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读后感100字

《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是一本由[美] 马娅·亚桑诺夫（Maya Jasanoff）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5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精选点评：

●18年最后一本，康拉德传记，真是几部小说就串起了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殖民地的近代全球史。

●波兰人的不幸，犹如刚果土著的不幸，是一种必然，残酷一点讲，人类想要前进，就必须保持难以满足的贪欲，靠着追求财富和统治的动力，一部分人类让另一部分人类——数量比前者大得多——付出代价。康拉德体会着前一种不幸，又见证了后一种不幸，这不幸被他认作宿命。

●我以為會深入介紹下各種見聞，但是就是穿插著帶過，引文用句，全球化中的副標題在最後略略總結提點，沒有什麼人文震撼⋯也許對康拉德感興趣的人會比較喜歡⋯正如當年我喜歡讀渴望生活一樣：哎唷，感覺梵高老慘嘍⋯ˊ_>ˋ

●我不太适合看传纪类作品

●一本既精彩又精致的书

●四星半

●相比于整本书的装帧和正文排版，最后注释的字体大小才是真的反人类。内容和翻译还是可以的。

●能把康拉德写到这个地步，绝对不仅仅是作家的传记，而是曾经世界一隅的还原，出乎意料的好看，我非常喜欢

●书和翻译都挺好的，就是装帧排版导致看起来比较费手…

●2019(38)引人入胜的作品。光看标题很普通，没有读过康拉德的小说不要紧，通过作者的故事，让康拉德与他作品相互交织在历史交叉路口，让我们看清历史的同时，也去领略康拉德对历史的那一份情怀。

《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读后感(一)：约瑟夫•康拉德：文学书写与帝国想象

作家的人生，印鉴他们的作品，也印鉴一个时代。

约瑟夫·特奥多·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一1924），英国作家，1857年12月3日生于波兰。

美国哈佛学者马娅·亚桑诺夫撰写的传记，《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所采用的定语“全球化世界中”，表明了这部传记并不止于探讨作家的文学影响，而是更着眼于产生那些作品的土壤。“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这就是她为约瑟夫·康拉德所下的定义，也是全书阐释的要旨。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出生在波兰，原名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肯拉德”这个名字，取材于一部描绘立陶宛战士反抗日耳曼征服者的诗歌。这个波兰贵族家庭是俄国镇压的受害者，向来秉持激进的民族主义，肯拉德的父亲就是一位浪漫的革命者和文学家。从小就无祖国可言的动荡生活，父母早逝（12岁丧父，17岁丧母，后由舅父抚养）的状况，肯拉德成为了一个永远的异乡人，他对远方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对发达的西欧国家很有好感。

肯拉德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倾心于海洋文学，大作家雨果的《海上劳工》给了他最初的向往。青年肯拉德成了远洋船员，行经法国、西印度群岛、英国、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刚果、非洲等地。长期的水手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走走停停的旅程开阔了他的视野，遍睹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体会欧洲文化传统中的“高贵的野蛮人”思想。

肯拉德把自己斯拉夫色彩浓厚的姓名改成了英国味儿的约瑟夫·康拉德，并在1886年加入了英国国籍，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对祖先的背离，反而是找到了栖居的家园。多年以后，康拉德这样说道：“书写是一种像殖民地征服一样的‘产业’”，而且“英国人的历史就发生在海外”。想想看，在康拉德的时代，英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但聪明人已能察觉其中危机。所谓“在海外”，在当时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氛围里，大概就是萨义德所诠释的，“海外是我们所要控制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意买卖。当地人若是在政治或军事上公然反抗，我们还得镇压”。而这种镇压肯定会带来许多问题，迟早会引起反抗。在走过的每一处海外，康拉德逐渐感受着英国的权威和崩塌。

康拉德的小说关注从经济和殖民方面体现出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影响。他的处女作《奥迈耶的痴梦》（1895），描写印度尼西亚的荷兰白人生活，混血女儿与土著男子的恋爱，代际冲突也是两种文明的冲撞。这一主题贯穿了康拉德的所有作品。马娅结合康拉德的人生经历，分析他的代表作品，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主题。康拉德在近些年重新获得了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角度，康拉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帝国臣民”，而在他身上同时还体现出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康拉德与他的小说所表现的复杂性，也可视为黄昏降临的大不列颠帝国面临转型的想象与迷惘。

负有盛名的《黑暗之心》（1899），就是探讨西方现代文明与自然原始之间的冲突。小说以叙事者马洛的视角，一个接受贸易公司聘请、初次进入刚果的白人男子，描述了殖民掠夺给非洲带来的可怕灾难，同时也表达了康拉德对“愚昧”的土著文化的抨击，这部作品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要“将光明、信仰和商业带给地球上的黑暗之地的人们”，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光明是有限的。巅峰作品《吉姆爷》（1900），更以一种空想的英雄主义姿态，以一个时刻幻想着拯救海难的主角的形象，流露了对西方文明拯救世界的信心的怀疑。康拉德之所以能跻身伟大的行列，奈保尔、石黑一雄等人都被他影响，就是因为康拉德是一位与“全球化”密切关联，并且早就看见了全球化双重效应的，不同寻常的现代作家。

