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是一本由台湾三军大学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536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2013-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读后感(一)：大略扫了下，发现错误还不少

对壬辰倭乱（文禄、庆长之役）这段历史比较熟，扫了一下，发现此书这部分的错误还真不少。

第383页 “建设大阪城”，所附地图册中也全是“大阪”。大阪在古代写作“大坂”。直到明治维新时，当局忌讳“坂”字可拆为“士反”，有“武士造反”之讳，所以于明治三年（1870年）更名为“大阪”。在述及古代地理时，宜用古称，就好象在历史书里不能直接说西汉和唐朝都城是西安，而应说长安；不能说战国魏国的都城是开封，而应说大梁。

第394页 日军将领“增田长城”当为“增田长盛”。“蜂顽贺秀家”很诡异。首先，“蜂顽贺”这个姓当为“蜂须贺”。其次，参加侵朝战争的有“蜂须贺家政”，没有“蜂须贺秀家”，怀疑是讹误。

第413页、425页 日军将领“锅岛植茂”当为“锅岛直茂”。

第414页日军1596年第二次出兵时的第六军主官为“长宗元津”。不知此公为何人，对照其他史料可知，第六军有长宗我部元亲参与，怀疑是讹误。

第419页，日军一名将领叫“宋户元续”，应为“穴户元续”。

第425页，日军将领“柳州调信”应为“柳川调信”。“协坂安法”当为“胁坂安治”，难道编辑是用五笔输入法打的字？

“来岛统通”疑似“来岛通总”。“统”与“总”的繁体字比较相似，但就算这个弄混情有可原，为什么一个“通”在“总”前，一个“通”在“统”后？

所附地图册第14-559，“歧阜”当为“岐阜”。此城原名稻叶山城，被织田信长取得后，取“凤鸣岐山”之意，将其改名为岐阜。“歧”与“岐”意义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读后感(二)：不容错过的中国战争史

这本书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系列书籍的第14册。这套关于中国历代战争史现在的中信版共有18册，可谓是皇皇巨著了。这套书最早是由蒋介石下令，从1955年开始编撰，到1972年面世，前后共花了16年，两个抗日战争的时间。这套书于1975年开始进行了修订，分成18个分册，于1979再次在台湾出版。而整个修订工作，是由在台的学术大家诸如钱穆、王云五、陶希圣、蒋复璁等人担任指导委员，这造成这套书的高规格的学术品质，可以说这套书是中国战争史的集大成之作。

这套书是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利来叙述的。从上古至西周，一直讲到清代的八国联军进北京。时间跨度长达近五千年。这套书共有18分册。每一册基本的论述格局是相似的。一般来说，先是对每一个朝代进行总体的介绍，把这个朝代的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态、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情况简要交代清楚。然后对这个朝代中的重要的战役或会战， 进行分章详细论述。书中一般都会把每次重要的战役或会战的战前情况、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写的比较清楚，并化不少笔墨详细的阐述战争双方的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是对整个战役或会战进行综合考量或是点评。

这本第14册论述的是明朝的战争史。书中论述的很多战役或会战可以填补我的战争史空白。诸如明代的抗日援朝战役。书里先是分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原因，主要是日本和朝鲜的历史积怨已久，而且日本的主政者丰臣秀吉有强烈的扩张野心。明王朝出兵援朝自然也有原因：一则朝鲜为明藩属，明自然有保护之责，而且明和朝鲜接壤，援朝也是明自身国防的需要。因此朝抗日是自卫，是正义的。 接下来，对朝鲜战场的概况进行了介绍。先是对朝鲜的战略地位进行了论述，接着介绍了当地的地形和交通情况。进而对朝鲜、日本、明王朝的战略构想和作战计划要点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对于作战的过程，书中做了详尽的描述。最后书中也概述了战争的结果，并对整个援朝战役作了检讨。

这本书融历史叙事和历史评论于一体，文字通达，评论相当精彩，显得非常专业。这本书最大的看点之一是配有精美的手绘地图，按图索骥，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很有味道。

