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国家》读后感摘抄

《工程国家》是一本由(美)戴维·艾伦·佩兹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75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011-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工程国家》读后感(一)：大型工程建设的背后

一部淮河治理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力量博弈的历史。

三大主线贯穿淮河治理：

一、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机制

二、利益方的力量博弈（中国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博弈）

三、经费来源对于淮河治理的决定性因素

这说明，当今社会的大型工程建设，必须考虑以上几大因素。但在利益方的力量博弈中，忽略了民众与政府利益的对抗，然而，民众诉求却决定着政府未来的决策。

当大型工程触及民众的切身利益，而政府依旧采取强硬措施，以暴力手段执行，那必然导致民怨以及民众非正式的、暴力的反抗。

《工程国家》读后感(二)：“行政机构实为民国时期不同政治派别操控权力的基础”p43

佩兹在民国时期的论述中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全国资源委员会”的派系之争着重叙述了导淮委员会的工作（p43），其中，全国经济委员会中作者提到实现了“汪精卫与宋子文的合作”，（p82），着实好奇，看来对此要认真读一下《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这本书了。

查了资料，看了看，相较研究的视角，全国资源委员会的研究远胜于全国经济委员会。佩兹的分析或有道理，全国资源委员会起初是作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而秘密存在的，1932年经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本部——国家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模式而存在成为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估计和行政院平级，确实里面蒋系色彩比较浓烈，当然，里面也包括很多专家学者，也是kmt精英治国的一种典范，当然程麟蓀在《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中，也具体论述了资源委员会以重工业为导向的目的设计也为49年后中共的计划经济奠定了基础，如柯伟林在《近代中国的传承与变迁》所提出的“国民政府积累的国家资本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国家垄断的基础。”这也暗合了佩兹的研究（p43一下）——资源委员会之所以可以发展，壮大；而全国经济委员会所主导的系列活动却鲜见成色；当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研究也有待考证，补充。现存资料，全国经济委员会主要在西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卓有成效，相关已有研究，这或许是最早的西部大开发吧，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工程国家》读后感(三)：淮河：悲喜交加的“水政治”

《孙子兵法》开篇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兵”换成“水”，也一样。黄河、长江哺育了璀璨的文明，却也带来劫难，历代统治者都明白，水治理关系农业、漕运、军事等方方面面，马虎不得。而一句“黄河清圣人出”的谣谚，更引无数帝王竞折腰！

所以，治水这点事和政治密切相关，故有“水政治”之说。美国汉学家A•魏特夫则将东方专制主义追溯到治水：建设大型的水利工程须集中人力物力，于是产生了专制政权。但我认为他恰恰说反了。很多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专制政权的特定目的，“治水”才成为必需。戴维•艾伦•佩兹的《工程国家》即印证了这一观点。

本书副题为“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题材冷门，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但作者并未局限于所谓“黄金十年”，而从东周讲到明清，其视野宏阔、叙述清晰，读罢我不禁拍案：一部治淮史就是一部“水政治史”！

古时候，淮河与黄河、长江和济水皆独流入海，并称“四渎”，淮河因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位置重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大国为了运输军队和粮草，纷纷开挖运河。”（页7）著名的有两条，一是吴国为沟通长江与淮河兴修的邗沟，据称扬州瘦西湖为最早的开凿地；二是魏惠王为沟通黄河与淮河兴建的鸿沟，楚汉相争时刘邦、项羽曾以此为界，“鸿沟”一词遂进入日常话语，使用至今。

“除了作为交通要道外，这些运河以及淮河、黄河还直接服务于政治斗争，最普遍的做法是破坏河堤，利用河堤决口引发的洪水来攻击或防御敌军。”（页7）可见打一开始，淮河治理就服务于政治。这也决定了淮河悲喜交加的命运。

黄河、长江连通，促进了两大流域的交融，淮河是重要“中转站”，运输业带动了周边地区，运河的灌溉和水利建设既让农业发展，又增加了政府税收。尤其历经隋唐两宋，经济重心逐步转向长江流域，政治重心却仍在黄河流域，为了将南方的经济资源运往北方，明清两代对贯通南北水系的京杭大运河特别看重，视为漕运根本。而伴随漕运兴盛，运河沿岸兴起大批城镇，如镇江、扬州、淮阴、沧州等，形成了“运河经济”。

然而，过度开发极大地损耗着水利，也加重着污染。最严重的是黄河不断侵入淮河，导致后者的泥沙量与日俱增。12世纪末金兵掘开大堤，黄河冲入淮北平原，抢走了淮河入海口，史称“黄河夺淮”，长达700多年。

