羚羊战略读后感锦集

《羚羊战略》是一本由让·哈兹菲尔德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228图书，本书定价：21.50元，页数：201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羚羊战略》读后感(一)：文明、慈悲与尊重

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屠杀了近80万图西族人，2003年，几万胡图族屠杀者被政府特赦回家，与图西族幸存者比邻而居，这本书就是通过对双方的访谈勾画出一幅仇恨中的和平。作者曾经写过屠杀者《屠刀一季》，也写过逃亡者《赤裸生命》，所以这本两者共存的书起名《羚羊战略》似乎并非最佳，传达不出屠杀者与幸存者共存于异质同归的世界的矛盾，有人要放下仇恨，有人要远离噩梦，虽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总比屠杀要好很多。

无论是哪一方都在努力回避屠杀的细节，一方面是当局的训诫教化产生了效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认同：除了死者本人，其他人都无权描述、评论死者的死亡细节，死者如何被斩断头颅，鲜血如何洒落飞溅，临死前如何哀鸣、求饶或咒骂以及腐烂的残肢，都随着死者而去了，死者才有权对此发言，而死者却再也开不了口了，活着的人对死者不堪的死亡细节描述，是一种隐私侵犯。这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有关南京的一场屠杀，我看了很多年，却还能看到的亡故的可怜人，他被斩断的头颅还和刽子手以及他的弯刀一起展示着，那亡故人不知姓甚名谁，他与躯干分离的失了神的头颅，被刽子手拎着。几十年过去了，屠杀者以及幸存者的同胞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可那亡故者，依然毫无尊严被展示着。

这与文明、慈悲和尊重，背道而驰。

《羚羊战略》读后感(二)：《羚羊战略》：乌合之众的大屠杀

《羚羊战略》：乌合之众的大屠杀

“有时候，凶手们似乎要追上我们了，我们就四下奔逃，给每个人都留一线生机；说穿了，我们采用的就是羚羊战略。”一位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在记者面前如是说。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所搭载的飞机，在卢旺达首都附近被击落，两人同时遇难。本来就深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炸药，因为群龙无首下政治秩序彻底失守，导线被引燃，直至轰然爆炸，卢旺达大屠杀开始了。

卢旺达在一战前为法国殖民地，一战后转为比利时殖民地。在一个外来强加的殖民政权下，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成为政府代理人，生活在社会中上层；而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则沦落在社会底层。社会地位的失衡酝酿出了种族歧视，继而直接催生了种族仇恨。

卢旺达在1962年7月1日宣布独立，然早在1959年，胡图族便推翻了图西族国王的政权，独立日收到的礼物，是随后持续不断的动荡和仇杀，零零散散，直到1962年轰轰烈烈达到高潮。在这些动乱年月里，陆续有将近十五万图西族人流亡到周边国家，他们成立了“卢旺达爱国阵线”。

心高气傲的美国大兵们，一年前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街头遇到了挫折，黑鹰坠落，民怨上升，于是面对卢旺达的混乱，投鼠忌器，干脆按兵不动。比利时撤军，联合国维和力量成为一个空架子，眼睁睁看着每日屠杀的上演。

那年夏天，整个世界遗忘了卢旺达。这是一块无主之地，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空气中遍布血腥味。大屠杀从4月6日持续到同年7月17日，造成近百万人的死亡。

世人在日后回头关注这段历史，也许更多源于《卢旺达饭店》这部电影，饭店老板保罗在劫难当头拯救了1268人，他将他们藏在饭店内。他是非洲的辛德勒，让血泊中的卢旺达免于“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的没顶耻辱，人性的光辉在浓密的苦难中隐隐闪烁。

法国记者让•哈兹菲尔德，以采访实录的形式，写下此书。他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社会面貌，灾难过后，凶手和受害者们将如何比邻而居，化干戈为玉帛，认识你的罪愆，消灭你的仇恨。也就是说，这是一部关于屠杀后和解的采访记录。

图图大主教面对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犯下的罪恶，提出了口号“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说，这是一个受害者的国度，但同时是一个幸存者的国度。他的理念倡导有别于纽伦堡审判和大赦天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与赦免相联系的罪行的完全披露。这是一条达成社会和解的全新道路。

鲜血未干的卢旺达，已经重归宁静的生活。有人说“胡图族学会了放下恶，图西族学会了放下怨恨。”大屠杀的组织者和为首者，在战后受到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底层的暴民们，罪证确凿者，许多人被关入监狱，在经过教育后返回家乡，继续过着宁静、低调的生活。他们的隔壁邻居，也许就是昔日那些失去亲人、被追杀的胡图族人。现在，彼此又相安无事了，至少表面上看上去如此，相逢一笑泯恩仇。烈日曝晒下的村庄和小镇，炎热干燥，人们在井井有条忙碌各自的生活，仿佛灾难从来没有在此发生过，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者，彼此都愿意保持沉默，将不堪回首的往事尘封在记忆深处。