对中国战争史感兴趣的读者，这套书的确不容错过。

《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4册）》读后感(三)：官僚帝国的破产

明朝之所以能成功建国，很大程度仰赖于蒙古的叛徒忽必烈背叛传统的部族选举制建立帝制的结果，自忽必烈悍然称帝毁灭了蒙古部族联合的政治核心之后，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世界立刻从由部族选举维系的政治共同体分裂为彼此攻伐的敌对国家，再谈不上联合对外征战的能力。而叛徒忽必烈所篡夺的元帝国在之后的岁月里同样在帝制下内战纷争不断，在选举已化为乌有的世界里，为争夺帝国的最高权力，蒙古的贵族们进行着无休止的内战——甚至直到朱元璋等汉人武装纷纷兴起之时，元帝国的军队仍然把主力放在进行内战上，其结果就是朱元璋对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军事力量几乎不受干扰地完成了吞并和整合，并最终以规模不大的作战就将蒙古人逐出了中国，其对抗的蒙古军事力量，连成吉思汗时代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然而，明朝之灭亡从建国开始同样业已注定，因为这同样是一个建立在不可救药的帝国式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管理下的农业国家，朱元璋尽管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也注意到了传统官僚系统的弊病，然而受学识和眼界所限，他在行政领域所能进行的终究只有一些补丁式的小改动，缺乏系统化的深入改良，而且主要着眼点依然在于强化君主集权维护其家族的统治稳固。而那些深受传统儒家思维熏陶的知识分子虽然诟病朱元璋的改动破坏了官僚系统的有效性，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个中央官僚系统本身才是问题之所在。

明帝国建立之后，共有八个方面的大规模战争，而其中五次几乎可以说是直接由帝国政治系统自身的缺陷引发的毫无价值的烂仗，而剩下三次由外国政权入侵引起的战争，也无不暴露出帝国制度的重大缺陷。让我们根据其类别进行分析。

一、靖难之役：帝国对封建的恶性淘汰

自驱逐蒙古，完成边界防御之后，明朝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是靖难之役，看似是中央和封国之战，其实是帝国制度和封建制度之战，看似是地方反胜中央，其实是帝国体制恶性淘汰了封建体制，因为尽管战胜者是燕王及其支持者，胜利之后他们继承的却是帝国官僚系统，而举国之内再无独立运转之政治层级和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因为帝国制度下，中央统治者手上集中的权力过剩，难以有效管理，铺张浪费和任意妄为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局面可以说直接导致了之后两场规模更加巨大损失更加惨重的战争，并且在失去了封建架构之后，军队系统的日益废弛和衰败，更是不可避免。

二、明成祖五次北征与土木堡之变：有钱有权，就是任性

明成祖（夺取帝位的燕王）的五次北征，动辄出兵数十万，浪费大量人员和物力，然而其中三次甚至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徒劳无功。在谈论战术战略水平之前，过剩的权力才是他能如此任意妄为的根本原因，倘若明朝国防之封建架构如故，他依然是燕王，则根本就不会存在如此挥霍国家兵力财力之机会——封建制的最大价值，恰恰在于限制各级领主们可以调集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由于大规模攻击不可能，故而封建领主们往往选择防御战略和外交策略，这是封建式的和平的来源。而官僚帝国美其名曰能为统治疆界之内提供帝国式的和平，惩治一切擅自发动战争者，实际真有战事，其规模、惨烈、浪费总是远胜封建制下的小规模冲突。

明成祖虽然任意妄为，好歹他还是有才干的大将，所以虽然徒劳浪费，仍不至于有惨败，而当权力落到王振这种宦官内侍之流的手中，就在区区瓦刺手中遭受几乎导致亡国危机的土木堡之变——这是帝国官僚制的另一个致命缺陷，天下为公是理论上说得好，实际上整个官僚体系不过是皇室的私人家奴系统，宦官这种最出色的身边奴才，当然也就容易获得权力，自秦以降，宦官掌握帝国实权祸乱天下已经成为惯例，儒家所标榜的所谓知识分子气节在帝国权柄之前根本是不堪一击的笑谈。

三、宪、武二朝之平定内乱、世宗之抵御俺达入侵、东南沿海抵御倭寇：低劣的政治经济管理导致的内忧外患不断

官僚制帝国的唯一价值，在于从理论上给统治范围内带来帝国式的和平，因为除垄断武力的帝国中枢系统之外，各地管理者并不具有合法的内部战争权力，任何从事战争者都会毫无疑问地遭到镇压或控制。

然而——这种帝国式和平只有在和平能确保鼓励生产和繁荣贸易的情况下，才是有价值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官僚系统会无可避免地产生大规模的腐败和代理人效率的问题，唯有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方能暂时抵消其不良影响，并且只有在最终转轨为议会制度之后才能成功完成权力重心的合理转移。而这些明朝都做不到。

明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仍然依靠对农业人口的征税，意味着税收的合理增长连政府开支在经济发展中的正常增长都追不上——更不要说额外奢侈品部分和各种意外灾害应对和战争开销了，只能不断地简单粗暴重复加税，直至无法承受，民众便只剩揭竿而起武力对抗以求一线生机，——此即明朝层出不穷的民变之基本由来。

