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邀约》读后感1000字

《文学的邀约》是一本由格非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8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学的邀约》读后感(一)：不算是评论

1）

作者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主题却时隐时现，思维有些跳跃，读时常有如坠云雾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但能切身感受到作者胸中的慷慨，读者时时能被这种激情感染。他大概不是要去对于目录中列出的那些主题进行周密的论证（因为那些主题很多都是相当宽泛而不具有明确的目标性），而只是享受着将胸臆付诸文字的过程。依然超级喜欢这本书。

2）

每当谈及外国的小说，作者往往会谈到各种文学理论、概念体系式的分析，虽然“严密而精确”，可总有失其神韵之感。阅读这样的段落后并不能引起对原文本的兴趣。相反，每当谈及中国诗词，以及红楼梦时，作者的文字的张力和丰度立刻跃然纸上。虽然也会同样用一些文学理论去分析它们，但更多的时候不是用理论框架试图去固定住这些作品，而是让这些作品的美如其本身那般向读者敞开。于是对于原文本的阅读就显得更加有趣味了。

各种文学理论很多都是趋于僵化的，在各种文学作品上运用这般理论，所通达的也许是一个被对象化的、现成化、异化的作品。好的作品，并不在于运用的是“线性时间”还是“网络时间”，不在于“概要叙事”还是“场景叙事”。而好的评论，乃是在思与诗的对话中，让作品自己说话，读者所需要做的只是抛开各种理论的先见，去专注倾听。

《文学的邀约》读后感(二)：邀约与品尝

写作固属不易，阅读又何曾轻松？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文字信息而已，它既在语法的层面上（为我们经验所熟知）陈述事实，也在隐喻的意义上形成分岔和偏离；它既是作者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既是限制，又是可能。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合作，我更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一种召唤和暗示，只有当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格非《文学的邀约》

格非在同时的小说家中并非最有名者，在差不多同时的所谓先锋派作家中，比起苏童、余华、莫言来，格非的知名度并不算高。但是，个人认为，格非无疑属于中国当代第一流的小说家，即便他这几年来不再有新的作品问世。现代传媒空前发达，文学作品的传播路径和方式也较之以前复杂和多元。作家的名声很多时候是凭借影视等媒介而为大众知悉的。无论苏童、余华还是莫言，如果其作品没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虽然无损于其作为小说家的价值，但其知名度显然会大打折扣。而格非的小说偏重于叙事技艺的探索，不以传统意义上的“故事”为中心展开，致使其作品无法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致使其作品无论从认知度还是流传范围来说，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格非作为广义上先锋作家中的一员，其作品中浓重的抒情格调和对叙事结构和技术的探索，都是本人非常喜欢和欣赏的。王晓明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将格非的《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并置，将之称为中国现代小说中最为险峻的“风景”，的确别具只眼。但是，从可读性及叙事结构的周延性和完整性来说，格非显然更胜一筹。格非的小说虽然不在以“故事”为中心展开，但是其高超的叙事结构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很大程度上，虽然没有故事，但是作家颇具迷惑性的讲述方式，还是可以让读者在其文本中流连忘返。如《雨季的感觉》，一个以讹传讹的谣传，一场连绵的梅雨，若干神思恍惚的人物，这样一些根本不成其为故事的素材，在作家的编织下，居然成为一篇摇曳生姿的小说。而格非小说中那种迷离的抒情氛围也是非常难得的，个人认为，当代作家中，似乎只有吕新的某些作品中才能见到。以前虽然看过格非的绝大多数小说，但是还是看了本书的作者简介才知道原来他还是清华的教授。本书作为格非的新书，是一部纯粹的理论性作品。集小说家与学者于一身者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但作为一个不错的小说家，能有这种理论深度的，当代中国文坛恐怕只有格非一人而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理论上的深度并没有导致作者的自说自话，以那些晦涩艰深的理论作品判然有别，《文学的邀约》一书虽然对小说的叙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行文却并不艰深，阅读视野稍为广泛些的人，阅读起来都不会有太大的障碍。正如文前所引那段话所说的，阅读并不是一个单向、被动的吸纳过程，当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作者的邀约就会成为一场宴席。既然如此，相信没有人愿意会在一席美味的宴席开始前听人不着边际的喋喋不休，那么，还是让我们开始品尝这席风光无限的文学大餐吧，毕竟，饭菜可不可口，虽然不能说与厨师的手艺关系不大，但更重要是或许是各人的口味如何。

