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经典读后感有感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一本由金以林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6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读后感(一)：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作为民国政治的重要符号，胡汪蒋三派间以意识形态为名的党统之争，实乃争夺党权之实。虽然胡的去世和汪的遇刺让蒋意外地登上权力顶峰，但其派别下各系之间的政治倾轧依旧纷扰不休，伴随着他终老台湾。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读后感(二)：第一本细数老蒋运筹帷幄的书，力荐

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之前，影响舆论，多靠电报，然后赖以报纸披露，行程扩散。只要舆论玩的好，能把总统拉下马，媒体的自由度，较之如今，可是一个天一个地。于是乎，宁粤间，宁汉间，发生了好多场精彩的电报骂战，如今读起来，真是一股清流，让我脊背一酥。自认为最精彩的一段如下： 老蒋道义上骂不过太子（孙科），于是借着老子的口吻，让何应钦（竟然还不是自己发电）发电挖苦孙科：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平生最大之毛病。 写完，老蒋还在自己日记里感慨，甚感伊尹训太甲，周公戒成王，诸葛表阿斗处境之难，古今同慨也。 然后，各大媒体还真的可以言论自由，大公报的编辑看到这份电报，竟然直接笑翻，挖苦说：尤以何应钦等九将领致孙科之冬电，毒骂丑诋，不留余地，电报之战，至此实叹观止。 对于民国时期派系斗争及衍化有兴趣的强烈安利下此书。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读后感(三)：流水账就是偷懒的历史研究法法

也许比较刻薄，但是这种按照流水账，或者更为学术的说法——编年史，的方式来写历史，总是比较偷懒。

整本书的标题定了个调子，是个历史命题，作者就应该给出个123，用流水账不好的地方在于更多侧重于史实，而不是史论。

这本书的表面问题在于，即便是史实，也不够丰富。比如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权力上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文中几乎没有太多笔墨。再比如，蒋介石的权力根基在于军队和财税，而这两端本书都没有触及，而是将重心放在了胡汉民、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互动之上。即便按着这条逻辑，那么在胡汉民重获自由回到南方之后，本书几乎就不再正面的些他的心里活动和政治活动了，只是着墨于南方、粤省。

苏俄在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中也扮演过极大地作用，比如本书最后在一个段落里提到，苏俄为了保证蒋的左倾，而一意姑息，甚至胡汉民也不得不退让。这样重要的一个环节，竟然除此之外，全书并没有太多涉及。

而流水账另一个问题就在于太偷懒了。面对“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这样的命题，更好的写法应该是条分缕析，比如全书全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但是最后一张突然跳出来，写了个地域偏见，地域偏见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逻辑，与诸如国际势力、财税军队等并列，但这样突然出现，实在是乱了全书的逻辑。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读后感(四)：一部有趣的整治斗争史

