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的边界》的读后感大全

《公意的边界》是一本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4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意的边界》读后感(一)：反思现代中国激进思想的源头

——由《公意的边界》引出的一些思考

1762年，让·雅克·卢梭出版了他那本名垂后世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世界的政治概念——“公意”。据卢梭自己的定义，公意在理论上是指公民们全体一致的决定，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很难发生，因此卢梭也认为，多数人的决定同样可以构成公意。尽管，卢梭的“公意”概念今天早已成为现代政府合法性和权力的重要理论来源，但对于这个概念的批评和质疑始终不绝于耳。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所谓“公意”，正是近二百五十年来一再发生的那些“多数人暴政”的理论根源。

事实上，1794年卢梭离世不久，西方世界就已出现了对“公意”的批判之声。被后世称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的贡斯当在18世纪末撰写的《论人民主权》中称，《社会契约论》是“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最为可怕的帮凶”；1898年，埃米尔·法盖在《18世纪》里则断言，卢梭提供的体系，是“暴政所能做到的最为精确和确切的组织”。从时代来看，法国大革命后期的血腥暴政，成了众人反思卢梭理论体系的重要背景。自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每次暴政的发生，在卢梭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公意”，都会被自由主义拿来批判一番。

诚然，卢梭的“公意”理论中蕴含着“致命”的局限性，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其他同时代的启蒙理论著作一起，孕育和塑造了当代世界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当一个拥有局限的理论依旧在发挥着作用时，我们必须去为它寻找一个“边界”，借以框定出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大胆地引用和发挥这种理论，而哪些情况又不得不警惕这种理论可能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这个“边界”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和辨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新整理编制的这本《公意的边界》，正试图在这两个问题上寻找到答案。

作为“人文和社会”跨学科讲座的第二辑，《公意的边界》收录了国内十二位学者所作的十二场不同主题的讲座。这些讲座涵盖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哲学到思想史，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再到经济学，甚至还包括了人文和科学交叉的领域——中医和心理学。看上去，这十二场讲座包含的庞杂内容彼此间甚少关联，然而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大可将这十二场讲座归纳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上，第一讲 “哲学之为穷理和哲学之为对话”、第三讲“走向演化的认识论”、第四讲“苏格兰启蒙学派VS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第九讲“卢梭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以及第十讲“政治学的史学转向——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意义”都是在努力重新梳理我们拥有的思想资源；第二个层次，从第五讲“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到第八讲“经济成长的非经济基础”的连续四章，则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等不同维度，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运作机理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三个层次，第二讲“通识教育”、第十一讲“认识中医，树立新的健康观念”及第十二讲“行为决策中的认知与偏差”，则是在帮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从智识到身体上都健康的社会个体，以应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如此一梳理，编者在《公意的边界》中暗藏的那个脉络就很清晰了：从宏观的哲学和思想史，落到当下的现实世界，最后又回归到作为个体的个人本身。这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观察角度，似乎正是在提醒我们，要寻找到那个“公意的边界”，不仅需要从卢梭那一代思想者的理论著述重新出发，还需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清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还得问一句：我们是不是对这趟“寻找的旅途”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正如汪丁丁在序言里所提到的那样，“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

这样来看，寻找“公意的边界”就不仅仅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了，而且更是关系到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这也就要求我们拥有足够的耐心，正如当年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近代化转型中所做的那样，从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中去仔细勾勒出那条“边界”。也因此，我们才需要重新去认识苏格兰启蒙学派和法国的古典社会思想，也需要去理解“文件政治”这一特别的政治现象，更需要借助通识教育、中医、心理学等方面，让自己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最后想说的是，我十分敬佩夏中义先生能坚定地跟随王元化老先生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那些敏锐而深刻的质疑，但却坚守反对急于全面否定卢梭的态度。毕竟，寻找“公意的边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致力建设一个“民主、平等、博爱”的幸福社会，而这个目标或者理想，不正是包括卢梭在内的那一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吗？

