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锦集

《人文·民主·思想》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元，页数：9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一)：书真的很薄，思想真的很深

余老爷子的书，真的很不好读！

每一个看多余英时书的人，可能都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书似乎很好读，一页页翻下去，很快就看完了。

但是，但是，打住，打住，你不得不往回翻去，哪里似乎有些东西在召唤你回去再读，就像沙中的光亮，那是什么东西？吸引你翻回去，再读。

这就是余英时的书给我的感觉。

这本书尤其如是！

这本薄薄的小书，需要好好地读！

用你的手指摩挲过行间，引领你的阅读，这才是阅读这本书的方法。

《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二)：《人文·民主·思想》讀後

某前數日嘗購是書，今往豐台辦事，道中於地鐵上翻閱一過，自謂實佳，但恨篇幅太短耳。全書自東西對比出，凡曰“道”、曰“人文”、曰“民主”、曰“人權”云者，皆此類也。首篇論國學，頗中時弊，若“二水分流”之說，較五四先賢之偏崇科學者，誠可謂精且當矣。末篇綜述吾國思想史之轉捩，能兼士風、學風察夫世變，綜核萬端，實亦余氏為學之自述也。而某最喜者乃《人文與民主》一文，雖自演講稿出，然語極精要，可與《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相參讀。方今科學尤大行於世，而人文凋敝，胡適之精神寖入人心，而學衡派之觀念，猶待吾人張大之也。至於其論台灣之民主諸語，今日觀之，亦不勝唏噓矣。時己亥四月初二夜識。

《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三)：史学家的本分与情怀

余英时先生的《人文·民主·思想》是“海豚书馆”系列图书之一。这个系列出版至今已经有二十余种，在众多读者中口口相传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几个不同颜色的分类代表不同的文字风格，颇有相得益彰之趣。比如余英时的这本小书就属于灰色系列的学术原创作品，大概学术的文字给人的印象相对比较扎实，以厚重取胜，因此冠以灰色的色调。但是说起来，这本《人文·民主·思想》因为收录的都是近几年的一些演讲文字，相对浅易平白，以轻巧取胜，但文字的轻巧，传递出的思想却是沉甸甸的。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在大陆很受欢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上海出版了《士与中国文化》在学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至今一直再版。这些年随着大陆的文化热，两岸之间，大陆与海外之间的文化交流访问日益频繁，余英时先生的思想和声望日益隆重，他的很多著作也受到很多青年学子的追捧。不过仔细考量坊间关于余英时的著作，最为知名的恐怕还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六卷本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的余英时文集。不过这些文字多被被冠以文集或选集之名，究其原因，一则因为他某种不言自明的政治立场，时常发出的批评之声，使其著作和文字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部分程度上阉割和审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历程仍在继续，2001年虽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定居美国，但却从未中断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思考，潜心著书立说，时有振聋发聩之声。这方面的最好佐证恐怕就是2006年他荣获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奖”，当年的获奖演说词也被收录在这本《人文·民主·思想》一书。

这本小书相对余英时先生那些沉甸甸的大部头实在太不起眼了，除了“克鲁格奖”的演说词作为序言，另外收录三篇正文也是不同时期的演讲。与那些过于专业的史学研究相比，这些文字的一大特色是谈人文、国学、民主、理性和思想。如果以往的那些著作我们可以看作是史学家的本分，而收录这本小书中的文字可以看作是史学家的情怀。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的大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再版，偶然之间我才注意到他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追随过余英时先生，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曾对余英时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言外之意，做一个成功的学者容易，潜心书斋，坐几年的冷板凳，出几本专著，仅此而已。但是此时，这样的学者不过是把自己的研究当作了一种手捧金饭碗的职业，而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

读这本小书对我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这些散发着热忱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一个学者的学术担当，一位知识分子的时代之思，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同情的了解”的历史学家的情怀，一个浸润在西方文化中的华裔学者的敏锐观感，一个对政治有着“遥远的兴趣”的知识人的世俗关怀。我至今仍记得大学期间读到《士与中国文化》时的激动，在我看来，这本小书仿佛把我带回到了初读余英时的年轻岁月。余英时先生在中国史学研究进路中融合了很多西方的概念，比如他写《中国的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借用了西方哲学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写《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借用马克斯·韦伯对世界宗教文明的审查。但是其中对我影响最重的是他在中国古代的“士”的一系列考察中，借用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段最早在《士与中国文化》的序言中读到的文字，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影响了内地的许多学人，以至于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一种谈及知识分子必须提及的共性和常识。

