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的读后感大全

《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本由王奇生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7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一)：前七章总结

一、国民党改组以苏维埃组织为模板，但在意识形态上仍以“三民主义”为主。并未学习到俄共体制的全部精髓。 二、国民党改组后党员的社会构成以知识分子（主要为初中学历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小知识分子）为主。当时国民党立场较为进步，且有自己的政权能够提供从政渠道，在这两方面更吸引年轻学生。 三、国共合作时期双方对相互关系的定位有分歧，从“容共”到“联共”。刚开始共产党稍弱势，但随着共产党逐渐控制了基础组织和意识形态宣传，共产党逐渐在党、政方面取得优势地位。 四、“清党”不仅对共产党造成巨大打击，同时也清除了国民党左派，并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造成很大混乱。在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严密的党组织也被完全破坏，乡绅和地痞流氓借机加入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内部也借反共打击异己。国民党从此几乎放弃了群众运动等左翼路线，失去了建立初期的革命性。 五、国民党虽然偏向于资本家，但对待工人的态度好于对待农民（这里有工人更具有组织性，对社会有更大影响力的因素）。国民党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其在处理劳资纠纷时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在“三友实业劳资纠纷案”中，劳方、资方、党方相互对立，国民党并未过于偏袒资方。此案中各界工会组织（无赤色工会）对抗劳方显示了当时工人的严密组织性。而资本家也通过的各种商会合力对抗政府。而国民党当局对此案虽然做出了有利于劳方的劳动仲裁，并且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资方拒不执行。之后政府方面有所让步，但资方仍不买账，最后此案由杜月笙以私人关系调解才得以解决。当时国民党的中立立场其实两边不讨好，而且国民党面对资本家并没有的抵制缺乏强制执行的能力，由此可见国民党其实并非强势政党。 六、随着蒋介石权力的扩大和地位的稳固，国民党由“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转变为以军治国。即使国民党自己的地盘，地方政权也大多被军人掌握。 七、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双轨制一开始就互相独立，党不允许干扰地方政府。初期地方党部还很强势，试图凌驾政府之上，后来则完全失去权力。（这里面有蒋介石对党权的压制的原因，但在最初的制度设计时，国民党就不打算效仿苏联的党指挥一切的制度）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读《党员、党权与党争》有感

喜欢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对于国民党政权为何败退大陆想来应该是很感兴趣，王奇生教授的这本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主要从国民党组织形态的角度来分析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清党、意识形态、代表阶级、基层组织和政治录用等等。作者利用自己曾经在第二档案馆工作的便利，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在严格考证的基本上完成本书，书中的某些观点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以来，每当国民党遇到重大问题以至于不能适应革命需要时，总能在关键时刻进行重组，挽救党于水火之中，甚至不惜改变党组织的名称。在短短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先后几次易名，从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到1924改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可见孙中山坚持革命的决心，但也反映出这个组织本身的重大问题。在这几次重大改组之中，1924年师从苏俄的改组对国民党的影响最为深远，也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但是，从这次改组的情况来看，很难说是一次完全彻底的改组。列宁主义政党的特定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差甚远，孙中山的改组方案只是片面追求列宁主义政党的器物层面而不涉及其本质，这样很难发挥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为后来国民党的退化埋下了阴影。

蒋介石接手国民党以后，每每感到党组织的退化无能，但是由于缺乏孙中山的绝对权威，再加上派系斗争，很难对国民党进行重大的改组。从三十年代创建力行社和青白团，到四十年代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在保留国民党老法统的基础上进行“党内造党”或者“党外造党”来改造国民党，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的老化，最终丧失了政权。

我们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华民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国民党本身是个独裁主义政党，但是是否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国民党是一个全能主义政党呢？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引用了大量事例，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国民党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在其统治的二十一年时间里，其党组织始终未延伸至县级以下政权，即使在抗战后期，蒋介石实施“新县政”改革，在实质上依然如此。县级以下政权基本上是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其严防国民党组织的向下渗透，防止危及自己的统治权威。国民党虽然名义上控制了中华民国，但由于地方军阀的割据加上派系斗争，其政权的实际控制能力大打折扣。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读全书给我留下的感触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其最大的败笔在于其党内派系斗争。国民党政权向来以派系众多而著称，派系内斗消耗了国民党大量的政治资源。从国民党最初确立训政纲领时所提出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时，可以看出国民党对派系斗争也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任何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执政党内部必然会利益分化，形成不同的派系，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解决之道或许应该成立一个公开的利益博弈平台，让各方利益在其中公开的博弈，但是这样的结果反而会违背一党专政的初衷，形成事实上的多党制，这或许是一党专政国家的一个悖论：理论上否认政治派系，事实上是派系无处不在。

