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读后感1000字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是一本由王川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读后感(一)：草创，但有能够提升的地方

李源澄是民国学者，意见文章以前没有看见过，可能有，但是比较少，此书是第一本写四川李源澄的年谱，少有己见，发掘了一些不太多人关注的材料，有价值。此外，作者想用春秋笔法，借用吴宓的话。可惜缺乏西师的档案材料。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读后感(二)：王川著《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

余夙好闻民国人物之行迹，知有此书，久欲一睹，今地窥焉。初读泛览，杂志二三事如下。

此书有体例失当者。

其一、此书每取前两字定格，下行皆空两格，或颇无益。盖月份可如此，常文不必如此。今各举一例如下：

页四：

本年，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教育家、唯识宗代表人物欧阳渐，

□□与古文经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近代诗人陈三立等人，在南

□□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

愚案：此条“本年”提前，以期时间显目，良是也。

页三：

先生幼而聪颖，深得祖父喜爱，跟随秀才祖父学习，教以识字念书，常能过目

□□不忘；秀才祖父的国学素养，对于先生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愚案：先生二字提前，则甚无谓也。且复晦前例时间显目之长。又：未解“秀才祖父”是何称谓。

其二、谱后断限甚无据。

夫新会任公，谓年谱当有谱后，其说不无理据。然谱后之滥，则必至于断限不能得其极。则谱后之作，当有所据焉。佳者则如卞僧慧之《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陈谱》止于陈寅恪先生夫妇骨灰归土庐山，宜焉。然此谱既作谱后，未知何由断至公元二零零八岁矣。

断限既无据，则流弊必及于裁取之失宜焉。今亦唯举正反二例以说明之。

页一三八：

7月28日，“下午，重读李源澄遗著《秦汉史》，以政治眼光读史，持论明通，极佩”（《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第385页）。

愚案：此条乃吴宓于李著《秦汉史》之评价，当附载之于民三十五年秦汉史条后，则首尾具完，今记于此，惟充字数尔。类此者并有公元1962年8月18日条、公元1964年引《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条、公元1973年5月19日条。

页一三七：

1月1日，新年元旦，先生长女李知勉前往吴宓先生宿舍拜年（《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第3页）。

愚案：今作李源澄年谱耶？作李源澄亲友年谱耶？此条固非无关，然岂合于此谱之旨哉？谱后之内，多有此类文字，可谓繁矣。

此书有臧否不当者。

著者王川于代序谓谱主“未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没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为其局限所在。余固不知今之学者尚有浅陋如斯也。且幸此书无须彼多加议论。

此书亦有今所谓“硬伤”、友人所谓“胡说”者。

亦拈一例以言之：

页十四：唐文治治汉学，重训诂；章太炎治宋学，重义理。

愚案：余惟知太炎夙为古文经学，汉学也。未尝一闻彼转尊宋学。今得聆高论焉。

后记：王川者，书后自署曰“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则非治文史者可知。故体例之失，亦可谅矣。

(转发至国学数典)

《李源澄先生年谱长编》读后感(三)：【转】王川：李源澄先生年谱（节选，1909-1935）

【文章来源】《儒藏论坛》第三辑

第一，近半个世纪以来，蜀学大师李源澄先生（1909—1958，字俊清，又作俊卿）及其生平事迹与学术贡献，似乎逐渐为国人所淡忘。李源澄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传记公开出版者仅二种：第一种，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犍为县志》之“李源澄传”（以下简称为“先生传”），篇幅为五六千字；第二种，先生知交、学者赖高翔先生（1907—1993）所撰《李源澄传》 [赖高翔先生为蜀地名宿林思进先生（1873—1953，字山腴）高弟，从20世纪80年代出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直至去世。参见赖氏门生张学渊：《赖高翔先生传》。赖高翔先生所著遗稿，在十年浩劫中付炬者甚多，幸喜有《李源澄传》、《蜀贤张真如先生传》、《忆唐君毅教授》等多种今尚幸存而较完整，收入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全二册)，“川成新出内字［2003］第772号”，2004年6月“内部出版”。其中，《李源澄传》载于下册，355～359页。]，虽仅二千字，却堪称字字珠玑。二者内容有不少相似或相近之处。至于记述先生传记之未刊稿，还有先生的自述等珍贵文献，惜已经不存人世。在1957年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迫于形势，先生曾自撰“检讨书”，未及写完就发病，到次年先生去世，仍未完成。先生在该“检讨书”中自述“少年之生活及读书、寻师、著作、访友、任教之详细经历”[《宓续》，第5册，120页]，可惜这一珍贵文献今天已不知去向。1958年5月4日先生去世后，先生家人迫于形势，多次销毁先生的遗物，如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将先生所遗之物品，从先生“照像、信札、著述等，全部焚毁无余”，以至于先生长女李知勉女士“并其父之生年月日皆不知云”（《宓续》[ 《吴宓日记》分为两部，即：1949年之前部分，共10册，记录了先生1910—1948年“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由三联书店1998年3月出版时，正式书名为《吴宓日记》，本文简记为《宓》；1949年之后部分，亦10册，记录了先生1950年到1973年12月31日吴宓先生“在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由三联书店于2006年3月“内部出版”，正式书名为《吴宓日记续编》，本文简记为《宓续》。在《宓续》中，吴宓一般简称先生为“澄”，有时也简称为“澄公”（如1951年2月14日，《宓续》，第1册，第62页等）。]，第7册，第334页）。所以，现今复原先生生平之事迹与学术贡献，殆非易事。