内容大致简介：国民党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孙文于北京病逝后，在国民党联合共产党以执行北伐的政策上国民党内部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以汪精卫，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以胡汉民，古应芬为首国民党右派以及以林森，于正等一派国民党元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此三派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力图取得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而蒋介石作为通过管理黄埔军校而得到跃升的军事领袖人物也通过与汪精卫合作的方式，利用廖仲恺遇刺，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下野之际武力夺取国民党粤军指挥许崇智的统治权，进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军事实力，随后蒋介石又通过树立自身军事领袖，唯一可能击败北洋军阀的政治形象成功得到了国民政府最大的军事援助商苏联顾问的支持，并进而利用中山舰事件的历史机遇成功利用共产党的默许以及苏联的支持逼退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下野，随后进而总揽军政大权，通过保持个人独裁中立主义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默许，然而蒋介石的快速跃升是完全奠基于他个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的，随着北伐战役的打响，相比唐生智快速的夺取湖北，蒋介石在江西的军事进展相对进入劣势，因此其在国民政府内的政治影响力也随着其军事实力的相对弱化而遭受质疑，在国民政府迁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苏联顾问正式决裂，因而促使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变于上海大规模清洗共产党员并同时邀请之前被排挤的右派领袖胡汉民赴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对武汉国民政府形成对抗，而武汉国民政府为了弱化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性则邀请已经下野的汪精卫再度就任国府主席，就此形成了中断第一次北伐的宁汉对立，然而蒋介石麾下的有力军事领袖如新桂系的李宗仁，李济深等人由于对于蒋介石本人大权专断的行为表示不满因而有意促成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武汉国民政府的和谈并进而促成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西山会议派则凭借着国民党总体由联盟共产党转向清楚共产党的历史趋势中成功压制汪精卫，蒋介石以及胡汉民三人并与新桂系联盟把持了宁汉合流之后的国民政府，为了重新夺回政权蒋介石与汪精卫再度合作，蒋介石通过自己黄埔领袖的身份以及汪精卫的力荐重新成为北伐总指挥，而汪精卫则因为其麾下两股军事势力唐生智以及张发奎讨伐新桂系的陆续失败而被迫下野，蒋介石随后便转而寻求胡汉民的支持，两人随后通过蒋主军，胡主政的形式陆续击败了北洋军阀，李宗仁的新桂系，张发奎部，冯玉祥的西北系以及阎锡山的晋系等地方实力派，在东北归附后蒋介石成功实现了中国的武力统一，然而蒋介石在取得军事霸权后又试图染指国民党党权的行为引起了胡汉民的反感，两派在对于政府首脑职权的问题上产生矛盾，并进而导致了胡汉民被蒋介石强行软禁的汤山事件，蒋介石在软禁胡汉民此事上的专权独断随后引起了国民党内几乎全部势力的不安，随后在地域联合的基础之上以古应芬，林森，孙科，周佛成，汪精卫，陈济棠为代表的广东派以及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派成功在反蒋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于广州建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达成对立，形成了宁粤对立，两派各自剑拔弩张，互相指责对方为叛逆，而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则强行将已经分裂的国民党政权重新拉回到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日本入侵的民族意识上来，并进而促成了上海和谈以及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蒋介石迫于压力被迫第二次下野，并进而通过再度与汪精卫合作的方式成功对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分裂，汪精卫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新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而胡汉民则因为憎恨蒋介石的专断便返回广东试图通过建立独立政权的方式与蒋介石形成对抗，由于国民党内三大派系对新成立的孙科内阁皆采取不合作态度，孙科政府快速崩溃，蒋介石则与汪精卫一起重掌政权。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读后感(五)：九一八后的一段蒋、张共谋史

小金（估计现在是要叫老金了）这本书出版也有好些年了，前几个月又推出了一个什么“修订本”，翻开一看，除了增补了一篇不咸不淡的有关“政学系”的文章之外（政学系得名于杨永泰以及其学者型官僚的派系属性，似乎也用不着写一个三四十页的文章就能预先知道了），其余都是一仍其旧。小金在修订本的“附记”中称，再版是因为原先的版子供不应求，已然脱销所致，不过在我的印象里，这册书在书肆中也颇常见的，何至于要到“常有读者求购”的地步，实在是难解。而多年过去，小金还在用这本书“一招鲜，吃遍天”，鲜有新作问世，着实令人遗憾。莫非如今做了副所长，俗务繁多，力有未逮吗？

整本书都在讲一件事：1931年由于蒋介石囚禁胡汉民所引发的“宁粤分裂”，及之后蒋的第二次下野。这桩内讧的恶劣影响也无需多赘，本来前一年蒋、张、冯、阎、桂诸路人马动兵百万，大打所谓“中原大战”，早已耗尽国家元气，至此战事方了，纠纷暂息，本当适度收手，好好筹谋国家建设，不成想党内又起争执，日人乘隙构衅，遂有九一八之国耻。读史至此，能不对当时兖兖诸公“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视国事如儿戏的恶劣行径，掩卷长叹吗？据说，“蒋介石日记”及《事略稿本》中有关1931年2月26日拘囚胡汉民的内容多有改窜，或许蒋本人也为这起事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而感到惶愧吧。