《公意的边界》读后感(二)：丁丁老师序言

上一编《中国问题》，接着1920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讨论，我们列出两项基本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以此为背景，物质生活开始富裕的中国人，或迟或早要面对的是“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也可称为“发展问题”。这是教科书经济学的界说：与单纯的“增长”不同，发展，是同时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变。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幸福感不再随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这类现象，经济学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诱致人的活动领域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

考察我们中国人目前的发展状况，似乎有一种趋势，使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问题联合成为同一问题。这一联合之后的大问题，可称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的表现，它的初级形态，是“物欲横流”，芸芸众生逐物而不知返，或知而不返。经济学的领袖人物贝克尔，2000 年与同事合写的一本著作《社会经济学》，在2010 年引出来一本经济学工具书——《社会经济学手册》。“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不是“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社会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有完备或不完备的理性选择，只不过这些理性选择发生在社会情境之内，从而这些特定情境对个体行为产生不可忽略的社会影响。因此，社会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而不是社会学。这两大学科都承认的一项事实是：人类行为有动机可循。关键问题是：在许多可循的动机当中，哪一类是真正重要的？引用钱穆的概括：人类的“类”性，其一是“个性”，其二是“群性”。这样的观察，演化心理学家提供的解释是：人类种群的保存与繁衍，依赖于两种心理能力的平衡，其一是“好奇”（curiosity），其二是“谨慎”（prudence）。脑科学家提供了更多的观察，那些与环境保持了长期适应关系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沉淀为“遗传的”，成为人群通有的性质。那些在短期内适应着环境变化的好奇与谨慎的平衡机制，成为“个性的”。例如，只要群体规模足够大，或迟或早，个性的发展就总会产生一些堪称“天才”的个体。我们都承认，由于贡献大且难以生存，这些天才是需要社会保护的。另一方面，社会也需要恪守谨慎原则，因为很难预先辨认并确保每一位天才不被扼杀。事实上，社群是否有能力发展到很高的文明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群在创造力与谨慎原则之间微妙且不断变化的平衡。社群成员的注意力，从物质生活领域转向精神生活或社会生活的领域，最初往往要有一些天才或英雄人物敢于破除既有的生活方式。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为例，如果他们始终坚持他们施加给斯宾诺莎那样的宗教迫害，不难想像，两百年的时间，足可使欧洲人与我们中国人一百年前那样，沦为“落后挨打”的社群。

根据社会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个人行为发生改变，可以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是内心有所感动，其二是受社会风气的影响。我推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改变，这两方面的理由都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幸福感有三重来源——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随着物质财富的继续积累，不论是有感于内在的反省还是有感于外在的事件，都要引发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社会生活领域，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社会正义”问题。诚如柏拉图以来包括罗尔斯在内的多数西方政治哲学家所言，社会正义，是评价人类社会孰优孰劣的首要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演变，也确实凸显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更高级的表现形态：改变我们的制度从而满足社会成员普遍的正义诉求。

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同样日益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的，是普遍的焦虑感和与此相关的心理疾病（抑郁、自杀、“反社会”人格障碍）。幸福感之所以不再伴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除了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效应之外，在西方和在中国，深层情感纽带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比边际效用递减律更重要。究其原因，在令人信服的著作里，我推荐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波兰尼的《大转型》。两百年来，市场经济价值观和随之泛滥的竞争意识逐渐主导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从而使货币成为衡量全部活动（尤其是情感活动）的惟一价值。货币取代情感，最普遍的后果是情感不再真实。以货币衡量的价值，可以切割为很小的部分。例如，我们可以谈论90% 纯度的金银首饰。但情感如此切分之后，往往变质。例如，我们很难谈论90% 的“爱情”。关于这一论点，我愿意推荐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或Aaron Ben-Ze’ev 的The Subtlety of Emotions（The MIT Press，2000）。

最后，在社会生活领域，与正义问题和情感问题密切相关而且正在或未来几年必将频繁地引发我们关注的，是政治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关于国家与政权的伦理批判，我推荐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赫费1989 年发表的《政治的正义性》（1998 年中译本）。“政治”，在赫费的伦理批判视角下，特指每一个人关于国家与政权的道德合法性的判断。在政治（政体）的各种属性当中，正义性是首要的。有正义的统治，有不正义的统治。不论是否愿意，任一统治，必须承受伦理评价，赫费称之为“伦理批判”。由此而确立的权力的道德合法性，韦伯称之为“确当性”（legitimacy），以区分于“合法性”（legality）。