第二，先生求学之经历，自蜀（成都、井研）至宁，由宁而苏，所拜大多为国内名师，友人则广及禹迹；先生执教之序痒学堂，则“旸历各大学”〔无锡国专、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即今之西南大学）〕，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民族文化、灵岩、五华、勉仁），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先生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先生之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发表的学术报刊则涉及全国各地，如苏、沪、川、豫、渝等省市。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先生收集编写有《李源澄著作目录》[ 林庆彰：《李源澄著作目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12月，第17卷第4期，61～74页。]，基本收录了先生撰述之主要著述，包括论文104篇、学术专著6种，颇便学界之研究。

第三，先生个人之生平事迹，散见于20世纪上半叶之报刊，以及其友人吴宓先生（1894—1978，字雨僧）、竺可桢先生[ 据《竺可桢全集》卷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的公告，《竺可桢全集》计划出版共20卷。已经出版了第1～4卷，而竺可桢先生之日记见于《竺可桢全集》第6～19卷，这14册日记达1000万字，目前大部分已经面世。]（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兆熊、烈祖）等人之日记等史料之中。与先生文化观念相近的吴宓先生，自从1937年与先生订交后，二位先生成为多年好友。吴宓先生在所撰《吴宓日记》中，对先生记载甚多，尤其是先生生命最后之二十一年，成为研究先生事迹及学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可以说，若无《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则一部先生年谱之编撰简直无从谈起。《吴宓日记》对先生有从1937年以来20多年之多处记载（记载先生亲人事迹则几乎延续到日记结束，与吴宓先生在先生去世后对先生家人慷慨救助相始终），但是，记载二位先生在1949—1958年共事重庆高校之日记，尤其是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1949—1950年部分，却恰恰被毁，只残存极少的不完整者（1949年全年《吴宓日记》仅残存有4天之记载、1950年仅有5天之记载）。1949年后，二位先生在重庆共事之记载，要么由于“”被抄后全部丢失[ 《吴宓日记》被毁部分系陈新尼先生(名嗣煌，1888年出生)惧祸，私自为之。而1949年后《吴宓日记》由于“”被抄后全部丢失（可能涉及李源澄先生）的有：1953年5月4日至7月31日等多处；部分丢失的有：1957年5月30日至31日、6月22日至23日等多处日记。]，要么由于某种原因，吴宓先生未作日记[ 吴宓先生未作日记的有：1956年4月9日至11日、5月1日至11日，1957年4月12日至14日，1958年1月30日至2月4日，1964年2月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6月10日至13日，16日至17日等处。据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第418、425页，以及第3册第53页等处的“注释”。]；保留至今者又经过吴宓先生多次不自愿修改，历史真相更需考证。即便如此，作为珍贵史料，《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之重要性仍不容忽视。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在编制本学术年谱简编时，笔者力争将传统年谱与著作目录结合起来，在辑录先生生平事迹时，将先生个人之重要学术著述亦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分别系于相关各年月，因而，本年谱带有李源澄先生学术编年之性质，成为“传统年谱”、“学术年谱”、“著作年谱”兼具之文献辑录。鉴于林庆彰先生已有《李源澄著作目录》发表，本文只在相关年月简要注明李源澄先生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著作的写作背景及内容。

