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100字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是一本由(美) 宇文所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40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一)：很有启发意义

宇文所安从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角度，重新解读了汉魏诗的“文学史叙述”。可以说，在这里重新发现了中国早期的著作权意识，这一历史意识是如何建构出诗歌的历史。其次，该书的分析方式，值得学习，主题、话题的考察，强有力地支撑着他的分析。再次，为诗歌寻找作者的意识，一方面是文学批评中意义的追寻的体现，宇文所安解构了这一追寻的意义。最后，宇文所安同时也解构了历来的诗歌史叙述。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二)：破除经典观的传统诗歌研究

我并不认为这本出版于2006年专著，如某些人所说的是“炒冷饭”，拿宇文所安自己熟悉的一套话语体系重新包装之后的再次show off，事实上它比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出版得还早，只是中译本的出版时间较为拖沓。

从出发点来说，宇文所安这次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匿名性与著作权的问题，研究在五言诗定型过程当中的作诗机制。基于手抄本系统的文化背景下（恰好区别于我刚读过的Ten Thousand Scrolls基于的印刷文化兴起的背景），古典诗歌是如何被不断被改写，在原作、仿作、代作的冲突下，为它在文学史上寻找最合适的安身立命的位置。诗歌创作有自己的一套体制，有许多等待共鸣的元素和片段，从共享的诗歌材料库中被提取出来，出现在那一时期的诗歌当中，以满足期待视野，而形式的完善，也并非在当时，而是在之后，尤其是经典性文本选集的确认下，不断被高级修辞所修饰，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版本。

这本书曾经被我导师列为中国古典诗学海外研究的十五本必读书目之一，也是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61，觉得还是很值得一读的。

附：2010-07-03 我写的该书的英文书评，现在读来不免浅薄：

http://book.douban.com/review/3389783/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三)：方法論再思：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的回顧與批評

方法論再思

——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的回顧與批評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此書中提出了對一批“早期古典詩歌”（early classical poetry）——傳統上被認爲寫於公元二至三世紀的漢魏时期的詩歌——進行研究和重估的方法。如宇文所安所言，他所使用的“古典詩歌”一詞有意繞開了文獻編年學意義上的傳統假定。與此相對，他在此書中倡言使用一種雙重方法：首先是以中古時代手抄文本的脆弱性和流動性爲前提，對這些詩歌材料進行共時性而非歷時性的同步檢視；其次則是審視這批詩歌事實上在齊梁時代被追認和加工、從而進入文學史編年譜系的這一歷史背景。

全書的核心觀點是將這批“漢代”詩歌視作某種來源不能確定的、作爲共享性實踐的“同一種詩歌”（one poetry）。在第一到第四章中，宇文所安具體考察了早期詩歌中的某些共享性現象，諸如詩歌模式、片段和套語（commonplace lines）的重現（reproduction）和變體（variation），包括各種形式的壓縮、擴展和改編；詩歌“主題”（theme）與“話題”（topic）的有限性和可預見性；詩歌語言材料所承擔的特定語法功能，等等。這些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些詩歌的原創性（originality）和“作者”對其的所有權（ownership）,而強調了它們在某種公共的詩歌材料庫（poetic repertoire)中的流動和共享。第五、六章側重討論文本及作者的關係問題。在前四章基礎上，宇文所安對關於這批早期詩歌的“作者-文本”關係的普遍假設提出了質疑和挑戰，主張將“作者”視爲具有流動性的文本屬性與閱讀方式，而非可證實的歷史事實。

對此書的一種合理挑戰可能基於宇文所安對早期精英詩歌中的潛存的高級讀寫能力——表現爲文本的知識性和學術性——的相對漠視。此書對詩歌材料共享性的分析的確具有明晰的格局和層次，但這種明晰感似乎是以將對詩歌語言的觀察相對停留在語法功能層面作爲代價的。在一定程度上，宇文所安將這批古典詩歌中的創作技巧過分簡單化，降低爲某種似乎可由讀寫能力相對較低的階層共同參與的實踐（這可能不是他作爲一個熱愛中國詩歌者的本意），而忽略了漢代詩歌創作本身所借鑒的來自經典、辭賦和“博物”傳統的高雅源頭。譬如他認爲，中古早期詩歌對《詩經》這一經典文本的再現在更大程度上是習慣性的語料共享，而非特意的典故徵引，這種認識當然適用於某些一般性的、不具有歷史意味的詩歌套語，但遠遠不能涵蓋中古早期詩人對經典《詩》學資源的知識性改造，而這種改造毋庸置疑地依賴于高雅的藝文修養。

