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陌生人的读后感大全

《城市里的陌生人》是一本由张鹂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5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一)：空间形式下国家-社会转型中的权力变迁

别名可以叫次生权力迁移史了，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人表示长世面了。看完感受到慢慢的“社会”气息，还被普及了一些“权斗”方式。

如果把他们的生存处境推到极致的话，教育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往往不在于经济层面（流动人口的穷困潦倒形象是被主流话语所塑造出来的），而在于能够递送政治权力（即使作用微乎其微）。可惜他们在此生活得不够久就被“赶走”，后代还未抚养成人，无法完成新生社会力量的更新。这或许有种宿命论的意味了。

还是非常佩服作者的胆量，以及这样一部作品，也就真的只有拥有作者这样特殊的身份才能完成好吧。

关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挪用还是没有衔接好，没有将其放进整体的理论框架之下去分析，这是不够深入的地方，不过对于一部社会学作品而言确实无法顾及那么多哈。

总体而言还是深受震撼的，在中国真的没有别的人写的到这种程度。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二)：东方犹太人

十年前初到北京，四处闲逛，曾目睹大红门的鼎盛，耳闻温州老板们的传奇。 温州的地理概况接近威尼斯，水路纵横交错又近海，可惜长期的海禁，阻碍了大规模海上贸易发展；在广大内陆地区，温州人反复探索了每一寸可能存在商机的土地，季羡林先生在留德期间，遇到过流浪在欧洲的温州人；在农业生产领域，温州也曾逆风而行，开创包产到户。在固化僵化的世界里，温州人流水一般的穿越每一条缝隙，人口流动是世界范围内都会发生的现象，但这些人被定义为他者，被视为危险的制造者，而他们创造的价值，常常被系统性的忽略。即便是商品流通已经被视为主流经济发展趋势，温州人仍无法改变一次次被驱逐的命运。 多年前，我曾疑惑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排挤的原因，如今想来，一则本地人口想当然将外来移民视为他者，资源侵占者；一则农业社会里，从事商业被视为异类，放高利贷尤其易遭憎恨；再则宗教信仰，即使小小的区别，各个教派都可以折腾的头破血流。以上因素，一项就足以引起对立，犹太人又偏偏占全，受到大规模广泛的排挤，便无法避免了。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三)：随便写几句

因2017年政府清理所谓的“low-end” people 而读的一本书，刚开始云里雾里，对于一些术语有些费解，当看到拆除浙江村的时候，熟悉的感觉回来了。这本书给我比较大启发的是犯罪那一章，还有就是贯穿全文的“庇护关系”。不管是22年前的出于因担心民间领导势力扩大从而影响政治稳定，还是当前的解决所谓的“大城市病”而进行的“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进而导致的疏解low-end people”，不变的是公权力的滥用，以及在我们这个政府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在看这本书前读了资中筠大师的《美国十讲》，里面讲到了像我们这种打出来的国家，政权的目的即是政权，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民生可以适度改善，民权则不能。我觉得从这一理论出发，也可以解释拆除浙江村后，政府继而建立的商品交易市场，看似是为了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当然实则也肯定有这种因素），但是这种缓和的实质目的是政权，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与监督百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生。

社会总是在历史的轮回中前进，无论是22年前的清理浙江村，还是2017年冬的北京赶人事件，我们的根基决定了我们的民主与法治能走多远。从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颇有走回头路的意味，偶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深表担忧。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四)：支配与抵抗的艺术