其次，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其地方政权的党政分离，违背其党治原则。按照国民党的党治原则，党应该是领导、监督政府，政府的权威应该服从于党的权威。但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实际运做模式是党政分离，党与政府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党对政府只有监督而没有领导作用，这样党的意志很难得到体现，再加上国民党的组织涣散，党组织对党员毫无约束力可言，更加恶化了党治原则。

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地方的一切政治资源，党政分离以后，党基本上沦落到社会边缘的位置，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控制了党组织，党的权威极具下降。

此外，国民党声称代表全民的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共产党声称代表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49年以前其一切政策纲领也在于维护工农的利益，因而能够吸引工农参加共产革命。而国民党所谓的代表全民利益，最终可能的结果是所有的社会阶层利益都不被代表，仅仅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谓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质是掩盖其政权腐败的幌子。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三)：简评《党员、党权与党争》

这不是我第一次阅读王奇生教授的著作了，之前读过那本著名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现在回过头来再读这本《党员、党权与党争》，多多少少可以理解教授的治史思路。

王奇生教授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两校皆为治民国史的重镇所在；亦曾经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在中国社科院的近史所做过博士后研究。可以说，教授的史料功底极为扎实。该书出版时，教授还任职于中国社科院，而当我接触这本书的时候，其已然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该书出版至今已逾十年，即使放眼今日学界，该书对于国民党的研究也算是大成之作，遑论当年。囿于意识形态的遮蔽以及两党“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大陆学界对于国民党的研究长期处于“批判”的阶段，而未能有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后，无论是基于“在学言学”的学术思想也好，亦或是学者的学术良知等其他因素，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着撇除偏见与仇视，尽可能以客观、公正的第三者视角来再度审视这个曾经执政二十余载的政党。虽然公众往往希望“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但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即使其问题意识产生的背后有着莫大的人文关怀，也不会刻意地去营造这样一种“工具化”的假象。历史学家所真诚希望做的，首先就是搞清楚“是什么”，在此基础之上尝试着探究“为什么”，仅此而已。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证明，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少是那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联系，特别是人们业已熟悉的历史，革命史观提供了一种看似完美无缺的解释框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经过“去熟悉化”，我们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所认为的，往往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样子。这就是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例如前几年李志毓教授关于汪精卫的研究）当然，如果硬要剔除掉复杂的历史实相，将“首（因）”和“尾（果）”强加在一起，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回过头来再说教授的这本书。该书关注的是1924——1949年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大体上来看，循着时间顺序的展开，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民党“以俄为师”、党员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清党运动后的国民党组织、党政关系、党的派系纷争、抗战时期的党团政关系等等。该书中的很多核心观点差不多都已经成为今日史学界的共识，如1924年国民党的“以俄为师”，实际上是“形似而神非”。孙中山在起初比较关注的是苏共的“党军”方面的措施，中国的革命实践使其很是关注政党手中能否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他对于自己所提的“三民主义”有着“迷妹”一般的执着与坚信（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三民主义本身就有着极强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解释和攀扯起来有着很强的任意性）。所以国民党在早期学习苏俄时，秉持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为体，苏共体制为用”。但是随着革命的失利，鲍罗廷的到来，以及对于苏共体制认识程度的加深，国民党对于苏共的学习程度也在深入。但即使如此，画虎画皮难画骨，虽然照办了苏共党章等制度性的流程，但在执行力方面却远远逊色；相反，同样作为苏共的弟子，中共在此方面则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更胜一筹。就笔者此前所关注的国共内战时期的“学运”问题，在校园中，“组织对组织”的对抗，国民党往往不是中共的对手，因此“文斗”常常会演化为“武斗”。由此观之，蒋介石经常慨叹手下人不中用还是空穴来风的。毕竟，制度的执行是要倚仗人来推行的，执行力不足，的确与人事行政有关。

再者，教授的“弱势独裁政党”提法也是一针见血。经过通篇的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无论是组织建设、群众运动、党义灌输，还是党政建设方面，都存在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此，虽然它有着作为独裁政党的“雄心”，从表面上看也的确成为了一个一统全国的独裁政党。但实际上，作为一个连党员都不能实现有效控制的虚弱政党来说，希冀将党组织渗透、扩张进国家组织的机体内部，自然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国民党的孱弱除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党内的派系斗争消耗了党的力量。教授用“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来解释这种消耗，无论是出于制衡的目的，亦或是刺激的希望，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使党的政策、人才、宣传等都不能得到很好地发挥，最终，在无限的内循环中，耗尽了党的元气。30年代后期，即使是成为“党魁”的蒋介石亦不能阻止这种党力的浪费，而一次次的道德训诫犹如耳旁过风，丝毫不起作用。