真正的幸福感，与精神生活关系最密切，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称之为“inner peace”（内心的宁静）。以我在这一领域的长期观察，内心宁静之所以为我们带来最稳定且最丰富的幸福感，是因为，或者惟有在这一状态里，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由。黑格尔说“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这一论点，他是通过抽象思辨得到的还是当真有体验，只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笔记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观察过“东方冥想”（他关于印度瑜伽的描写）。当代脑科学与东方静坐实践的联合研究，大约从1998 年，始于几位脑科学家与一位著名佛教领袖之间的定期对话而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2011 年发表的一篇核磁共振脑成像报告显示，冥想的累积时间必须超过1500 小时，冥想的脑，才可稳定在“宁静”状态里。身心保持宁静状态，梁漱溟在“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里有十分精致的描写。“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颜回的这一感受，称为“坐忘”（见于《庄子• 大宗师》）。

关于“静以通天下所感”这一原理，陆九渊认为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多数人仍沉迷于感官欲望之满足。物欲享乐，经济学家和脑科学家称之为“幸福感”（happiness），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称之为“快乐感”（pleasure）。幸福心理学家显然更愿意接受亚里士多德定义的“幸福”，他们称之为“综合幸福”（synthetic happiness）。与幸福感相比，当代哲学家更习惯于探讨“善”的各种涵义。在这一视角下，正义，是协调追求诸善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沿着精神生活的维度，我们可以超越正义。所以，如何从社会生活领域转入精神生活领域，例如，信仰问题，这可说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最高形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0 年和2011 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文稿，筛选组合而成《公意的边界》。这一组文稿，与2009 年的第一辑相比，更关注中国政治问题。此外，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知识整合方式、通识教育、身心修养。民主政治其实是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人民的知识、修养和偏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包容和支持更高水平的文明并反过来获得未来演化的方向感。由于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案例，民主政治永远不能保证社会不走向瓦解或消亡，虽然，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治几乎必定会瓦解或消亡。

《公意的边界》读后感(三)：作为践行者的围观——评《中国问题》和《公意的边界》

（一）

对于包括你我在内的身处当下的中国人而言，我们所共同遭遇的全部困惑或许可以化约为以下两个命题：一为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二为现代世界东西交融的情感冲突。前者之“转型期的困惑”，即“娜拉出走以后”的转型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去何从的迷思，后者之“现代性的困惑”，即“俄狄浦斯王式”的原子个体在找寻回家的路上不断自我放逐的孤独。

在为由2009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集结成的第1本文集《中国问题》所撰写的序言《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文中，老师将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划分为两重涵义并分别对应这以上两种基本困惑：前者是由个人所经历过的事件串接而成的个人史，即关于在转型时代何以“安身”之“中国问题”，后者是由个人所体验过的意义串接而成的情感史，即关于在现代世界何以“立心”之“人生问题”——而由上述两重涵义纠缠成的“中国问题”（正义诉求）和“人生问题”（情感诉求），则构成了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

诚然，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这是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下的理性选择。但是，富了之后又怎样呢？能怎样呢？该怎样呢？接踵而至的，并不是“双脚踏上幸福路，越走路越宽”的红色童话或“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的时代颂歌；取而代之的，则是鲁迅意义下“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之后的现实问题。特别地，我们必须面对，甚至亟待解决的，则是如何克服转型正义之缺失匮乏的制度重建，如何弥补深层情感交流不足的纽带联结，以至最终通往臻于稳定、宁静的幸福生活与丰富、自由的美感人生。

然而，面对“逐万物而不返”（庄子语）的盛景资本主义式的消费社会的光怪陆离，面对“以私意取代公意”（卢梭语）而充斥着恶的官僚且全面官僚化之社会的荒诞无语，面对“技术肥肿，伦范消瘦”（殷海光语）的信仰缺失且不问意义的现代社会的空洞机心，我们又该在求解社会与求索人生的过程中何去何从？