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要求民众直接以白银完税更是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导致农民在丰年的命运也和荒年一样（丰年米价贱），岁岁是荒年，本来国家是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运输优势，通过粮食和粮食产品市场的多级市场收入来创收的，然而明朝官僚系统之低能，让张居正难以作此选择，从而直接把市场负担全都扔到了力量微小的底层民众身上。而这实际上是一条亡国之策。

当然，实际上以大帝国官僚系统之低能低效，无论怎么做，都是死路一条，励精图治只不过加速其对国内资源的吞噬和灭亡，而敷衍塞责不要找事儿反倒能多苟延残喘一段日子。

官僚系统对经济和商业的无知，注定无法建立良性双赢的工商业管理办法，其结果就是日益成长的工商业要么沦为权贵的附庸去生产没用的奢侈品（这会导致生产发展停滞、通货匮乏、民间财力枯竭等一系列恶果），要么就只能成为政府秘而不发的敌人——东南沿海之豪商巨富与倭寇合作，即为此种原因——本来以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技术水准，建立足以称霸东南亚沿海乃至影响整个亚欧非三大陆的海军都不是问题，然而在官僚帝国管理之下，宝船下西洋空耗巨资、毫无获利、只为皇帝宫室增添一些奢侈品而已，而正当贸易反而得不到护卫与支持，以至于中国商人要与日本武士合作来保障自身权益，简直举世笑谈。反观欧洲商队，虽然船小技术差，远洋贸易千难万险，然而一旦成功，运回之货物立刻增值百倍，这种丰厚的市场回报正是欧洲海运能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动力，而以农业思想为中心的大陆帝国，即使有再长的海岸线，也根本不知如何利用其中无限的经济潜力。

而官僚系统本身的贪腐和代理人的责权不一导致的，又导致各级官吏将官在对抗规模很小的外敌骚扰时，也表现出惊人的不负责任和无能，因为说到底，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只不过是被帝国雇佣的拿薪水的代理人，牺牲奉献只会亏本、冒险冲锋得不偿失、混吃等死才是最佳策略——而这在封建制下对于领主等直接负责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由于没有帝国那庞大的成本转嫁空间，领主每一个错误决策的代价往往立刻就要自己直接支付，而如果不尽责保卫领地，一有战争立刻就会失去一切，这种良性淘汰使得领主阶层总体上必须保持兢兢业业，与帝国官僚的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形成鲜明对比。

四、明朝援朝抗日作战：帝国军队与封建军队的优劣对比

明代大部分战争，都是统治者无谓妄动和恶性操作下导致的本身不该发生的烂仗，或者基本重复之前朝代的模式，并无更多值得额外分析的地方。唯一有比较研究看点的就是援朝抗日作战了。这是两支远征军在本国领土之外进行的较量，是帝国制军队与封建制军队的较量，从双方长短胜负可以看到很多之前朝代所看不到的内容。

日军之败，主要败在国力和军事技术的不足，在海上，平底的安宅船质量很差，完全无法对抗李舜臣数量少得多的龟甲船，导致制海权完全落入中朝手中，使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后勤运输遭受相当大的困难，海权之重要由此可见。

而在陆上，只有轻火器的日军面对拥有大量重型大炮的明军时，在野外主力会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现实像制海权的缺失一样，极大地限制了日军可以使用的战略战术范围，（而在那些限制了明军火炮力量发挥的战斗中，日军陆上部队则多次击败了明军主力精锐）火炮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开始真正体现，日本并不是没有“大筒”，但以当时日本之资源无力供给大规模炮兵，更不要说对炮兵进行海运，这是拥有帝国庞大税基的明军的重要优势（尽管由于明朝财政制度的崩坏，这种火炮优势并不能长久保持，这是后话了）

双方同样对恶劣气候缺乏保障能力，因为寒冷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甚至超过战斗减员，不过后勤能力的匮乏和对天候变化知识的缺乏这是近代前军队的通病，不足为奇。