必須認同的是，宇文所安對早期詩歌作出了一系列具有範式更新意義的綜合性判斷，這賦予了此書強烈的可討論價值。此書的衝擊性與建設性毋庸諱言：它對於早期詩歌的編年、考訂和文本研究均提出了相當程度的挑戰，並對於重新思考手抄本文化環境下的文本形成與流動問題具有方法論上的普遍意義。另一方面，無論贊同抑或反對宇文所安的看法，我們都需要提出某種具有一般性的見解與之對話。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四)：诗歌材料拼凑出的中国诗歌史

宇文所安一直在纠偏我们过往看望本国古典诗歌史的固有视角，因为这个外国人的介入和搅和，中国古诗歌的创作、诗歌篇章的搜集和整理的历史全都被一定程度地颠覆，一篇作品到底该署上哪个作者的大名，以及它本来的面目遭到了诗歌史编著者怎样的任意篡改，竟然成了千古之谜。

诗歌本来就是日常语言一种形式上的变异，粗鄙简陋的生活用语被有意识地筛选、过滤，只有那些文雅的、精致的词语才被糅合组装在一起，用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些词语就成为构建诗句的材料，也是内涵“诗意”的物质外壳，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所以极易被随意拼接。因此，宇文所安认为任何一个特定的文本都可以被视作被众人共享的“诗歌材料”（poetic material）的重新组装，他将此称作为“片段创作”，也就是将形式上迥异的片段组合为一个较长的，崭新的文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早期诗歌如乐府诗时，可能需要将其视作一个不断被复制和再生产的事物，《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便是将诗歌的内在运作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发现“它的断片是如何被挑出来，组合为一个美丽的整体”。因此，他建议我们不妨把早期诗歌看作是“同一首歌”，包括重复出现的主体、不同形式拼合的片段组合、相对稳定的段落和句式、以及它特有的套语、主题、语法等，比如在“夜不能寐”这个常见的主题下，诗人们便会使用着衣、徘徊、明月、清风、鸟鸣等意象和话题来表现，致使不少诗歌至少从形式上看上去颇有些雷同。曹睿《长歌行》中说“泣涕沾罗缨”，徐干《室思》里却说“泣涕如涌泉”，同一个“诗歌材料”或“诗歌片段”被放在A诗、B诗或者C诗里，意思都别无二致。这种或被叫做借鉴，或隐含抄袭之意的拟作也被公然传诵，真是令后人有些匪夷所思。

再看中国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的诗歌集或文学史，多半会陷入以时间/年代为叙事序列的俗套中，诗人们的作品不以质量高下来排列先后，只是像等待逝去的老人一般，以长幼顺序讲究先来后到——这种固执的排列方法流传了几千年，似乎从来没被改变过，显得分外倔强且愚蠢。至少，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可以完全打破陈规。然而在宇文所安的眼里，早期的诗坛呈现一片乱象，松散无序的自由空间便给后世留下无数找不到作者的异文，或者以多种版本呈现的同一个文本。宇文所安把“作者”跟“标题”等同起来，划归到诗歌“文本”的属性当中去，然而，许多早期诗歌的真正作者归属是极其模糊的，甚至是混乱的，作品被有意安插在某些特定人物的名下，编选者对其认为错误的地方也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加以改正。

如果诗歌流传千年也算作一个传播过程，那么，经过口头传诵、书面抄写这些诗歌的人的多层复制后，诗歌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会经历类似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噪音”的干扰，比如有意的润色、无意的错漏，手抄文本流传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错字、借字、错置、脱漏、衍文等均可以改变诗歌文本的原来面目。甚至，宇文所安不惜“危言耸听”地指出，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被完全历史化，文本被指配给一个作者或另外一个无名氏所作，竟然被视作理所当然，容不得任何质疑和批判之声。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读后感(五)：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中的“套语”和可“观”性

