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的读后感大全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是一本由阎步克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一)：对察举制的一些认识

①本书对察举制的一些问题做了具体的考辩，并不适合初学者阅读，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其中对郡国举孝廉和举廉的考据尤为繁复，其实简而言之，西汉时期的举孝廉并不成熟，到东汉方才成熟发展，西汉举廉者尤多，东汉举孝廉更为普遍。举廉是对现任官员的考察，若史书记载某某为x长、x令……则多是举廉。 ②对左雄阳嘉新制的论述则另辟新径，从根本上指出察举后后世科举的不同。科举允许士人投碟自荐，而察举需要地方长官的推荐方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获得推荐是最为关键的步骤。考试最开始是作为察举制度的辅助性手段，并没有在整个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制度也在逐渐增加考试这个因素在选官制度中的比重。 ③九品中正制度是以族取人和以名取人的结合，在魏晋，名士家族化了，士族名士凭借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父祖的荫资，凭借九品中正制轻易可以获取散骑侍郎、常侍、黄门侍郎、尚书郎、中书郎、著作朗等清显之职，几经迁转便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士族子弟不屑担任繁重地位低下的州郡吏职，两汉察举虽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一直是中央和地方沟通的良好渠道。寒族弟子可以通过出仕州郡，然后被郡守察举，入中央为郎官，外放为县令，升迁为尚书，入为九卿，出为两千石，可以位止三公，从而出将入相，而九品中正制下郡吏基本在天下承平之时不可能如此。 由此可见，造成中古士族变相垄断官位的重要因素便是清官迁转。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二)：从察举到科举——读《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中国古代史上，先后出现贵族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不同的选官制度，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占据主导地位。

察举制，大约在西汉文帝、景帝、武帝时确立，与征辟制度一起，共同构成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西汉察举科目分为如下几类：1、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科。2、明经明法以及“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科。3、秀才、孝廉二科（岁举）4、尤异、廉吏二科（吏能）。先秦的“荐举”选官方法和思想，构成了汉代察举制度得以诞生的条件和前提。西汉时期，儒生参政（文吏占优）、“以德取人”与察举制的成立。

东汉时期选官制度趋于严密，“授试以职”制度出现，“以能取人”得到重视，儒生与文吏既冲突又融合。顺帝时期，察举制重大变化，阳嘉新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即专门知识的程式化考试——“以文取人”。

汉末出现选官危机，政治日趋腐败，清议兴起，名士品评获得社会认可。“以名取人”（以徳取人权在朝廷，以名取人权在士林）“以族取人”（以族姓与名士的结合）现象出现。

曹魏以来，随着士族阶层兴起，适应士族政治的选官途径发展起来，从而改变了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与“清途”兴起。

晋代士族门阀实力庞大，先后出现品官占田荫客制、士人免疫制和品官封锢山泽制，保障士族官僚经济利益。文化上清谈玄礼，虚无放诞成为独特礼法门风和生活方式。“以名取人”与“以族取人”相结合，取士面向士族。但专制皇权以及官僚政治的维护者，仍然在挽救察举制。（随着皇权重振，察举发生变化）东晋时期国子学、太学分立，但学校不兴。

南朝时期，随着皇权的重振与复兴，察举制也随之复兴，但是此一察举制随即又士族化，几为士族所垄断。南朝策试制度继续发展，并出现自由报名应试制度萌芽，此即科举制的萌芽。

北方政权大都对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北魏亦采用）依旧采用，北魏察举中士族化倾向十分严重，学校入仕之途，其特权性、士族化更为明显。并且学校入仕在北魏为入仕华途。察举中，秀才、孝廉二科是基本科目。

北朝强大皇权支撑下的官僚政治，确实具有缺乏两种文化形态冲突碰撞的南朝所不能比拟的内在潜力与发展前景。每当皇权与官僚政治发展一点，它们对士族制度的容忍就少了一点。北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大为衰落，不能有效维护士族制度。

选官方法扩大，察举的门第限制日益宽松。至隋开皇中，九品中正制寿终正寝。

北朝察举制自北魏后由盛转衰，至隋代虽处于回升之中，但并不迅速。在周、隋（特别是前期），尽管官僚政治发展迅速，但在察举方面，不采用策试方法、面向吏治人才的特科活跃；传统浓厚的、以策试取人的秀才、明经等科虽被承袭，王朝态度却有所保留。（原因：由于鲜卑尚武风气传统影响；由于保证军功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要求；由于对山东及江南士族的猜忌排斥；由于官僚政治复兴带来对重新确认文官选拔标准的要求；由于察举策试中关注文辞经术而无关政务吏能到发展状态）

南北朝时期，南朝北朝都出现自由投考制度的萌芽。魏齐时期，郡学与察举结合日趋紧密，甚至成为秀孝的主要来源。到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并立之制已成，算生、法生、书生具备。北朝学校制度的发展，为科举制诞生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察举制漫长发展中，积累了如下变化：

1、察举中心环节，由举荐转到考试。

2、察举的标准，由兼及孝悌、吏能，变成以文化知识检验为主。

3、长官的举荐权力，变成搜罗文人应试的责任。

4、考试程式不断严密化、制度化：

5、南朝自学者申请明经策试之制、北朝士人自求秀才之行，孕育自由投考的萌芽。

6、学校与察举结合日益紧密。

7、入仕、铨选、考课区别分化，日益清晰。

这样，一种更为纯粹的“以文取人”的入仕制度，将要孕育而生。

结语：影响制约官僚帝国政府的选官制度形态和变迁的因素：1、官僚科层制的理性行政因素。2、官僚帝国政体之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因素。3、作为王朝官员主要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