文中不实及不妥之处，敬俟博闻君子正之。

李源澄

公历7月7日，夏历五月二十日，先生降生于四川省犍为县境东南龙孔场。

案：《犍为县志》之“先生传”谓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见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犍为县志》，717～71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这是目前公开出版的仅有的两篇先生生平简传之一。以下是文简称为“先生传”。]，误。先生的知交赖高翔先生、吴宓先生等人，均无此记载。而赖高翔先生、吴宓先生等二人的记载，恰恰可以证明先生出生于1909年。

学者赖高翔先生所说：“君（先生）死时才四十八。”[ 赖高翔：《李源澄传》，见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357页。]若从先生1909年7月7日出生至1958年5月4日去世计，则先生实际享阳寿48岁，将及49岁；吴宓先生曾在先生1958年去世后不久感慨道：先生“‘五十之寿’，于王静安先生自沉之寿（五十一）略等”（《宓续》，第3册，第283页）。案，王国维先生出生于1877年，去世于1927年，吴宓先生计为“寿五十一”，这实际上是传统的虚岁纪年。本文亦采用吴宓先生使用的传统的虚岁纪年法。按照这一算法，1958年去世、享“五十之寿”的先生，应当出生于本年（1909）。

又据《吴宓先生日记续编》，先生的夏历生日为五月二十日（如《宓续》，第1册，第162页等有先生在多个不同年份庆祝生日的多处记载），借助《中国近代史辞典》等工具书上的中西历法对照，可知先生出生于公元1909年7月7日。

“龙孔场”一地，在清朝中叶名“环龙场”，1935年更隶于“龙孔乡”，1958年改名“龙孔公社”，1984年复名“龙孔乡”，属“龙孔区”；1992年龙华乡并入置“龙孔镇”。[ 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册，73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该地今属龙孔镇，与宜宾市、荣县邻近。

先生名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世人多称“犍为李俊清（源澄）”（“先生传”，第717页），在本文中，以“先生”一词专指源澄先生。

先生祖父富春先生，晚清秀才，授教于乡里；先生父亲昌绪先生，能文善书（“先生传”，第717页）。昌绪先生育有子女四人，先生居长。

先生祖父及父亲时，家境尚可。这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讲究“出身”时，先生家的成份被确定为“地主”（《宓续》，第7册，第351页）的原因。

先生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深得祖父喜爱。祖父的国学素养，对于先生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旋辞职，袁世凯继任。

同年，先生的老师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被选拔入“四川存古学堂”读书。该校在1913年改为“四川国学院”，办学宗旨是“保存国学，尊重蜀贤”。时“监督”（校长）为学者、书法家谢无量（1884—1964，字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教员阵容甚为可观，有经学家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后改名平，字季平，四川省井研县人）、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号蒙阳渔者）、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曾学传（1858—1930，又名绍新，字习之，晚年自号“皂江逸叟”）等先生。

蒙先生的同学则有彭举（1887—1966，字云生，名举，别号芸生，笔名芸村、芸荪）、杨永浚（1894—1960，字叔明）、向宗鲁（1895—1941，原名永年，学名承周，字宗鲁）、杨润六（字正芳）、李珩（1898—1989，字晓舫）等人。蒙先生传承经史诸大师之教泽，尤其深受今文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之训诲，学业精进。

先生长弟源委（字端深，1917—1990）出生。先生居长，下有同胞弟妹三人：还有次妹培华（字待考），三弟源善（字待考）。

源委先生随同先生，40年代在四川南充“西山书院”、灌县“灵岩书院”、重庆“勉仁书院”肄业，并随先生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旁听。

本年，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教育家、唯识宗代表人物欧阳渐先生（1871－1943，字竟无）与古文经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及近代诗人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等先生，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

“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7月17日正式成立，欧阳渐任院长，主讲《唯识抉择谈》。“支那内学院”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和中心，以及对居士弘法有影响的重要集团。欧阳渐先生主要著作《唯识抉择谈》、《孔学杂著》等皆成为近现代国学经典，而其弟子甚众，如熊十力（1885—1968）、吕秋逸（1896—1989，名澄，早年以字行）、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梁漱溟（1893—1988）、黄忏华（1885—1976，字化中）、黄树因（1898—1925）、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等，皆一时俊彦，影响深远。在其推动下，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过程中的居士佛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积极向中国的文化学术各领域渗透。

大约在本年，先生入学荣县“县立中学校”。该校由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家、书法家赵熙先生（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荣县人）主持。先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为诸师所重。

6月15日，在李劼人先生（1891—1962）主持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川报》社址宣告成立。出席会议的成员有彭举、李劼人、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等九人，李劼人被公推为书记。

