟不归来。”可作便去解，然此义前不可用复字。当以仇说为是。”（《杜甫集校注》，2019年版，第251页）

从上述情况来看，正如朱蕾《“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训释综述》中所说：“至于“却”的理解,萧作“即”讲，姜、郭认为“却”有离去义“却去”为同义复词。应该说这个意见是合理的，郭的论证更加严密。"郭注从训诂学的角度阐释句法，较为符合“畏我复却去”的常理性认识，分为“畏我——复——却去”，译为：“害怕我——再——离开”自然也是恰当的。又再次得出一个共识，以训诂学的方法来阐发诗句，有益于诗句的理解与各种前人之说的辨析，应当充分吸取训诂学的成就来增强杜诗注释的准确性。

《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四)：读《杜甫全集校注》

自从得知《杜甫全集校注》出版的消息以后，我一直想着购买。有时我也奇怪，对比李杜的诗自己更喜欢李白，也不清楚是否应合了有人说的，民间喜欢李白，专家学者更看好杜甫。也有反例，如郭沫若对李白要胜于对杜甫，传说他要迎合的则是最高统帅。不过我最早买的诗集中就有《杜甫诗选注》。对《杜甫全集校注》期盼的一个原因就是全集的主编萧涤非，他正是我最早拥有的《杜甫诗选注》的编者。我想虽然我更熟悉李白的诗，但当年我是认真读过《杜甫诗选注》的，而且对我的帮助很大，今天我对杜诗或有兴趣和早年的阅读是分不开的。后来大学教材中《中国文学史》的编者也有萧涤非，可见他对中古文学的造诣。有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自然引起我的期盼。

一般来说，我拿到新书后虽不可能马上通读，但都会仔细阅读书的前言后记，我发现，这部全集确实不负我的期盼。据介绍，《杜甫全集校注》以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续古逸丛书》第47种《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校以14种宋元刻本及明抄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等相关文献中所征引者参校。全书浩浩十二卷，收集、校勘杜甫诗20卷（1450余首）、文赋2卷、疑伪之作辑考1卷，每首诗（文）校注分题解、注释、集评、备考、校记五项内容。附录5卷（《杜甫年谱简编》、《传记序跋选录》、《诸家咏杜》、《诸家论杜》、《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和篇目音序索引。总字数近700万。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的带有集注、集评、集校性质的新校注本，把集众说与树己见很好地统一起来。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公认最好的注本《杜诗详注》。

当然在阅读之前我无从评判这些评论的真伪，我想即便在阅读之后，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判断。但是我相信萧涤非及他领导的团队能力，能够不负众望拿出应有的水平。虽然从1976年提议到1978年立项再到2014年出版，足足花了36年时间，其间主编萧涤非1984年去世，编纂工作因种种原因停顿了近20年。直至2009年，全集在萧涤非的学生张忠纲领衔下才重新启动终于完成。如此这项工作也足足做了近20年，在这近20年中，萧涤非其实从提议开始也就主持了８年时间工作，这也不是实打实的时间还要扣去各种其它因素。但我从一些介绍中感到萧涤非所起的作用并非用时间可以计量。首先基础是他打下的。萧涤非的学术水平有他生前的学术成果为证，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读诗三札记》、《乐府诗词论书薮》，与游国恩等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以及整理校点《皮子文薮》等。从这些学术成果看，萧涤非在杜甫研究领域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是他的编写理念。我在介绍中看到，从萧涤非担任主编开始，校注组除了研读杜诗，查阅元明以来诸家别集、诗话等，搜求海内外杜诗注本。1979年，萧涤非要求校注组还沿着杜甫当年的行迹，赴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对照杜诗，实地考察。古人曾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可能也无法完全解决读万卷书的困惑，只能增加人生阅历，弥补“书中得来终觉浅”的缺陷，但是萧涤非的这一招让校注组的成员深入理解杜诗，在收集、校勘中解疑答难还是很有帮助，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编出来的书自然也会使读者受益非浅。

