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100字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是一本由（匈）格雷什科维奇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一)：忍耐的力量

“东欧剧变”是上世纪末发生的一次重大社会动荡，但国内相关的介绍书籍甚少，导致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往往无从总结，本书的出版多少弥补了这个空白。

东欧变动后，绝大多数国家在转型中出现了困境，失业率高企，财政困难，贫富差距拉大，然而，政治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人民更多选择忍耐，而不是抗议，经过10多年的调整后，虽然东欧建立的依然是“粗糙的民主”，但并没出现新的重大动荡，社会未被撕裂，经济反而又恢复了活力。

对比拉美国家，东欧经验令人深思。为什么拉美陷入了民主化陷阱，而东欧却能超脱其外呢？这其中有教育的因素，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有历史积淀的因素，总之，东欧社会不是舶来社会，维系它稳定的基本社会力量是存在的，在艰难时刻，社会填补了政治真空。相比之下，拉美社会共识基础不稳固，多年的独裁导致传统力量缺乏约束力，一旦政治动荡，社会随之而动荡，走进了负效应的循环中。

社会的演进，文化传统的角色不可忽略。抗争的拉美并没突破重围，而忍耐的东欧却完成的跨越，这值得人们深思。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二)：低水平均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以丝绒革命的方式，和平实现了国家的转型，就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不无乐观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必将胜利，并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而就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状况来看，此论断显得过于乐观。

这场看似温和的革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即民主政体前提的缺失，同时，各国的经济也在急速下滑，对政治家们形成严酷挑战：如何才能在这个废墟上重建家园？人们纷纷抛出对东欧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悲观预言，即“后共产主义时期民主体制破产”理论，而这类理论的依据，则多是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转型中社会动荡、暴力行为频现的现实。

但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几年内，用事实击溃了这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而这事实，就是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平共处，形成了一种被格雷什科维奇称为“低水平均衡”的态势，这种低水平的均衡，也正是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质。在通常语境下，低质、低水平是带贬义色彩的词汇，但历史却在这里拒绝了普遍定义，这种低质民主与低水平均衡，确保了东欧各国远离社会动荡与破坏性的抗议，抵抗住了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

格雷什科维奇分析的起点，是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现实，他从政治-行政环境、外部影响、民众反映、政府的补偿策略等方面将东欧国家与拉美国家进行了比较与评价，并将匈牙利作为个案，进行了具体研究。得出“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全落实，是二者低水平均衡能够存在的原因”的结论，并且，他预言这种现状将长期在东欧国家存在。

格雷什科维奇的宝贵之处在于，他在书的开头就强调他的大部分结论是暂时性的、假想的，所以与其说《抗议与忍耐》是在为我们解释一个现象、或是为一个问题寻求到了确定性的答案，毋宁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促使我们从差异性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摒弃经济决定论、全球主义的目的论，重新从活生生的现实情境发出，来观察、思考问题。

（FOR《东方企业家》2009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三)：何种均衡？何种转型

当1989年，东欧塌方式地从原有的共产主义体制崩溃，继而以“休克式”的方式转向作为的自由民主体制之时，所有研究共产主义体制的学者都几乎处于懵懂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和研究机构预言到了崩溃，虽然他们总是认为，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总是要崩溃的。于是，在错过了对东欧国家为什么转型的解释之机会之时，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转向了东欧，并开始了对于这一问题的着迷：东欧将何去何从？

瞬间，从早期的盲目乐观到后期的盲目悲观，从早期的一片光明到后期的注定崩溃，对于东欧转型未来的解释，如过山车一般。而整个东欧转型的历史经验，似乎在嘲笑着参与解释欧洲转型经验的每一个学者。随着悲观派和崩溃论者占据主动，匈牙利政治学家格雷什科维奇在《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东欧没有向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南美国家）一样，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崩溃？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放弃了“决定论式的、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的以及目的论范式的直接假设”，而是转而从东欧转型的结构要素和过程机制着手，分析在东欧转型的过程中，基于其“政治经济分析”假设，强调在具体的“结构、制度、文化以及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东欧政治转型的经验逻辑。在“政治经济分析”的假设之上，格雷什科维奇重点分析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案是怎样与民主体制的引入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一种所谓的“低水平的均衡”，以解释东欧转型的低度稳定色彩。