本年，蒙文通先生到达重庆，任教于重庆联中和省二女师等校，向学生讲授宋明理学等课程。同事有彭举、唐迪风（1886—1931，原名铁风，海外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的父亲）、邓少琴（1897—1990，原名作楷，字绍勤）等先生，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张闻天（1900—1976）、恽代英（1895—1931）、萧楚女（1893—1927）等人。唐君毅（1909—1978）等先生在该校就学。

唐君毅先生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一文中回忆说，他在重庆联中读书时，“国文则蒙文通先生更为讲授宋明儒学之义。吾父遂购孙夏峰《理学宗传》一书，供吾自学之资，使吾竟得年十五而亦志于学”[参阅《唐君毅全集》卷二九《先人著述》，15～21页，台北学生书局，1990。

]。这是唐先生自述他学习、研究宋明儒学，是从阅读《理学宗传》开始的。蒙文通先生以后教授先生学习、研究宋明儒学，当亦同此。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讲授“国学”，并由当时“爱国女中”教员、《民国日报》撰稿人曹聚仁先生（1900—1972）记录整理讲演稿后，以《国学概论》之名出版。早在20世纪初，太炎先生就在日本公开讲授中国传统学术，并于1910年刊行了综论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故论衡》一书。

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先生（1894—1978，字雨僧）在南京与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等先生一起主编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11年间，《学衡》杂志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然亦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世称“学衡派”。

本年，先生参加荣县“县立中学校”会考，成绩名列第一，毕业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1927年，与四川公立法政、农业、外国语、工学专门学校组合为“公立四川大学”）。

本年，蒙文通先生离开重庆，东赴吴越，访求时贤，以探讨同治、光绪以来经学之流变。在南京，蒙先生拜谒章太炎先生，与之商讨古文与今文之学。后又进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先生，潜心研究佛学。

在内学院，蒙文通先生与同窗好友汤用彤、熊十力、吕秋逸、王恩洋等人，朝夕相处，谈古论今，相得益彰。在南京，蒙先生撰成《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两篇文章。蒙先生在前文中考证了达摩以前二十八祖之不足据，并辨析古禅、今禅之异趣；后文则探讨了玄奘以后之唯识学传承。二文深得欧阳大师之赞赏，并将《中国禅学考》刊于《内学》创刊号上。[ 宇陶：《怀念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

本年，国学家、教育家唐文治先生（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筹备并正式开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亲自授课。该校系由1920年底唐文治先生任馆长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扩充而成。唐文治先生，江苏太仓人。16岁师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字祖畲）先生。21岁在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1828—1899，字符同）、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先生的门下。光绪十八年（1892）春考中进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出任监督（校长），悉心教育事业。唐文治先生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治校甚严，学术方面则兼容并蓄，故而教员中治今文、古文者均有，声誉甚佳。

正月，彭举先生到南京晤唐迪风先生；又晋谒欧阳渐先生，执弟子礼。时彭举任二女师国文教习。[ 彭铸君供稿：《彭芸生年谱》，见崇庆县政协编《崇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37页，1988。]

春，先生友人陈柱先生（1891－1944，字柱尊）应校长唐文治先生之邀，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授《墨子》；次年，讲授《老子》。唐文治在陈柱去世后亲撰的《墓志铭》中称：柱尊“举凡群经诸子，靡不心维口诵”[唐文治：《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6编，卷6。]。

同年，蒙文通先生回到成都，任教于“国立成都大学”。

向楚先生（1877—1961，字仙樵，一作先乔，号觙公）以教育厅厅长兼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延聘蒙文通先生为该校教员，并兼教务长。

先生考进“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与蒙文通先生、伍非百先生（1890—1965，本名伍程骥）缔结师生缘。时蒙文通先生以《经学抉要》为讲章，先生“得侍讲席，甚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学者，澄源先生得闻其绪论而羡之”[ 蒙文通先生哲嗣蒙默先生语。见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见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馆主编《蜀学》特刊第二辑，42～52页，成都：巴蜀书社，2007。]。

先生的同学有陶元甘先生、吕洪年先生等人，陶元甘先生后来一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汉唐史及四川地方史专家。

