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书写》读后感100字

《乱世书写》是一本由[美] 黄心村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31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乱世书写》读后感(一)：有点好奇

身体沦陷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沦陷了

有时间的话想看看具体的社会背景描述和对张爱玲的经历介绍，这个女作家太吸引我去了解她的世界与那一代作家的心曲了

目前市面看到两本跟她有关的传记，方家指点一下哪本堪读？原因？

谢谢！

《乱世书写》读后感(二)：开放在上海沦陷时期的花朵

凡论起张爱玲，总有炒作之嫌。这跟祖师奶奶的名气不无关系。反观整个现代文学史，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张爱玲这样被反复提起，经久不衰。而在所有对张的讨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多标签：文娼、汉奸妻、反gong文人、天才作家……无论用政治化的眼光还是纯文学的角度极端地去评论这朵文坛上的奇葩，都是不客观的。虽然在同时代女性作家中，没有一个能与张的地位相抗衡，但在以张为代表，包括苏青、潘柳黛、施济美等一代女作家的迅速崛起，却构建了一副奇异的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化图景，她们像是开放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艳丽花朵。

在被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上海文化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塑,形成了独特的战时文化。这群女作家以其在乱世中的经历建构了战争时期的叙事。她们写作、出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着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写道：“我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张爱玲文学生涯真正辉煌鼎盛也不过1943-1945两年，可就偏在这两年集中迸发的文学，放到其他哪个阶段都是不适的。五四有它的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有它的阶级斗争，到了抗战时期抗日救亡自然就是主流。张爱玲自己说：“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正是她这种“打铁趁热”的心态，使她及其他女作家抓住了上海沦陷时期这个机遇。她早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惘惘的威胁”。她眼光超前，预见性地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之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国内战火依旧未停，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更大的破坏”已然不可避免。张爱玲这群女作家的舞台，也正缓缓落下了幕布。

上海沦陷时期女作家的成功也许被指摘成为“中日合作的象征和传播‘泛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但从另一方面考虑，也正是这样，她们才能构建出一种更具隐喻性也更切入现实的个人化的战争叙事。文学从来难以轻易撇开政治，既然不可避免，反而不必消极待之。黄心村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中评价张爱玲苏青施济美们的才华所在：不谈政治，却无处不介入。

黄心村在文中引用傅葆石的话：“抵抗与合作的简单两分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历史叙事，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它定义了中国人在战时的生活；而从具体意义上来看，它也决定了人们对沦陷区电影的一贯看法”、“沦陷中国的历史体验是多变而繁复的，不可能以民族主义话语非此即彼的二元主义来一概而论”，批判了无论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都是陈旧呆板的模式。将这种传统的法国诠释模式套入到沦陷时期的上海以评价女作家们必定是苍白无力的。黄心村明确指出，《乱世书写》所讨论，将模糊所谓“通俗”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限。她把“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释放，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审视上海沦陷时期的女性文化活动。在历史特殊背景下，张爱玲也许受到许多不公的评价，但是随着历史嬗变，当下对张爱玲的评价，无疑是对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最大肯定。

三十年前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说：“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时至今日，我们便可发现，我们没有等太久，以张为首的众多女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就像是开在历史深幽地底下的花朵，透着沁人的芬芳。

《乱世书写》读后感(三)：个体叙事升华于历史的废墟之上

在许多人看来，一九四〇年代初的上海，作家张爱玲的出现确是一个“奇迹”。既为奇迹，少不得有出乎意料、超越时代之意，不过在现代文学研究者黄心村的研究视野中，张爱玲固然才华横溢，但她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出现并非个案，“她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并非只涉风月，无关战争，其文化实践柔韧蕴藉，以个体的叙事“升华于历史的废墟之上”，虽非直面现实的残酷，却为乱世书写立此存照，在浓重的黑暗中闪烁出生命之光来。因之，《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以“郝思嘉游记”作比，暗喻了艰难时世、女性形象、顽强生存和通俗文化的外来影响。

如果承认战争中的生民还有日常生活权利的话，我们对非关铁和血的另类战争叙事也就有了探讨的理由。我很认同黄心村将电影导演费穆的《小城之春》与作家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凤仪园》对比，均为日常生活的委婉诉说，却处处渗透着战争的创痛记忆，并不因为是个体的叙事而消解了历史的意义。由此，我想到翻译家傅雷在战时上海看到张爱玲发表的一系列小说，随即化名迅雨写评论盛赞其《金锁记》，却贬抑《倾城之恋》，认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艺术观、审美观念不同，评判标准各异。但我们如果抽空了时代的氛围来看《倾城之恋》，不免凌虚挥拳；将之放置于乱世中的上海、香港双城，角色的“疲乏、厌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构建于文明社会的废墟之上，那种日常的炎凉与冷暖或许会有更多的况味吧。