小金此书铺陈叙事，参杂罗列两岸所见各类史料档案，对重新梳理这一年多的政局自不无裨益。至于其副标题所谓“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是否蒋介石最高领袖的地位在四全大会及其二度再起后便宣告“毕其功于一役”了呢？我觉得未必妥当。从表面上的结果观之，1932年蒋复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行政院长”让予汪，“国府主席”让予林森，已然放弃了作“最高领袖”的企图。至于说蒋实质上的领袖地位，自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即隐然可见，至西安事变到领导全民抗战才最终完成，很难讲是一朝一夕可立至的。且自九一八后，倭事日殛，衡诸国中党中，除蒋之外，也再无第二人选可堪为“中心人物”，凝聚共识，以应非常之时局。是故蒋“领袖地位”的确立，非为人谋，抑亦天时，仅仅去分析其在1931年与汪、胡斗法的权谋运用，是失之偏颇的。

不过，书中第九章“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中透露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间的关系实在令人感到颇堪玩味，现就结合我所见到的其他材料略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九一八后的“倒张”运动与张学良的危险处境

毋庸置疑，蒋介石能够在“中原大战”中获胜，与张学良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就控驭了整个华北，这自然引起战败了的阎、冯势力的不满与嫉恨，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实力派皆将“倒张”置于“倒蒋”之前，视为当务之急（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2页）。然而九一八后，形势丕变，张学良东三省的大本营完全丢失，实力大减，留驻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夕之间成了无家可归的“游军”，无疑让过去盘踞于华北的诸强人又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

书中所引1931年9月后贾景德（时任阎锡山派驻“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代表）致阎锡山的几份电报十分有趣，无一不显露出当时晋系人马对张学良失势的幸灾乐祸乃至浑水摸鱼，取彼而代之的心理：“······（二）副张根据已失，总座可以着手或说话，时机不要迟回审慎；（三）东北另易长官，外交亦容易办；（四）可设法使副张内部崩溃······总之，外侮之来实以蒋氏招之，先除蒋氏再图对外。”（1931年9月20日，《派系政治》，第387页）；“宁粤和议真情若何，此间迄无所知。不审南边人倒什么鬼。然以历史、人情揆度，断无得利于北方。此时北方似应另有一结合组织。望钧座熟筹之。”（1931年10月9日，《派系政治》，第389页）阎锡山得报，虽也惺惺作态，表示不愿在国难之时倒张“致招国人不容”，其实内心早已跃跃欲试：“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大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1931年10月12日，《派系政治》，第390页）

九一八后，张学良的处境可以说十分危险，几乎就找不到有任何一方势力欲对其施以援手：晋阎无庸论，欲倒张之后独霸华北；广东“非常会议”方面则打算借阎倒张来去蒋；“非常会议”中汪精卫一派人马虽则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为未来可能出现的“蒋汪合作”铺路，然而汪精卫在“倒张”上与阎锡山意见一致，因为去张就等于削弱了蒋介石的势力，可以保证其在“蒋汪合作”中处于上风；更可悲的是，连蒋介石阵营内部也充斥着“倒张”的声浪，贾景德在致阎锡山的秘电中报告称：“张群昨（19日）告危苞滨云，子志恐站不住，不如劝其下台。”（1931年11月20日，《派系政治》，第399页），而蒋介石的把兄弟黄郛在同张公权讨论东北问题时也明白表示：“应设法使张汉卿速解职”（《黄郛日记》第8册，1931年11月15日；引自《派系政治》，第399页）。

用“四面楚歌”一词来形容此时的张学良似不为过，仿佛一个指头就能将其放倒。无怪乎贾景德在电报里要向阎锡山大声疾呼：“子志已为全国所共弃，子志不去，津乱不会停止。”（1931年11月28日，《派系政治》，第400页）

二、二次下野前的蒋介石及其对张学良的态度

如果说1931年末的张学良已站在下野的边缘的话，与张在政治上宛若“并蒂莲”般存在的蒋介石，其下野的命运却似乎已成板上钉钉之局。对于蒋来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同样是超出其预料之外的，即便是事变爆发的前几天，蒋最焦急的事情也压根不是如何提防日人在东北的阴谋，反而是忧虑其嫡系武力中央军因为陷在剿共战场，没有余暇应付广东“非常会议”方面的军事进袭，他甚至筹划好要佯装对粤求和，表示愿意下野，来骗取粤方主动退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日；引自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九一八的爆发，彻底打乱了蒋的全班部署，不过也使其从前述的左支右绌窘境中抽身而出，间接为其争取到了与粤方周旋和讨价还价的时间。