而在军事素质上，帝国武装和封建武装的质量差异，则明显可见，封建制下，由于其逐级责任制的存在，使日军每一个最小的哪怕只有几十人的部队单位，都具有独立的作战和判断能力，在各种严重的劣势环境下依然能保持稳定的作战和指挥水平，即使谈不上后世传奇小说里写的那么智勇绝伦，起码也很少见庸庸碌碌和巨大过错。而帝国军队的生死存亡完全仰赖于其最高指挥官的判断，由于基层将官基本没有自行裁量的权力，地位处境几如家奴，所以一旦高级指挥官的判断失误，再没有任何人能挽回毁灭性的局面，而帝国指挥官的权位来源往往是国内的权力斗争和裙带关系，完全无法保证其真才实学，这就导致拥有大量火炮、骑兵优势，并且掌握着制海权的明军在和基本只有步兵和火枪的日军作战时，居然多次因为指挥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乃至惨重的败退，本应以压倒优势轻易取胜的战争拖了长达七年。

这还是以极其雄厚的国力支撑之下，才能打赢，再看看与日本规模相近，而制度效仿中国的朝鲜，在面对日军攻击时何等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就举国沦陷，同样是政治体系内部的纷争，帝国式的斗争创造的是大群碌碌无为的废物，而封建式的斗争创造的却是诸多干练彪悍的人才。

技术的获得和传播，可以是极其迅速的，然而体制和文化惯性之沿革，却漫长艰难，所以三百年后，延续其封建制的日本，在面对近代化浪潮冲击时，能够迅速改革，因为真•封建国家之英国和日本，与近代化之间就只隔着一场光荣革命或明治维新，而帝国官僚体系传统之天朝上邦，即使经历了多次内战，百年沧桑，许多层面仍然完不成基本的近代化变革，何其可叹。

五、明末官兵变流寇：帝国财政的总崩溃

明末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象，往往是剿匪的官兵，因为连年欠饷和将官压迫，经常整支部队直接哗变也成为土匪，这背后反映的是明朝财政制度的总崩溃，而究其原因，除了之前已经提到的以农业为主要税基和各种财政上的管理恶劣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帝国官僚体系的经济本质。

大多数人都把帝国官僚体系视为一个外部管理系统，很少把它当做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来看待，而实际上，官僚体系可以说是帝国经济最重要的参与者也不为过，而其兜售的商品，是名为政治特权的负面资产，这是帝国体系下最重要也是最恶质的产品。

官僚特权实际上可以用迫害、压制、敲诈、贩卖专营权等无数种方法去兑换金钱和任何帝国境内的资源产品，是妥妥的硬通货，所以帝国境内的一切生产者经营者即使不主动追求和大量购买这种硬通货，也要被迫持有一定数额，否则不足以抵御别人的破坏性干涉——然而它本质上是一种负面资产，因为它本身并不创造产品，而是以负面勒索的形式去兑换其他产品，政治特权越是畅销，实际物质生产就越是萧条艰难。

并且，这还造成了另一个恶果，本书中引用了《明夷待访录》里面的观点，认为明朝经济的窘境是换用银钱，而白银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导致流通不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而且这其实主要也不是因为贵金属都变成奢侈品囤积在富人家里造成的——虽然那确实存在直接影响。首先，文明的正常经济发展的话，贵金属货币作为通货，无法满足市场上运转的所有物质财富的等价物交换，基本是必然趋势，区区贵金属采矿业的产量怎么可能和成百上千种其他产业的总体增长相对抗？欧洲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然而这种时候实际上根本之解决方法，只有通过政府信用，发行纸面的货币来补足贵金属货币的不足，假如货币发行运用管理的好，那么首先促进了市场资源流通配置，各级经营生产者都通过这种本身并无价值的信用通货的润滑，及时地得到了自己需要的资源，经济会因此繁荣，其次，如果政府用这些增发的货币，有目的地投入到公共设施建设里面——比如修路，比如职业技术教育、比如高等科技补助等等，更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国力日盛。

而明朝政府的信用是根本不值一提的玩意儿，谁会相信一帮根本不懂经济，满口仁义道德，整天却只知道敲诈勒索的低能流氓发行的货币？而且他们发行这些纸币，纯属为了搜刮民间资源继续满足其日常奢侈品开销用度，完全谈不上公共设施的发展建设——所以帝国官僚系统的低能和恶劣，注定天朝上邦是与近代化之间绝非失之交臂，而是万里之遥。

所以明朝的财政运转，完全一直依靠其对国内的暴力威慑能力，在武力为背书之下，进行无度的征收，而到了这种征收连它的权力核心来源，军队的军饷都无法供应的时候，那就是帝国彻底崩盘之际。

区区瓦刺，区区满清，战斗力以近代标准其实根本不足挂齿，明朝灭亡之际，恰恰是全世界游牧民族在火枪火炮的威力下节节败退的时代，而明朝的灭亡，纯属帝国自身灯枯油尽，自灭而已，满清只是刚好捡了现成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