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的读后感大全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是一本由吴敬琏、俞可平、芮效俭等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一)：本书20位中外专家学者所属单位

本书20位中外专家学者来自以下单位（或职位）：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

清华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共中央编译局、

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

中国法学会、

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北京理工大学、

国家行政学院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二)：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王长江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教研部主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研究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学科。

改革正在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另一方面，改革已经触及越来越多深层次的问题，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强化使命感，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历史责任，以巨大的、“壮士断腕”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时代向执政党提出的新要求。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深化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怎样看待今天的改革？

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在改革起步阶段，可以把复杂问题放一放，先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改革的逻辑。毕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首当其冲，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前提。不过，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这也是事实。今天，这些问题积累起来，摆在了我们面前，已经躲不开，也绕不过，改革的“攻坚战”即将开始。能不能正视这些问题，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能力。

概括起来，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有三个特点。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三)：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高尚全

高级经济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用

“中国模式”固定下来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了困境，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模式”的争论。〖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佐证“中国模式”的伟大，中国所以出现奇迹，就是因为形成了“中国模式”。我并不反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但我反对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我认为，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如果把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作为“中国模式”，就会转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会影响深化改革。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危机进行干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我国仍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消除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障碍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同时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

所以，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府行政主导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加以固定下来。政府政策的重点在于撬动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强调“中国模式”，容易理解为中国改革已经到位了、定型了，不需要再深化改革了。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四)：也谈改革共识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不改不行”已成社会基本共识

在经历了若干年的沉闷之后，改革的呼声再起。新一轮的改革有望重启。早在六年多前，在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的访谈录《中国改革到了哪一步？》中，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也谈改革共识

这之间矛盾吗？不。原来说的改革共识破灭，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走样变形，造成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甚至使改革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由此，在一般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改革的质疑。而说今天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继续下去不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开始被人们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说，改革在和危机赛跑；也有人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这些说法都表明了现在改革的迫切性。

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在不久前的一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转型陷阱”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促成这种转型陷阱形成的，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在改革过程中发育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发生怀疑。转型陷阱的形成，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在这种转型陷阱中，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在进一步严重化，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

《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读后感(五)：抵达彼岸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

樊纲

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抵达彼岸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彼岸已知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1〗〖2〗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2〗〖1〗还要多少年才能抵达河对岸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