过去经常把九一八国耻的罪责算在蒋介石的头上，现在史学界总算为他辩诬白谤，证明其从来就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命令的。但是正如黄自进老师所指出的，上述辨白并不能洗脱蒋、张二人对关东军动向出现重大战略误判的责任：“蒋介石认为中国东北的紧张局势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既然两国政府无意开战，零星的军事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谓‘不抵抗政策’就是衍生于此一判断······面对东北危局，以避战为首务却是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共识。是以无论关东军如何挑衅，东北军皆低调回应，不得将争端扩大······这些指示自然成为9月18日事变当晚，东北军应付时局的准则。”（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第156页）

无论如何，东北的快速沦亡，无法让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措置感到满意，毕竟东北的大小事务完全都是少帅在主持。在1934年12月以徐道邻名义发表的文章《敌乎？友乎？》中，蒋曾一再申述，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国府是有责任，但对东北丢失，则不需要负责：“收复东北，革命党当然应负其责任，但失去东北，革命党不负责任”，盖因“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蒋介石与日本》，第187页），当然，把上述说法视作蒋的一种自我辩解也无不可。

九一八之后，各方舆论对张学良“痛打落水狗”的情形，蒋介石不应该看不清楚，但是他很明白自己再踩上一脚，不惟无利反而有害，去张只能是加速蒋本人在政治上的败北，并使粤方人马渔翁得利。10月29日，蒋介石电邀张学良南下赴京协商东北的善后问题，这个举动引起各方的不安，对于其真实动机也有很多猜测，有谓“汉卿目的在取得调人资格，固地位，增声誉”，亦有谓“蒋恐张无家可归，致与粤政府及冯等合作，促张赴京会面，借观张之情形。张到京表示合作到底，对内对外均唯命是听。蒋亦允继续协助东北军饷。”（《派系政治》，第393页）总之，物伤其类，一方面，张需要紧紧抓住蒋这唯一一根救命稻草，而另一方面，夹在日人与粤方中间，蒋又不得不想方设法先稳住张学良，不使混乱的局面更形恶化。

11月初，宁粤双方上海和谈达成最终默契：蒋介石必须下野，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推选中委，再合开四届一中全会组织统一的新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蒋的去职已成为时间问题。12月15日，蒋发表下野通电正式辞去国府主席、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九天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反思此次下野的原因：“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侦探，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1931年12月24日，《蒋介石与日本》，第183页）这段文字足见其对粤方人物的痛恨态度。

蒋的骤然去职，使东北危机的善后再添变数，由粤方人马组成的南京新政府，在处理张学良的问题上必然是另外一番态度了。

三、粤方的对日交涉与“锦州撤守”前后的蒋、张互动

九一八后国府的无所作为一直为后世史家所诟病，然而其背后确有隐情。首先，由于宁粤分裂、中枢摇动，蒋介石随时面临下台的风险，这使得他无法对关东军的行动采积极的对策，而不得不倚赖国联的调停；其次，九一八事件乃关东军少壮派军人策划的突然行动，日本政府事先也并不知情，因而事变爆发后，日本本土对于事变的看法亦相当分歧，如果日本政府都没有能力约束关东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那么国府即便直接展开对日交涉，成功把握恐怕也微乎其微。