蒙文通先生的弟子、先生的同学陶元甘先生回忆道：

国学院后改为国学专门学校，由谢无量先生任校长，蒙师当教务长，于此时撰《经学导言》，廖大师为题首页曰：“蒙文通文章如桶底脱，可佩，可佩。”于此足见蒙老师之造诣。谢、蒙共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犍为李源澄（字浚清）。李邃于今文经学，对《春秋繁露》一书尤有研究。蒙老师长省图书馆时延为编目部主任并主编《图书集刊》。李后又独力在灌县创办“灵岩学院”。可惜此君已于五十年代逝世。与李同班的那批蒙氏弟子，亦即谢氏（无量，时任国学专门学校校长，蒙为教务长）再传弟子也凋零殆尽。据我所知仅有四川省文史馆员吕洪年（穰之）同志还健在。[ 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见四川省盐亭县政协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62页，1993。]年谱

案，吕洪年先生（1911—1994，字穰之，号息瓮，别署常精进斋主），16岁入国学院，曾师从谢无量、蒙文通先生学草书、经学。

下半年，先生从“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毕业，“淹留成都者一年”[ 李源澄：《伍非百先生名学丛着序》，载《学术世界》第1卷第6期，98页，1935年11月。]。

蒙文通先生大力提倡廖氏之学，引发了先生之问学兴趣，蒙文通先生于是为函，介绍先生到井研县向廖平先生求学。？

8月中旬，先生从成都出发，往井研县廖平先生宅，登门学经，前后约两个月。廖平先生离任还乡多年，卜居于井研县城东门外。时廖平先生年已78岁，尚在病中，虽不辞辛劳，悉心指教，但是也不能给先生以太多的指导。时廖平先生的女公子廖幼平在家侍奉先生。到了10月，先生辞别廖平先生，幼平亦赴上海入中国公学。[ 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卷二，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82页，成都：巴蜀书社，1985。]？

廖幼平先生在复刘雨涛先生函中，就如是指出：

李源澄先生到我家时，我正停学在家代父亲照顾家务。因之我接待过他，并为他们安排过学习的地点和时间。但对他们请教的内容，却一无所知。可是，从表面上看来，父亲不是系统地讲经，而是解答疑难。他们在井研住了一两月就走了。几年后，父亲去世了。从此再也不知道李先生的消息了[ 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第359页。]。

与先生一起学经的同学还有仁寿陈学源（后入欧阳渐“支那内学院”）、胡翼等人。就这样，先生在廖平处学习了约两个月，成了廖平的关门弟子。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蜀学》特刊第二辑，第43页）说：

时廖氏已老病不能讲授，唯解惑答疑而已，前后略有数月，故澄源先生亦得及门廖氏。逾二年，廖氏卒，而源澄先生遂为廖氏关门弟子焉。

从廖平先生处学经后，先生“东行，复由北而南。爰止于秣陵”[ 李源澄：《伍非百先生名学丛着序》，载《学术世界》第1卷第6期，98页，1935年11月。]。？

蒙默先生所谓的“而源澄先生遂为廖氏关门弟子焉”，最早应该源自蒙文通先生。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说：

先生弟子遍蜀中……犍为李源澄俊卿于及门中为最少，精熟先生三传之学，亦解言礼。淳安邵瑞彭（次公）见而叹曰：“李生年少而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能明廖师之义而宏其传者，俊卿其人也。……是能论廖氏之学者，傥在俊卿也。[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105～10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5。]

所谓“丹徒柳翼谋反复与论学，称其能传师门之义”，指30年代先生与在南京主编文史杂志《国风》的柳翼谋先生（字诒征，1880—1956）论学，并得到其褒扬。先生亦有多篇论文在《国风》发表。

8月，先生友人、暨南大学及大夏大学教授陈柱先生的《公孙龙子集解》即将出版，先生为此着成书，亦有荐引之功。陈柱先生在《公孙龙子集解》“例略”云：

《集解》成后将刊行，散失于一二八之役，近始恢复旧观。寻得友人钱子泉教授《公孙龙子校读记》一卷，校订注文，足补严氏所未备。后又得老友谭戒甫教授《形名发微》十卷，又以李源澄君之介，得伍非百教授《公孙龙子发微》稿本。二君于公孙子之学，最为阐幽抉微，爰采入吾书。

陈柱先生，广西省北流县人，为唐文治先生门人，系民国间广西一地仅有的“学术大家、国学巨擘”[ 张京华、王玉清：《陈柱学术年谱》，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100～105页。]，在儒学上造诣颇深。在本年前后，他与先生在儒学研究上多次论学，并有多篇论学的文字发表。由此亦可知先生与子学名家伍非百先生的师生交情匪浅，如他在《伍非百先生名学丛着序》中所言。

章太炎先生从上海到苏州讲学。章太炎自述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讲学吴中三年矣。”[《制言》半月刊创刊号，1935年9月。]？