特别地，当竞争取代合作，当货币取代情感，我们对于交换价值及其符号象征的迷恋远远超过了对于使用价值及其本质目的的肯认，我们对于政治及公共事务的冷漠远远不及对于消费及社会景观的膜拜，我们对于人之为人而须恪守的智慧、节制、勇敢、正义等“高贵的心性”的坚持与实践也被快捷、方便、好看、好用等消费主义的情感方式所取代。那些与此伴生当空心、无聊、丧尸、迷茫的空巢青年或爱美、怕死、空虚、焦虑的中产阶层，难道真的是我们必须面对且无法逃避的宿命归途？

（二）

基于此，这门“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课程，或许期以回应并试图回答“富了之后又怎样”的迷思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追问，甚至探寻求解“中国问题”的制度演化路径和求索“人生问题”的美感人生轨迹。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这些思考中国基本问题的学生、读者、青年与公众，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勇于且善于表达的习惯以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为此，由汪老师和他的“同人圈”以及教学助理组一道，历经7年，筚路蓝缕，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那51场报告和这2本文集中凝结的思考与言说，更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这个或许不伟大也可能不美好但注定很难忘——至少对于我们身处当下的中国人而言——的时代留下属于他们的、你们的和我们大家的努力。

从哲学的高度理解东西文化不同的思想源流，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中西方心理的差异；从人权和人道的面向思考全球正义，到从政治哲学的理路梳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从数学、科学的领域反思有限性思维，到从演化论的视角重访认识论；从“文件政治”的样本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到从“关系”的维度理解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从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分野梳理从卢梭到王元化的关于“公意”的理路，到从政治学和史学的转向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意义……

毕竟，在三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初级形式的“正义问题”，还是高级形式的“情感问题”，在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嵌入市场的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社会”的牵引下，在制度的大规模变迁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制度病症与制度困境中，方便的代价或许正是幸福的消解，而反省与抗争的意义或许也正是生活的本原。这13位讲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本着直面现实和从常识出发的本真，结合自己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感触，既毫无保留地回到了内心深处的困惑，又不遗余力地触摸时代尽头的困境。

从51场报告中所遴选出的这20场演讲的实录以及由此集结的这两本文集，或许只是这7年来许许多多个夏夜的若干片段，可能也只是转型时代大规模制度变迁下的中国社会和同时遭遇古今之变和东西之争的中国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容与形式、思考与言说、表达与交流，将“心”、“物”与“社会”等社会演化过程中内生路径的不同维度相联结，将作为过程的知识和融入生命的学术相联结，将“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相联结，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累积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训练勇于且善于表达的习惯，并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三）

作为朗润园乃至全北大跨学科教育实践的早期且大胆的尝试，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从最早（09年春季学期）的“无需选课，自愿参加，不计学分”，到后来（11年春季学期）的本科生经济学双学位2学分的选修课，以至最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奈搁浅，这前后7年的整个过程，不仅是这门课自身从滥觞到式微的“七年之痒”，更不失为在教育、学术与高校被市场化和官僚化双重侵蚀地体无完肤的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学教育、通识教育乃至整个人文社科教育拓展与转型过程中的见证。

全球范围内精英教育的失灵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教育的官僚化和市场化是不争的事实，“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汪丁丁：《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精英失灵和精英错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具有重要身份的人往往缺乏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而对重要性具有感受能力的人却往往不具有重要身份”（汪丁丁：《什么事“精英意识”》）……