2018年11月，第11届“坎迪尔历史奖”揭晓，《守候黎明》获得大奖。正如评奖会的颁奖感言，马娅·亚桑诺夫“将历史、传记和旅行融为一体……透过对动荡历史时期下的康拉德研究，将全球化视野下的移民问题、恐怖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踏勘”。

《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读后感(二)：超前的现代启示录：康拉德的偶然与必然

文/宝木笑

1979年大导演科波拉和马龙•白兰度、马丁•辛、罗伯特•杜瓦等一干明星一起拍了一部叫做《现代启示录》的片子，这部片子以越战为背景，表现手法隐晦，但内涵却非常深刻，直到今天仍然让很多影迷着迷。如今“现代启示录”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但直指美国的越战泥潭，更代表着一种全球化浪潮下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崩塌。当年还有这样一段插曲，好莱坞金牌编剧米利厄斯在准备写《现代启示录》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改编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然而由于版权的原因最终无果。米利厄斯并没有放弃，他将《黑暗的心》作为《现代启示录》的主题寓言，重新写了一个故事，精神内核依然是《黑暗的心》，最终获得成功。

如今回想，如果《现代启示录》可以作为一种全球化反思的标签，那么英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似乎很有些“先知”的味道。所以，马娅•亚桑诺夫在其康拉德传记《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中，这样描述自己在阅读康拉德作品中的感受：“《黑暗的心》只是刚刚开始，当我继续阅读康拉德更多的作品时，常常会惊叹他那种‘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般得到了一一应验”。康拉德的这种超越性也成就了这位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守候黎明》拿到了2018年度全球历史类图书最重要奖项之一坎迪尔奖，还记得6年前的大奖作品，就是如今在国内依然很火热的裴士锋的《天国之秋》。

为了这本传记，这位哈佛女教授不惜只身前往局势十分动荡的刚果。按照马娅•亚桑诺夫的说法，她非常想体验康拉德百年前的传奇之旅。确实，康拉德对于时代和文明的超前思维并不是产生于书斋的哲思，事实恰恰相反，康拉德仿佛是一名“雾都孤儿”，他的人生充满着一种坚韧的偶然，那是各种创伤累积而成的“传奇”。1857年12月，康拉德出生在沙俄统治之下的波兰，《守候黎明》对此不惜进行了大篇幅考证。康拉德本名为肯拉德，确为波兰贵族“什拉赫塔”的直系后裔。马娅•亚桑诺夫在全书开始，便在使用一种全球化的笔法述说全球化的康拉德。开篇的“没有家、没有国”，除了点明康拉德幼时悲剧的布景，更在于隐晦地指出了全球化的最终走向——人类将模糊疆界概念，文明将在碰撞中重组，个人命运将充满偶然与必然的融合。

就像康拉德，如果不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历史风潮，他可能会永远生活在波兰，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位风度翩翩的贵族青年。然而，世界在距今百年之前虽未有全球化之名，却已有了全球化之实，而康拉德家族和整个波兰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悲剧。康拉德的家族在波兰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其祖父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老兵，曾经自费招募骑士团抗击俄国人，而康拉德的父母都是积极的抵抗运动参与者。最终，康拉德的父母被俄国当局流放致死，体弱多病的小康拉德被送回外婆和舅舅家寄养。那是一个整个世界的边界都在被打破的时代，个人的漂泊成为一种必然。康拉德16岁时又只身闯荡法国，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航海生涯，其间在申请法国国籍未果之后，康拉德加入了英国商船队，从普通船员一直做到船长，并最终获得了英国国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并非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它充其量应该是一个中性词，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趋势——国家、民族、文化、技术、艺术等在这个趋势中相互撞击，可能会出现好的事情，当然也会发生很多坏的事情。康拉德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经历，显然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最佳解释。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用马娅•亚桑诺夫的话说就是“那个世界就是由那些‘远在天边的无名之地’和‘近在眼前的有名之地’而构成的，康拉德的人生，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便是‘无名之地’和‘有名之地’遭遇碰撞的故事”。而康拉德作为文学家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碰撞之后水到渠成的必然，他的小说多基于丰富的个人经历，是他在足迹遍布欧、亚、非、拉美以及其间大洋之后的艺术再造。康拉德个人经历的优势，使其尤为擅长海洋冒险小说，被誉为“海洋小说大师”，在其生前就获得极大成功（虽然这成功在他自己看来来的有些晚），并拉开了与吉卜林、史蒂文森等同时代“新浪漫主义”小说家的距离。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守候黎明》在康拉德的精神世界里继续前行，并最终抓住了康拉德对于今日世界最为核心的现实意义——他超前的全球化思维。《黑暗的心》至今仍然是最受广泛阅读的英语小说之一，这部小说与《吉姆爷》、《间谍》、《胜利》等在内的13部长篇、28篇短篇和2篇回忆录一起构建了康拉德的文学世界，也是他的思想殿堂。康拉德的全球化思维最直接的表象就在于，在这种思维下，他没有像其他伟大作家那样构建一个相对固定的故事地点，比如鲁迅先生的鲁镇、莫言先生的高密。康拉德将他的文学世界置于极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跨度内，从欧洲到亚非拉各洲、从都市中心到偏远村镇、从灯红酒绿的城市到广袤原始的旷野、从繁华喧闹的陆地到一望无际的海洋……他的小说也大多承载着更为深沉的时代和命运主题，比如非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个人与命运以及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心智癫狂、人性深处等。