先生到南京（“秣陵”）后，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大师学习佛学、诸子、明代理学。？

同年入“支那内学院”的还有四川省巴县陶闿士先生等人，陶道恕先生(闿士先生哲嗣，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其父的传略中写道：

1932年，先父（陶闿士）重返南京，再入支那内学院，从欧阳大师学。……巨赞、彭举(菩生)、刘衡如、李源澄、谈壮飞等时在内院，李、谈均以师礼事先父。1933年，先父返蜀后，又以个人名义接受学生，亲自讲授，学生中有成就者为谢子巽等。[ 陶道恕：《先父陶闿士传略》，见四川省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巴县文史资料》，第3辑“纪念辛亥革命七十五周年专辑”，55～56页，1986。]

先生在内学院，与内学院教师、同乡、欧阳渐先生弟子、现代著名佛教学者王恩洋先生甚善。王恩洋先生（字化中，1897—1964），四川南充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度哲学，后在南京师从欧阳渐先生研究法相唯识哲学。1925年在“支那内学院”任教。此后十几年主要从事教学和著述工作，是欧阳渐先生新式佛教教育培养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二位先生缔结下了终身的友情。？

6月5日，先生之师井研廖季平先生卒。

2月，河南省图书馆出版发行了《河南图书馆馆刊》第1期，约请先生为之“按期送稿”，先生应允。时民国以来河南省名士井伟生先生（1875—1958，字俊起，自号“戆叟”）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多年，“锐意整理旧藏”，“致力于乡贤遗著之刊布”[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87页，台湾新竹：稻城出版社，1983。]。井伟生先生积极筹备，终使该刊出版，成为民国时期河南省重要的几份儒学刊物之一。？

井伟生先生晚年在《雪苑戆叟忆往》中回忆道：

至于馆刊，不惟印费难筹，文字方面亦恐不易采辑。幸次公概认负责，约定大学教授尹石公、卢季野（即河南大学教授卢前，字冀野）、李源澄等与其弟子姜蛰庵、于伯仁、陈兆年等按期送稿。仲甫、恢吾、子猷、怡宣等通志馆诸友，皆出共著述之尚未刊者，充实内容。次公除自着外，并将所存闻人遗稿及函札不俗者编入。……（馆刊在）各省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寄售最多，南京、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各图书馆均有。各大书局，北平立隶书局、上海中国书店寄售最多，武昌、长沙、杭州、苏州、成都、西安、天津、太原各书局亦皆有寄售。……积书既多，每日亦有购书者，颇行流通文化之效。[ 井伟生：《雪苑戆叟忆往》，见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35辑，105、107页，1990年8月。]

文中所言“次公”指河南大学中文系名教授邵瑞彭先生（1887—1937，一名寿篯，字次公），1912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卢季野即河南大学教授卢前（字冀野）；陈兆年先生，河北安新县人，1930年起担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助教，时为邵瑞彭先生助手[ 戴耀法：《河南大学国文系回忆片断》，见河南省开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开封文史资料》第12辑“教育专辑”，130～134页，1992年11月。]。1935年成为先生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师弟。？

由于《河南图书馆馆刊》的约稿，以及先生的老师蒙文通先生任河南大学教授的关系，先生一度在河南大学做短期停留，并跟从邵瑞彭先生学习历算。卢前说：“余与文通主讲于大梁，君亦来止。同舍淳安邵次公瑞彭，精畴人之术，君又从肄业。既二年，渡江谒宜黄欧阳先生，受内典。”[ 李源澄：《诸子概论》之卢前“序”卷首，上海：开明书店，1936。]？

邵瑞彭评价先生之学说：“李生年少，而其学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见其际。”邵瑞彭长先生22岁，民国初就爆得大名，1930年与先生的老师蒙文通先生同任河南大学教授。邵瑞彭先生长于文字学，以诗词闻名于时，有《扬荷词》、《山禽余响》等行于世，其推重先生若此。？

3月13日至14日，章太炎应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先生之聘，从苏州到无锡来讲学二日。同车来锡的有蒙文通、陈柱尊、陈石遗、诸祖耿等先生。唐文治治汉学，重训诂，章太炎治末学，重义理，二人均有容人雅量，互敬互重。？

