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读后感精选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是一本由秦亚青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6.00元，页数：4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读后感(一)：国关之人

细读整月，24篇论文集，今日终于读完。

想起很早之前自己的狂言：“我觉得吧，国关是一门很浅的学科。”随着对这门学科的深入了解，我对此有了敬畏之心。今日读完掩卷，这种敬畏之心又一次升起——这是一门对“人”“社会”“国家”“世界”有着极为深刻认识的学科，一门揉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人类学的复合学科；它对研究者思维的高度与广度亦有极高的要求，非专注、冷静、理性、博学（是否应有悲悯？）者不能至。

自1919年威尔士大学成立国关学科以来，现实主义（realism）、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一次次地与历史及当时的国际格局进行互动，相互映证，刷新世人对世界的认知。从个人角度来看，如今我最认同的是建构主义。其一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观在某些程度上与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不谋而合；其二，相对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有种豁然开朗的感受，像是突然在天花板上开了一扇窗，让人飞出重新审视历史的一切。

毫无疑问，现实主义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石，但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后者尤甚）对于“人类如何能更好地共处”一事，更具指导意义和人文关怀。私以为，政治博弈兜兜转转，最终还应回归到“人”这一主体之上。

于是再次忍不住感慨：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早有前人思考过，且往往比我们想得更为深入、更有远见，并提出了一套或完善的理论、或颇具远见的规范导向。

理论的作用为何？私以为，其如同搭建房子时的骨架，虽枯燥、不够生动。但当我们通过它，以其为器，将所有的观点、史实梳理后，会顿时觉得自己的思路变得清晰而明确。

感慨之余，又有些许沮丧。中国的国关界，虽有如外院秦亚青教授、曾经的复旦国务院院长（如今的国师王沪宁）等大牛者，却仍未改变中国如今外交火热，而学界冷清、不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尴尬局面。其原因，既有“国情在此”，亦从“崔天临事件”中可见一斑。

搞学术的，要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

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读后感(二)：摘抄 | 建构“中国学派”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

9.2

秦亚青 / 201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是主张建构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

之所以用“中国学派”来指代具有中国元素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希望以世界观中国，从全球知识视野来审视国际关系理论，使国际关系理论真正成为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仅起源于并偏安于一隅的封闭系统。

“中国学派”意味着我们发展的理论是全球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分支，不是寻求唯我独尊，而是要做建设性的、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

全球学提倡全球视角，“中国学派”需要有这种情怀，从全球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学派”到底能在全球的包容性知识体系中做出何种贡献。

我提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将关系性概念化并以其作为关系理论的硬核。这样做并不是要取代任何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希望以产生于不同社会文化实践的理念来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宝库。

因此，“中国学派”是一个符号，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总和的一个分支，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派，一个既具有文化胎记也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普遍性特征的知识产品。

毫无疑问，“中国学派”要深刻挖掘中国文明文化的思想精髓，但目的是实现全球学意义上的知识创新和全球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知识生产

《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二版）》读后感(三)：政治的若干内涵

作为相对学术化的政治性文集，本书的言语并不会太苦涩难懂，且章节分明，容易观看。

学科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地位。学科的存在在于自觉的学科意识。学派的根本在于独立的学理思想。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学理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生产知识和推动知识发展的知识力。这种知识力来自竞争和借鉴，突出表现是新兴理论对原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一种源头性创新理论的产生往往会确立一种新的范式。新的范式确立之后，会出现大量常规科学研究，即对新的理论范式的证实与证伪性验证。理论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知识的再生产，理论之间的借鉴与融合也可以成就知识的传承和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是超时空的元叙述，而只能是受到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的限制。国际关系作为科学学科的目的在于超越具体的客观事物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概括。

一个好的理论模式要能够高度准确地表述所研究的现象、解释所研究诸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所研究对象的发展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70年代中叶，国际政治学者开始质疑物质性权力（大国间实力分配）在维持世界稳定中的作用。西方国际关系学两个传统：一，追求宏理论的传统（为构建体系理论的持续努力）；二，主要思想理论以美国为重心。

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特征是权力，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体系特征是制度，建构主义的体系特征是文化。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卡尔奠定其基础，摩根索建构其理论大厦，沃尔兹完善其科学体系。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实质得出的结论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是国家自助系统，国家的利益不同，自然会在交往中产生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冲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且，由于各国均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冲突的根本调解是不可能的。冲突的解决往往要取决于冲突中国家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国际制度的阶级性、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和国家对于相对收益的考虑说明国际制度在促进合作方面的作用是有着局限性的。

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理性选择的思维方式，理性选择的标准是效用的最大化。理性主义不考虑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人的本体性问题，只考虑这些被假定为利己者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落脚点均在于此。自由主义包括：格劳秀斯的国际社会和法制思想、洛克的个人主义和权利政治理念、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理论等。个人在一切政治活动中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温特建构主义采用了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采用了理念主义的本体论，强调了观念、文化、认同等因素的重要作用。

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使其既强调施动者对结构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

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受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论述影响颇深：所有权力要求知识，所有知识依赖于并加强现存的权力关系。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竞争，是结构中权力关系的定位和先验理性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

国际关系中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国家利益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实践活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互动行为中无数的正反馈和负反馈，调整、修改、重新为自己定位。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体系结构，是国际体系中施动者互动的结果。

温特认为国际关系从霍布斯文化（国与国是敌人）到洛克文化（国与国是竞争对手）到康德文化（国与国是朋友）是可能的。建构主义是乐观的理论，是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而不像现实主义那样是悲观的理论，是历史循环理论。建构主义把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议程。建构主义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

常规建构主义以其中间道路（反思主体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之间）跻身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流，后现代建构主义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世界政治领域的建构主义距离从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对世界文化进行系统性的理论集成依然遥远。要建立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则需要超越建构主义。

人是文化产物：这不是说人的生存不依赖物质性条件，而是说人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意义图式来理解物质世界的。

文化力涉及世界政治的文化内容，私有观念是否能够上升到共有观念，主要取决于文化力。有四个指标可以测量国际暴力程度：国际权力结构、国际经济相互依存度、国际制度体系和国家战略文化。

现状国家也会相互军备竞赛在于猎鹿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美国战后的根本国家利益是维持世界霸权结构和自己的霸权国地位。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实力和影响力，人们可以从其所行，但并不视其为所友。否定霸权稳定理论，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不稳定可以有助于霸权维持。

美国法学教授蔡美儿认为推行原始的市场经济和激进的政治民主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同时也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与仇恨。民主、市场和种族这三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爆炸性冲撞。

书中还谈及学科一些探索：多边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缺乏严谨、深入、科学的分析活动（如果研究只是为了解答诸如某一国际事件的背景是什么、现状如何、可能走向怎样，那么研究就只会停留在描述阶段，就只会分离地处理每一个具体国际事件，就只是分立而无关联的具体经验，就不会超越事件而达到理论的高度抽象和获取事物的规律意义），国际关系类论文的设计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