或许，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的实践，也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是如此匮乏，不知道麻烦（trouble）在哪里，问题（problem）有哪些以及什么是议题（issue）；表达的勇气和习惯多么不足，分不清主张（claim）和证据（evidence），抑或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相当有限，学术不介入现实，知识也不融入生命。这无疑是学校、社会和整个体制的合谋，而绝非学生（或许也包括教师）单方面的责任；但是，更毫无疑问地是，最被玷污的是学术，最被糟蹋的是才华，最被浪费的是青春。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失望，更不许绝望。毕竟，我们还有才华横溢更情真意切的助教博凯助教，他代笔的结课演讲和逾7000字的farewell message，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汪老师和同学们，也令全程未曾参与但于近两年后偶然拜读的我几近泪涌。我在他的文章中俨然看到了一股正气和一计温度，或许得益于他于中文系之学养的熏陶和学术的锤炼，当然，更有可能是仰赖于他的那种自我承担和自我期许——从做一个好助教开始的做一个好老师的理想以及比理想更为珍贵的真诚。毕竟，我们还有兼具热忱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的张烨同学，这不仅来自我之后和她非常有限的私人交流的感受，更从她的学期论文（《我们何以深信不疑》）及助教推荐评语中，体察到她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进而增益之反身思考的意识、逻辑构建的方法以及将自己的生命体悟融于论文写作的心得。毕竟，我们还有这些和那些许许多多在这7年6届的系列课程中聆听过、打动过、反省过的同学，以他们的思考、提问和写作，由远及近，抑或时远时近地试图展开对于“中国问题”的求解和“人生问题”求索的努力与尝试。

我们或许都是围观者，围观着一门课程的开合始闭，围观着一次实验的曲终人散，围观着一段故事的起承转折，围观着一种理念的生根发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是践行者，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与坚持，践行着自己的付出与奉献，践行着自己的参与与收获，践行着自己的回忆与遗憾……面对千年古老的文化中国，你我谁不是匆匆离去或静静围观的过客，尽管那匆匆挥别的只是你我那“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短暂生命，尽管那静静流淌的只是我们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到精神生活缓慢而充实的历史演化；面对转型时代的变革中国，你我谁不是红红火火又恍恍惚惚的卫士，哪怕那红红火火的只是你我捍卫正义的血泪，哪怕那恍恍惚惚的只是我们渴望情感的灵魂？

（四）

历时7年6届的“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的课程，匆匆忙忙却毫不出乎意料地告别收场。7年来，特别是从2011年春天到2015年夏天这5年来，13位讲者，51场报告，以他们的方式，存在着、见证着，并为这门“不合时宜”却又切中肯綮的课程作下了最丰富的注脚，也为这个众声喧哗但仍雾里看花的时代留下了最忠诚的劝告。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来就不只是见证着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已经构成了历史；我们从来就不只是期待着改变，因为我们自身就时时发生着改变。或许，我们这一代注定无法目睹大师的诞生，但仍须竭尽全力为出大师的下一个时代而做好全部的准备；或许，我们这一辈注定无法看到文化中国驶出“历史三峡”的那一天，但我们还得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体验中思考着并实践着，漂泊着并困守着，存在着并努力着……

是践行，还是围观，无论如何，至少是一次停留；是喜悦，还是悲伤，不管怎样，至少是一种缅怀——毕竟，这台大幕已经拉下了，这场大戏早就开始了；这些故事还没讲完呢，这群人儿快要睡醒了。哪怕文章已成千古事，哪怕先死无继后来人，哪怕一切转瞬如云烟，至少，我们已用去了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拼将生命的最后之力，如鲁迅笔下的“过客”一般——“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

作为践行者的围观——评《中国问题》和《公意的边界》

（一）

对于包括你我在内的身处当下的中国人而言，我们所共同遭遇的全部困惑或许可以化约为以下两个命题：一为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的正义问题，二为现代世界东西交融的情感冲突。前者之“转型期的困惑”，即“娜拉出走以后”的转型中国下一步该往何去何从的迷思，后者之“现代性的困惑”，即“俄狄浦斯王式”的原子个体在找寻回家的路上不断自我放逐的孤独。

在为由2009年“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集结成的第1本文集《中国问题》所撰写的序言《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文中，老师将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划分为两重涵义并分别对应这以上两种基本困惑：前者是由个人所经历过的事件串接而成的个人史，即关于在转型时代何以“安身”之“中国问题”，后者是由个人所体验过的意义串接而成的情感史，即关于在现代世界何以“立心”之“人生问题”——而由上述两重涵义纠缠成的“中国问题”（正义诉求）和“人生问题”（情感诉求），则构成了中国社会之基本问题。