4月，《河南图书馆馆刊》第 2期出版，上载先生的论文《毛诗征文》。？

7月，蒙文通先生发表《廖季平先生与近代今文学》（《学衡》最后一期即第79期）。？

10月，先生大作《公羊谷梁微序例》在南京《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8期发表，这是先生首次在《国风》半月刊发表论文。《国风》半月刊创立于1932年，社长是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翼谋先生，主持人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张其昀等先生，撰稿者为《学衡》在南京的基本成员，以及章太炎、朱希祖、钱钟书、范存忠、唐圭璋、卢前、任中敏（二北）、唐君毅、钱基博、贺昌群等，和翁文灏、竺可桢、熊庆来等一批科学家。此后先生又有多篇论文在该刊发表。？

本年，绵竹籍傅平骧先生（1909—2004）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时绵竹县文人县长许进，着有诗集，提倡文学，创办“中国文学院”，傅平骧回家乡任该院“监学”。到了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川政得以统一，“中国文学院”遂解散，傅平骧先生不再任“监学”。[ 周元邠：《绵竹创办中国文学院的始末》，见四川省绵竹县政协编《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89～90页，1982。]傅平骧先生乃东下，成为章门弟子、先生师弟。

3月，胡适先生（1891—1962）开始起草长文《说儒》，并于5月完成，共5万余字。该文是胡适先生在章太炎先生《原儒》基础上吸收傅斯年先生《周东封与殷遗民》一文的研究成果而成。？

秋，章太炎先生从上海迁居苏州，读书治学，讲习国学。？

10月底，胡适先生至南京，赴考试院主办的“全国考铨会议”。会议于11月初结束。在此期间，胡适先生以长文《说儒》为基础，于考试院演讲儒与孔子，先生往听，并有所疑问。先生说：“胡适先生来京，大讲其与孔子，我当时在考试院听了胡先生的讲演，颇有种种疑窦。”[ 李源澄：《评胡适说儒》，载《国风》半月刊第6卷第3、4期合刊，24页，1935年2月。]先生因而开始思考胡适所论，并思考撰写商榷文章。？

11月20日，胡适先生发表《说儒》一文（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单行本），对在中国最早产生且为秦汉以来历代传承的儒家学派，从儒家和儒学产生、演变的过程，均作了一番全面的追根溯源的探索，是胡适的一篇“得意”之作。该文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一时响应赞同者有之，反驳者亦众。如钱穆先生写了《驳胡适之〈说儒〉》一文，郭沫若先后写了《驳〈说儒〉》、《论儒家的发生》等文予以反驳；冯友兰先生则持“儒出于官守说”，不赞同胡适提出的“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遗民”的儒起源说。

2月，先生发表《评胡适说儒》一文（载《国风》半月刊第6卷第3、4期合刊），对胡适《说儒》一文提出了“比较中和”的批评。[《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二辑，84页，台湾地区，1982。]？

3月2日，太炎先生复书先生；10日，太炎先生再次复书先生[二次复书均发表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8期，本年4月25日出版]。以上两函，虽然维护《春秋左传》，但并不薄《春秋公羊传》，主要以董仲舒等汉代经师和后代今文学家为攻驳对象，进行讨论，所论之学属于今古文两派争论的主要问题。据此二函，推测先生在3月2日前率先致书太炎先生，谈论学术问题；太炎先生不以先生为晚生后辈，积极回应。在本年论学书信中，先生与太炎先生书信讨论三个来回，此为第一、第二个来回[ 按：本年章太炎先生与李源澄先生通信论学，共三个来回，即太炎先生致函李源澄先生书信共三通。当时的《制言》杂志第25期《太炎先生著述目录初稿》列出本年太炎先生与李源澄先生通信论学有以下诸函，即：①《与李源澄论公羊书》二通（《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8期）；②《答李源澄书》（《制言》第5期）；③《答李源澄论戴东原原着〈孟子字义疏证〉书》（《学术世界》第1卷第7期）；④《答李源澄书二首》（《学术世界》第1卷第2期）。事实上，如谢樱宁所指出的：“从目录看来，好像共有太炎六书，实者只有其半，①与④同，②与③同，共三次通信而已。”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14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章太炎先生与李源澄先生本年的书信三通，为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949～952页）、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60页）等文集所收录。]。？

7月，先生与太炎先生讨论经学的三封信函《论经学书三通》在《学术世界》第1卷第2期发表。？

9月，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16日，讲习会正式开课，以“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因学人才为宗旨”[《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见《章太炎年谱长编》，9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门人朱希祖、江东、孙世扬、诸祖耿（1899—1989）、潘承弼、沈延国、徐复等先生充任讲师，协助教学。同时，出版《制言》半月刊，提倡“国学”研究，提倡读经救国，一时社会影响很大，从者甚众，可称得上“盛况空前”。[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以及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二文皆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学者追忆丛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先生的师兄诸祖耿先生，时以苏州东吴大学、“振华女中”教员的身份入学。他后来回忆说：