科举制度是一大进步，但并不代表汉代察举就一无是处，相反的两方各有优劣。汉代察举较为尊重舆论评价，注重专业原则分科取人，且有“试职”“累功”之法强化了实践培训，其法与吏治的结合较为紧密。科举制度，较多的体现了面向知识群体，和促成社会流动与公平竞争的精神。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读后感(三)：意犹未尽

读完阎步克先生这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特别是读到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最后一段话“这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察举制度，终于宣告终结，选官制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科举时代，便由之发端了。”的时候，顿时感觉自己也跟着阎先生一道走完了一段征程似的，遂长舒了一口气。算下来，这本正文300页，近28万字的著作断断续续的花了我不少的时间，其中有一些琐事及其它的阅读任务占去了不少的时间，不过好在今晚还是能将它读完，甚感庆幸，又意犹未尽，将这本书大致的回顾一下，也算对阎先生的小小敬意。

这本书的条理和思路非常的清晰，围绕察举制度的变迁，从肇始的两汉开始考察，一直到隋初，在中国古代选官制中曾经起重要作用的察举制的全貌便一点点地逐渐浮现出来。

汉代儒生的参政推动了察举制的兴起，当然这种形式也承自于先秦的“荐举”选官的方法和思想。而曾经丞相府辟召府属的“四科”标准——德行、明经、明法、政略也对察举诸科产生了影响。到了东汉时期，政府选人都要“授试以职”和“以能取人”，这是因为在王莽乌托邦似的“奉天法古”的变法失败后，帝国亟须重回一种相对理性化的官僚行政轨道。在东汉顺帝时期，出现了阳嘉新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这不同于“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它象征着“以文取人”和上述二者并存了。而且阳嘉新制这种将专门知识进行程式化考试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取人的标准客观化。东汉末年，政治的高度腐败，以及清流士大夫的崛起，造成了“以名取人”，这是因为帝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主导意识形态，这就使政府又必须要有能容纳知识分子的度量，而此时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自觉地组成了自己的团体，他们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在他们的圈子当中，他们互相郊游谈论、清议品题，自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法，而帝国政府的官员们在辟举时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可以说是士林舆论影响了政府选举，这毫无疑问是对官僚理性化行政的一种破坏。而衣冠世家们的文化色彩，也让“以名取人”逐渐演化成了“以族取人”。

曹魏时期，对“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有了一定的限制，曹操和魏文帝都抑制“浮华”，而魏明帝的“贡士以经学为先”，也为了抑黜“浮华不务道本者”，且加强了考课。但毕竟士族势力的崛起不可遏制，在这一时期，面向士族子弟的“清途”借由“黄散”之官打开了突破口，“黄散”之官，多属冗官，无职事，颇为士族子弟所喜，并逐渐大量占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代权贵子弟由任子及内侍入仕的复兴与发展。西晋初，秀才对策制度成立，后来还出现了“白衣试经”。总体而言，在西晋初，专制皇权确实做了一些挽救察举的举动，比如频繁的察举特科，皇帝亲自策问，并有“拔寒素”，“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济资”等这样鼓励寒门的政策。这一时期，继承了汉魏的学校试经制度入仕制度，别立“国子学”，面向贵游子弟，试图让他们也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遂有太学、国学两轨并行。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优遇士族的倾向已经渐成主导，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更象征着文化贵族对于仕途的垄断。察举制在这一时期，地位愈见式微。其严格的考核标准，入仕起点的低微，使之对士族子弟失去了吸引力。且经由察举即使入仕，政治前途仍然很不乐观。

刘宋王朝建立后，南朝对察举制的复兴做了积极的努力，这也是由于专制皇权的逐步恢复所致。但其时，士族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政府积极推行的学校入仕又被拥有文化特权的士族垄断，所以，自宋始至陈终，下层知识分子都受到士族的排抑。但是，南朝的察举制在不断地发展之中，也出现了一些科举制的萌芽，比如，对策之时已有发挥文采之处，逐渐变成了“以文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被举之人与举主之间的关系日渐松弛：还出现了“自由投考”的萌芽，梁武帝就有“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的诏书。

北朝各胡族政权也都保留了察举，而且学校特别发达。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士族化的倾向一度十分明显，但其策试选官的坚决态度抑制了官僚的门阀化。考试选官的方法也最终松动了门第限制。隋初，九品中正被废除，官僚政治复兴，士族的衰落，使选举制度到达了一个剧变的临界点。北朝察举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也出现了不少科举制的萌芽，比如，落第者的出现；和南朝一样自由投考的出现；北朝发达的学校和察举制的进一步结合，以及六学体制的完备。这些和南朝的变迁一起，构成了科举制出现的前提。

尽管，隋朝初期，隋文帝和他的一些下属们对儒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作为一个以文化取向为主的帝国，终究是不能离开承载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即位的隋炀帝就颇好文辞，还设立了进士科。所以，帝国是终究离不开“文教”的。唐帝国在此基础上诞生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终于成为现实，并主导了以后的一千余年。

以上就是将这本书简单的回顾了一下，阎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其阅读量之大，考证之细致，方法之精妙，实是令后学汗颜，但也确实自感略有长进。这本书和其另一部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样，都用了功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古代中国的官僚制，用我们学校一位授课老师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了西方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的史料”。连续读完了阎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及他翻译的艾森斯塔德的《帝国的政治体系》，在加上今晚的这部《察举制度演生史稿》，确实让我开了眼界。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除了苦读之外，如何选择独特的视角介入，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不过阎先生的工作让我有了启发。

2012年2月16日凌晨1时38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