诚然，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这是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下的理性选择。但是，富了之后又怎样呢？能怎样呢？该怎样呢？接踵而至的，并不是“双脚踏上幸福路，越走路越宽”的红色童话或“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的时代颂歌；取而代之的，则是鲁迅意义下“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之后的现实问题。特别地，我们必须面对，甚至亟待解决的，则是如何克服转型正义之缺失匮乏的制度重建，如何弥补深层情感交流不足的纽带联结，以至最终通往臻于稳定、宁静的幸福生活与丰富、自由的美感人生。

然而，面对“逐万物而不返”（庄子语）的盛景资本主义式的消费社会的光怪陆离，面对“以私意取代公意”（卢梭语）而充斥着恶的官僚且全面官僚化之社会的荒诞无语，面对“技术肥肿，伦范消瘦”（殷海光语）的信仰缺失且不问意义的现代社会的空洞机心，我们又该在求解社会与求索人生的过程中何去何从？

特别地，当竞争取代合作，当货币取代情感，我们对于交换价值及其符号象征的迷恋远远超过了对于使用价值及其本质目的的肯认，我们对于政治及公共事务的冷漠远远不及对于消费及社会景观的膜拜，我们对于人之为人而须恪守的智慧、节制、勇敢、正义等“高贵的心性”的坚持与实践也被快捷、方便、好看、好用等消费主义的情感方式所取代。那些与此伴生当空心、无聊、丧尸、迷茫的空巢青年或爱美、怕死、空虚、焦虑的中产阶层，难道真的是我们必须面对且无法逃避的宿命归途？

（二）

基于此，这门“人文与社会”跨学科系列讲座的课程，或许期以回应并试图回答“富了之后又怎样”的迷思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追问，甚至探寻求解“中国问题”的制度演化路径和求索“人生问题”的美感人生轨迹。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这些思考中国基本问题的学生、读者、青年与公众，关于重要性的感受、勇于且善于表达的习惯以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为此，由汪老师和他的“同人圈”以及教学助理组一道，历经7年，筚路蓝缕，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那51场报告和这2本文集中凝结的思考与言说，更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这个或许不伟大也可能不美好但注定很难忘——至少对于我们身处当下的中国人而言——的时代留下属于他们的、你们的和我们大家的努力。

从哲学的高度理解东西文化不同的思想源流，到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中西方心理的差异；从人权和人道的面向思考全球正义，到从政治哲学的理路梳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从数学、科学的领域反思有限性思维，到从演化论的视角重访认识论；从“文件政治”的样本理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到从“关系”的维度理解中国社会系统中的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从思想史和革命史的分野梳理从卢梭到王元化的关于“公意”的理路，到从政治学和史学的转向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意义……

毕竟，在三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中，无论是初级形式的“正义问题”，还是高级形式的“情感问题”，在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嵌入市场的社会所形成的“市场社会”的牵引下，在制度的大规模变迁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制度病症与制度困境中，方便的代价或许正是幸福的消解，而反省与抗争的意义或许也正是生活的本原。这13位讲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本着直面现实和从常识出发的本真，结合自己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的感触，既毫无保留地回到了内心深处的困惑，又不遗余力地触摸时代尽头的困境。

从51场报告中所遴选出的这20场演讲的实录以及由此集结的这两本文集，或许只是这7年来许许多多个夏夜的若干片段，可能也只是转型时代大规模制度变迁下的中国社会和同时遭遇古今之变和东西之争的中国问题的一个侧面，但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容与形式、思考与言说、表达与交流，将“心”、“物”与“社会”等社会演化过程中内生路径的不同维度相联结，将作为过程的知识和融入生命的学术相联结，将“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相联结，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累积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训练勇于且善于表达的习惯，并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三）

作为朗润园乃至全北大跨学科教育实践的早期且大胆的尝试，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从最早（09年春季学期）的“无需选课，自愿参加，不计学分”，到后来（11年春季学期）的本科生经济学双学位2学分的选修课，以至最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奈搁浅，这前后7年的整个过程，不仅是这门课自身从滥觞到式微的“七年之痒”，更不失为在教育、学术与高校被市场化和官僚化双重侵蚀地体无完肤的大背景下，作为经济学教育、通识教育乃至整个人文社科教育拓展与转型过程中的见证。