女性作家的写作关注个人、关注家庭婚姻、关注文化的细微处，似乎无涉战争，但实质上这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策略，也就是在书写家庭主题的掩护下记录个人的战时体验”。时势与环境所限，作家们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但正是在此动荡的乱世，反而开出夺目的花来，虽看似奇异，却正有其必然性。因为沦陷的都市造成高压的政治生态，也使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都市文化暂时出现真空，急需有新的群体来填充。除去维护殖民秩序的宣传机器外，中国的“郝思嘉”们以深具个性化的叙事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舞台，隐性地切入纷扰现实，留下另一种战时的记录。

于是，黄心村在《乱世书写》中探究战争叙事与女性书写及家庭性定位、女性出版文化、女性杂志的艺术，分析张爱玲的新型散文语言、苏青与潘柳黛的自传体小说、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她希望将“抵抗”一词从孤岛文学传统的掌控下被释放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沦陷上海的女性文化活动，文本策略也能看成是有效的战争表达。”我想，历史的情境不应是狭隘的，现代文学的研究亦早已开放，应该能容纳得下在特殊时势中顽强生存、争取话语权的中国“郝思嘉”们。

就像我们不能否定沦陷区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也不应抹杀“郝思嘉”们在时代夹缝里的文化生存。她们面对的是动荡不安的时局，“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在这种被抛弃的紧迫感中，似乎一切皆转瞬即逝、难以捉摸，女作家们心情沉郁，惘惘地想抓住一些什么；于是，她们写作，出版，参与文化活动，在对自我的表达中寻求个体的平衡。她们从不以什么大的题目来标榜自己，但却以扎扎实实的文化实践接续了上海的都市文化生活与时代的文化脉息，并于历史的废墟之上升华个体叙事。我们与历史已隔开了足够的距离，应该可以看清“郝思嘉”们那些“穿越战争与占领的个人旅程”了。

而时代的吊诡之处还在于，留给这些女作家们的黄金时间只有短短几年，时势一变，她们在沦陷区的文化实践被质疑，其创造的话语方式亦愈趋不适，沧桑感与世态众生相的捕捉不获认可，大约新的时代需要的是锣鼓，“眉批”不再合用了。敏锐如张爱玲早有感知：“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其时的中国“郝思嘉”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历史作别，或退隐、或远走他乡，游记已然结束，唯余张爱玲长盛不衰的“传奇”与昔日同伴幽远的回音到达我们的今日。

《乱世书写》读后感(四)：中国的郝思嘉：黄心村笔下的张爱玲及其伙伴们

文/严杰夫

如果要我们现在选出近几年中文图书市场的十大关键词，我想“张爱玲”三个字即使不在第一，起码也能跻身前三。作为一个如此经久不衰的女作家，张爱玲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人气恐怕无人能出其右。有这样的气场，即使是鲁迅先生，恐怕也要对“祖师奶奶”产生三分敬意吧。

然而，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自夏志清等海外文史专家重新唤起众人对张爱玲的兴趣以后，多数读者大多关心的仍然是张爱玲身前身后的八卦，而在严肃的学界，对张爱玲的评论更是呈现两极分化：赞之者谓其“才华盖世”、“超凡脱俗”，骂之者则斥其为“文娼”、“汉奸妻”。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耐着性子去梳理一下她的生活背景和时代环境，然后再对她的创作给出一个公正的评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黄心村教授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中所作的工作，就尤其难能可贵。