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这种充满现代启示录意义的沉思，无处不在张扬着先知一般的超前。康拉德在长久的航海生涯中，在深入英帝国的海外拓展中，在一生的世界漂泊中，探讨着全球化世界下的生活分支，比如角色错位所引起的道德和物质影响、多族群社会的紧张态势和机遇、科技更新所导致的变迁与破坏，而这些对今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9•11”之后，西方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变得激烈而更加血腥，这不由让人们想起康拉德在1907年的《间谍》中，就已经描述了伦敦恐怖主义爆炸的图谋。2008年金融危机让抗议全球化的浪潮前所未有，而康拉德在1904年的《诺斯特罗莫》中，已经在探讨跨国集团那些对赌的鬼把戏。当我们在新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开始反思技术对于人类的反噬，当赛博朋克重新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基因改造和伦理危机前些天还在挑战着我们的神经，康拉德在百年前的《吉姆爷》中就已经开始讲述技术对于人类传统的毁灭，以及人类内心良知在这种毁灭中的焦灼。难怪奈保尔曾经不无嫉妒地抱怨：康拉德怎么会如此鬼使神差般“步步抢我之先”，如何就能够在一百多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识的世界”。

实际上，就像康拉德很不喜欢被贴上什么“海洋文学大师”的标签一样，康拉德也许会将这种被人赞叹的超前性，举重若轻地归结为自己命运的偶然。这位全名为约瑟夫•特奥多尔•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康拉德为后来自己所改）的船长，写作一开始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就像如今很多朋友喜欢在网络上码字一样。甚至康拉德二十世纪最佳英语作家的名头也来的非常偶然，要知道讲着波兰语和法语长大的康拉德，直到21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也许当年心境的稍微改变就会使康拉德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康拉德的外婆和舅舅家的条件依然不错，家人在很多年里是反对他选择水手工作的。而康拉德在经济拮据的前半生，为了自食其力，更在意的是如何还上外债和活下去，他找了很多工作，也换了很多工作，但从未想过去做全职作家。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康拉德在这种种偶然中成为了必然的康拉德。我们不妨先从康拉德的人生轨迹说起，貌似波兰贵族康拉德是在数次偶然中辗转到了法国，最终漂泊到了伦敦。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波兰在俄国的重压之下，国内很多人都在逃往西欧，那已经成为了一股潮流。至于康拉德一生对于英国的难舍情结，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不难理解，“日不落帝国”虽然面临着各种危机，但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世界，“在世界的每一寸海面上，英国商船队均是漂浮着的最强商业力量”。在康拉德成长的19世纪60年代，英姿飒爽的航海生涯既符合当时全球化的拓张需求，其背后的冒险和探索精神，更符合19世纪后半叶的欧美心态——19世纪是人类技术和认知发展极为迅速的时代。因此，无论是作为当时被沙俄迫害的波兰贵族的后裔，还是作为一个向往西欧的东欧年轻人，康拉德选择出海，选择英国，都是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就此而言，康拉德种种偶然背后的必然，其实是一种时代对于个体的反作用。但我们还必须从更深的角度挖掘，找出康拉德的思想成为一种充满超越感的现代启示录的原因。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当时英语世界的作家绝大部分虽然向往着全球化的世界，但却没有像康拉德这样亲身用20年的时间，去感受那个全球化的世界——康拉德不但深入非洲刚果，更远赴澳大利亚，还在东南亚逗留了不短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康拉德的这种感受又绝非什么田野调查一类的环球旅行，他从最艰苦、最贫穷的最低级水手做起，和非洲的奴隶、亚洲的仆役、欧洲的酒鬼等最底层人群活在一起。而后来康德拉又一步步成长为大型蒸汽轮船的船长，又有机会结识政府要员、跨国公司经理、殖民地军官、土著部落首领等一系列高层，又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反过来思考自己当年在底层见到的一切。这样多维的样本比对和随之而来的深刻思索，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有的经历。