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也罢，古代士大夫的传统精神也罢，在《人文·民主·思想》这本小书仍然是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贯穿始终。他在“克鲁格奖”的演讲中对“人权”这种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强调，在“余纪忠讲座”上对“人文”与“民主”的精彩阐释，对我颇多启示。他尤其提到中国的传统和民主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互不相容：“民主需要有文化的背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帮助民主观念在中国传布、慢慢使大家接受的一个重要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民主的因子，如果我们想达至民主的目标，一定要结合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过，余英时先生阐述语境和对象是针对台湾的民主状况，似乎不太适合大陆的政治现状。借用去世不久的蔡定剑先生的说法，当一种政治体制永远不可能把民主当作一种现代生活的时候，奢谈文化与民主还只是一种“遥远的兴趣”。

思郁

2011-3-3书

人文·民主·思想，余英时著，海豚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定价：15.80元

《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四)：人文教育是一种必要

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人文传统的遭遇可谓一波三折：先是在一个除旧布新的整体气氛中经历沉沦与创新的动荡，然后到1949年之后，不论是西方人文还是国学研究，都消失了三十多年之久；最后却又触底反弹，十多年来出现一股持续的“国学热”，并从学术文化界走向社会。围绕着它的争论也从未平息，在余英时先生看来，人文思想的延续不仅可能，而且是一种必要，因为在一个愈来愈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一个现代公民如果不具备通识，便根本无法判断公共政策的得失。换言之，“文化的不断创新则不仅提升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而且特别有助于它的政治品质的改进。”

这本文集既有回顾，也有展望；有感慨，也有希冀。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但却都是非常精到的总结。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动荡时代的亲历者，余先生本人就见证了许多历史性时刻。1940年代初他年轻时，中国史观正处在一种激烈反传统的模式之中，“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是在一种“打倒”和“砸烂”精神的鼓舞下，对原有传统的破坏。鲁迅就曾说当时的顾颉刚等古史辨派“有破坏而无建设”，“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怀疑、批判、重估，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不可否认，这也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确实涌现出很多一流学者，但他们整理国故却常常是为了把它送进博物馆，是为了解剖、拆解、远离它，而不是为了延续它，到今天则很可能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解构前现代的国故”。这种观念，钱穆、余英时、龚鹏程等诸先生都是明确表示担忧和反对的。

在这里，值得坚守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一个活泼的创新文化和良好的政治品质，必然有赖于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这也是为何余英时先生在不同著作反复重：中国文明自有其特殊的哲学思想，而传统的士文化仍在文化和政治层面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此，他抱有一种深沉的中国文化本位观点，强调自两千五百多年前觉醒的轴心时代起，中国思想中的“道”就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哲学迥然不同：它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既不认为另有不可见的永恒世界，也不将神与人清楚地划分为两个世界，更不极端否定现实世界。但同时，中国思想家的心灵也不为现实所局限，仍以更高的超越世界来反思和批判现实世界。这也是他在《朱熹的历史》等著作中重新发掘的那种精神：士人以政治主体的姿态，受一种使命感的召唤来改进政治品质。虽然这种理想在明代受到政治生态的制约，但其结果反倒使它进一步走向全社会：到王阳明时已抛弃了“得君行道”的幻想，改为“觉民行道”，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任务，而士人那种精英的使命感意识，也转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正是在这里，他将人文、民主、思想这几个要点结合到了一起。他强调，任何新思想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本土文化资源的支持和主动融合。虽然儒家取“民本”而非“民主”的立场，但至少有一点殊途同归：那就是都认为人文教育所培植的精深文化素养，是政治品质的有力保证，否则无论中外都难逃劣质政治。

他心中的理想模型则是一种中西文化相互吸收和汲取的积极融合：既承认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融会贯通西学思想。在学者中，这一类型的典范则是王国维：一方面，他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代表了西学在晚清时代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他却又是最出类拔萃的国学大师。正因为他将西方人文修养融化在自己治学的整体方式之中，所以他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超越前人的问题，获得了极大成就。

余英时先生持有这样的看法是不必奇怪的。实际上，他所描绘的王国维画像，不如说更像是在夫子自道——那个在国学研究中“贯注了西学的精神”并由此“越出了乾嘉考证的范围之外”的王国维，更像是余先生本人，或说他对一个理想自我的期待。王国维的西学究竟有多精湛，这是个可议的问题，但他治学中是否贯注西学精神，则颇难辨析。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治学方式，可能更像传统的乾嘉考证学者，而不是一个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现代学者。

他对人文教育的观点，引起的争议可能更大。他认为士人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教育可以殊途同归，但Amy Gutman在《民主教育》中则认为科举制在美国“很自然地会遭受猛烈的批判”，因为国家篡夺了本属于公民的控制权，“即成年公民对于家庭之外的未来公民的品格和意识特征的决定权”，而我们很难说科举制与士人传统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当然，在如今这个时代，余先生所谈的人文教育，主要的仍是一种个人对自我品格的决定权，只是他过于强调了这种教育本身能提升政治品质，却忽视了一点：一群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人仍可能因观点分歧而陷入恶性争执。因此，如何尊重相互差异的视角和生活方式，不仅能使人们在这个多元化时代中的选择成为可能，也是改进政治生态的重要前提。