在这一逻辑之下，首先，“新自由主义”方案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药方，而是基于多重政治经济考虑被提出的，且其目的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独立和权力集中的色彩。随着新自由主义方案改革的推进，所谓的“民粹主义”方案根本就没有生根的额政治土壤，而成为了政治争夺的一种“语言”。“民粹主义”的不存在，也与这样的现实有关：抗争的精英化、非大众特点以及非结构性特点（与政治历史有关），使得抗议性投票（退出和不忠而非呼吁）成为最重要的政治选择。最终，民主协定的精英化，导致排斥大众的“双重民主体制”得以出现。此时，低质量的民主体制和低质量的市场经济相互绞结，共同形成了“低质量均衡”。并且，在格雷什科维奇看来，这样的低质量均衡在中期内可能得到持续。

对于这一结论的得出，格雷什科维奇是利用东欧国家和南美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的。对于这一比较，正如格雷什科维奇所言，这样的比较超越于原有的时间点的选择（即南美民主的崩溃点，而是选择了南美民主建构之时），很明显，格雷什科维奇的选择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当我们在比较之时，更应该看重的是可比较性，即那些形势和环境等条件相似的状况。另一方面，格雷什科维奇的成功之处在于，政治经济分析的方法为我们展示了非常多样化的机制和可能性，使得其论证具有非常强的机制性色彩，结论的说服力也就更强。

当然，格雷什科维奇的分析页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旦比较的对象选择了东欧和南美，二者之间的可比较性还是会成为方法论上的困难。事实上，格雷什科维奇页承认，其比较对象的选择和经验的选择都具有随意性和启发性的色彩，“经验适应结论”的色彩页比较典型。其主要依赖于母国——匈牙利——的经验解释其理论发现，似乎也是不充分的。他注意到了比较的非严谨性，并强调其东欧国家的“共性”，这些假设似乎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不过，格雷什科维奇大方地承认了其方法论上的缺陷，也对结论的普遍性进行了“假设性”而非“结论性”的说明，至少作者在这方面是诚实的。

事实上，“低质量均衡”对于理解东欧的转型与中国转型之差异，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思考角度。秦晖在评价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之时认为，所谓的“渐进式”和“休克式”的分析是非常不充分的。我国的市场体制改革事实上比东欧国家更具“休克式”特点（本书的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但是，我国的改革过程也并没有崩溃。如果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改革似乎是“深入的市场改革”和“几乎不存在的政治改革”相伴而行，成为了另类的“市场式均衡”。典型的精英决定，以及在原有的“原子化”结构基础上对政治抗争的空间进行压缩。这既保证了市场改革的推进。而从另一方面而言，这种另类的“激进改革”，是否有可能累积抗争的能量，从而出现新的“溃堤”呢？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四)：《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你和我的明天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你和我的明天

20世界最后20年里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变局，以极激烈的方式，挑战着那些结构严谨、论证缜密的社会发展理论。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也在那些变局面前由喧嚣激昂走向沉闷淤滞，继而走向沉思。历史的发展没有脚本，只以过程的具体性，不断增添人类文明的经验。在中国，当“转型”这个词携载着褪去狂妄的理性，嵌入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内，我们熟悉的是从“四个现代化”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相替。匈牙利学者的这本书，让有着相似阵痛的人们读来，心头百感交陈。爱恨情仇、苦闷与宣泄、光荣与梦想、希冀与幻灭……时代的巨大，个体的渺小，更加赋予了一个急速变化时代独有的气质。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989年的东欧剧变，抛开意识形态之争，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亨廷顿的“第三波浪潮”在此处高歌猛进，走向凯旋的高潮。柏林墙、哈维尔、瓦文萨、团结工会、圆桌会议、戈尔巴乔夫……一连串熟悉如常的名词被历史定格，多少次梦寐以求的日子降临来到，那么接下来怎么办？龙应台说，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可是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里黑暗深不可测。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共产主义，其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不断地在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面前，作着历史性的变迁。我们就这样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风云际会走向光怪陆离的九十年代，走向更易迷失目标的二十一世纪。

民主了，未必是宪政了，即便宪政实现，大部分人还是得低下头面对衣食住行这样那样细小入微的问题，告别极权主义的人们，将面对一个漫长艰难的建设过程，在荒芜的废墟上百废待兴。政治话语不断在变，身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还有具体的经济实体，是极难产生一夜剧变的。每一个国家的转型模式，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承接和现实条件的约制，格雷什科维奇对转型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在历史比较分析的宏观脉络内，因其作为社会变动的亲历者的身份，在政治、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中，引入了转型起始对原有模式依赖性的生动分析。

