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集读后感摘抄

《诸葛亮集》是一本由诸葛亮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244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09-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诸葛亮集》读后感(一)：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他太务实了，看完后就这个感想。

一点不像我们曹老板还有些国家啊天下啊之类的浪漫屁话，就是很一步一个脚印地罢谁的官、讨论谁的过失、颁令制作匕首和斧头，非常平实。

给自己人写的很多信里狠狠骂了丕和权，写给陆逊拜托他照顾诸葛恪的信里又敬称孙权至尊，感受到一丝丝圣人也背后说人小话的好玩。

然后就是觉得，真的和他哥关系很好啊，动不动写信给诸葛瑾聊兵书、聊赵云烧赤崖、聊儿子怎么样、聊绥阳怎么行军……诸葛武侯，你在你不同势力的哥哥面前真的什么都说诶！！

另外还挺喜欢他答关羽书的，真的很会哄人；也挺喜欢代法正答某人书，本来就一直讨厌把他和法正塑造成两相厌弃的对立人设的做法，明明当得起一句“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愧平生”。

最后，虽然没有特别喜欢他，可是也的确觉得他是太诚恳、太竭心尽虑的人，的确会给人传说里那样的印象，“葛公在时，不觉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诸葛亮集》读后感(二)：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青年的诸葛亮，慷慨、恢弘，激昂。老年的诸葛亮，务实、含蓄、理性到了极致。一篇篇翻过去，仿佛也跟着走完了武侯的一生。

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出使东吴劝说孙权时慷慨激昂，循循善诱，用激将法时还有一些小俏皮；和任何人谈及主公时，都立刻化身夸夸组组长，简直能透过纸张看到这位三国第一“备吹”眼睛里崇拜的星星；安抚关将军也很有技巧，盛赞对方胡子漂亮，直言跟您比那西凉马超算个der，把关羽高兴得到处给大家传阅军师的信。

这种青年人的鲜活感和澎湃感，在《正议》里也能看到少许。彼时天子新亡，幼主继位，人心不稳，曹魏一纸劝降文书正好给了诸葛亮一个绝好的机会，向全国乃至十三州宣告季汉的态度——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写下这篇《正议》的诸葛亮，带着他文中所展现出的坚定决心，凭借超世之才与极其强大的意志力力挽狂澜，令漂泊的国祚迅速稳定，国强民安。

但读着读着，也能明显感受到进入晚年的诸葛丞相越发理性、含蓄了。他本就不像三曹那样醉心文学，年轻时还有功夫唱唱梁甫吟，聊聊交友之道，做丞相之后留下的文字则基本都是公文了。他的公文，行文严谨，一条一条列举事实然后得出结论，简明有力，甚少长吁短叹。大抵他的时间太少，要做的事情太多，也容不得他再把精神分给那些无济于事的私人情感了吧。

但透过这些含蓄的文字，丞相的形象仍然是丰满的。被后人称道千年的《出师表》，其实大部分都像一个老父亲一般絮絮叨叨宫中的安排，教导小皇帝做一个好人。谁都知道他怀缅先帝，可真正直接透露出情感的，却只有那一句淡淡的“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其实他大可以多说一些自己的功劳苦劳，但行文至此，情绪均已煽情到位，临了却也只是幽幽叹了一句，便有些许寂寥地结束了这个话题；弹劾李严的时候，详细列举了对方的罪状，最后却又是一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便浅浅结束了奏章。

做丞相后留下的文字，几乎都在工作，谁可以被提拔，谁应该被罢免，教导大家多多给自己提意见，或者跟友国聊聊近况。他心里的那些怀缅、遗憾、无奈和坚持，从未被他矫情地大书特书过，但偏偏读着又没来由地能感同身受。

哦，对了，还有跟哥哥谈及他的儿子，54岁的丞相在生命快要终结的日子里，高兴地跟哥哥炫耀自己八岁的小孩聪慧可爱。炫娃之余，却没忘记再补上一句“但是我怕他太早熟难成重器呀”，以免让他自己显得太“嘚瑟”。这种含蓄的父爱，本应觉得可爱，但想到这已然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反倒更加心酸了。

说来神奇，行文理性、含蓄的诸葛武侯，恰恰是整个三国最为悲壮和理想主义的人。他倾尽所有，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地选择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回报当年襄阳隆中叩门的那位左将军。他的寿命不长，却在百年之后和这片热土一起实现了永生，传说遍地，千年遗爱，万世流芳。

《诸葛亮集》读后感(三)：【转】王晓毅：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人最熟悉的几个历史人物之一，诸葛亮向来是中国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重要角色。关于其施政措施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本文试图抓住其另一个侧面，分析诸葛亮年少时所处的学术背景——荆州学派。

东汉末年的荆州，兴起了具有与此前儒教不同特点的新儒教一荆州学。它的形成不仅缘于宋忠、綦毋阄等刘表集团的内部成员，同时也包括了司马徽、庞德公等在野的名士。在这样广泛的交友关系中成立的荆州学到底具有怎样的特征。又是为何诞生于荆州？修习了荆州学的诸葛亮在刘备处仕官，最终在蜀汉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荆州学又在诸葛亮的思想里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作者简介】王晓毅，1954年生，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1年9月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文化研究所，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9月版）、《王弼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文化的清流──正始之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嵇康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等。