克洛蒂娜害怕遇到杀害她姐姐的凶手，凶手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本地农民，于是她把家迁徙了，她说，过去的经历已经把未来吞噬。而那些被斩首的人们，时时在折磨着她的记忆，如附骨之蛆。被释放回来的罪犯们，在监狱里受到的培训之一便是如何面对遇难者的家属，还有出轨的妻子。人们谈及了出逃时的惊慌失措、丢魂落魄，在逃亡路上见到的死尸堆积，人们也回忆了战乱结束，重归故乡时见到的破落景象。

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纳粹集中营完全不一样。没有铁丝网环绕的集中营，没有一列列开往奥斯维辛的闷罐车，没有毒气室的滚滚烟尘，没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这里，是一群杀得眼睛通红的乌合之众，他们手执砍刀和AK-47，不约而同走出家门，聚集在大街小巷和田野阡陌上，衣服凌乱花绿，似一群寻衅闹事的地痞流氓，杀向年长日久居住在一起的邻居和朋友。转眼间，亲人相杀，朋友相杀，同事相杀……

尽管如此凌乱不堪，这依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种族灭绝计划实施，众多民兵身份的暴民们，在追赶另一个民族的时候，赶尽杀绝，并洗劫一空，短时间内爆发出让现代社会难以置信的暴行。当阿伦特将艾希曼一代人定义为“平庸的恶”时，我们改如何定义卢旺达蝼蚁般的暴民们，怎样解释他们的犯罪动机？他们并非面无表情地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完全是狂热份子，在法治崩溃的时候释放出原始的犯罪动机和人性之恶。勒庞说：“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种族主义驱使下，集体心理达到疯癫，理性荡然无存，乌合之众们雄赳赳气昂昂犯下滔天罪行。

从白皮肤的法兰西民族在广场上群情激昂把路易十六和雅各宾人、罗伯斯庇尔们纷纷送上断头台，到黄皮肤的革命小将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再到黑皮肤的胡图族人屠戮图西族人，我感觉到，人类是相通的。

成稿于10-08-03

《羚羊战略》

（法）让•哈兹菲尔德 著

龙云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21.5元

《羚羊战略》读后感(三)：《羚羊战略》：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之后的尴尬与困境

“当撒旦赋予人类七宗罪的时候，非洲人抽中了暴食和愤怒。我不知道这是首轮就做了选择，还是最后才不幸抽中的。我也不知道白种人和亚洲人究竟抽到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出过远门。但我知道，这选择总让人麻烦不断。贪婪给非洲大陆更多地送来了争斗和战乱，而不仅是干旱和无知。在混乱之中，贪婪成功地送来了种族屠杀，弥散在我们这千丘之间。”

初读《羚羊战略》时，对其文体有很大的疑问，以为是小说，毕竟，普通的非洲人民怎么可能出口成章，句句透着对生命的哲思，可细读到最后才发现，这是作者整理的真实录音。让·哈兹菲尔德是《解放报》前战地记者。和印象当中的西方记者一样，其文字客观、理性，始终秉持着“新闻自由”的那种理念，虽然这是一篇类似于报告文学的访谈录，但作者纯粹只让采访对象说话，每篇文稿都由大段大段的访谈实录，而篇章之间又不缺乏逻辑性，通过采访对象的叙述，便可以明确的了解作者所提问题的核心。所以，采访对象的回答，有时也间接反映着记者提问的水平。

作者以各人自述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十多年前一个又一个困境，这种笔法，实在令人心悸，如果把这种视野扩展开来，我们会发现，作者所提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卢旺达的，也是全世界的。非人道的暴行看似遥远，其实与温情脉脉的和平只有一线之隔。难题并非只属于别人。今天别处别人身上发生的灾难，明天完全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的身上。

有时候，凶手们似乎要追上我们了，我们就四下奔逃，给每人都留一线生机；说穿了，我们采用的是羚羊战略。

正是这些“凶手”，从1994年4月7日开始，在卢旺达境内大肆屠杀自己的同胞，美丽的“千丘之国“几个月之内成为了“千尸之国”，1994年4月，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暗杀，这在卢旺达国内掀起了激烈的暴力反应。胡图族人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人（其中也包括那些帮助和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占当时世界总人口1/5000以上。这次种族大屠杀由胡图族组织阿卡祖（Akazu）策划，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就职于国家政府高层职位。

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矛盾是比利时人留下的，电影《卢旺达饭店》里一名记者采访得知：“按照比利时殖民者的说法，图西族人更高，且举止更为优雅，是比利时人区分的，他们把鼻子较窄的、皮肤较白的人挑出来，他们曾经测量所有人的鼻子，比利时人利用图西族人来统治国家。他们离开后，又把政权交给了胡图族人。当然胡图族人由于被镇压了多年，便对图西族的政界要人采取了报复行为。”胡图族称图西族为“蟑螂”。而事实上，很多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都是邻居，有的甚至结为夫妻，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很快让昔日的友邻关系迅速奔溃，两族联姻的家庭也土崩瓦解，相爱的人阴阳两隔。