时光荏苒，二十年倏忽而过，我能欣喜地看到，世界新增八个发达国家的名单中，昔日的东欧国家赫然济济一堂，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还有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也发展劲头十足，昂首挺胸排在预备队里。我突然想到了秦晖、金雁夫妇的《十年沧桑》一书，书如其史，沧桑过后是繁荣，大病初愈时的苍白是元气恢复的起点。你说化疗后的虚弱归罪于必要的医疗程序呢，还是归咎于顽疾肿瘤来得合理？而且在东欧蔚为成风的民主化、市场化、激进改革大环境下，寡头垄断仅仅出现在俄罗斯，从这一点推断，民主化市场必然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

在民主制度的缺席下，“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政治领袖、不存在负责任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以及历史上不存在企业家精神”在如下的愁云惨淡下，东欧国家是如何从捉襟肘见过渡到长袖善舞的境界，东欧何以没有走向拉丁美洲那样的尴尬境地，而本书的论述主题，即在于此。转型期间的正义如何执行，是纽伦堡审判中疾恶如仇的模式，还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样的宽恕为怀， 罪与罚的实现、公理的实践，这些转型期间的正义执行，似乎不是本书的重点。书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这种经济模式下，东欧诸国日夜马不停蹄地步入辉煌。

这一概念说来很简单，第一点解释是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第二点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它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其实一言撇之，第一条即休克疗法，第二条便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十年沧桑》里提到，尾大不掉的帝国遗留下问题种种，这么一个臃肿的身躯必须经过痛苦的稳定化阶段才能克服其巨大的惯性，于是休克疗法呼之即来。一边是治疗的过程，一边是医治的预期目标，因为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所以转轨后的国家，首要之务是分散政府的权力，这个权力虽然可以一厢情愿地去做许多有益事情，但有害的事也是因它产生。政府在自由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不过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暗流涌动，伯林的担忧始终没有过了保鲜期，只不过，此时此刻，没有了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没有了无处不在的窃听风暴，抗议、游行、罢工更多受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时间性安排的束缚，一切愤怒和发泄，都在有条不紊地照章进行，民主体制从低素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从弱不禁风成长到根深叶茂，这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就如同晚清的预备立宪图景下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曲高和寡，如同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除了让大众可望不可及的苛刻选举资格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徇私舞弊，但至关重要的是，这是迈向宪政主义的第一步，改良之路是一点一滴的进步累积而成，不骄不躁，心平气和，胡适在当年的春风化雨，犹在脸庞上吹拂。

成稿于09-05-18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后感(五)：抗議與忍耐﹕東歐與拉美政治經濟過渡期轉變的比較

最近在書店買了一本不算太新的外國學術著作譯本，這是匈牙利社會學家格雷什科維奇(Bela Greskovits)的《抗議與忍耐的政治經濟分析》。書中討論中東歐在柏林圍牆倒下十年間，經濟上經歷了漫長的「轉型期衰退」，為何沒有像拉丁美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出現民粹或威權型政治傾向﹖作者從政治、行政和經濟三方面作出討論，書中雖然談論許多經濟問題，但核心依然為政治體制。

說來本書也並不新鮮，原著於1998年出版，作者還沒有經歷過廿一世紀初的全球劇變，現在世界已經比十年前變了不少，例如今日俄羅斯在普京等寡頭的獨裁統治下，而2008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會也席捲全球經濟。然而書中描述的年代，可是東歐諸國史上最關鍵的十年，在這十年間，她們經歷了震盪療法的長期痛楚，其中後共產匈牙利的面貌更像劫後餘生，而今日在歐洲經濟增長得最快的波蘭，也要挨到幾年前才開始復甦。

石像唸大學三年級時，學系有一個名為「過渡期政治經濟分析」的學科，老師正是香港研究過渡期的專家戴高禮博士(Dr. M. DeGolyer)，由於他的過渡期研究側重於數據分析，所以我沒有選修他的課，而是揀了另一項選擇﹕國際關係理論。但在三年級下學期，我選修了「東歐及蘇聯政治」並且對科目很感興趣。不過，我的主要興趣集中於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體制和民族政策，反而較少留意捷克、匈牙利等國的過渡期政治經濟發展，也沒有讀過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和科爾奈(Janos Kornai)等人就此題目的著作(大學圖書館裡應該有)。現在捧著這本書，不禁想﹕假如時光可以倒流，也許我也會以比較東歐過渡期政治經濟問題作為我畢業論文的題目。