除此之外，该书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社会史视角的融入。在自序中，教授自己就承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来描述，也许这会显得鲜活和丰满一些”。在本书的论证过程当中，这种视角的使用更加明显，例如在根据会议资料、工作报告等官方材料探讨完改组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后，教授并未满足于制度层面的考察，而是深入细察其实际的运作情况，于是发现，改组后国民党组织的运作情形，实际远非孙中山所期许的那样；再者如探讨国民党的党治结构，兼顾法理的形态与实际的形态；考察国民党党员的社会形象；在探讨清党后，国民党与工人、资本家的关系史，更是以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个案为例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与考察。由此可见，《革命与反革命》的社会文化研究视角，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已见端倪。

尽管如此，读完此书笔者还是不免会有一点疑惑：即这种看似完整无缺的论述框架，是否足以解释国民党在1949年的溃败？换句话说，在“组织对组织”的抗争中，作为对手的中共，其组织建设的生态实相又是如何的？在党义的执行过程中，能被落实到几分？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阅读。

《党员、党权与党争》读后感(四)：“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何以导致胜负的区别？

本书作者王奇生的核心观点是：国民党1924年效仿俄共组织的改组中，只学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而没有学到其组织内蕴，导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相对于中国的统治规模而言堪称“虚弱”。国民党空有独裁之心，而无独裁之力，只能称之为弱势独裁政党，是一个罕见的在执政初期就已经衰弱的政权主体，其历史命运必然是“先天下之亡而亡”。

在章开沅的序言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个藤上结的两个瓜。”言者指的是“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前苏联共产党”。在阅读1924年国民党改组内容时，我也曾多次感到其和中共的极大相似性，诸如党章内容（除了预备党员制）、基层组织建制对党员的笼罩性、以党治国、建立一支信仰三民主义的“党军”，尤其是“连以上设立各级党代表”可以说还是中共三湾改编“把党建在连队上”的前辈。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法理组织上如此相似，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国共结局胜负的区别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将本书内容的核心逻辑串一串，诸位就会发现历史是有其前因后果的，亦能体会到当时执政者个人对于局势的无可奈何，“古人”们做出的选择其实已经是当时情境和个人水平下的最优解了。

首先，1924年改组是一场“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组织为用”的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的改革，只学到了组织形式，而没学到组织内蕴。这就导致后面经常看到，组织条文上写的是一回事，组织运作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这次改组虽然对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实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和“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共相比，简直就是战五渣。

但是偏偏，国民党选择了和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联合，这是出于孙中山对中共的轻视，私以为也有孙中山急于求成想联合各方力量的原因。其时中共不过四五百人，而国民党堪称百万党徒，中共融入国民党，犹如滴水入大海。然而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发挥了作用，中共在组织运作和话语宣传上碾压了国民党：中共几乎包办了国民党的基层党务，垄断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国民党大量左派青年选择加入中共，以至于“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容共”变成了共产党“容国”。这时候换了谁是蒋介石，都必须选择“清共”，否则国民党就只能等着被中共兼并。

但是由于中共完全承袭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严密性，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党内哪些是共产党员，于是清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扩大化，成了个人攻讦打击政敌的工具。清党后国民党党员减少了至少30万，占比1/3，其中大部分是左派进步青年。同时，由于国民党党力的虚弱，只能借助军警的力量进行清党，这也成为军权控制党权的开端。

但是偏偏（再一次），清党时正值北伐高歌猛进，国民党取得了大量的地盘和权力，急需人才的供给进行管理，否则地盘保不住，仗也白打了。在损失1/3党员后，国民党只能选择大量吸纳新党员，滥征滥收甚至强制入党、集体入党，而此时加入的多是投机分子、腐化分子、旧势力人物和土豪劣绅，造成党内人才的逆淘汰，中下层党组织也被旧势力所把控。他们不信仰三民主义，不接受党组织的控制，加入进来只是为了维持其既得利益，执政后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越发不好进行大的内部改革，于是国民党日趋保守和落后。这之后又引出了蒋介石因不满国民党虚弱而“另起炉灶”搞CC系，搞力行社，战时搞三青团，导致国民党又深受派系斗争的内耗。

