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魔方读后感锦集

《汉字的魔方》是一本由葛兆光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字的魔方》读后感(一)：人居然可以这样生活，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体验

今天看葛兆光老师在《汉字的魔方》中的签名，还写了“旧时舞文弄墨之作”，不禁感动，序中写回忆那个写书年代，白天能在人群中体验着现代的抗争和激情，晚上却也能回到陋室沉浸在诗歌之中不再有任何喧嚣，人居然可以这样生活，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体验。

书皮是我爱的紫色。买书的时候，是2011年的1月1日，他过来陪我，我说要买一本书做纪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那一年，没有自己的住处，但一直写，而且似乎是很用心地在写，兴趣盎然地写，白天心里牵挂着外面的世界，但是一到晚上写作的时候就只有心里的世界，终于写出了这本书”。

修订时，做了好多注释，后记里说，97年的夏天是北京最漫长的一个酷暑，挥汗如雨的翻书，摊开许久不看的书记，一一补入文献，很多的资料重新寻找，有时很难，有时干脆查不到了，会责骂自己，当时为何不记下来，有些焦躁。好不容易修订完，写后记的时候，窗外下着入夏以来最让人期盼的一场雨，也许，雨过之后，天气会变得凉爽些吧。

读到这些，不禁有想哭的冲动。

老师要保重身体啊。

再说一事，送完李敖回宾馆，李大师有无数粉丝追捧，在宾馆也是如此，

我着急回家，下楼时遇见葛老师，老师说，觉得晚上吃的有点多，要去散步一下，以为就这样挥别。

后来我回去的路上，穿的高跟鞋实在有点走不动，在新建的科学艺术中心坐下，老师健步从身边走过，挥手问好，真是奇妙。

知道老师和夫人常常散步，我大抵也是热爱散步的人，而古典诗歌里的意象，或许正是由此而能达到内心的给养吧。

2011年，人间四月天，携手散步人生。

《汉字的魔方》读后感(二)：能解决问题的书都是好书

翻这本书缘于一个好小的问题，为了方便解释，往往从语法角度分析诗歌，渐渐导致一种读诗的整体性美感体验的丧失，心下惶惶然，而近来脑中所思愈发明朗，好像自己时刻监督着自己似的，难得有一刻闲散的“吾忘我”。当艺术的自由丧失，道德理智主宰情绪和感受的时候，很多混沌无序都被框住，变得不可逆了。翻到这本书第二章，葛老师也试图用科学的方法作出解释，给出可操作的手段，结果证明很多混同是无法简单切割的，虽然对他的答复感到一点失望，但是梳理一遍之后又觉得踏实，自己的问题有人帮忙梳理清楚了，也就不至于惶惑不安了。

之后让我认识为之一振的还要说道《顾随诗词讲记》，前阵子恰巧翻过一遍，无聊又随意翻翻自己的朱批，发觉对顾随先生讲记的体认比以前更近一层了，而之前的问题在他反反复复的陈说中，豁然洞开。这种感觉上的接近，还是源自于跟着顾先生磨镜子，一句诗一句诗的斟酌，是此非此，是彼非彼的逻辑和情感体悟上的反复皴折，结合一些科学的葛兆光老师的认识方式，终于明白了顾先生眼中的诗。

以前读顾先生的书，一方面觉得他有才气，文字有力，谨严耐读，一方面又觉得才气和纵逸的李白那种的不同，现在看来，不恰当地说，他也是那种有几分才气，又能理性的周全的思索的人，这样才能写就如此文章。