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此後十年間，中東歐市場民主化依然是過渡期政治經濟討論的焦點。即使在金融海嘯發生的今天，這也不是一個遙遠的課題，正如譯者張大軍說的，這實在值得同在轉型期中掙扎的中國借鑑。為何東歐人民可以在經濟持續惡劣的情況下，一直忍耐，甚至連被視為「最大惡魔」的「轉型期衰退」也可以容忍下去，而不致於拉丁美洲人民上街進行過激的暴力行動，為獨裁體制敞開大門呢﹖這確實是個有趣的課題，東歐在1989年後十年間的政治經濟經驗令許多學者大跌眼鏡﹕在中東歐社會主義制度崩潰前，IMF認為這種規劃經濟制度是穩定的，無法預見促成1989年民主化浪潮的經濟失序﹔共黨倒台後，有很多論者以為伴隨而來的政治和經濟混亂只是短期現象﹐低估了經濟下滑的急劇程度﹔在東歐各國經濟突飛猛進的時候，人們又以七十年代拉美衰退的例子，作為長期悲觀評估的依據。

在這一論點上，作者與普熱沃爾斯基等轉型理論家不同，他拋棄了經濟決定論，或者質疑訴諸全球化影響的論點，這本書甚至可以算作對普熱沃爾斯基理論一種有力的反駁。作為一個見證祖國與鄰國一起走出鐵幕的匈牙利學者，他察覺到中東歐諸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從社會主義體制中解放出來，後共產政府及行政體制付之闕如﹔相反拉美國家對於民主選舉及政黨操作卻有悠久的經驗。其中一個可予有力解釋的現象是﹕社會主義制度倒台後迅速建立的東歐政黨，無論中間、偏左或偏右政黨，其骨幹份子本來是以前共產黨建制裡的幹部。他們既互相攻訐，也互相抄襲及參考對方的政綱。這一現象顯示出，構成他們的意識型態或主張的政治背景，往往不會像拉美政黨骨幹份子般，有極悠久的歷史傳統。從另一方面看，東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沒有像拉丁美洲般「致命」，在某些拉丁美洲國家內，白種殖民地莊園主和貧窮原住民之間的財富分佈懸殊，基本上形成了對國家而言不可或缺的社會結構了。

對民主政制來說，也許民粹主義是一個挑戰，然而從八十年代至今，極右政黨或標榜民粹主義的政客能否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甚囂塵上﹖作者提及，匈牙利的極右政黨領袖甚至法國的勒龐等右翼勢力聯繫。更可預期的是，他們也在尋求一種從經濟出發、深受「選民」歡迎的極右翼意識型態，然而我們可以質疑﹕在選舉制度廣泛實行的今天，這種意識型態會否受到歡迎，歐洲所謂極右政治團體不可能像一戰以後的鐵衛軍或納粹衝鋒隊般扞著機槍游行。這些「極右」勢力源自反對市場自由化改革的保守派，而不是支持市場社會主義的政黨，他們無法得到選票也很自然。另一個更顯著的原因是，東歐國家收入差距遠比拉美國家平均得多。

通常我們對民主化都有一種憧憬，但本書卻實質地以經濟增長、福利補償、政治藍圖等方面給出了一幅真實的圖畫，甚至說明在共產後的歲月中，東歐各國所出現的「民粹主張」的內容恰好就像蘇聯式官僚社會主義政策一樣。對脫離幾十年共產災難的東歐人民來說，選擇「民粹」如同走回頭路，那麼，民粹主義或各種極右翼政治觀肯定沒有市場。

回到當下，我們常常問﹕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是否真的與東歐的不同﹖獨特到可以作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由﹖其實，即使東歐諸國幅員狹小，人口遠比不上中國大陸，她們在這十多年間走過的市場民主道路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得了，何況中國改革千頭萬緒，更不好解釋了。但撇開學術性討論，縱觀全世界，我們可以從孟德斯鳩式的觀察中得出概括結論﹕凡是經濟模式及民族構成較單一的小國，縱使其經濟面臨重大考驗，若能沉著面對，最終必定能擁有一成熟的市場民主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