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100字

《世说新语校笺》是一本由杨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1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一)：字义解释精到

杨本和徐本一样都着重于字义的解释，大意的贯通。

杨融合多家观点，对于更好地读懂这本书有很大的好处，世说是本很容易读错的书，其中许多语言习惯，按今人的读法是读的通的，但意思上往往是南辕北辙。

余嘉锡先生的本子着重意理，并从中推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两本都应当看看。

《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二)：不精细

首先，原文和注文文字语句径依作者所认同的本子而改。若以《世说》各本互校则尚可；若以其他汉晋史书校《世说》，径改原文，则所读为何书？

其次，注文与原文脱离排列，也让人不太适应。

再则，虽取前人之长，纠各家之误，然无论字语之训释、史实之疏理，皆无特出之处。

最后，印刷上还有很多错误。如：26页“胡威”作“胡戚”，等等，恕不赘举。 总之是做的不精细。

《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三)：余杨二公 各擅胜场

我看评论里不少朋友都在把杨勇先生这个注本和余嘉锡先生的注本比较。要我说啊，这两本书各有各的好。最好是能把两本参照着读。

杨先生这个注本呢，底本比较好。不过他一个比较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喜欢改原文。要我说呀，这个确实是杨先生这个本子的一个不足，这事没法洗。改原文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底本明显错了，比如说“桓冲”，底本作“恒冲”，这明显是形近而讹，径改没问题。还有一种呢，不是说一个对一个错，而是一个比另一个文意要好，意思表达的更好、更充分。这种情况就没必要非得改底本，注出来异文就行。杨先生改底本好多就属于这后一种情况。而且问题在于杨先生用来改底本的依据不是类书什么的引用《世说新语》的异文，而是正史等文献对同一事件的叙述。这种出个注就成，没必要改原文了。因为校书本来就是要提供一个更加正确、符合原貌的本子，但是这么改了之后，那就已经不是《世说新语》的原貌了。

但是总的来说，杨先生这个注本挺好的。因为成书比较晚一点，所以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他参考了很多注本，其中像余嘉锡、徐震堮先生的本子还比较容易见到，但像刘盼遂先生的就不容易看到了。这也是个很大的优点。

和余先生的本子偏重对史实的考证不同，杨先生这个本子更为注重对文意的疏通、词语的训释。这些年来，学者关于《世说新语》的语言研究的成果非常多，杨先生的本子就比较充分的吸收了这些成果。既有专著，也有期刊上的文章。而且杨先生自己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见解。比如关于“戏”字，杨先生讲它有清谈的意思，进一步证成了钱穆先生的说法，就特别好。当然，杨先生举的例子也不全对。此外，像对一些名物的考证也是这样。余先生的本子当然对语言、名物也有很好的注释，但杨先生的要更丰富。

而且有些语句余先生的本子没注释，杨先生就注了。当然，这不是说余先生的本子不好。可能是余先生觉得不需要注，而且他本来的重点也不在这。但是像我就属于水平很差，有的地方就是不懂，或者明白个大概意思，不知道确切含义。但是看了杨先生的本子，哎，就明白了。

杨先生的注本呢，还有个好处。就是汪藻的《世说人名谱》。这个大部分注本都没有，但是杨先生给附上。特别好。这不仅方便咱们杜《世说新语》，而且对研究魏晋史，也特别有帮助。

以上要说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两本都挺好，可以互补。要是有条件，最好一起看。也不用捧一个，踩一个的。

《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四)：修身之道

这是很久以前看过的一本古代笔记小说，是南朝刘义庆所著，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奇闻轶事。上至官宦名士，下达市井小民。所言所行，尽在一纸之中。不过那时候是因为一个典故才对它产生兴趣的，就是胡使来访，魏武帝把近旁的崔琰拉到帐内假扮他，自己则捉刀立于帐侧。胡人使者拜迄归去后，告诉魏国官员：帐中所坐之人毫无人中龙之相，而帐侧捉刀之人倒是威气逼人。好笑之余，不免想要见识一下这本书。那时候图书馆中是仅有民国时期的线装本，文不加”点“看起来很是吃力。幸好这类书接触甚多，总算是稀里糊涂地看完。不免佩服作者用笔之深，短短的三言两语就把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十分清楚。

《世》书中，德行是排第一的。古人的眼中，才德兼备者方为至上之人。而在二者之间，德是公认地凌驾于才能之上。在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周纪》里面：三家分晋，赵襄子灭智伯的时候，司马光有如下的感叹：“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故“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史记》《商本纪》中司马迁所描述的商纣王，力大过人，有治国之才却不是平世之君，暴政当道是为无“德”；秦国白起可谓一代战神，但是长平之战活埋赵国三军，从此不得人心。究其原因，还是无“德”。所以古代圣贤，当推有德者，盛世之君，也是有德者居之。《世说新语》中所描述的“盛德之人”大都是那个时代至善至忠至孝之人，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孔融年纪虽小，语惊四座。谢安公正廉明，有宰相之风。王祥卧冰求鲤…………而作者记载他们的一言一行，就已经让他人略知一二。不必再附加什么大的道理，所以《世说新语》如此之短，但是意味深长，留给人的是无尽的思考。