《诸葛亮集》读后感(四)：诸葛亮《军令》一则实为曹操所作考

《诸葛亮集》引《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军令》曰：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然而检《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标题只有《军令》二字，并未注明是诸葛亮所作。 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八则引《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军令》曰：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北堂书钞》孔广陶本卷一百二十原文作： 《军令》：始出营者，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角。 《北堂书钞》陈禹谟与俞安期的版本则作： 诸葛亮《军令》：始出营者，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 （孔广陶本：“今案陈、俞本‘三’上有‘行’字，‘止’作‘鸣’，‘《军令》’上有‘诸葛亮’三字。考百三家本《诸葛亮集》《军令》篇‘止’亦作‘鸣’，馀同。”据此语复原陈禹谟、俞安期本原句。） 《北堂书钞》钦定四库全书本则在陈禹谟的基础上再度修补： 诸葛亮《军令》曰：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这便与《太平御览》的版本几乎没有差别（只少了“至营”二字）。 据《北堂书钞》孔广陶本影印出版时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先生的序言，陈禹谟对《北堂书钞》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尽失原貌”。俞安期的版本“纂入《唐类函》内容，亦多讹误。”孔广陶本源于孙星衍所得影宋本，尽量还原《北堂书钞》的原貌。故孔广陶本最为可信，陈禹谟本、俞安期本与钦定四库全书本皆有后世的删改增补。孔广陶本并无“诸葛亮”三字，也无“行”字，“三里”一句中是“止鼓角”而非“鸣鼓角”，明显这几处都是后人所妄改。那么《太平御览》与《北堂书钞》都未注明这则《军令》的作者是诸葛亮，这则《军令》又是如何被归入诸葛亮名下的？ 孔广陶本《北堂书钞》源于孙星衍所得影宋本，严可均也参与了对这一版本的校对，按理来讲《全三国文》中所引《军令》应与孔广陶本相同，目前所见却是照抄钦定四库全书本。所以我疑心中华书局出版的《全三国文》也经过后世修改。上海图书馆藏有严可均的原稿，如有朋友见过，希望不吝赐教。不过就算严可均的确是照抄了钦定四库全书本也并不奇怪，毕竟《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此则《军令》之后另一则“樵采当在幡里”条下明确记载作者是诸葛亮的《军令》在《全三国文》中都没有得到收录，《全三国文》的辑录并不是很严谨。 由孔广陶本的案语查阅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卷二十二记载道： 《军令》：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复结幡旗，鸣鼓角。违令者髡。 “三里”前无“行”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当本于《北堂书钞》较早的版本或与《北堂书钞》有相同史源，但《北堂书钞》较早的版本并未注明这则《军令》是诸葛亮所作。另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于张燮《七十二家集》，然而《七十二家集》卷二十二《诸葛丞相集》并未记载《军令》。 另有崇祯五年（1632）时自称为诸葛亮三十六世孙的诸葛羲所编《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全集》，其中收录了这一则《军令》（书中是《教》第三则）。原文与《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所载相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全集》皆是明末所作，是现存文献中《军令》被归结为诸葛亮所作的最早记载。此前的杨时伟《诸葛忠武书》并未有记载《军令》。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当然，更让人生疑的是，另一则与此相似的《军令》是曹操的军令。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后汉魏武《军令》：……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止鼓。将至营，舒幡旗，鸣鼓。至营讫，复结幡旗，止鼓。违令者，髡翦以徇。 再来看“鸣”与“止”的争端。“鸣鼓角”在第一句与第三句中与“竖矛戟，舒幡旗”并列，《太平御览》与《北堂书钞》钦定四库全书本中第四句“止鼓角”与“结幡旗”并列。显然，第二句中与“辟矛戟，结幡旗”并列的应该是“止鼓角”。诸多文献，唯有《北堂书钞》孔广陶本正确地将第二句写作“止鼓角”。《通典》所载曹操的《军令》与此相符合。又恰好《北堂书钞》与《通典》是隋唐时所作，在这些文献中是成书最早的。这样看来，这两处记载的可信度也是最高的。虽然文字细处有差异，但第二句同写作“止鼓角”，我以为二者所本史源相同。 综上所述，这则《军令》被归为诸葛亮名下最早在明末之际，且载为诸葛亮所作的版本中第二句都是“鸣鼓角”，与上下文不符。而《军令》被归为曹操名下最早在唐代《通典》，且与最早记载这则《军令》的隋代《北堂书钞》同样第二句作“止鼓角”，可信度应高于诸葛亮说。 《诸葛亮集》的舛误之处实在太多了。如《与兄瑾书》到底有几篇是写给诸葛瑾的还难说（田余庆先生《诸葛亮<与兄瑾论白帝兵书>辩误》），《与张鲁书》实际是刘璋所作，《师徒远涉帖》实际并未得到《太平御览》收录，《与孙权书》干脆是从《三国演义》摘出来的。若非之前有这些劣迹，我也不会直接质疑《军令》并非诸葛亮所作。以后凡是使用《诸葛亮集》所整理的文字必要保持警惕详加考察。后人实在太崇拜诸葛亮了，以至于明清之际《诸葛亮集》的整理如滚雪球一般，不断有伪作托名诸葛亮。此般不尊重历史的行为，到底是对诸葛亮的尊崇还是对诸葛亮的亵渎？

《诸葛亮集》读后感(五)：【转】周一良：论诸葛亮

【作者简介】周一良（1913-2001），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35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燕京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作研究生。第二年经陈寅恪教授的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东亚语文系，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1944年获哈佛博士学位。同年起至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1951－1952年兼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此外在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著作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外文化关系史论》、《磨代密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