16世纪，图西族人在卢旺达建立了封建王国。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方殖民势力相继入侵。1890年，卢旺达沦为“德属东非”保护地。1916年，比利时获得卢旺达的委任统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卢旺达成为联合国托管地，但仍由比利时统治。20世纪60年代以前，仅占人口10%—15%的图西族在卢旺达占据统治地位，88%的政府官员都是图西族人，并拥有绝大部分可耕地。1959年，卢旺达南部的胡图族农民开始反抗图西族贵族的统治并掌握政权，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人，许多图西族贵族逃到了邻近国家。

1962年，卢旺达宣布独立后，在比利时人离开后，政权交还给占多数人口的胡图族。在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妥善处理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图西族和胡图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卢旺达政府一直对图西族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大屠杀前的三年里，国家控制的媒体甚至把图西族人视同为国家的敌人，大力加以挞伐和煽动，引起图西族人的恐惧和仇恨。一家受到党政军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广播电台在大屠杀前九个月，宣传对图西族人的仇恨，甚至公开宣布须被处决的名单。

在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被暗杀的那个晚上，广播里传来了胡图族高层下达屠杀命令的暗号：

砍倒所有高大的树！

本是同根生的两个民族，在一句“砍到所有高大的树”的暗号下，一夜之间成为“凶手”与“遇难者”，倘若另一个民族被全部消灭，留下的民族是否还能昧着良心活着？但是尴尬的是，很多“幸存者”在经历了血腥事件的折磨后，还得带着对逝去亲人的怀念继续生活，而那些被捕的“凶手”，居然在2003年1月2日发布的卢旺达总统公报中宣布全部释放。原因是经济衰退，国家缺乏大量的劳动力。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屠杀的发生并非只是单方面的政党之争，像作者提到的那样，一场战争的发生并不是某个政客或几个野心家的手段，大批量的民众开始自发的参与到屠杀图西族的行动中，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分。而现在，人少地多了，“幸存者”要背负着伤痛，和那些杀害自己亲朋的刽子手一同在这片土地上劳动，是多么不可理喻。

而大屠杀的遗留问题将留给卢旺达的民间传统法庭——“公审大会”。

在公审之前，最尴尬的问题来了，刽子手出狱后将如何面对幸存者，这“第一面”该如何见，招呼如何打，成为最令人心痒的问题。

不少受访的“幸存者”表示不敢正眼看那些“凶手”，因为曾经的那场杀戮太可怕了，他们害怕再次面对自己那可怕的邻居，害怕屠刀猝不及防的再次降落到自己或者亲人的身上。有的“幸存者”害怕到不敢出门劳动，田地荒废了好久，家徒四壁，只是因为恐惧。

也有一些“幸存者”见到被释放的“凶手”后，虽然心里有阴影，可还是放下仇恨，装作若无其事的打招呼，而“凶手”也默契地配合着，双方闭口不谈大屠杀，直到“公审大会”召开。

事实上，被释放的“凶手”并没有那么可怕，在成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时，他们像是没有人性和思想的野兽，见人就砍，而当一切结束后，他们只是可怜的普通人，他们在监狱里接受改造和培训，可当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于是忏悔开始了，个别“凶手”精神上出现了巨大的刺激，有的人开始大声忏悔，招供自己所有的屠杀行径，也揭露同伴的恶行，以至于出狱后，幸存者这样评价他们：“由于害怕，他们变得善良多了。”出狱后的“凶手”大多开始自发的到被自己杀害的图西族人家里干活，但双方依然默契的不谈以往。还有些凶手因为“过度招供”而被同伴杀害，因为如果他们什么都说，那将对同伙非常不利。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赤裸裸的杀戮，让他们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把自己封闭在谎言中是很危险的，时间长了你可能会把谎言当成真相，这会毁掉你的精神。”

不久“公审大会”召开后，很多幸存者觉得去那里听审极为尴尬，他们听到“凶手’阐述自己的罪恶行径的过程，无疑又重温了遍那残忍的屠杀。“说实话，如果凶手撒谎，听起来让人很别扭。但他说真话，还是同样觉得尴尬。”所以，很多人去那里只是为了向凶手打听自己亲人尸骨的位置。

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不少图西族人开始爬上丘陵，向森林深处躲藏，凶手的追击让他们四散而逃，所以一场屠杀下来，尸横遍野，而残忍的刽子手们对尸体的糟践更是惨不忍睹，加上气候炎热，尸体腐烂较快，不少”幸存者“都找不到自己亲人的尸骨。