《文学的邀约》读后感(三)：文学的邀约与新文学的尝试

现代文学虽然经过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却仍旧颇多曲折，特别是格非所介入的这近三十年间，正是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混沌时期，价值混乱，对由系动词“是”连接的“什么是文学”的主体争论被频繁凸显出来，那种能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永恒文学观念不再存在，文学与现实、现代与传统，形式与叙述、少数与多数、乌托邦与主流意识形态等诸多论题再次进入视野，而这背后正是文学渐渐沦进一种复杂边缘状态的事实，“文学似乎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特权地位” 1，文学的许多功能其他艺术形式所替代，在格非的观念中，“文学作用于社会的功能，通常被描述成教育、审美和娱乐三大类”， 2而这三个功能在当今社会之中正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但所幸的是，并非如此起彼伏的“文学消亡论”所昭示的那样，文学并没有死亡，在文学性被分散与泛化之后，恰恰只是传统文学载体本身被淹没了，它所携带的文学彻底变成了一种无能的力量。在这样的语境下，基于精英意识的现代文学开始遭受冲击，困厄之中的格非不得不开始反思塑造了他先锋时期整个价值体系的现代文学，并继而对文学中的更多的重要观念与概念进行历史梳理，并对这些观念概念支配下的文学实践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其寻找到一种新的文学图景，一种新的写作可能，这构成了格非后期最大的着力点。 就历史而言，其功用一般会在遭遇困境时更为显著，追根溯源正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而向传统回归，成为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文学无谓乃是对传统的找寻、继承以及突破，格非在探讨“作者与传统”的关系时，先引入了艾略特影响广泛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核心论述：“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地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地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 3因而并不存在那种真正个人式的创作（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个人），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叠加、重复，都是对过去某物的回应，没有“我”，都是“我们”。然而在格非看来，问题恰恰在于“什么是传统？”，“哪些作品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挑选出来成为传统的支架？如果传统意味着挑选，谁有资格成为这样一个挑选者？” 4然而正是这一谨慎的质疑，不仅使得他的建构过程变得艰难，也使得他的文学面目变得斑驳复杂起来。 他在理论角度集中展现他试图建构新文学努力的《文学的邀约》中，在对现代文学发生的源流及其完整语境做了详细清理与考察的基础上，即开宗明义地宣称了“现代文学的终结”，将之从过去因神化而获得的全部维度降至一维，使得更多维度上的传统呈现出来，“除了现代性的传统，我们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传统，现实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的传统、17 世纪的传统，甚至荷马史诗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很好……中国还有自己的传统”， 5而所谓的“世界文学”也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结构，不仅只有欧美或西方文学（这些文学内部更有被隐藏的分流），还有俄国、日本、印度文学，“将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阿拉伯文学、东南亚文学、东欧文学、加勒比海岸地区的文学、西欧或美洲殖民地地区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文学等单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加以考察。” 6格非以此为基，开始构建他想象中的那种整合诸多文学传统的新文学。格非整合的主轴仍旧是现代主义（西方）与传统现实主义（中国），而这两者的调整与相互映照也是当下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格非转型之于当代文学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正是藉此而呈现的。 众所周知，自外来思潮进入以来（一般认为第一次冲击为魏晋时期佛学的进入），中西融合就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所需要面对的大命题，整合目的无非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而整合的逻辑也大抵没有超越“既不执古，也不骛外”这一概括。格非后期的作品以及从理论构建的角度进行的《文学的邀约》都显示了他融合中西两个传统所进行的努力。而与五四一代稍有不同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探索又已经形成了格非所说的小传统，提供出了可供延续的路径或参考的标本，如钱基博即言，“山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之，足削为病”，然而如果执古，则会“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7 渐渐倾向于中国传统的格非就对民族主义极其警惕，加之具有趋近于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他认为传统并非彻底回归，而是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引入诸种资源加以创新，“实际上，如果这个传统果真存在，我们既不可能回去，也不可能简单地加以继承……传统……其中的大部分是隐没不见的，它是需要当代作者通过写作并使之呈现的东西”，“作者与传统的关系，我习惯上将它看成是作者不断地从前人那里汲取资源的关系”。8 这种收拢到个体身上的文学观念的中间节点，如同他所承认的那样得益于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指出，是卡夫卡创造了无数的或隐或显的个人文学先驱，是一个追认和重新发现的过程。