蛮开心的，接下来要读九歌和李白。少年时候读诗的感觉虽然不在了，不过汹涌情感体验也都渐渐归于平淡的时候，也正是读诗的好时机啊。

《汉字的魔方》读后感(三)：汉字魔方细端详

“单音节、具有视觉性、意象自足性的若干个汉字，在一定的框架中千变万化，组合了多少令人着迷、充满魅力的诗歌！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意味视而不见，却热衷于水中捞盐似的寻找诗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那种语序省略错综的语言却表现的是深层结构即思维本身的原貌——而使人希望的正是恢复这一体验世界，恰恰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原始思维孑遗及浓重的思维方式。当诗人把语序错综颠倒，埋没了诗人自己的意绪时，诗人给读者外加的那一道语言之堤也瓦解了，读者可以任从自己的思路去重建诗歌的境界。

中国诗论里的名词总是“道可道非常道”似地含含模糊，以至于古往今来爱偷懒的评论家和沉湎于玄妙感受的评点家总可以顺手牵羊地用来用去而不犯一点错误。

中国诗歌批评历来是重印象而轻语言的，把“安排句法”说的仿佛是写诗时煞风景的罪魁祸首，把“声律”贬抑为尘世俗界，仿佛使人真的可以“得鱼忘筌”抛开语言直上“意”的境界。

“背景”成了一个既定思路，几乎每个评论家都司空见惯，在评论诗歌时毫不犹豫地信手捻用，凭着帽子去找戴帽子的头。有人在战乱背景下把“一览众山小”看成了讽刺“安史之徒为培蝼之细者何足以上抗岩岩之大成者也”的政治讽刺画。

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诗人都遭受过这种剔肉剥皮式的透视，大量的诗歌都遇到过这种刨根究底的索隐。每一个诗人都仿佛只是历史书页上的符号，标示着背景的方向，在这种洞察幽微的透视中是个仿佛只是显微镜透明的镜片，它放大了背景自身却在视界中消失。

格律包括了音（韵律）、义（意义）、形（结构）三者的规范，严格、精巧、整饬，的确犹如“刑律”“图案”与“建筑”。如何解释心灵深处冲上“自然美学”原则的中国古代文人总是采用它的格式写诗？“夫对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若斤斧迹存，不合自然，则非作者之意。就好像女人做针线，要不留针脚线头，于是，对于对仗的要求便从形式上的“合辙”与制作上的标准逐渐转向了精神上的自然与气脉上的“流畅”。

在唐代，苛细的“四声”便逐渐向宽泛的“平仄”转化，消极的“八病”便逐渐向积极的“格律”转化，就像把那些弄的人手足无措的无数繁琐“禁令”改成了简单明了的一条“准则”一样，四声的“二元化”使诗歌语言序列的设计一下子简化了，因此，枷锁变成了项链，手铐变成了手镯。

对仗的句式终究是给了诗人一重束缚，只不过这捆绑可紧可松，善于“缩骨之术”的诗人可以把这绳子变成跳舞的道具而笨拙的诗人则活动起来磕磕绊绊，走不成步子。

典故作为一种艺术符号，它的通畅与晦涩，平易与艰深，仅仅取决于作者与读者的文化对应关系。对于古人，由于文化对应关系的“对等性”，典故常常是一粒糖衣，入口即化，并不觉得其晦涩，而对于今人来说，典故则往往是一颗核桃，不费力气杂碎外壳就吃不到里头的“肉”。

《汉字的魔方》读后感(四)：打死老虎算不得好汉

葛兆光的《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最近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版了，这是一册好书，然而从辽宁教育再到复旦此版足有八年时间，却总有一处小瑕疵如影随形。作者在“新版序”坦承“身心俱疲，年岁渐老”，看来难有更正之日。第二章“语言与印象——中国古典诗歌语言批评中的一个难题”的第二小节“实例分析：从语义到语音”中，作者以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里一则轶事谈主观印象对诗歌语言批评的侵入，禅师吟“朔风阵阵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虽也合“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理论，但未免让常人无法接受。接着又举一例，言及民初王敬轩评白话诗之事，引用如下：