治淮陷入了二律背反——不治，维系帝国命脉的漕运怎么办，“运河经济”的凋敝朝廷亦不敢承受；治，要投入巨大财力人力，而投入越多，就越想捞够本。佩兹称为“帝国时期水管理循环的第一个怪圈”。最终是要治，漕运关乎国运，实在伤不起！

明清两代，治淮方案始终在“分黄导淮”和“束水攻沙”间打转。佩兹做了剖析，比较专业，不赘述。但他指明了，无论采行哪种方案，“都要服从于保护漕运的目的。”（页13）例如，明代建黄河北岸大堤，有效阻止黄河北泛，保证了漕运，却造害苦了南方。“1400-1900年，淮河流域发生大型洪涝350次，小型洪灾不计其数……淮河流域先是洪涝，继而杂草丛生，然后成为蝗虫泛滥的温床，这种灾害循环往复，周期越来越短。”（页17）

清廷终于1901年改漕运为海运，但淮河原貌已彻底扭曲——失去了直接入海口，土地盐碱化，灾害频仍……更可恶的是，由于没有政治价值，清廷甩手不管，治淮交给了地方。于是，各省或以邻为壑，或互相扯皮，淮河境况日蹙。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情况才有所改观。1928年导淮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委员长，“该委员会被赋予内阁部委级别，体现了淮河水利在国民党建设大业中的重要性。”（页44）受重视的原因，还得从政治中找。

首先，国民政府虽名为中央，实际能控制的却仅长江中下游十来个省，尤以江浙为重。淮河正位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域，“稳定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对于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就显得非常重要。”（页39）

对治淮方案的选择，就明显地出于政治考量。关于淮河是入江还是入海，安徽和江苏均选择后者，但江苏提出的利用黄河故道疏通入海口的建议，遭安徽反对。双方你来我往，都搬出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给自己撑腰，还强调一旦选错，造成损失，势必影响税收。导淮委员会采纳了江苏省的方案，尽管其成本高于其他方案。显然，对依靠江浙财阀的国民政府而言，江苏比安徽重要。

国民政府还有更深的盘算。江淮流域聚集着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众多省份，中央可以借“治水”之名，把权力伸向内地。机会很快来了。

1931年夏，长江、淮河同时爆发特大洪灾，流域内所有省份皆受灾。起初，救灾由各地方展开，但南京认为，中央应负起统筹协调之责。“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南京深知其在代表新中国的权威方面地位还不稳固，因此急于展示其应对水灾的领导能力。由此，这次洪灾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事件。”（页65）

当年8月，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成立于上海，下设七个组，囊括了赈灾、工程和以工代赈及灾后重建三大方面，佩兹视此为“体现了国民政府希望把管理职能延伸到地方层次的愿望”（页71），可谓一语中的。

依靠中央这棵大树，国水委用平价从美国购买十几万吨麦子，展示了一把中央集权的高效率。在把美麦运往灾区的过程中，国民党趁机向地方渗透，取得了一定效果。灾后遣散收容所时还发现，不少人并非灾民，而是失去田地的避难农民。收容所成政治庇护所，自然给中央的形象加分。

反抗也是肯定的，湖南就极其顽强地抵消了中央的影响力。而在长江中游如江西，运输船屡遭武装土匪劫持，他们甚至把持了堤坝建设和美麦分发工作，国水委工作人员如欲抗拒，动辄被绑架或被杀害。（详见页75-77）但无论如何，通过赈灾，国民政府的权力都得到了扩张。“水政治”的作用可见一斑。

然而，靠政治所成就的必为政治所局限。

1932年1月国民政府改组，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他与宋子文创设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想促进农业和市场经济，以推动现代工业。这一思路和倾向于军工业、重工业的蒋介石有冲突，11月，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

这下尴尬了。行政管理体制上，导淮委员会归属全国经济委员会，但委员长还是蒋介石！1932年陈果夫任副委员长，翌年又任江苏省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导淮委员会并没有更多地融入到中央机构当中，而是成为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政府的附属部门。”（页83）之后，全国经济委员会设了个水利委员会，可导淮委员会依旧是独立王国。

平心而论，陈果夫非常关心水利建设，尽职尽责，导淮委员会也没有过多地卷入政治斗争。但“陈家党”的性质，还是使其受到派系间的掣肘。同时，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渗透、整合也进展缓慢，这就限定导淮委员会的能量。最终，“导淮委员会的水利工程仅限于江苏省的淮河下游地区，淮河上游的水利工程没有开展。”（页106）即便已建成部分，也比原计划大为缩水，水力发电、航运、灌溉等既定目标均未实现。此后，从七七事变到1949年，因为更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治淮再度被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