关于怎样的教育才是一种好的教育，永远都会面临激烈的争议，因为学校象征了一个社会的集体梦想，是塑造理想的未来民众的必由之路。那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修养，实际上也是一个现代人的政治义务。这些年来很多学者对近代教科书的研究就已系统地证明了：我们脑海中的那些“常识”是怎样通过教科书被“建造”起来的。因此余先生这里所寄托的，不如说是他本人对未来理想的中国人的设想和希望，在这个图景中，不仅仅有对现代性的考虑，他还加入了对延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的强调。如此深深地关怀着一个不绝如缕的中国传统，大概是因为他感觉到，那才是一个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关键所在。

《人文·民主·思想》读后感(五)：思想的品格

我们的国学以及人文研究，非常容易跑偏：固步自封又沾沾自喜，同流合污并进谗献媚。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术研究不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余英时对国学、人文、思想的回顾或展望，无不具备指向当下的力量，并促使我们反思：国学是谁的国学？人文是谁的人文？思想又是谁的思想？

国学并非抱残守缺之学；人文须有人性的关怀；而思想，则需兼具自由、开放与包容的品格。

三篇文章，三个主题，以下为一点感想及读书笔记。

【关于“国学”】

余英时先生回顾了国学的产生及发展情况，他反复申明：“国学”并非保守残缺、固步自封之学，自产生之日起，便谋求与西方学术的互动与融通，以建立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构架。

以1917、1949年为界，“国学”可分为前后两期。可以说，第一期打开的是宏大视野，第二期取得的是丰硕成果。1949年前，可谓“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而在1949之后，国学、西学研究均遭受重大挫折。现在看来，镰刀和斧头不仅摧残了之前“国学”的璀璨花果，更斩断了“国学”之根脉。否则，我们当下的学术（包括“国学”）不会如此这般贫弱不堪。

80年代文化热，一转而为90年代的国学热。其间缘由，自然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再容许资借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相反，提倡“国学”，不仅可以鼓动民族主义，更可以其“糟粕”继续迷惑民众心智，何乐不为呢？

这样的“国学”，属于典型的“无土栽培”，无论有多少“国学院”、“儒学院”甚至“百家讲坛”，注定扎根不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里，更难有多少实质性的成就。而现在的“国学”中人，又有几人能有先辈哲人的西学素养与学术功底？倒是常以穿汉服、跪孔子的“行为艺术”，自欺欺人而已。

这样的“国学”生态，又是典型的“温室培养”，里面的花花草草千万不要认为自己的春天来临了，否则，温室一撤，立马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传说中的“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

【关于“人文与民主”】

首先要注意，余英时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对台湾同胞的一篇演讲，而不是对我们说的。

余先生的观点是，民主不可无人文的滋养；而人文不可不从中国的“背景文化”中去寻找资助；而中国的“背景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儒学可以是民主观念的助推剂；只有在领导与民众中灌输人文精神，才能真正形成“比较有品质的民主概念”。

此文的目的，实在以人文推促台湾民主的优化与完善。一些儒学爱好者，别想歪了，更别误解为可以只要儒学人文，不要“西方”民主。

【关于“中国思想史”】

在这篇文章中，余先生回顾与梳理了自己的思想史研究，其出发点、方法、特色以及成果，都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展现。对于有志于研究或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人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撮其要如下。

思想史观：既强调思想史的“自主性”；亦认识到这种自主性的相对性，即：“每一时代的思想都必须通过它的整体的历史背景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62页）

内外并进的研究方法：“有时强调“内在理路”（inner logic），如《论戴震与章学诚》，有时则重视历史的脉络（historical context），如《朱熹的历史世界》。”（62页）

思想史研究之特点及经验：“不但研究上层的经典（如儒家和道家），而且也注重下层的民间思想，尤其关怀上、下层之间的互动。”（62页）“不但探索中国思想史的连续性而且也分析它的断裂状态。”（62页）“以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而言，我的重点主要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是四个最有突破性的转型期。”（62-63页）“今天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不具备一种比较的眼光，但不能流入一种牵强的比附（forced analogy）。”（63页）

成果——四次大突破： 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心学代替神学。代表文章：《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二、汉晋之际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所代表的儒道之争，以及群体秩序与个体自由之争。代表文章：《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及新思潮》、《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三、唐宋之际宋代理学：士精神的崛起，与君共治天下。代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上篇、中篇）；四、16世纪王阳明时代：士商互动与觉民行道。代表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下篇）《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