民国初年王敬轩批评白话诗时，曾举了胡适一首诗为例说：“两个黄蝴蝶”应改成“双飞”，“天上尽孤单”的“天上”应改成“凌霄”，“不知为什么”应改成“底事”。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词只是标示事物是符号，标示同一事物的不同符号之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可是王敬轩觉得改后的“双飞凌霄底事”才“辞气雅洁远乎鄙俗”，而刘半农却相反，觉得一改之后却成了“乌龟大翻身的模样”。

又脚注有：

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四卷三号，1918.3。刘复《复王敬轩书》，同上。胡适原诗作于1916年8月，全文如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略觉此注不妥，如不提“王敬轩”其人其事，直教人把戏当真。此现代文学史上一大事件，实乃钱玄同、刘半农一干人为鼓吹白话文、为《新青年》造势而唱的双簧。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但却泥牛入海，没激起一点涟漪。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提及：我懂得他（金心异，暗指钱玄同）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钱玄同乃化名“王敬轩”作《文学革命之反动》投书《新青年》，刘半农亦假模假式刊出来信并回复《复王敬轩书》，将“王敬轩”痛斥一番，责其胶柱鼓瑟。如此这般一唱一和，才真引起别人的关注，惹来“王敬轩”力推的“当代文豪”林纾《荆心》相讽。周作人日后曾作《王敬轩》一文，收于《饭后随笔》。全文如下：

大概是民国七年上半年，《新青年》上登出一封王敬轩的长信，后附也是很长的复信，是那一期的编辑记者刘半农所写的。从信上看来，王是一个十足守旧的三家村学究，忽然见到了《新青年》的言论，觉得无一不荒唐奇怪，便来加以辨正，虽然说得很是可笑，态度可是非常诚实。刘那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接到这封怪信，自然又气又笑，拿起笔来一一加以批驳，一口气写上万把字，年少气盛，笔写得滑了，有些地方很不客气，虽然说痛快也是痛快。这封信发表了之后，反响不很好，大学觉得王敬轩有点可怜相，刘半农未免太凶狠了。

其实这是难怪的，因为王敬轩并非别人，实在就是钱玄同，他和半农商量，这样的串一下双簧，彼此用不着什么顾忌，假如真是来信，回答也就不能那么率直了，但是这通信的影响不很好总是实在的，编者也自承认。不久林琴南出头与《新青年》为难，先致书蔡孑民，在《公言报》公开攻击，不能取胜，又在《新申报》上发表小说《荆生》，即指徐树铮，暗示用武力打倒狄莫（胡适）金心异（钱玄同）等，又在《妖梦》里说那些人都被神道吞吃了。这时候想起刘半农答王敬轩书来，这才觉得没有什么过分之处，因为他比较林琴南要和平得多了，一个只想驳倒说服对方，一个却要兴文字狱杀人，这或者也正是新旧思想分路之所在吧。

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虽从正面逐条驳斥，但王敬轩终究乃子虚乌有之人。戳稻草人，打死老虎，怎么也算不上英雄；更何况，一唱一和都是编排好的，黄盖愿挨，周瑜愿打，你打我七寸，我斩你左肩。“王敬轩”把破绽露给刘半农看，焉能不被骂个狗血淋头？如此讨骂，故胡适尝言：“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想来也是，这个论据未免不甚牢靠，人家是夫妻打架，你以为真是要人性命，放下你的鞭子看过没？

《汉字的魔方》读后感(五)：旧书重读，兼怀师友

进入大学之后真正意义上读的第一本书，算是初窥古典文学的入门之作吧。现在重头捋起来，感慨的不仅仅是这本书的分量，而是背后所负载的人和事，折戟高考的自己，盘根错节的过去，沉默寡言的生活，以及在图书馆夜读的日子。