黄心村教授的这本专著在转译成中译本时，使用了“乱世书写”这四个字作为书名。与其英文原名相比，这个中译名显然要文学化很多。然而，正是这饱含深意的四个字浓缩了黄教授想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在书的开头，黄心村教授似乎并未急着去剖析张爱玲们的生平和写作风格，而是花了极大的篇幅去还原沦陷区上海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面貌。在这其中，作者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荧幕形象——电影《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中的郝思嘉（Scarlett O'Hara）——来定义张爱玲们当时的生存状态。表面上看，这种比较似乎让人怀疑作者是在认为，张爱玲们的写作深受西方通俗文化的影响，但深读下去就能发现，作者其实是想说明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知识分子，与那位电影女主角之间，有着多么大的相似性。她们都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战火，于是都不得不在战火的威胁下，去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尊严。于是，在作者的眼中，当张爱玲们在和郝思嘉对应起来的时候，这些“乱世书写”的女性知识分子们就是中国的“乱世佳人”。值得注意的是，黄心村教授的这一灵感来自于张爱玲1945年写的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张爱玲把她的同侪苏青比作为郝思嘉。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黄心村教授不想仅仅停留在张爱玲、苏青这几个“老生常谈”的名字上面。所以，在第二章的内容中，作者笔锋一转，绕过了张爱玲她们，而详细地描述了三位女性画家的生活创作。由此，我们也就开始理解作者的思路，她想要呈现的是一个中国文化史上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在这个适逢乱世的时代中，女性第一次作为文化生活的主角跃上了舞台。也正是这种女性社会地位的陡然擢升，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间，形成了一种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愈发凸显出张爱玲们的传奇。电影中，郝思嘉的故事的确荡气回肠，而现实中的张爱玲们，却是真正为了生存而在努力挣扎。这样，再来看张爱玲的那句名言“出名要趁早”，我们读出的便不再是狂妄，而是满纸的凄惶。

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张爱玲，苏青，还是潘柳黛，尽管她们风格迥异，所坚持的却是同样的创作主张：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故事。我们看到，她们笔下的那些故事，可能谈不上伟大，更谈不上永恒，却的确感动了身处乱世的读者，并温暖了他们早就被战争冰冷的心。无论是《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还是《小团圆》里的九莉，亦或是《结婚十年》中的怀青，她们都是乱世中乍现的一滴水，却也是乱世中盛开出的最美的花。所以，张爱玲给自己1945年的散文集定名为《流言》，非蜚语流言的“流言”，而是“如水一般流动”的语言（p.151）。这恰如当年曹公借宝玉的口所言：女人都是水做的。

所以，张爱玲们当然不是苟且为生的“文娼”，也不会是粉丝眼中的“孤傲天才”，她们只是想要借着自己的写作和创作，在战争和暴政的夹缝中有尊严地活下去。所以，作为女性创作者的张爱玲们，不会学庾信们望江愁眠，更不会怀揣张岱们的残山剩水，她们真正在乎的只是乱世中一个个脆弱却鲜活的生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也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了战争的惊心动魄。因为她们的那些故事，后来的人们更加读懂了战争的残忍，也更加地体会到了个体生命的珍贵。

黄心村教授以张爱玲为纲，以苏青、潘柳黛等其它女性知识分子为纬，编织出一幅沦陷区内女性文化运动的盛景。借着这幅盛景图画，她要告诉我们，正是在那阴暗的时代里，张爱玲及其伙伴们如何努力地生活着，却同时又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如此丰厚的文学遗产。

【平媒已发】

《乱世书写》读后感(五)：乱世上海，乱世女人

乱世上海，乱世女人

顾文豪

刊于2011年2月10日《外滩画报》

电影《色，戒》在原著外别开一枝，女主角需要唱一段颇具江南风情的“弹词”，在丝竹清音与吴侬软语中轻轻勾惹老奸巨猾的易先生。令人生奇复生疑的是，为何原著里的广东女非要在此时亮出苏州口音，且不说广东话是否能悄然过关，单单从粤语一转为吴语，王佳芝又能否吞吐玲珑以致在如此紧张的情势中尚可依韵而歌？

与其说这一小桥段是为了说明青春女间谍的机巧心思，倒毋宁说它完完全全呈现出人们关于张爱玲和上海的关系的动人想象。在他们心里，上海最美的模样就是张爱玲生活着的上海，而无疑若要评选上海的城市形象代言人，张爱玲当之无愧是女一号。读者早就没有闲情也没有智慧分辨青红皂白，心目中已经搭建了猎奇色彩的上海主题公园，《色，戒》的自说自话对不对、好不好无甚要紧，人们要的不过是说出那句“到底是上海人”的张爱玲合该处处给足上海面子，上海亦须时时记得这位民国的“临水照花人”。

就是在这样的双重想象中，满足了关于上海、关于张爱玲的后世悬想。但问题随之浮现，我们如此高高推举张爱玲，又如此心心念念彼时的上海，真的是对张爱玲和上海的尊重与爱敬吗？被切割边角与被限制材料的历史想象，说到底只是一种想象与自慰，无关历史，更无关真实。