如果进一步来看康拉德这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人生，我们又会发现更多宿命一般的内涵，而这逐渐让康拉德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超越。康拉德从上世纪开始，一直就是文艺批评界的“显学”，他的作品不但空间跨度惊人，而且涉及到道德良知、伤痕心理、政治困境、叙事变革、文化解构、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界几乎所有最关注的范畴。康拉德的身世注定让他对时代的宏观之力有更多感触，《守候黎明》描述了他的童年是如何目睹了父母的离世，特别是父亲作为一位爱国诗人是如何遭受致命的打击。所以，终其一生，康拉德都从未忘记或原谅摧残他童年的“大俄罗斯帝国压迫的阴霾”，也从未忘记过那种个体在宏大时代面前，特别是在全球化面前的渺小感和无力感。当这一切遇到康拉德日后的航海经历，当康拉德看到刚果黑奴是如何被严酷地压榨和残忍地杀害，当康拉德看到东南亚的生丝小厂无论如何努力工作都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当康拉德看到欧洲的殖民者在肆意贬低其他文明并摧毁它们……康拉德内心中被激发出一种对于宏大历史和全球化裹挟的深深沉思，同时在感性上让康拉德在内心深处升起了一种深深的宿命感：“世界如同一个王国，无论你多么执着地要自行其是，但都无法摆脱命运的轨道”。

正因此，康拉德从来不会给他的小说加上任何“光明的尾巴”。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人物常常会面对种种人生的关键抉择，但却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反转”。在康拉德看来，承认历史的必然是一名小说家的本分，你可以“欺骗命运”，也可以把过往尘封，你可以随船共沉，也可以跳上救生艇逃亡，但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无法摆脱一个时代的大势带给你的一切。在那个最早具备全球化雏形的时代，英帝国诞生了两位极为重要的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他们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殖民强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但他们最终的思考却截然不同。吉卜林无限推崇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意识，处处显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优越性，作品中充满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高人一等的权力意志。而康拉德的作品相比而言很不讨喜，虽然他依然对英帝国十分忠诚，但却仿佛一个倔强的中年大叔，偏偏喜欢拧着一股劲儿，说些歌功颂德之外的话，想一些纸醉金迷之外的事，写一些与众不同的文。

但是，时间会说明一切，就像康拉德超前的现代启示录已然在今天应验。只是我们在感慨康拉德作品和思想的同时，总是不自觉地会有些叹息，在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康拉德一生都在努力融入当时的“主流”，为此不惜吃很多苦，受很多委屈。比如，前面我们说康拉德21岁才开始学英语，而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这个年龄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很晚了，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当时英国文坛的冷嘲热讽，康拉德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他的英语带有明显的外国腔调，吉卜林就曾非常不客气地评论康拉德的英语小说《“水仙号”的黑水手》读起来“更像是俄国小说而不是英国小说”，堪称“绝佳的外国作家的译作”。

虽然，这对于当时全球化的世界大势来说，简直是一件轻如鸿毛、绝对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不难从中感觉到一丝似曾相识。其实，全球化包含的层面非常复杂，比如我们现在面对的城乡二元对立等问题，其实也是这个层面体系的题中之义……但无论如何，即使康拉德的一生都在承受着异质文化隔膜所带来的孤独感，他却依然故我。他坚信那些伤害是个体宿命的必然，他所要做的就是“使小说能够成为对人类经历更为真实可靠的记录载体”，他凭此深深凝望着文明得到的红利和受到的伤害，默默思索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当古老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规则被动摇，新的一切还尚未订立，我们自己应当如何自处。而这种全球化视野中的理智和执着，则造就了康拉德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传奇人生。

—END—

《守候黎明（帝国往事三部曲）》读后感(三)：试读丨序幕：自己人

前往刚果这个地方并非易事，它的东部地区战事正酣，南部则是一个被多家国际采矿公司瓜分干净的“影子国家”，而首都金沙萨（Kinshasa）的政治抗议活动也正风起云涌。刚果民主共和国从多个角度来考量都是世界上最为失控的国家之一。它尽管自然资源充裕，但在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的排名却接近末尾，人均国民总收入位居世界倒数第二。我的导游手册是这样描述的：“这片广袤的土地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黑暗角落，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人文上皆是如此……这里的人们始终在跟自身的“恶魔”和本性做着斗争。”也就是说，此地乃黑暗之中心。而这，也正是我意欲前往的原因。首先，我需要一份签证，而欲得签证则先要有一份经过核实的“缴款证明”（Prise en Charge ），或者在刚果有保人担保亦可。我通过在金沙萨的一位“万事通”朋友上下打点，终于搞到了一份黄颜色的文件，上面盖满了紫、绿、蓝色的公章以及签名。我数了一下足足二十几个，它们均来自内政部、外交部、移民局、公共服务部、出入境管理局和市长办公室的主管领导之手，外加数位司法人员、管理人员和部门负责人，有些上面还附有猎豹和长矛的图片。于是我支付了500 多美元获得了这些东西。