从炎夏(其时大约已值立秋，怎奈平阳素来无秋)至深冬，从蝉鸣到飞雪，大略还记得李师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的那些日子。第一课李师聊到了庄子，聊起了齐物，聊起了小大之辩，聊起了不知是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又说到陶渊明，说他的苦痛，说他的潇洒，说“纵化大浪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背这首诗的时候李师的眼睛是亮着的，我想他一定有所思悟，或许他不知道，他的几句话已经永久的点亮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学生。大约到了很久以后，我才逐渐明白，那时李师想着的，大约是远在荆襄的戴老师吧。

最初几课，李师几乎每一课末了都要强调，“学文学，不是看几本教材就可以的，原著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然后背过身去，给我们把推荐的书目写到黑板的顶端。记得最初的几本是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当然，还有师爷的《澄明之境》，别余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改日翻翻笔记，或许还能补充。目前记着的这三本，《士》是在大一开读的，后来还同《乡土中国》一起借予某人阅读，那时买不到原版，便自己寻了pdf打印出来，红笔黑笔，批注的仔仔细细。由于古籍社的《澄明之境》一直断货，自己又对陶渊明不甚感兴趣，故而师爷的这本书虽在学校图书馆草草翻过几页，却也一直没认真读过——直至师爷年前火起来，海南出版社出了全集，又从李师处得知了师爷当下的处境，遂买了一本回家，今年暑假方才真正开读，师爷妙笔生花，处处透着乐观与豁达，我竟耽搁两载，悔之晚矣！《初唐诗》到现在还没再版，也就一搁至今了。

《汉字的魔方》是寒假读完的，算是班里人人必读的寒假作业，一个字一个字写了批注，全部拍下来邮箱打包，又交了一份洋洋洒洒的读书笔记，当时读书的激动心情大概已经回忆不起了，只记得在假期拍照片上传时花的功夫。那篇读书笔记我昨晚找到了，再拿出来看看觉得真是意气风发。那会写起东西来，净整大词儿。现在再看，有些看法做了修正，再让我重写一遍，很多表述也会更加严谨，一些知识上的误区也可以得以避免。不过，关于立场，我倒是倔强得很嘛——或者说，这三年进步不太大？哈哈哈哈哈哈哈。把原文放在这里，也算“明心见性”，再看看自己当年的心境吧。

至于李师，尚有千言万语，希望未来一年能有时间慢慢写出来，就像幼蚕吐丝，不急于一时，却能细水长流。

【锦鲤抄】重翻大一旧书，长吁复短叹。犹记李师提命之殷、荐书之切。细摩笔记，彼时心念尚在，旧结未解，又有新惑丛生，杂以人事纷繁，三年恍如梦寐，惟剩师友旧忆，清澹朗然。始知震川亭亭如盖之感非妄作也。(朋友圈2019.7.3)

以下正文：

读完此书，心中有了很多感慨，整本书所用语言之恰切精当、分析之详细完整、逻辑之严密让我不得不佩服葛先生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掌握之深和对文字的运用之纯熟。很多我平时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感受却被葛先生付诸笔端，而且他表述的更加完整、思考的更有深度，这一点让我尤其敬佩。葛先生对古代诗歌信手拈来般的引用和对中西方文论的巧妙结合也让我很是欣赏，整本书读下来，我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读书时心中的感受和一些杂乱的、简单的思考我已注明在书上，在这里我想就几个比较整体性的综合性的问题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 关于欣赏诗歌的问题