苏州许多学者，都很高兴，相约请（太炎）先生在苏州长期讲学。先生慨然答应，一面作星期讲演；一面在自己楼房之后，建造讲堂宿舍，创办“国学讲习会”。自说“我的讲学始于日本东京，当时就叫‘国学讲习会’，这里现有‘国学会’，应该予以区别，所以冠以‘章氏’两字，名叫‘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以后，前来参加听讲的，全国各地都有。朝鲜、越南，也有人来；日本学人，亦有前来询问的。在这期间，我和王謇、王乘六、孙世扬等始终在先生身边。孙世扬字鹰若，是先生的再传弟子，是先生高足黄侃(季刚)的得意门生，先生把他留在家中，教他的儿子章奇。这时，我辞去了“振华”的课务，住在先生新建的讲堂西面宿舍中，朝夕陪着先生。先生每次演讲，都由我在旁记录，分期刊行。又和孙世扬一道协助先生编印《制言》半月刊，任务颇为繁忙，但是精神却十分愉快，是我生平难得的快乐时期，明师益友，欢聚一堂，真是无比的幸福[诸祖耿：《八十七岁自述》，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246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9月，章太炎先生在《制言》第一期上，为先生之师井研廖季平（平）作墓志铭，认为廖氏“行依乎儒者，说经又兼古今”，总的评价是，“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载《制言》半月刊第一期，1935年9月。]。早在民国初年，章太炎、廖季平二先生就在北京多次论学。太炎先生对于廖氏经学的这一评论，得到了廖氏众弟子的好感。先生针对太炎先生对廖氏经学的评论，颇为感慨地说：“井研有灵，当有知己之感。”[《李源澄来书》，载《制言》半月刊第5期，1935年11月。]？

9月或者9月后某时，先生应太炎先生之邀到苏州，入“章氏国学讲习会”，从太炎先生学。太炎先生时年68岁，长先生41岁。但是，先生从太炎先生学，与一般无任何经学根基的同门不同，系应太炎先生之邀到会“说《春秋》义”。蒙文通先生说：

章太炎见其（先生）文，善之，延至苏州，为说《春秋》义于国学讲习会，俊卿守先生说以论章氏，人或言之太炎，太炎不以为忤。太炎谓闻人言廖氏学，及读其书不同，与其徒人论又不同，殆正谓俊卿也。世俗所言，舆深入廖氏学者所言，固区以别也。[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见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10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5。]

太炎先生是古文经学派，此前先生从著名学者井研廖季平（平）先生就学，廖氏属今文经学派，而太炎先生认为廖氏“言甚平实，未尝及迂怪也”。虽然先生仍守廖氏旧义，但是太炎先生不仅“不以为忤”，反而给予先生极高的评价。？

太炎弟子姚奠中先生（1902—1984）着《章太炎学术年谱》，说：

前往就学者，人数极多，其中苏州、上海和江浙人固占多数；遥远省区之虔心求学、欲拜名师深造、不远千里而来者，也有相当数量。沈延国说：“各地学子，纷纷负发来苏。据学会统计，学员中年龄最高的为73岁，最幼的为18岁。有曾任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籍贯有十九省之不同。住宿学会里，约有一百余人。” ？

正式入学者之外，尚有不少听讲者。其中有些人颇有学术造诣，如李源澄，本为廖季平弟子，又曾受教于欧阳竟无，后任无锡国专教师。自本年春间与章太炎书信论学后，倾心章氏学问见识，故自讲习会开讲以来，不断前来听讲，执礼甚恭。[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474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在太炎先生的影响下，读经、研究“国学”蔚然成风。？

“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生，来自全国十多个省份。本年度入学的河北籍学生任启圣先生（亦康有为l926年在上海所办“天游学院”的门人）回忆道：

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始，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北方人甚少，计甘肃一人，山西三人，山东四人，辽宁一人，河北籍者仅余及陈兆年两人。先生自任主讲，每星期担任四小时，每次二小时。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朱希祖担任《史记》，前东北大学主任教授马宗芗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耿担任《文选》，黄惠（绍）兰（黄侃前妻）担任《易经》。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其余则零星点缀而已。先生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拟讲《说文》，尚未开讲，即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