我把材料寄送到华盛顿申请签证，并预订了一张两个多月以后启程的飞机票，再回过头来筹划我前去要做的事。凡是跟刚果有哪怕一丁点儿关联的人，只要我能想得到的，就都与他们保持联系，而且他们所推荐的人我也都一一拜访接触。我跟一位勇敢的旅行经营商共同筹划好了一条线路，他们会用飞机将我送入大陆深处的基桑加尼（Kisangani），然后沿着蜿蜒曲折的刚果河坐船航行1000 公里返回金沙萨。尽管旅途的条件是极其原始的，但这仍将害我破费不少。人们告诉我这是世上最无人想去的地方之一，西方女游客若要安全前往就必须承受这些代价。

在我们大学一间名为“全球事务协助”（Global Support Services）的办公室里我面见了一个人，他坐在一张用津巴布韦国旗覆盖的办公桌后面。此人对我做了一段人身安全的简述，以及紧急医疗方案。他建议我对一切物品实施两重防水，把钱捆绑在脚踝上，并且随时保持警惕，在思想上要做好任何物品均有可能失窃的心理准备。然后他走到橱柜那边，拿来一份礼物：一顶蚊帐。

万事皆已俱备，但历经数月后我仍未拿到签证。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说要等待金沙萨那头的外交部批文，于是乎为了又一个公章，我只得再掏一次钱。我的联系人向他们的联系人施加压力，但事态未有分毫进展。他们告诉我这种拖延是蓄意而为的，没有哪个美国人能获准进入该国。

幸亏我偶然联系到了某位在刚果使馆工作的人，这才让签证得以最终抵达。而此时恰逢新学期的第一天，所以我不得不等到各项课程全部结束之后才能动身离开，而与此同时刚果则正在滑向一场政治危机。总统约瑟夫·卡比拉（Joseph Kabila）的任期即将结束，但他拒绝安排制定选举日程。于是金沙萨兴起了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有将近50 人被安全部队击毙、砍杀或烧死。出租车司机因惧怕遭袭而拒绝从机场进入市中心。美国国务院勒令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撤离，而欧盟也计划对其实施制裁。假如我仍然执意要开赴刚果的话，旅行社建议我一定要抢在总统按期下台之前——或更确切地说是没有下台而激发更严重暴力事件之前就早早地逃离出来。

如此就给我留下了不多不少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我收好蚊帐和导游册，将钞票塞进鞋子里，把刚果伦巴舞曲（soukous）下载到播放列表之中，随后便前往飞机场。

一百多年以前，有一位名为肯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Konrad Korzeniowski）的波兰水手也曾有过一次刚果之旅。那趟旅行原本似乎会永久推迟，但最终突然就发生了。1889 年11 月，肯拉德前往一家比利时公司面试，应聘刚果河上一艘蒸汽轮船船长的工作。对方许诺给他一个职位，但对他后续的来信一概不予回应。当肯拉德要求再次面谈时对方叫他等待。六个月杳无音信之后，康拉德获得了公司的消息，说该职位正虚位以待，肯拉德需在一周之内动身赶赴非洲。

“天地良心，我真的火烧眉毛了！”他写信给一位好友说，“瞧瞧这些个铁皮铁罐、左轮手枪、高筒靴，还有语重心长的告别……随身携带的药瓶药罐和真诚祝愿。”肯拉德原本应该在刚果待上三年，但等他在金沙萨和基桑加尼之间沿河来回一趟之后就甩手不干了。在刚果这个地方，肯拉德目睹了一个贪婪、残暴、伪善的欧洲人政权，它实在令人惊骇不已。离开非洲时肯拉德精神沮丧，在道德层面上深感绝望。九年之后他在英格兰扎根安顿了下来，并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英语化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将在刚果的经历倾注进了一本名为《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 1899）的小说里。

我想去看看康拉德的所见所闻，他所目睹的一切为此后许多人的观感构筑了框架，因此我要前往刚果走一趟。《黑暗的心》至今仍是最受广泛阅读的英语小说之一，据其改编的电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 ）仍在为康拉德的故事添砖加瓦。这句短语对生活本身提出了挑战，其著作已然演化成了一块试金石，考量着非洲与欧洲、文明与野蛮，以及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和心智癫狂等课题，探讨着人性本身。

他的小说同时也成为一根导火索。在20 世纪70 年代，尼日利亚小说家钦努阿·阿切贝（ChinuaAchebe）宣称《黑暗的心》是“一部可悲至极的冒犯之作”，充斥着对非洲和非洲人民地位卑微的刻板印象。阿切贝说，康拉德“就是一个残忍的种族主义分子”。而不久之后，有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半肯尼亚血统大学生受到友人的质问，他们要求奥巴马解释为什么去读“这本种族主义小册子”。“因为……”奥巴马结结巴巴地说，“因为这书教给我一些东西……关于白人的东西。书里说的其实并不是非洲，不是黑人，而是关于作者自己，关于欧洲人、美国人。它讲的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

