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1000字

《我的愤青岁月》是一本由（德）佳杰思 ( Adrian Geiges)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215图书，本书定价：28.00，页数：2009-0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一)：系统删除了原书评

系统删除了原书评，不记得说了什么

世界变得太快，看一看回忆一下也好

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也许每个年代的世界，后人不会理解，也不想去理解，而是当作调料来品读。生活如此有趣，你看中的，或许在别人的世界中从未出现过。生命如此有趣

《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二)：评论我的愤青岁月

柏林墙重新开放的25年后，我第一次阅读此书。

起初是在从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11月12日，此后断断续续的读完。一个西德共产党员，潜入东德，苏联，中国。在东德接受“教育”，在苏联亲眼目睹“819”事件，在中国更是一步一步看到城市的发展，世上唯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渐渐的失去“社会主义”革命的热潮，回到“小资”的发展道路上。

德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20世纪经历了太多变故与劫难，我不知道德国人有多少曾经有过共产主义梦想，只知道今天他仍然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关注的人不少，受其影响的人又很多，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平衡点，不再重复人类所犯的错误。

书中最大的亮点我以为不是优美的文辞，而是真实亲历的岁月。看到所谓的“革命者”如何乱性，如何专断腐败，又如何改观对世界的认识。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更不是经历过的人愿意袒露出的真实

《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三)：《我的愤青岁月》

平时喜欢淘旧书看，觉得经过时间沉淀的书更有韵味。而孔夫子上的旧书真是又多又便宜。习惯了在上面找书，往往在找到一本书的时候，会顺便从该书所在的店铺内再淘几本书。这样，一则可以均摊一下邮资，二则可以置入一些随机遇到的书，也算是两全其美吧。《我的愤青岁月》就是这样在2016年5月从孔网上顺带淘来的一本书，9块钱。

近两年比较看传记，读来轻松，而又能从不同的人生经验中增得一些体会。 《我的愤青岁月》，是我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一种传记类型。该书的卖点，在于作者丰富的阅世经历，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鲜明特征。而对于他这一类人群，我以往的阅读经历中尚是一片空白。拿到书之后，写实之风扑面而来。从直观感受来讲，他的写作还是很严肃的，特别是对隐私的爆料，也着实火暴。

对于不同阶段的事业，作者都是全力以赴，取得的成绩非常可观。书中讲到他为了竞争某报纸订阅量的第一名，使出了浑身解数，活脱脱一个拼命三郎。讲他学习俄语、汉语的积极投入，也无怪乎有中国读者在参加他的新书发布会后对他的汉语词汇量啧啧称叹。讲他在中国创办杂志时，深入实际、追求创新，取得骄人业绩。讲他作为记者深入一线，面对帮派、灾难而无所畏惧，真正做到了爱岗敬业。这些都是正能量。

回过头来说，他作为一个出身西德的老外，冷眼旁观东德、苏联、中国，确实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但具体内容，这里就不作点评了。

《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四)：理想主义的年龄

最初翻开《我的愤青岁月》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这本书会带来如此大的阅读乐趣──暮色无法让我停止享受这种乐趣，随手打开的台灯融入万家灯火，毗邻楼群的灯光突然间有了别样的涵义，诸如革命明灯这样的概念将理想主义如灯海一样地蔓延开去。怀揣炽热革命理想的作者（Adrian Geiges）洗尽铅华后从革命先锋（毛派分子）摇身一变成为西方资本家的代表，周身故事的他一颦一笑皆是文章，他的岁月记忆让太多的人黯然失色。资历稚嫩不单单是个人的意识，更是“集体记忆”的相形见绌。