关于题目，有两个概念需要阐明。第一个概念是“套语”。在宇文所安著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第二章早期诗歌的“语法”中提到：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古典诗歌存在固定的诗歌材料库，提出了“片段创作”的理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概念，诗歌的可观性。“诗可以观”载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诗经》的一个用途是拿来做外交辞令的，通过对《诗经》的“断章取义”使最初文本创作的含义与当下文本使用的含义分离。因此在此处，“观”的解释为“观察使用者是否能够正确运用《诗》进行顺畅的交流”以及“观察使用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者）运用《诗》所要表达的志意并推测其前途命运。”那么，讨论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可“观”性，就是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是否能够表达作者的志意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的序言中，宇文所安提出：

在这段引用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两个概念彼此关联的地方：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固定的诗歌材料库，“套语”的形式被应用在诗歌创作中，那么诗歌的意义，即诗歌的可观性就无法得以体现。因为如果在诗歌中拼合片段是一种常态，那么这个“换了韵脚抨击神仙信仰”的片段就不能算作诗人的意志，成为诗歌意义所在。宇文所安用西方的眼光来考察中国的诗学，自然带来不同于中国本土的视角，比如口头程序理论。口头程序理论开始对西方荷马史诗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也被应用到了中国古典口头文学的研究当中，比如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在《钟与鼓》一书中，王靖献提出了《诗经》套语的定义：

如果根据宇文所安在书中对套语的解释和举例：

我们可以得出宇文所安所谓的套语是一种在共享诗歌材料库下，习惯性，常常重复的程序化语句，这些程序化的语句组合后形成了常常使用和重复的意义群，成为诗的主题。宇文所安和王靖献不同，他并没有针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套语总结出一种包含具体字数，语义，韵律，意念的概念。根据《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所涉及的诗歌例子，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五言诗比四言的《诗经》更富有变化，也就是宇文所安提到的变体，通过扩充和替代，产生了一组组的主题词。比如扩展，对四言句的扩展有《费凤别碑诗》的“道阻而且长”就是在四言句中加入一个虚词，尤其在第三个字的位置；《古诗十九首》的“道路阻且长”则是把单音节“道”扩展成为复合词“道路”，又比如替代，对于人生苦短的话题，“人生”可以类似的同义复合词替代，如生年、年命、人寿、民生、人命。

比如《古诗十九首》（十九）：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明月，罗床，不能寐，出户独彷徨，这些程序词引出了诗歌的主题：相思的情感。但常见的问题就是难以确定诗歌叙述者的身份，可能是出门在外的游子，也可能是独守空闺的思妇。类似《诗经》“只有诗，无诗人”的时代作品，作者的名字、身份难以确认，更没有诗人的个性特点和创作风格。程序化的套语和诗人身份的难以确认，让我们对“诗可以观”这句话打上了一个问号。除了时代，作者的考证困难外，手抄本的文本也在书中被认为不是初始的文本，而是经过了抄写者主观的补订。以文本为支点去考证作者的生平或者按照“知人论世”的理论去研究诗歌文本，对于汉魏诗歌来说都是困难的，在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成》中也否定了这样的方法：

现有的文本是难以呈现出最原始的状态，在几个世纪中，这些诗歌经过了我们不所知的改变，“口头诗歌的即兴与多变，更兼高度的相似与拼合；而在文本的传承阶段，则充满了偶然的增删与修改”如前文所提及的套语和变体，这些程序化的内容并不意味着诗歌创作者真实地经历过这些场景，而只是一种表达相同主题的意义群。所以通过文本去考察诗人主体创作的志意往往难以达到。更遑论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在一个固定的诗歌材料库中，由模件组装而成的诗句，文本创作最原始的状态和当下我们字斟句酌的“片段”含义可能就差距甚远。对于诗可观性的问题，宇文所安在序中认为人们之所以一直按照以时代给诗歌排序这一既定的传统来整理诗歌，即使这首诗的作者经过考证并非此时此人所作，也依旧将之系于对应的作者身上，是因为以年代排序的叙事“有着强烈的历史和文化的回响”宇文所安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说：

照此，早期古典诗歌的可观性往往是历史和文化回响的产物，使读者心理预期下产生的，并非是诗歌文本本身。针对这一点，我略有不同的观点是：早期古典诗歌的可观性，其实是不能被套语所否定的。离开了作者和确切时代，创作背景的诗歌，离开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历史的网络，当我们去阅读的时候，诗歌的感情将是一种普遍的人生关切，而非对一人一事，一时一地的感怀。它们并非是诗歌史上的流浪儿，而是诗歌史上的高岭之花，诗歌可观的不一定是作者，还有其中留存千古的人生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