我第一次读到《黑暗之心》是在伊萨卡（Ithaca）高级中学的英语课上。康拉德对欧洲帝国主义的讽刺和批评令人心潮澎湃，给人以莫大的勇气。后来我在哈佛大学跟自己的学生一起阅读康拉德及阿切贝的文章时，才开始逐渐重视起康拉德的视角来。我的理由跟奥巴马的一样，并不因作品的盲点而轻蔑憎恨，倒恰恰是因为那些才去阅读。康拉德捕捉住了跨越大洲和种族的强权运作模式，而这些东西对今日的重要性似乎也与他初次提笔的那个年代相同。

《黑暗的心》只是刚刚开始，当我继续阅读康拉德更多的作品时，常常会惊叹于他那种“看待世界的特有方式”竟然如同先知般得到了一一应验。在911事件和伊斯兰恐怖主义兴起之后，我惊愕地回忆起正是这位在《黑暗的心》里宣判资本主义有罪的作家也创作过《间谍》（The Secret Agent）（1907 年）这样一部围绕描述伦敦恐怖主义爆炸图谋的小说；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发现康拉德在《诺斯特罗莫》（Nostromo）（1904 年）一书中描写跨国资本主义所炮制的那些鬼把戏跟我们日常报纸上读到的如出一辙；在数字科技革命紧锣密鼓进行的时代，我读到康拉德曾在《吉姆爷》（Lord Jim）（1900 年）及多部其他作品里动情地描述了航海业这一他最熟知的行业受科技破坏的后果；对移民问题的争论正搅得欧洲和美国鸡犬不宁，而我又再一次惊叹于康拉德怎么能够运用英语来创作完成那些著作，哪怕只写一部也令人诧异——要知道英语是他成年后才习得的第三语言。

康拉德的笔犹如一根魔术棒，变幻着未来时空的精灵。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正像加勒比作家V. S.奈保尔（V. S. Naipaul）所观察的，康拉德怎么会鬼使神差般“步步抢我之先”？他如何能够在一百年前就“思索我今日所识的世界”？倘若我能明白其究竟，那也就探得了那个年代——乃至我们当代的某些精髓和真谛。

待我意识到答案时已身处印度洋半途之中。我从中国香港出发到英国，登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CMA CGM）一艘名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Christophe Colomb ）的法国货轮。这艘船从中国至北欧往返共11 周，最多运载13344 个20 英尺规格的集装箱。这年头几乎没有哪个旅行家会愿意耗费4 个星期坐船出行，而坐飞机的话只需14 小时不到的时间。我早已下定决心要做成这趟航海旅程，将其当作一次特意安排的复古之旅，因为如此一来我便能更好地理解康拉德生活与写作的这一核心部分。

康拉德于1857 年出生在今天乌克兰境内的一户波兰家庭，16 岁那年他离开了这块被内陆包围的欧洲中心地带前去当一名水手。接下来的20 年里，在他尚未发表作品之前都一直是专职的海员，曾航行至加勒比海、东南亚、澳大利亚和非洲。这些出海经历为其以后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灵感，以至于人们常常称他为“海洋文学作家”，与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相比肩。

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我将21 世纪的高速性和互联性均置于身后，没有网络，不用手机，不看新闻，加入到一个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队伍里，与康拉德当年所参加的集体无甚差别。船上有欧洲长官和亚洲船员总共大约30 人，他们的船上生活以轮流的值班守望来分割计量，对下一个停靠港做倒计时。我们所沿的贸易线路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路之一，用去年的茶叶、陶瓷、丝绸和香料等货物换取一箱箱廉价的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和冷冻食物。大伙在新加坡稍作停留，我去河边前后走了走，在从前的邮政总署外围瞧见一块向康拉德致敬的牌匾。海风飕飕，海水缓流，航船轻柔地穿越这片宁静而温热的大海，一如百年前蒸汽轮船的速度，朝向那1869 年开放的苏伊士运河而去。在那片“非洲之角”的海域里，欧盟反海盗巡逻队正游弋值勤，一如康拉德当年皇家海军在当地巡防那样。

我对平行的世界关注越多，就越发感到时空已被我带回到昔日的框架。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的航行并非不合时宜的“年代错误”，而是康拉德本就曾经站在当时年代的前列。甲板之上，康拉德守候着，远望全球相连的世界浮出水面，这个如今我正航海穿行的世界。

历史犹如对当下的治疗，使其追根溯源。“全球化”一词于20 世纪80 年代才流行起来，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大多数与之相关的事物均属于当时或以后的，譬如互为依托的经济、开放的边界、多样化的种族和网格化的人口结构、国际化的惯例准则、共享化的文化参照点。然而正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所言，全球联系的速度广度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发生变化，而恰恰是在康拉德的青年时代。

