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读后感100字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是一本由杨奎松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全二册），页数：89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读后感(一)：苦心孤诣求微言大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促使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9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深感革命先辈在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的坚毅与执着。

与中国共产党同处在推动封建中国实现近现代化地位的国民党，作为历史前进中的另一个主角，同样应当予以关注，特别是其何以衰落失败，值得深入思考。

杨奎松教授是中共党史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一直是这个相对严肃学科中的畅销耐读作品。在本书中，杨教授以国民党的视角，大量使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审视其“联共”与“反共”的政策抉择，详细分析了上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时国共之间的分分合合。而“联共”与“反共”的政策抉择，并不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而是以不同形式体现在1949年前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读罢之后，可以感受到几条主线共同决定了国民党必然失败的宿命，一是中共持续的武装革命斗争，二是国民党内部特别是孙中山去世后因权力真空引发的派系争斗及其对国民党政治格局的长期掣肘，三是苏联长期的外部影响。本书资料翔实，提供了中共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视角，在比较中可读出不少新意，这也是作者的苦心孤诣之所在。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读后感(二)：风雨飘摇

本书讲述了国共两党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剖析了革命政党之间合作与倾轧的关系变动。 著作的开始是孙中山藉共产之力重造党义不明、组织无力的国民党，延续了国党的生命，是北伐成功的一大原因。同时，讲述了蒋是如何在亲共与防共之间转变，从亲共慢慢游移到清党的极端右倾立场。清党，无疑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亏招，打击跨党分子的同时也重创了国党的生机，使得大批原来的官僚群体、投机政客与地方绅士参与了国民政权。 其次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以蒋为首的南京中央面对着党内各地方派系的潜流、共方的革命行动与日本的步步进逼，但是蒋仍然在有限的时间内几乎处理了大部分了国内事务，几乎统一了中国本部，可惜由于内外的掣肘与投机，使得共方成功转移到西北，为获得北俄援助创造了条件。 再次是抗战时期，由于东北张少扣押领袖的反叛行动，使得国方未能完成统一中国内部的目标，随后进入了各怀鬼胎的御敌阶段，两党的政争导致了中国不能全力对敌，国方企图在抗战中吞噬共方，共方试图填补敌后地区的权力真空以壮大自己，获取与国方平等地位的资本。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国方损失大而共方在全面成长。 最后是战后时期，两党在美苏英等外力作用下，在政治、军事、宣传等各方面展开竞争。国方在统治区的统治力虚弱不堪，在一连串低能的治理措施下，国统区的抗争运动风起云涌，不断冲击国方的统治地位，可以说，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是逐渐消解的。反观共方，经整风运动早已形成铁桶一块，领导者的战略思维又远胜于蒋。四平之战后，胜利的天平不断倾斜，最后国府沦陷。 阅读本书时，我最大的感想是，中国人缺乏一种协调精神，致使近代以来军阀、革命党之间的不断倾轧，虽有妥协却也只是实力平衡下的暂局，一旦实力出现大的变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行动如潮水般驱逐敌对势力。也许是我们文化中缺乏这一种思想资源，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统一的动力是从中来吧。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读后感(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的历史课本都是从我党的角度简单的讲述历史事件，这本书的立场独特，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更多的研究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看近30年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让我一个历史小白对国共复杂的两党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最早与中共合作，是由孙中山提出来的，表面上看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其实孙中山先生是有自己的考量。孙是反对中国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他觉得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为什么会坚持与中共合作呢？是因为当初孙遭受到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他希望通过与共产党的合作，得到苏俄的支持，同时也觉得共产党内部是有些人才可以重用的。

但是孙私下里不止一次批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是战略性的，并非真心诚意在政治观念上的相互认同。但是我感觉孙对三民主义的分析，很符合当时的国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看法。摘抄如下：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两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所以，蒋介石硬生生的把一副好牌打烂了。

1976年邓小平出山后，就强调中国太穷了，国家的第一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求发展，放弃阶级斗争。还是那句话，邓小平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一个国家，真是我们的运气。

彼此不认同，都怀有私利的党是不可能长久的合作，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

孙领导的国民党始终不是一个强有力，坚定团结的组织，一向比较涣散，在蒋介石时期，也只是表面上属于一个组织，实际上派系林立，有嫡系，非嫡系，黄埔系，保定系，杂牌军等等，争权夺利，相互猜忌，提防，互相保存实力。孙时期没有自己坚实强大的军队，总是幻想依赖军阀，而且也不注重党思想政策的宣传。这一点，共产党做的就好太多了。

孙去世后，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肯定有权力斗争有关，但是也离不开国共两党的日益加剧的矛盾。

有趣的是蒋介石对苏联及其俄国革命看法前后发生的变化历程，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因而也曾经是孙中山“荣共”政策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