蒋介石在日记中指斥孙科、伍朝枢等人“勾结倭寇以卖国”虽为愤激之语，却也并非空穴来风。粤方人物在蒋氏下野之前对东北局势的解决就持一种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东北问题完全是张学良一手造成，所以只要惩办了张学良，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对日交涉，事变解决是大有希望的。（《蒋介石与日本》，第177页）恰好在此时，日本内部政局同样发生了变动，与国民党素有渊源、并力持中日亲善政策的犬养毅于12月13日奉命组阁，他于上任翌日即派遣友人萱野长知作为密使，前往中国进行谋和活动。萱野对中交涉似颇为成功，在12月24日发给犬养毅的电报中，萱野称：“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委员会的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居正到任以后，中日两国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蒋介石与日本》，第180页）这项协议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孙科的南京政府打算彻底抛弃张学良，并通过新组织一个“东北政务委员会”，将国府的行政组织长足插进东北，这样既在名义上保存了对东北的主权，又能够通过对日本侨民“商租权”问题上的退让，平息事态，换取关东军的撤兵。

居正萱野协议无疑是粤方“倒张”方针的延续，一旦此协议果真达成，国府尚能彻底终结张学良在东北有似“半独立王国”的状态，在外交上不可谓没有收获。然而这样的结果对于张学良来说绝对是不可忍受的，此时蒋介石已然下野，张学良“朝中无人”，为了免于政治失败的厄运，他开始考虑采取极端的方法。

至1931年末，自东三省溃退的东北军麇集锦州，锦州扼守关内外咽喉要道，成为当时张学良在关外能阻滞关东军进犯的最后据点。对于是否要防守锦州，蒋介石在下野前一日曾特意召见王树翰，并嘱其给张学良发去电报：“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1931年12月22日，《派系政治》，第448页）蒋这番说辞实在是意味深长，所谓“日方若不对人”的“人”，无疑指的就是张学良，然而按照居正萱野协议的处理思路，条条都是在“对人”；至于要不要守锦州，蒋的“不言”，更是令人暗感有怂恿张学良撤守的意思。尽管我们没有证据说是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从锦州弃守的，但是张学良接收到蒋的上述讯息，料定胸中已有成算。

在闻讯南京方面已打算抛弃自己后，张学良为求自保，无意再“为他人做嫁”。1932年1月1日，张断然下令东北军弃守锦州，全部撤往关内，锦州的失守使舆论大哗，指责张学良的声浪再度高涨起来，黄自进老师称此乃张学良的“军阀本色”（《蒋介石与日本》，第181页），但或许背后尚有蒋介石默许的成分未被注意到吧。

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在某种程度上为蒋介石的再度出山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由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的多方布置，孙科的新政府上台伊始便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财政方面遭宋子文的杯葛，竟至于到无钱可用的地步。而对于解决东北危局，新政府也同样一筹莫展，张学良的锦州撤守，助长了关东军及日本国内主战派的气焰，犬养毅的对中谋和工作无形停顿，而居正萱野协议亦告无疾而终。在内外交困、诸事一无可为的情形下，1月10日，孙科托孔祥熙、何应钦电蒋，恳请其出山，主持中央工作。

蒋介石对锦州撤守后张学良的境况也十分关注，在听闻北方又在鼓动张学良辞职后，蒋于1月8日急电宋子文，表示：“此时以巩固汉卿兄地位为惟一要旨。鲁、晋政治分会如有必要，中亦无成见。如此汉卿兄能不辞职，务请勿辞。”（《派系政治》，第451页）在蒋的全力支持下，张学良的地位暂告稳固。至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张学良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张总算保住了作为“一方诸侯”的体面。对于蒋、张两人来说，上述的安排可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

四、一场复杂的共谋

由上可见，九一八之后的几个月，在面对共同的政治对手（北方晋阎、旧西北军、粤派“非常会议”）蒋介石、张学良是在用一种互相利用的心态，结为奥援，以期扭转政治上的不利态势，为此张学良甚至在胸有成算的情况下，不惜用“锦州撤守”的极端行动来破坏粤方组织的南京新政府之信用，而蒋介石也终于借机在粤派“意态衰沮”之时，重新上位，二度再起。这种复杂的共谋关系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俗话说得好“可同患难，不可同享乐”，当1933年蒋的地位更臻稳固之后，一旦张学良又弄出丢失热河的事情，蒋终于是不惜让其放洋出国了，而三年后的12月12号，昔日的副帅更要对委员长来个“刀兵相向”，世事之难料实在亦莫有逾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