城里的务工人员基本是通过血缘、地缘或者行业在城里守望相助。作者也提出北京形成“浙江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基于地缘而划分的行缘，“这些基于原籍地的流动人口群体通过排挤其他地区的人们而垄断某一特殊的非正式经济领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见Crissman 1967; Honig京,根源地缘而划定的社会劳动分工已经出现:新疆人经营餐馆主打新疆风味食品;河南人卖菜、收废品;河北人做建筑工人;安徽女性做保姆;山东人蹬三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视彼此为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也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外人。”（p33）这群来自各个省份的外地人没有谁能支配谁，但他们却相互抵抗。 家庭中的支配与抵抗，主要是书中对大老板与他的妻子。大老板认为妻子在外抛头露面有失自己脸面，因此让妻子闲赋在家；妻子无所事事则以打麻将来虚度光阴作为抵抗丈夫专制的表现。 “浙江村”与拆迁办背后政府的抵抗以非政府组织都“金瓯大院管理委员会”的拆除为失败的标志。即使是浙江政府与温州政府与中央协商也以失败告终，在北京南郊占据一席之地的“浙江村”被夷为平地了，无数人在一夕之间流离失所。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毁。心中既悲痛又无力，一道加急的政策、城市的改头换面都让很多“外地人”作出了牺牲。 幸好，后来政府不仅重建“浙江村”，还建了服装贸易大楼，并鼓励浙江人前来经商推动经济发展。

《城市里的陌生人》读后感(五)：复杂博弈下的空间争夺

出乎我意料的有趣，本身涉及流动人口可谈可写的方面就太多，此书如书名所说，聚焦流动人口的生存空间和权利，以及二者相互关系。

尽管如今北京的燕郊已经十分繁华，房地产十年长盛不衰。“流动人口”也不再是小商贩，农民工的同义词——近年一线城市滞纳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温州人”的形象变成了揣着荷包满世界买房子的壕。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城市空间建构，民间社会，性别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涵与外延早已迥异于二十多年前。但是今天流动人口的问题依然复杂，城市中还是有各路的“陌生人”，根植于权利结构和文化传统的肇因没有改变，许多当下的问题是新瓶装旧酒。故而作者的某些观点，回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本书的内容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旬，正是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城市居民下岗，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时候。传统意识形态让“当地人”与“外地人”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对撞。外来者往往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依托，建立起具有领导层和强烈认同的独立社区。由中间人进行管理，庇护，同时出面与当地行政机构和居民企业斡旋，赋予这些中间人领导者角色的是传统父权观念，官僚制度，以及人格魅力，当然还有经济实力——他们的角色类似传统宗族社会里乡绅的角色。温州人从事的“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联系和国家集中权力之上的。和西方引入的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有巨大的差别，因此作者对这样的群体演化成公民参与的社区态度悲观。我目前所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类似的“中间人”，不过形式更加隐蔽一点。

在书中，温州团体争夺空间、身份、私有经济以及城市生活模式控制权的新场所，遭遇了当地政府一次大围剿和溃败——官僚制度依然凛然不可侵犯。但数月后外地人就重新回到了社区，并且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额……）更加壮大，结果实际是双方达成了妥协。显然在90年代，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撬动利益格局，空间的商品话和行政权力开始商品化，官僚制度也随之变化。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重新与国家产生联系。

在就空间的争夺中，书中描述了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权利如何同时存在相互影响。表面上，对垒的是“温州人”和政府。而“温州人”背后有浙江地方政府的背书（在当时东南沿海比天子脚下的帝都开放步子更大一点）；不同行政级别也有不同态度，上级领导担心流动人口带来治安、管理上的困难，更有甚者形成政治势力。而基层的政府能从外来务工者那里得到各种实惠，也不愿将自己摆在冲突风口浪尖。在“温州人”内部，也不尽是温情脉脉的相互扶持，控制，剥削，暴力各处滋生。“温州人”雇佣的河南四川等次不发达地区的打工者，作为“外地人里的外地人”，受到了更加大的歧视和盘剥，流动人口内部的庇护关系网络是零散的，一方面动摇了政府对个人控制权的垄断，另一方面这种网络被官员利用，以延伸他们对流动社区人口的控制。

全书结构清晰行文流畅，不足的是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提的很多，但是分析的似乎不大透彻（对于我一个外行而言）。“浙江村”实在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样本，足可以引发方方面面的观察思考。还想听听别的声音的，另有一本作者为项飙的同题材著作，可以对比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