在欣赏一首诗时，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欣赏的对象是诗的本身，而非其他，换言之，我们首先要把诗歌本身放在中心地位，读诗的时候要尊重诗歌语言本身，不要把历史、政治的因素以前提的方式强加在诗歌身上，不要把旧有的观念、习惯（用典习惯、常见的意象等）强加给诗歌，每一首诗歌都有它的独特性和情感蕴含。作为诗歌诗歌的阅读者，我们是通过诗歌来与作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诗歌本身就是个沟通交流的场所。如果把诗歌比作一间屋子，作为“客人”的读者应该是在进入这个屋子之后才可见到这个屋子的主人（诗人），了解屋子内部的景致和主人的所见所想。可现实是，大多数的客人在没进屋子之前就已带着自己独有的偏执乃至于是偏见的眼光，先入为主的去判断屋子内部究竟如何，主人情感究竟如何，这样的做法是有很大盲目性的，长此以往，在欣赏诗歌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一心想着快速地到达自己目的地的匆匆赶路的过客，却忘记了自己本该是一个悠闲自得的游者，我们成了按图索骥的侦探，却把最重要的“美”抛在了脑后。读诗是一个欣赏美感知美领略美的过程，而诗歌也不从需要权威，而需要沟通。中国古代早有“诗无达诂”之说，在诗歌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的读者，正如书中所言，“属于历史的诗人早已死亡”，我们已不可能完全还原作者写诗时的所见所感所思，因而，不论今人如何去解读诗歌，受主观的影响，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夹杂进入我们对诗歌的理解之中，这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既然诗歌的原意不可能彻彻底底的还原出来，我们每个人也都对诗歌掺杂了或多或少的主观理解，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对诗歌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定论和权威性的解读呢？当然，对诗歌的研究和理解涉及到诸多知识的考证、辨析，学者们凭借着自己的渊博的学识来使得研究诗歌的误区进一步缩小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在尊重诗歌语言的基础之上，都可以对诗歌进行相应的欣赏和阐释，都可以有我们独特的理解和感悟，在欣赏的意义上，古代诗歌领域并没有所谓“权威”，读者间完全可以通过沟通的方式与他人交流对一首诗歌的看法，无论对方是大师也好，学者也罢，纵然达不成共识，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二 南与北——穷尽极端式的分析方法（现在觉得用“极高明而至中庸”或许更合适些？）

在我看来，葛先生在书中除了进行了大量的举例、对比、推理以外，在总体上，主要采取了一种穷尽极端式的分析方法。所谓穷尽极端式的分析方法，就是把一个问题的两个“极”都以分析的方式展现出来，从而“迫使”我们回到一个“中间”的道路上来，“诗歌不可不晦涩，又不可太晦涩”“虚字不用影响情感的表达、滥用却又不好”等结论均是用这样的方式推理出来的。简而言之，葛先生想表明的是一个“中庸”的道理。对葛先生通过此种方式得出的结论，我大体上是赞同的。但是，无论诗人也好、读者也好，当他们按着葛先生的“中庸”之道行走时，想必也是颇为不易，因为“中庸”不能等同于平庸。以诗人作诗为例，一首诗的语言不能够太过晦涩，因为难懂，同时又不可不晦涩，太直白而又失去了诗歌的“味道”；一首诗不能完全不合格律，因为这样做会损害诗的韵律从而影响诗的“美”，但同时它又不能机械死板的去一味地追求韵律，因为这样做则会让诗歌显得“死板”甚至影响意义、情感的表达……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诗人很难把握这样的尺度，哪怕就是把握住了这样的“度”，写出来的诗却也未必好，因为这样做只是中庸，却没能在中庸的“度”里把诗歌的美呈现到极致。“在适度的情况下把事情向好的方向去做，而且要做到极致”这样的要求不论是对写诗的诗人还是对欣赏和批判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整本书读下来，就作品来看，书里也只有杜甫的一些名作可以勉强达到这样的高标准要求。身在事外进行批评总是容易的，做起来却很难。我承认葛先生的批评、反思很有道理，对诗歌的良性发展很有益处，但是这样的标准对于大多诗人和读者来说，大概是只能不断靠近却很难奢望可以“合格”吧。