而文学——文学观念，我们说，就个体而言，即是对于文学先父的找寻，是对无数父亲们串联起来的传统的继承与突破。 与此同时，格非的转变也呈现了他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事实上，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正是作为现代化与传统的表征而出现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带着二十世纪深刻烙印的焦虑希冀将现代性与本土相融合，并由此提供出一种更贴近于自身感受世界和表达内心的话语方式，对本土文学传统做出贡献，从他后期欣赏的作家诸如纳吉布•马哈福兹、萨曼•拉什迪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格非而言则更是如此，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持续性思考是他坚持的写作重心之一，遭遇沉默之后格非向“士”回归，更是自觉承担起了某种文化职责与历史使命，而这也正是格非转型在不断“重写”、“重返”的解构思潮中（对知识进行考掘的集体行为通过某种修正历史观念的意图，被赋予了改变当下文学尴尬处境的沉重职责）的独特之处。但这样做也不无危险，作家容易深陷政治与道德的陷阱和圈套之中，加深自我的焦虑。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作家在本质上仍旧被视为是道德的，或者是被要求是道德的，那种毫不关切政治、现实和世俗的博尔赫斯式写作被认为是不道德甚至是可耻的。然而，即便是博尔赫斯本人，在其晚年也以某种隐秘的方式返归了现实与传统，他在一些作品中表露出了其先期少有的地方色彩，也“更为明确地试图在阿根廷文学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恰当地位，为阿根廷的小说创作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又回过头来，重新面对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所面对的使命：坚守世代相传的文化命运，然而又必须超越狭隘的区域论和地方主义。” 9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作为非中心的他者发言，希望“我们”与“他们”最后变成“我们”，如同博尔赫斯那样，此时最应当警惕的是后殖民设置“非中心”与“边缘”的地方主义圈套，当然，也不得不像米沃什那样，首先需要“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一姿态正是游移，不应该忘记，先锋文学正是抽除作为寻根文学根基的地方/文化特色起步的。 当格非开始强调杜甫式的或是鲁迅式的写作时，就不得不警惕另一个陷阱，“废名的写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背离、反差却注定了他的‘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时代选出一位主人，这个人只能是鲁迅。鲁迅的写作不仅与他所处的时代声气相通，血肉相连。” 10格非不能再存身于建构的概念体系，完全虚化自我，他开始重建文学的政治现实维度，讲究社会承担，对先锋时期疏离甚至完全无视现实进行矫正，而格非基于对早年某些先锋品性的坚持，也让他没有走向梁启超社会工具式的小说理念，重蹈三四十年代文学过度介入现实与强调社会功用而侵害文学品质的覆辙。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不能全部依凭“江南三部曲”尤其是最为写实的《春尽江南》去展望格非这之后的创作，事实上，三部曲的框架和基调限定了格非的创作以及想象力，而格非最新的中篇《隐身衣》虽然主题与三部曲重复，但就叙事而言，几乎将他先锋时期的技巧重演了一遍，显而易见的是，格非正在为以后的写作做着积极的准备，而他那种虚构想象与寓言的偏重、形式探索与技艺雕琢都不会停止，毕竟，最切合当下现实的全新的叙事话语还在融合与创造之中，这也使得格非不易深陷文学中的政治陷阱，更何况格非也并非不自知，其中短篇数量虽不繁众，但的确多是精粹之作，他在回顾这些中短篇时即如是说，“重读这些作品，除了一两篇不能满意（另有三四篇没有找到），其余的倒也自以为写的不坏。……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妄自菲薄的必要。” 11而我们也已经知道，没有人会为流派写作，他们始终坚守的只有自己的内心，那种变化与延续着的内心。 纵观文学史，文学观念的变化乃是必然，但其超越的本质以及对存在的慰藉却恒定不变。而且就格非的野心而言，他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观察，甚至也不会止于“对真实的热情追求”，毫不夸张地说，格非最终需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那样，去关怀我们共同的前途与命运，探寻并试图提供那种巨大宁静的可能。 注释：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P1 2格非：《市场化和文学的功能》，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3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转引自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P85 4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P86——87 5格非、刘晓楠：《格非访谈录》，收入刘晓楠：《第四种批评》，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年，P116 6 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格非自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2010年8月，P8 8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P90 9库切：《异乡人的国度》，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P199 10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2001年11月，P36——37。格非最初是基于作品成为“经典”来谈及这一点的，“据说，一个作家是否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其作品是否能够成为记忆的核心和纽带极为重要。”而能使作家“不朽”的另一个因素的“可阐释性”也与文化政治现实紧密相关。其中较为直观地呈现格非的观念。（P36） 11格非：《傻瓜的诗篇》， 自序，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