“旧世界，那是东方，有苏伊士运河……而新世界，强大的铁路延伸至天涯海角……大洋底下，嵌入了一根根纤细而意义深远的电缆。”康拉德停泊于远洋汽轮旁，这些船只以空前绝后的规模运送着来自欧洲和亚洲的移民。康拉德从跨洋电缆上方航行而过，那些电缆高速传播着新闻消息，其迅捷程度有史以来首度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康拉德在数次航行间隔之际在伦敦安家落户。这座城市作为当时世界金融市场的中心，在康拉德有生之年的融合程度比20 世纪80 年代再度复兴时还要厉害。

康拉德不会知晓“全球化”这个词汇，但从沙俄行省远涉重洋来到英国安家的这一旅程却使得他将“全球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自己的全球化视角融入进了一部又一部严重基于个人经历和真实世界的小说当中。关于康拉德的天赋，亨利·詹姆斯（Henr y James）曾明确指出：“在学以致用上，没有人了解你所通晓的知识和你所拥有的视野，以艺术家的整体来看，这是一种无人企及的权威高度。”这就是为什么康拉德笔下世界脉络的蓝图会与同代人有如此的不同。经常有人将康拉德跟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相提并论，吉卜林作为大英帝国民间的桂冠诗人，其情节均发生在地图上那些用红色标识以彰显大英统治的地区里。然而康拉德却没有一部小说是设定在英国殖民地的，而且即便是在英国或英国船只上，其突出描写的主角往往也并不是英国人。康拉德将写作的巨网撒向欧洲、非洲、南美和印度洋，而后徜徉于一个个虚构的网洞里。他将读者带到那些“电报线和邮船航线触及不到”的地方，送到那些在快速汽船旁边缓慢航行的帆船上，领入“在遗忘角落里的流放者队伍中间”。

大英帝国早已消亡，再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吉卜林的作品。但康拉德的世界却在我们的乾坤之下闪烁发光。如今互联网光缆与老旧的电报线一起贯穿于大洋之底，新一代反全球化抗议者、自由贸易卫道士、干涉主义拥趸、极端恐怖分子、社会平权活动家和排外的本土主义者此起彼伏，而康拉德笔下人物的声音就仿佛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回响着。集装箱货轮恐怕是目前再好不过的全球化象征，它们将航运变得如此廉价，使得在苏格兰抓鱼运到中国切片然后再送回欧洲销售的做法居然会比雇佣当地劳动力来得更为经济划算。90% 的国际贸易通过海运来实现，而这就让轮船和海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

简而言之，从康拉德的人生经历和小说作品当中，我所发现的是一部由里向外观察的全球化历史。接下来，我必须找寻一种具体描述它的方法。

在本书中我以历史学家为指南针、传记作家为航海图、读者视角为六分仪，启程探索康拉德的世界，讲述他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欧、亚、非、拉美以及其间大洋的历史，思考康拉德在其最广为人知的四部小说——《间谍》、《吉姆爷》、《黑暗的心》和《诺斯特罗莫》——里是如何论及这些过往岁月的。

“在这片广阔的世界里，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能从我的书里找到。”康拉德曾如是说。早在康拉德还活着的年代，评论家理查德·柯尔（RichardCurle）和乔治斯·让·奥布里（Geˊrard Jean-Aubry） 在康拉德本人的欣然首肯下就发表过许多关于康拉德早年旅途记录以及这些记录对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的文章。后来最具洞察力的康拉德评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和伊恩·瓦特（IanWatt） 也承认，解读康拉德小说的关键在于要按照纪传体的方式去阅读。不过康拉德并没有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些故事他让人们相信是带有自传性质的，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此外他还隐匿了某些过去，而那些往事会影响其他的历史。

可是传记作家们往往没有更多的内容可写。《约瑟夫·康拉德书信集》（Collecte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Conrad ）精心细致编辑了九卷，统共5000 多页。然而仅有200 页是涵盖康拉德从1857 年出生到1895 年发表处女作的那段时期，也就是说用4% 的篇幅去记录超过50% 的人生时光以及整个激发他创作灵感的“浪迹人生”。文学史专家诺曼·谢里（Norman Sherry）在20 世纪60 年代做了一个英雄般的壮举，她前去追踪寻访康拉德小说的各个特定源头。而不足为奇的是，许多主流的康拉德传记作品——由乔斯林·贝恩斯（Jocelyn Baines）、弗雷德里克·卡尔（Frederick Karl）、内志德·内达尔（Zdzisaw Najder）和约翰·斯特普（John Stape）创作——全都聚焦于资料翔实得多的文学生涯细节，譬如康拉德的写作过程（疲惫煎熬）、财务状况（朝不保夕）、文学同道（热情友善）、家庭生活（平静祥和）、与经纪人和出版商的关系（五味杂陈）、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糟糕透顶）。