我早就知道40年前的欧洲曾红旗漫卷西风；我看到过CAMPUS展出的老照片，春寒料峭的维也纳街头，一群学生举着毛的画像和红宝书，他们蓄着胡子穿着紧身裤，头发披散下来，望着镜头的眼睛而今看起来岁月如流；我更在闲逛旧书店的时候发现过全中文版的红宝书，暗红色的硬塑料封皮已略显生硬，它躺在橱窗里却没有标注价格。旁边是一张布拉格之春的明信片，一位青年撕开衣衫，胸膛上写着“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明信片显然久远而有些发黄。

不论中外，但凡革命高歌猛进的年代，个人的意识总显得脆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能那么雅致，迫使每一个体都必须自愿或非自愿地加入到某一群体里才能生存，也因此个人意识往往强化成一种集体记忆，个人意识无形中沦为腐草萤火。年轻时的Geiges从西德投奔革命，开始追逐理想主义的脚步，东德、古巴、越南、尼加拉瓜、苏联和中国，各大革命圣地无有不至，亲睹革命的年轮如何一圈又一圈地扩展。那个时候他觉得，等不了社会慢慢改变。全世界有理想的人们一起做大事。而今天，Geiges却说：年轻时的单一思维，到最后会发现是错的。

有趣的是，我在最大的德文旧书网（booklooker）淘到《我的愤青岁月》德文版，书名却叫《Wie die Weltrevolution einmal aus V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译成“从黑森林开始的世界革命之路”比较合适。考虑到Geiges不俗的中文水准，德文书名的平和与中文书名的愤怒有什么别样的含义么？记忆与遗忘的推手，Geiges莫非在用符号化的手法暗示在他记忆里世界革命具备国际主义；而今天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愤青已然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好恶（甚至体现在吸引人眼球的书名上）难以撇脱国家与民族的话语和情感，统而代之地取代不同群体、不同立场的声音去赞美和批评？在主义和领袖挥手而去的这个时代，国家和民族成了我们集体记忆的牢笼。

顺便说一句，比起古色古香意象宏大的“孔夫子”，淘书之外还能咂品其中意趣，上推至圣先师，恐非招牌响亮与否的问题，而是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以我所见，booklooker真是俗不可耐丢人现眼，叫歌德或席勒多好。还是中国有儒商的集体记忆，旧书网都叫孔夫子，封锁软件也称绿色的堤坝，绿色代表和平，多么地討喜。

“集体记忆”这东西委实理不清，剪还乱。相形之下，Geiges这个老外比起国人，即便沐浴过革命圣水，却没有这么多坛坛罐罐。他的岁月回忆缺乏集体的归属感，更多地着眼于个人话语，笔触之下的男欢女爱让革命不那么严肃，从而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年龄或许永远停留在青年。

老实说，愤青一般都做不了多久，没几年就“去愤化”，趋于正常了。还是性爱来得天长地久。

《我的愤青岁月》读后感(五)：“红老外” 的“愤青”岁月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佳杰思游走在东西方，除了在记者生涯中作新闻报道之外，热爱写作的他意犹未尽地写起了自传体小说《我的愤青岁月》。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的佳杰思是个“红老外”，昨天，他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年轻时非常喜欢毛泽东

一见记者，佳杰思从背包里掏出一本随身携带的翻旧了的外文版“红宝书”，带着孩子般的得意说：“我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工作以外，我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时我非常喜欢毛泽东。”

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着迷共产主义，那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深信自己至死都会像一个革命者。“虽然现在我觉得生活应该轻松，应该娱乐，不要太严肃，但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又非常‘死心眼’。”

自12岁的小小年纪，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他从身为自由摄影师的父亲那里发现了一本被西方人称为“毛圣经”的《毛泽东语录》，便成天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中学大礼堂里时，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现在距外祖父说那句话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佳杰思也走过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

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

自1986佳杰思年在中国呆了一个半月，1997年他终于能够如愿长驻在中国，期间生活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的中文名“佳杰思”常被听成“佳洁士”，引起一阵善意的哄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有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总是冷若冰霜。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印象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渐渐习惯了中国人的“随意”和“散漫”，甚至回到德国会不太习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重新适应家乡德国的环境。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