但是”公审大会“上”凶手们“并不都老老实实交代整个屠杀过程，因为他们杀人如麻，而且事情过了那么久，他们的记忆都开始褪色，或者混淆。“真相在凶手嘴里，但他们要不就瞎说一气，要不就隐瞒事实。真相也在死者嘴里，但已经被他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卢旺达的司法机构由最高司法会议、最高法院(包括法院法庭局、终审法院、行政法院、宪法法院、审计法院)、上诉法院、初审法院、县法院组成。1994年内战使卢司法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直至1996年4月2日最高司法会议成立，司法系统全面恢复，法官由政府任命，但名义上独立。

为加速审判1994年大屠杀在押犯(已关12.5万人)，卢于2002年6月启动"民间传统法庭"，也就是《羚羊战略》里作者提到的“公审大会”。2012年6月，卡加梅宣布法庭使命结束。该法庭10年间共审理大屠杀案件近200万起。而事实上，这样的“公审大会”的公平与理性是值得质疑的，在关于“举证”的篇章之后，作者提出理性的思考：“那正义呢？在这潮水般的举证中，要么带着激情，要么带着利益的牵挂，那么法律的精神还能续存吗？这些缺乏专业法官参与的公民审判大会到底有多大的合法性？对于成千上万的原告和被告来说，这是否公正呢？”

但最终，这样的质疑也只能作为后世的借鉴，毕竟以卢旺达当时的国情，以“凶手”的特殊身份和数量，公平正义总是不够用，过于严苛只能带来一波又一波的仇恨和杀戮，胡图族还会将怨恨的火种埋在图西族与胡图族共同生活的土地下面。有时候，自家人犯错总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是否牺牲了正义换来了和平，那就另当别论了。

时间久了，“幸存者们”也不愿意大老远去听那些没用的庭审，日常的会面照旧，噩梦还会再出现，只是近在眼前的是安稳和平。比起那些，他们更愿意珍惜眼下的和平。更或者，悲惨的过往总是因为太痛苦而被大脑遗忘，一位受访的“幸存者”说：“我可能太过忧伤，连记忆都衰退了。”而“凶手们”也老老实实回归家庭，虽然也有个别颓废者，但多数人在"幸存者"眼里变得更加乖巧了，他们像犯错的孩子一样，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生活着。

胡图族学会了放下恶，图西族学会了放下怨恨。

在卢旺达，种族屠杀让死亡不再神圣。

可是真正该反思的难道只有"凶手"？屠杀从1994年4月开始，国外势力和联合国为什么没有介入？同样在电影《卢旺达饭店里》，一位联合国维和部队长官面对着暴乱与屠杀竟说出了如此厚颜无耻的话：“维和部队的职责是维护和平，而不是创造和平。”那些维和部队的士兵们在胡图族暴乱分子的淫威下懦弱的像一群病猫。

而随着屠杀开始，大量媒体、通信被控制，屠杀也得到了当地媒体的支持。仅有的几家外国媒体拍到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在《卢旺达饭店》里，主人公保罗看到了自己任职的饭店内一名国外记者拍到的屠杀画面，记者很抱歉地说不该让保罗看到，保罗作为一个胡图族人，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种族在干什么，他对那名记者说：“你拍下这段录像我很高兴，全世界都能看到，这是我们有机会让人干涉的唯一办法。”记者回应说：“不错，但要是没人来干涉，披露这些还会是好事吗？”保罗不解：“人们看到这种暴行，怎么会不干涉呢？”记者低下了头：“我认为如果人们看到这些录像……他们会说‘噢，上帝，太恐怖了’，然后便继续享用他们的晚餐。”

所以，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人们看到残酷的事情后，不是去制止残酷，而是冷漠？似乎在一切关乎性命的问题上，人们都喜欢默不作声，所以，比起刽子手的屠杀，更可怕的就是旁观者的无声和冷漠。而另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言：“屠杀的不可言说不是恐怖，不是憎恶。为什么呢？不可言说的是对一部分记忆的破坏，同时还有对人的破坏。是对数以百万计欧洲犹太人或卢旺达图西人记忆的破坏，因为他们的记忆已经被摧毁，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言说这种破坏，而他们自己已经被摧毁。”

被什么摧毁？被屠杀本身，被国家高层的劣政，被外人的冷眼，被死去的亲人，被未来的完好无损的生活，甚至被希望摧毁。

（完）

让·哈兹菲尔德：法国作家，人权活动家，原《解放报》战地记者。《羚羊战略》是他《卢旺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2000年的《赤裸生命》和2003年的《屠刀一季》。他曾以小说《战争的空气》获得1994年法国十一月奖，以《赤裸生命》获得2001年法国文化奖，以《屠刀一季》获得2003年费米娜奖。《羚羊战略》获得2007年法国美第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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