全球范围内精英教育的失灵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教育的官僚化和市场化是不争的事实，“当整个社会被嵌入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汪丁丁：《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精英失灵和精英错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具有重要身份的人往往缺乏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而对重要性具有感受能力的人却往往不具有重要身份”（汪丁丁：《什么事“精英意识”》）……

或许，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课程的实践，也恰恰从反面印证了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是如此匮乏，不知道麻烦（trouble）在哪里，问题（problem）有哪些以及什么是议题（issue）；表达的勇气和习惯多么不足，分不清主张（claim）和证据（evidence），抑或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相当有限，学术不介入现实，知识也不融入生命。这无疑是学校、社会和整个体制的合谋，而绝非学生（或许也包括教师）单方面的责任；但是，更毫无疑问地是，最被玷污的是学术，最被糟蹋的是才华，最被浪费的是青春。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失望，更不许绝望。毕竟，我们还有才华横溢更情真意切的助教博凯助教，他代笔的结课演讲和逾7000字的farewell message，不仅深深地打动了汪老师和同学们，也令全程未曾参与但于近两年后偶然拜读的我几近泪涌。我在他的文章中俨然看到了一股正气和一计温度，或许得益于他于中文系之学养的熏陶和学术的锤炼，当然，更有可能是仰赖于他的那种自我承担和自我期许——从做一个好助教开始的做一个好老师的理想以及比理想更为珍贵的真诚。毕竟，我们还有兼具热忱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的张烨同学，这不仅来自我之后和她非常有限的私人交流的感受，更从她的学期论文（《我们何以深信不疑》）及助教推荐评语中，体察到她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进而增益之反身思考的意识、逻辑构建的方法以及将自己的生命体悟融于论文写作的心得。毕竟，我们还有这些和那些许许多多在这7年6届的系列课程中聆听过、打动过、反省过的同学，以他们的思考、提问和写作，由远及近，抑或时远时近地试图展开对于“中国问题”的求解和“人生问题”求索的努力与尝试。

我们或许都是围观者，围观着一门课程的开合始闭，围观着一次实验的曲终人散，围观着一段故事的起承转折，围观着一种理念的生根发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是践行者，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与坚持，践行着自己的付出与奉献，践行着自己的参与与收获，践行着自己的回忆与遗憾……面对千年古老的文化中国，你我谁不是匆匆离去或静静围观的过客，尽管那匆匆挥别的只是你我那“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短暂生命，尽管那静静流淌的只是我们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到精神生活缓慢而充实的历史演化；面对转型时代的变革中国，你我谁不是红红火火又恍恍惚惚的卫士，哪怕那红红火火的只是你我捍卫正义的血泪，哪怕那恍恍惚惚的只是我们渴望情感的灵魂？

（四）

历时7年6届的“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的课程，匆匆忙忙却毫不出乎意料地告别收场。7年来，特别是从2011年春天到2015年夏天这5年来，13位讲者，51场报告，以他们的方式，存在着、见证着，并为这门“不合时宜”却又切中肯綮的课程作下了最丰富的注脚，也为这个众声喧哗但仍雾里看花的时代留下了最忠诚的劝告。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来就不只是见证着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已经构成了历史；我们从来就不只是期待着改变，因为我们自身就时时发生着改变。或许，我们这一代注定无法目睹大师的诞生，但仍须竭尽全力为出大师的下一个时代而做好全部的准备；或许，我们这一辈注定无法看到文化中国驶出“历史三峡”的那一天，但我们还得在转型时代的中国体验中思考着并实践着，漂泊着并困守着，存在着并努力着……

是践行，还是围观，无论如何，至少是一次停留；是喜悦，还是悲伤，不管怎样，至少是一种缅怀——毕竟，这台大幕已经拉下了，这场大戏早就开始了；这些故事还没讲完呢，这群人儿快要睡醒了。哪怕文章已成千古事，哪怕先死无继后来人，哪怕一切转瞬如云烟，至少，我们已用去了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拼将生命的最后之力，如鲁迅笔下的“过客”一般——“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夜色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