正是看清当下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有见木不见林的整体视域的缺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本关于狭义的张爱玲的书，它照样解读张的文本、探勘张的文学景观；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广义的关于张爱玲的书，并未将目光拘囿于张本人，相反作者心知在夺目的张爱玲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有无数不知名的或已然为历史忘却的曾经知名的大大小小的“张爱玲”在上海书写她们各自的“传奇”与“流言”；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些女人描绘为不世出的仙女与才女，而是直面她们所处的世代，一个炮火轰鸣、人生流离的乱世，可以说，只有真正体贴乱世之乱，复能真正洞悉佳人之佳。因此，这是一本聚焦于“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的广义的张学著作，它从未将张设定为唯一的主角，更确切地说，是以张为背景，观照彼时上海的动乱与动乱中兀自生发的美学，由此参照窥见其余女作家的长短。

该书进入的角度非常别致。乱世佳人斯佳丽·奥哈拉姗姗降临1940年炮火隆隆的上海，由一位典型的美国南方佳人摇身一变成为战时上海一个经久不衰的公众偶像。这一跨国传奇的成功转型集中体现了这座城市中层文化的韧性与弹性，而上海完全沦陷后为这一文化持续注入崭新的生命力的恰是刚开始写作生涯的一代年轻女作者。与人们普遍认识的相反，上海的日常生活“没有随着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和城市的完全被占领而渐趋废止”，反倒因此保全了一种怪异的“自由自足”，如木心所言，“哪里没有人管，哪里就有文艺，而若降生一二天才，那就是文艺复兴”。以往，我们的目光从未真正触及孤岛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女性创作者，但其实“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的真正占领者是她们”。历史不该忘却这样的美丽名姓，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艺术家陈小翠、周炼霞和吴青霞。无论当日她们各自具有怎样卓越的成就和响亮的声名，又或是更为昙花一现、闻者无几的那些文艺女子，日后等待她们的都只是历史空白。

而与这“空白”相对应的则是“误读”。譬如书中尤为强调的一点，即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并非只写儿女之情，其实她们“面对破碎的家园和岌岌可危的城市文化，努力以自己的话语拼起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梳理着周遭不可理喻的世界”。只是她们所尝试的主题未必就是男性叙事中常见的死亡、饥饿、破坏与动荡，她们有自己另类的战争叙事角度与方式。好比张爱玲在《传奇》1944年版前言中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看透了战争的虚妄与短暂；热辣辣的苏青在1945年散文集《饮食男女》的后记中，更坦言，“有人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还要写什么文章呢？——意见恰巧与我相反”，“我选择这项写作与出版事业来排遣我目前的光阴——只要渡过这时期，我要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动荡中的写作从来不止是消磨时日的手段，更是对战争破坏生活的严正抗议；而施济美的“闺秀小说”《凤仪园》，虽在在描摹日常生活，可越是耽溺于生活的日常，越是对比出战争制造的创痛究竟有多剧烈。

在“战争”这一关键词之外，作者又指出“女性”与“家庭性”是另两大要点。毫无疑问，家庭仍然是女人最熟悉的生活场域，自然也成为最习见的创作材料。同时，对于女性和家庭的关注，也是当时日本占领者的政治和战争禁忌之外的一处自由空间，女性利用她们天然的优势将文学过渡到相对较为安全之地。家庭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波澜不惊，事实上，占领者和抵抗者都在激烈争夺这块文化领地——政治的真正成功不在权力的争夺，而在生活的垄断与融入日常。从中我们得见女作家们对家庭的关注其实别有慧眼，这是“一种颠覆政治控制体系和参与当前重要政治对话的手段”。自寓所、电梯、卧室、浴室、厨房、阳台、街道、商店乃至咖啡馆、电影院和菜市场的细致描绘，就不仅是开辟了另一重文学写作的园地，更是开出文学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的着手点，同时引领读者自此明晰“整个时代风貌的历史性论述”，在战争和政治的蹂躏与冲击下，张爱玲和她的同道们在文本中刻意呈现、修复并完满了现实本应有的秩序。

女人难为，乱世中的女人难为，乱世中的才女更难为。在《乱世书写》中我们看见这些才女如何力求不受战争和政治的戕害，又如何尽力在女性出版文化、女性杂志、女性文学艺术叙事等等创作中召唤日常生活的常态、召唤受破坏的心灵的常态、召唤不知往何处去的世界的常态。

比起那些堂皇但有时却不免纯然沦为堂皇的男性创作者而言，“乱世佳人”并未上空言大话与虚荣心的当，她们也未随意进入时代的漩涡，相反她们凭借女性的弱势社会角色保持了一种难得的距离和由此产生出的清明，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们笔下关于孤岛和战争的伤痛记录。只是被误导太久的我们，是否能断然舍弃意识形态的纠缠，真正将视野投向她们，真正在歌舞繁华的上海想象中挣脱出来而闻得到硝烟的气味，真正谈得上体认沦陷时期上海文 学及通俗文化，也许才是一个更大也更急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