从我个人体会看，杜诗非常耐读，人们往往会随着年龄增大阅历加深而更加喜欢。是的，他的诗不像李白充满了浪漫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读李白的诗有时就是一种感情发泄，为了让自己浪漫一把。但是冷静下来后，就会感觉有点虚无飘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当然这就是诗。而杜诗则不同，在人生的过程中，你会理解更深逐渐认同。杜诗中有好些抒发情感的句子，虽然意境深远，意象纷呈，却还是很接人气，因为他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我在一些文章曾引用的诗句，如我所喜欢的一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每个意象把一个乱时社会的个人命运做了逼真的反映。还有好些诗都是如此，这些都是慢慢体会到的。前些时我在书店买的陆俨少的《杜甫诗意图册》，陆选取了杜诗配了100幅画，描述了自己对杜诗的理解。我想没有共鸣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画的。

我曾检讨自己当年为何对杜诗有抵触，可能与接受教育那个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那时教材也选择了杜诗，包括在那些大批判文章中也引用杜诗，却有很强的选择性，完全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生动的诗变成了僵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其他诗人也是一样，像白居易的诗就选了《卖炭翁》等，以示其反映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情景。现在回想当时老师还是不错的，讲的很生动，可是丝毫提不起我们学习的兴趣。总感到杜诗的死板，远不如李白的好读。还有当年的宣传文章中一些警句类的杜诗，铿锵有力琅琅上口，如“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像口号一样抽象。其实我那时哪里体会得到这些诗是被强扭了的。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对杜诗有了更深的体会，特别是那些描写离乱的现实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令人景仰，真的不是普通诗人所能达到的。

如今，一套《杜甫全集校注》，够我在以后的日子好好的品味了。

《杜甫全集校注》读后感(五)：秋兴八首其三中对匡衡刘向的理解：全集校注本与叶嘉莹集说相较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秋興八首的第三首，錢謙益認為是八首之中心所在。匡衡劉向，同學少年兩句，感慨深沉，但意旨卻並不明朗。各家的註解讀來下，還是覺得通行的理解失之迂曲，尤其傳經與心事究竟如何關聯，很難講得明白。《杜甫全集校注》備考列楊樹達說，我以為至少在直截這一點上是勝過諸家的。

此處照錄楊說云：

杜公《秋興八首》此向來士子人人誦習之詩也。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二句，杜工寓意何在，不可確知，然其本事，至明顯也。匡衡在漢元帝時上疏言政治得失，成帝時复上書戒妃匹，其言皆甚美，若預知有趙飛燕姊妹之禍者，及其居相位，阿比宦官恭顯以自固，此所謂抗疏功名薄也，《劉向傳》不記其有開門授徒之事，所謂傳經，傳於其子劉歆也。向上封事疏極諫外家之過寵，深慮王氏之代漢。而歆乃助莽篡漢，此所謂傳經心事違也。

姑不論杜公何指，但就其議論史實處觀之，著眼之銳，持論之正，已足令人驚服。仇兆鰲乃引舊註云：功名薄心事違，杜公自歎。錢牧齋詳說亦本此意詳加申述。果如此說，不惟七字上下兩截文意不貫，其視杜公為歎老嗟卑之人，其侮辱杜公不已甚乎。（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七《與陳寅恪書》）陳寅恪復書云：杜詩說極精，漢聖之名，真不虛也。（《積微居回憶錄》1951年6月20日）

楊樹達點名錢牧齋仇兆鰲兩說，俱見葉嘉瑩《秋兴八首》，可謂通行理解。此種理解，以所引第二十九條資料中的《通解》最為典型：

予也欲抗疏以濟當世，於以比擬匡衡，則業命相左，而功名偏薄；欲傳經以啟後人，於以比擬劉向。則誌與時相悖，而心事常違

而其讀法，即仇注中遠註所說的：

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上四字壹讀；後三字壹讀，屬公自慨。

而楊樹達認為，此說將令七字“上下兩截文意不貫”，其就其命意又將“視杜公為歎老嗟卑之人，其侮辱杜公不已甚乎”。

然而此條是否上下兩截文意不貫，仍有可說。

通行解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如楊樹達所引的匡劉之事一讀，功名薄心事違一讀，確實文意不貫。