三 得与失——中国诗歌的翻译和中国文化的传承传播问题

世界上的文字和语言都具有其特殊性，汉字和汉语也不例外。汉字和汉语所具有的是一种“诗性”，关于汉字和汉语为什么具有这样的“诗性”的问题，书中已经有了精彩的解释，在这里不多详述。我想提到的是，关于语言和思维的一个问题，如卡尔·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但是在我看来，语言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思维，任何一种语言都必然有其产生的相应的文化土壤，而文化土壤长期孕育下的思维习惯则成为了人们进行语言交流的一种“群体认同”，一个群体在用本群体的语言进行交流时，必然会渗透着一些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实际上也就直接体现在语言之中，换言之，语言是一种符号，但从语言的意义来看，语言本身也就是思维本身，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读原版著作”的问题，一部他国的文学作品，它的译本再好，也只是译本而已，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一部作品除了把它的内容带给我们以外，还可以为带来作品所属的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而这些，都是在翻译中所不能够完全实现和达到的。中国诗的翻译则更可以体现出这一点，拿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句为例，单是“小楼”这一个简单的景物，在东西方人眼里便是完全不同的印象，如果让西方人按照他们尖顶的哥特式建筑的“楼”来理解，那么在这样的楼里听春雨又会给人以什么感受？那闲散的春光、那明快字眼背后的郁闷与惆怅又如何传达？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诗翻译成英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但是一个最简单的“小楼”的景物和它背后所蕴含的情感、文化，怕是无论如何都翻译不出的。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在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过程中“信”“达”两点尚难做到，“雅”则更无从谈起，如果说翻译只是实现文字间的相互转化，那么内容的意义又去了哪里？文学的意义又去了哪里？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在备受西方文化冲击着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发出我们的文化声音？从而把我们的文化也推向世界？其实在我看来，我们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把我们的文化“传递出去”的问题，而是如何“传承下来”的问题，在我看来，西方文化是一种“快”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种“慢”文化，我们当代人最应该做的是静下心来，有充足的耐心去琢磨去理解先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把我们民族性的东西继承下来，再去考虑传播的问题，再者，当我们对外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不应仅仅停留在翻译作品这个简单的层面上，当然，我并不是说作品不重要，并不是说我们在对外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不需要去翻译作品，而是我们在通过翻译作品来进行文化传播的时候不仅要反思翻译本身应该注意和考虑到的问题，同时也必须意识到翻译的本身存在的不足，探讨试图用系统性综合性的方式和手段来传播中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翻译几部作品这么简单，我们应该传承和传播的是我们的文化内核，而不是一种空泛的形式。文学应该有它的担当和责任，但我们不应该让文学作品承担太大的压力。

四 文学为了什么

最后，我想谈一谈个人对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理解或者试图去找一种类似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来理解中国古代诗歌这种做法的看法。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专家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用西式的理论来理解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领域，这样的做法已成为一种习惯，并且不少人也做出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葛先生在书中的不少地方也巧妙的用西方的文论来解释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问题，而且基本上解释的比较完善和严密。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去用正确与否这样的标准性的语言来作为我对此类做法的评判，但是正如我在上文所谈到的，语言本身就是思维，那么，把蕴含着西式思维的西方文学理论生拉硬套的用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会是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可行方法吗？显然这种做法是存在不足的。我并不否认人类所具有的共同情感，但毕竟普遍性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从特殊性的方向入手才是更加适合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说，中国人是否也该有自己的一套文学理论来认识和解答中国人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否我们也该有一套独立的理论体系认识中国人自己的诗歌？又或者，找到这样的一套所谓“可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法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更甚至于这样的一套“可以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诗歌”的方法真的存在吗？ 那些“心灵深处始终崇尚‘自然’美学原则”的中国古代诗人们，他们如果知道我们今人如此苦苦的去追求这样的一套方法，会作何反应呢？其实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学目的的问题，即文学“为了什么”的问题，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西方哲人的三大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在我个人看来，文学为解决“我要到哪儿去”这一个终极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使我们给不了文学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我们却陶醉在文学给我们的“美”中流连忘返，跨越千百年去与那屈原、李白、杜甫产生心灵的共鸣和震撼，激发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普遍而高贵的情感，也许这才是文学的真正目的。2017.1.8

201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