而更“中国化”的一点是，他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因为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我们的两个女儿同时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长大，德语和中文对她们来讲都是母语。”佳杰思说。太太是四川人，所以他还是四川人的女婿。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普通外国人的特殊眼光来看待中国。他入乡随俗，“既爱上了这里的美食，也理解了这里的人们待人接物的随和与随意”。

曾为北京奥运做过宣传

在该书所写的故事发生后，他重操旧业，回归了普通的记者身份。“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赶往灾区采访。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各种灾难惨状，与此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无名英雄。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解放军和特警部队热忱真挚的精神，采访途中，他们主动招呼我和我的同事搭乘他们的船只和车辆。”

他为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工作做了大量报道。“当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致辞中说到‘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时，我也是坐在鸟巢中的一员。当然，我的报道关注更多的是奥运会给中国和北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007年《我的愤青岁月》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好评如潮的同时也有人批判这本书有过多关于爱、性等等个人生活的东西。对此，佳杰思的解释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跟我其他生活连接在一起，有我真实的情感，是不可以分开的。”他认为，这本书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及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对话

从“愤青”变成“小资”

广州日报：为何在12岁的时候就对“红宝书”感兴趣？

佳杰思：在西方那个年代，年轻人常常想跟老一辈不一样，反对一切的束缚和陈规，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一开始去了前苏联，但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

广州日报：您如何理解“愤青”这个字眼？

佳杰思：按我的理解，“愤青”包含很多意思，愤怒、激情等等，这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那时候生活在我们眼里黑白分明，比如认为美国不好，资本主义不好，父母的想法不对，我们举行很多游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当然，有了一些经历后，我知道生活很复杂，是多面的。我不会再重复那样的岁月，但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青年，我不会为那段“愤青”岁月遗憾。

广州日报：书中您也描述了中国特色的“小资”，您怎么看待他们？

佳杰思：“小资”与“愤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小资”翻译成德文有点贬义，就好像在我们年轻时候的眼里，父母就是“小资”，他们买高级汽车、大房子，除了生活安逸，没有什么追求。但是我知道，对于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小资”还是有些不一样，他们穿漂亮的衣服，看新潮的电影，吃时髦的饭菜，思想开放，我自己在其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一些变化，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一个“小资”。

广州日报：您在中国从事最长的工作是记者，为何对这工作情有独钟？

佳杰思：记者的生活很有意思，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工作，大都呆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其他地方基本不去，记者就很不同，可以去农村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作为记者四处奔波要比一般走马观花更有意思，不光能光临各种风景名胜，还可以深入普通人无法涉足的种种所在：政府大楼、工厂、棚户区、医院、监狱……同时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人物。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那儿呆了三个星期，看到各地很多年轻人主动去提供帮助。之前有些人指责中国年轻人自我，没有责任感，但他们的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成见，这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在德国的情况。

作者简介

佳杰思（Adrian Geiges），1960年生于瑞士，12岁读“红宝书”，16岁被西德共产党派往东德秘密学校学习。三年后，在威尔海姆大学学习新闻、历史和政治。佳杰思去过中国、古巴、越南等国家并于1990年迁居莫斯科。1995年担任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编导并成为RTL台《惊爆》节目驻俄罗斯记者。佳杰思曾专访叶利钦，还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车臣和前南斯拉夫前线。2000年，他成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目前居住在德国汉堡，主要精力用于写作。

《我的愤青岁月》内容介绍

30年前的欧洲，曾有一群年轻人，怀揣炽热的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个动荡的世界，用自己的燃烧去换取历史的进步，寻求光明的意义。

从一个德国“惊世骇俗”的“毛圣经”粉丝，到青年干部学院里单纯青涩的学员；从覆灭的理想国度里的失意者，到媒体世界里创造收视率奇迹的领军人物……佳杰思以犀利生动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三十年。

文/ 广州日报 谢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