为了调查康拉德的“浪迹人生”，我追踪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历史由人所创，但不是光靠空想而得。”《间谍》一书中某位理论派哲学家如是说。这句台词对卡尔·马克思的论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不是无条件的随心所欲……”做了讽刺性的挖苦。

传记和历史的区别在于传记作者们通常由人开始落笔，而历史学家则往往从环境和条件入手。假如将康拉德视作传记对象就能从里朝外打开一段全球化的历史，那么将其看成历史对象来接近则让我从外向里构筑一部传记的轮廓，把康拉德所做的抉择同那些历史环境为他“代劳”的区分开来。

小说与历史的差别通常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小说家虚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不然。思考两者的视角也许是将这种差异进行人格化的较好方法。凡是没有线索指引的地方历史学家是不会去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往往止步于他人内心活动的大门之前，甚至有些日记书札看起来似乎已经“和盘托出”，但历史学家们仍十分典型地将客观发生之事同人为促成之事划清界限。可是小说家却会径直走上前，在个人情感、认知观念和思想活动的天地里自由地漫步。客观发生之事即人为促成之事。康拉德辩称，正是如此才使得小说能够成为对人类经历更为真实可靠的记录载体。“小说即历史。它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的历史。”他说，“不仅如此，小说还站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它基于有形的现实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而历史只基于文献……依靠二手的印象”。

康拉德的小说并不只限于此，这也是他讨厌被人贴上“海洋文学作家”标签的原因之一。（他并不欣赏梅尔维尔，曾批评《白鲸》是“一部不自然的捕猎狂想曲，三大卷里没有一句真诚的话”。）“我属于别的类型，或许比海洋文学作家——甚至热带文学作家的内涵更加深远。”康拉德如此坚称。在他所有的著作里，无论把情节设定在哪个地方，康拉德均探讨着全球性世界下的生活分支，比如角色错位所引起的道德和物质影响、多族群社会的紧张态势和机遇、科技更新所导致的变迁与破坏。在对西方个人主义自由化观念的含蓄质问中，康拉德相信一个人永远无法真正摆脱强于自己的力量，哪怕是最自由的心灵也会受到那个被其称为“命运”的东西所左右。康拉德的小说常常聚焦于那些遭遇某项生死抉择的人物身上，而到头来他们所要面对的后果却远远超出了原本的想象。康拉德的小说是伦理道德的警世之言，它们默默地思索着，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当古老的规则日渐过时而新的律法尚无人订立时我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

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都会引起人们诸多的解读与反应，而康拉德也不例外。描写他生活和作品的书籍出版了一批又一批，我在此处几乎不做论述，尤其是他的文学影响和同道关系。你们眼中的康拉德或许跟我的不同，也许他是你最钟爱的大文豪，也许你根本无法忍受他，也许你从未听说过康拉德，没有读过他写的一个字。

多少次我自问对这位已故白人的仰慕，以今日的标准来看，他压抑的情感伴随终身，愤世的态度根深蒂固，心怀的偏见叫人震惊。作为一个女人，我踌躇着该不该在这位作家身上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他的小说完全缺乏合理可信的女性角色，就好像他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是人一样；作为半个亚裔人士，康拉德对亚洲人的异化且通常的诋毁描写使我望而却步；作为半个犹太人，他偶尔表现却无可抵赖的反犹主义令我深感鄙夷。我跟随着康拉德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行走在波兰的大地上，后来又在一艘沿他当年路线航行的高桅横帆船上犯了严重晕船的毛病——而这些还只是一切刚果经历之前的事。当我初次尝试阅读《诺斯特罗莫》时遭遇惨败，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我辗转反侧，拼命想完成本书的编写创作，生怕自己会鬼使神差般写下对康拉德的恼怒和痛苦。

然后我回想起自己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度过的那段温馨而平和的日子，海上黎明破晓时的绝美景色引诱我每天早早起床来看日出。我想象着船上的康拉德，他睿智、诙谐、博学、眼光敏锐，是一位气魄大度的朋友，是忠于家庭的男人。按照他所处时代的标准，康拉德在某些方面出奇地宽容。不管是否同意康拉德的观点，能有他的陪伴总令人感到值得。跟我所认识的他的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康拉德给书面文字赋予了更强的跨国别、跨族群的混合之声。他跟我一样，有幸属于所处时代里先进强国的中产阶级队伍，而且他的作品也呈现了意味深长的责任义务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他并不惧怕反驳常理，而且一见到剥削、暴政和伪善便会大声疾呼。我记得有一句如咒语般反复念叨的话语贯穿了《吉姆爷》整部书的始终：“他是自己人。”无论是好是坏，约瑟夫·康拉德就是“自己人”，一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