四一二前后的历史逻辑——思维导图

人才问题始终是困扰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执政之初（1929年），国民党普通党员仅27万（军队党员虽然很多，但没啥用，只是形式上履行入党手续而已），仅控制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到抗战前夕也仅能控制25%的国土和66%的人口（P357）。可见国民党虽然在法理上、组织形式、组织条文上显得“党高于一切”、“以党治国”，但在实际运作中，国民党从来都不是，也未能成为一个能够控制国家、社会、政治的执政党。

对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实际运作形态，私总结为“七个空虚”，更详细的内容请见全书内容的思维导图：

一、 党员空虚：普通党员的供给达不到执政所需要的数量，党内人才逆淘汰导致党员的素质和形象大为下降。

二、 党义空虚：四一二因“违教”导致党内意识形态大分歧，三民主义失去其意识形态魅力，执政期间没有理论突破。

三、 党基空虚：试图“代表全民”，结果哪边都不讨好，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四、 党权空虚：军政为里，党权为表。军权实际上控制着党权和政权；党政双轨，但实际政重党轻。

五、 地方空虚：基层党部软弱无力，既不能指导政府，也不能控制党员，更不能领导民众

六、 党利空虚：党员在政治录用上没有任何优先权和优势，党员无法垄断独占政治资源

七、 党和空虚：党内派系林立的斗争对国民党造成严重内耗。蒋介石党外“另立新党”的做法降低了国民党的地位，造成“派系党化”的斗争。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共这对双生子结局胜负的不同，我的回答有以下三点：

一、 体制缺陷：一个四不像的怪物，在组织实力上根本不是中共的对手

自1924年改组，国民党将俄共（布）的组织形式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嫁接，但三民主义中的某些政治理念和蓝图又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而来的，例如对党员的吸收没有考察，党员的组织生活颇为松散；不允许基层党部干预控制地方政权，仅通过中央对政权做宏观的政治指导。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是依据两个不能同时并存的政治架构拼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常年领导党务的陈果夫失势后在日记中感叹：“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足见一斑。这样一个四不像的政党，倘若未遇到强劲对手，说不定倒也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是偏偏（第三次了），它的对手是既继承了马列主义政党内核，又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进行调整的中国共产党……

二、 急于求成、本末倒置、骑虎难下

国民党的急于求成在孙中山时代的“毕其功于一役”就已经埋下，“本来依苏联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在组织和人才准备均不足的情况下北伐，虽然取得了地盘和政权，却导致管理人才和管理能力严重跟不上。四一二清党后和抗日战争时两次滥征滥收党员，导致旧势力人物和土豪劣绅两次大量涌入，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形势不等人”的无奈之举，只能以此名义上收服旧势力，而不是实质上以其为革命对象将其打倒。另外，孙中山在改组时几乎照抄了俄共（布）党章，但惟独没有引入“预备党员制” （1929.01“三大”时采用，1938年废止），没有入党审查期自然可以更多地吸收党员，这也反映了孙的急于求成。

这也反映出国民党高层在战略上的本末倒置，即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不注重自己有生力量的培养。弱势独裁政党的无奈和可悲之处，就犹如幼儿骑虎，尚不具备驾驭猛虎的能力，却又因急于求成获得了远超出其驾驭能力的权力资源，最后即使想要自我革新，也是骑虎难下了。它不可能砸烂整个党机器从头再来，因为这必将导致好不容易收服的权力资源挣脱甚至反攻，重伤甚至致死国民党；也不可能有时间去消化地盘政权，去慢慢培养人才直至实质上掌握全国，因为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不允许。最后只能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中毒。

三、 高层领导的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均一般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当时之中国自有其先进性，但放在近代整个世界里看，跟马列毛相比，则理论幼稚，不成体系，浮于口号理念，缺乏具体措施，难以从逻辑上解释社会，也难以从方法论上指导实践。蒋介石在政治和党治理论水平上更不如孙，对三民主义无所创建，实际是通过军权取得党权和政权。其军事水平又比不上毛这样的“军事天才”、公认的“战略家”，无怪乎失败也。

最后一句话总结之，国民党还是输在了人。个人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追根溯源都是先从解决人的问题开始的，因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只有人。所谓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规章条例等，不过是人用来解决问题的高级工具而已。这里的人，既指那些大人物的个人水平，也指普通民众的整体素质。回想这本书里，不肯学习俄共组织内蕴的改组是不是由孙中山所主导？党权受制于军权政权的局面是不是由于蒋介石醉心军事以至于忽视党务？派系林立的斗争内耗是不是源自蒋介石的制衡权谋之术？国民党基层党部的空虚是不是与其内部缺乏人才脱不了直接关系？国民党战后接收的急剧腐化是不是由于其党员素质早已消磨殆尽？由此可见，一个组织中，领导层的水平和人才的培养，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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