另一種是將我字代入，如昨日與豆友討論時烏尤之解，可謂順暢：

“我也曾抗疏如匡衡，而功名悬隔如天地（他上我下），我也曾希望如刘向那样以文学（论语之文学义）报效朝廷，却终究难如其愿。”

https://www.douban.com/people/Schicksalslied/status/1913440317/

但此說亦有可商，其一是匡衡這種功名厚薄幾何？其實，功名薄如果是杜甫自慨，這種說法的自然程度，很大程度上即取決於匡衡是否為功高、名著的典型。楊樹達的解說，縱觀匡衡一生而言，側重後半生阿比宦官，早年功名因而薄。通行解單就其前半生之抗疏直諫而言。此處很難知道杜公對這一段史事的解讀如何，也就不大好裁定兩說之是非。然而，如有關於當時人關於匡衡的一般見解，或許兩說可以定於一是。而另一面，還是有待對杜甫其他詠史詩作透露出來的史識做一番考察。

其二是，杜公會不會做這種比較？哪怕做了這種功名上的比較，會不會嗟歎自己不如匡衡？楊樹達認為，杜公不會因為功名不若而悲歎。我認為，按照比較功名的說法，功也許說得過去，畢竟匡衡抗疏和杜公救房琯確有可比，但“名”也許就不大說得過去，除非不理解為個人名望而是就上書救房琯之事的輿論評價言之。

另一面是劉向的心事和杜公的心事問題。查維基百科，後人對劉向的評價有以下數家：高似孫稱劉向“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張溥稱他：“忠愛憯怛，義兼《詩》、《書》。”淩揚藻說他：“孤忠自許，誌不得行，而其精誠，更可貫金石矣!”由此觀之，說劉向之心事在漢之社稷，其人孤忠自許應該說是成立的。以杜甫之心比劉向之心，也是成立的。關鍵是傳經之心事該怎麼理解。楊樹達云《漢書·劉向傳》不記其授徒傳經，傳經者傳其子也。楊樹達云劉歆助莽篡漢，其事與劉向心憂漢室相違。一種反駁是，劉向（前77年－前6年），初始（或寫作始初，8年11月－9年1月），“初始元年十二月王莽即位，建立新朝，以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為正月之朔，改元始建國，西漢滅亡。”因此劉向並沒有親見王莽篡漢之事，至於生前是否知道其子劉歆將助莽篡漢，有待詳考，如果劉向不知道，那麼就談不上心事違。但此說的問題是，事與願違這個成語，未必要有此心願的人親見心事之相違才能用出來，哪怕死後事與願違，也是可用。

最後是杜甫的經學與傳經問題。如果說杜甫與匡衡在都有直言勸諫這一點上有可比的話，杜甫和劉向就不那麼可比，通行的理解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難以說得過去的：如果自比匡衡之抗疏，卻不能自比劉向之傳經，前後不對。而要解決傳經這個困難，就需要尋找杜甫和經學之間的關聯。一種說法是，杜甫進三大禮賦，這似乎跟經學是沾邊的。另一種說法是：杜甫對自己兒子的教育，據說也是包含經學的。但恐怕經學在杜甫一生的關切裡邊，並不佔據十分核心的位置，以至於要在感慨如此深沉的秋興八首裡邊寫出來。還有一種說法，即如果不把重點理解為經學，而理解為經學之父子相傳，理解為教育，從而：匡衡抗疏，國事也；劉向傳經，家事也。似乎也可成立，但還是令人感覺突兀。最後，至於以詩文為傳經，認為自己未能丕承祖業，葉嘉瑩已經駁斥。

最後，按照楊樹達的解說，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二句，就可以這樣理解：

匡衡早年抗疏，晚年失節，功名薄；劉向傳經于子歆，心繫漢室，歆之助莽篡漢之事與其本意相違。

那麼杜甫怎麼代入自己的經歷和情感？其實不必坐實匡衡抗疏=杜公救房琯，劉向傳經=杜公教子；甚至也不必以杜甫官職與匡衡相比，而是止就兩人身前身後種種跌宕起伏，引發一番喟歎。相比之下，可能對匡衡的事跡要更為可歎，前後半生，作為判若兩人。

如果按這一思路理解，下文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也是只是平淡說出人生境遇之參差(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人家五陵衣馬，我日日江樓；倒不必是艷羨，更不必是鄙薄。同一起點的人，最後處境各異，哪怕今日，都讓人大有共鳴。

杜公的感受，在這種比照本身之中，不言而言之已盡。而正如對匡衡劉向的歷史理解並未成為常識，這種杜詩解釋也不是通行的理解。歷史解讀和文學理解的關係，真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