如今世上依然还是有人谈治国谈修身，但是偶然中看到一些西化的人物，在电视上谈如何做人，其中居然还包含着许多令人费解的专业术语，做人居然有如此之专业，感叹之余，不免佩服。我想如果有一天他们坐在我正对面说教，他们一定会觉得是对牛弹琴，而我也会觉得是牛对琴弹！批判谈不上，感慨而已。

其实修身之道，无须千言。就如《世说新语》中所述，端正言行，便是有德。虽然我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但是我赞同其中的道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陈蕃有想到他人会记载他的言行举止吗？他的言为士则是出自其本意，而不是刻意的。大道理也许是很必要，但是大到无边无际反而物极必反，令人生厌，浓缩未尝不是精华。《世说新语》是一本不错的书，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世说新语校笺》读后感(五)：关于余注杨注的优劣

略览论坛评论，可谓抑扬过甚，全不顾注者用意为何，即加批评，浅陋可笑者何止一二。至谓余注乃重义理者，真不知其所谓义理为何事。（且义误作意。疏陋寡闻，未闻有作“意理”，或有前例则望见示。）

今世说注本，记有余嘉锡注、徐震锷注、杨勇注、龚斌注。徐、龚二家未见。而徐注本即批识于余注之上者，失于疏略不足为怪。（疏者，非疏于学之疏，乃行文疏。）可怪者，似已读余注者咸不知此，岂读书不读序者？则其不知书籍由来，固有因哉！同于此者，尚有不知余氏注何以鲜有校记，而不知余氏本非死校，周氏代撰之义例明言择要出校，则校勘不详，正其体例也，何足惑之！甚而谓余氏注多偏执，真不读书者也！余氏注在日寇之时，此又周氏前言已明言者。推想其时，余氏必兴亡之感，郁于胸中，偶于著作发抒之，则迹尽偏执，固理之然者。读者不察其实而冥会之，转责其偏执，其愚何可言焉？甚矣！书不可读矣！

至余、杨二家，皆无作者自叙注释用意者。而余氏有周祖谟代序、例为言，明曰重在考案史实，遽谓之义理，则义理居然与考据同焉？真奇闻哉！苟称义理，则杨氏之注德行篇题，始为近似，其见之知之否？且读其书，可约略见其志矣。余氏盖欲为考史之资，故博采以证。案语则多寓兴亡之感，此同处易代兼有兴亡之忧故也。杨氏注务豁明，或意在取便读者，兼得世说之趣，体同一贯。其动易版式，多改原文，度其意或为便读者而非为便学者。其所为或可商以学理，然果如拙疑，则非绝无可取矣。故杨注便读，余注多用，各取其长可也。

然又有读杨氏修订本序而不解文意者。杨氏云：“后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之马瑞教授英译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之余嘉锡氏世说新语笺疏，及徐震锷氏之世说新语校笺等，其门第矩矱，莫不如出前辄；敢谓筚路蓝缕，草创艰苦，或许为集大成之作，未免溢美之辞。”读者岂未深思邪？推杨氏之意，盖谓余注循程炎震、刘盼遂、沈剑知之途，誉之曰集大成未免过甚其词。读者乃误解其意，以为杨氏谓余注、徐注循杨氏之前辙，又自知矛盾，不解杨氏早知余氏为世说作注一事，何以不到三十年，反以余书为后效之作，而终不反省己说，委过于杨氏。噫！积毁可以销骨矣。

或谓杨氏所注颇为详细，而余氏所注则颇个性。此亦可怪焉。其所谓详细曰何？以其出注详备邪？以其注文详尽邪？若曰出注详备，尚有其事。若曰注文详尽，则隐括之辞，何谓详尽？以此两可之辞而评是书，何以裨益观者焉？

或谓黄永年以余氏注为佳。案黄氏之意可推也。盖黄氏本系史家，或以考史之功论，则杨氏诚远不及余氏，自以余氏注为佳。然通评二书，则不宜苟简。杨氏注多隐括，故考证之文，颇少于余氏。然其注简易豁明，风韵与世说一律，颇堪玩赏，亦岂可轻焉！

杨氏尤易致讥者，则以其多径改也。然尔辈何以知其径改？正以杨注明注原作某某从某书改作某某也！且余尝用唐写本、宋本校雠，知其所改，必加注明，绝无隐匿者，虽版行不免伪讹一二，然此非作者之责也。则其径改原文，虽可商榷，然绝非必不可行之事！盖校勘古书，改字与否，本为争议，此书取活校之法改之而出注，亦不失学术之严谨也。众口非之，必欲守死校之门法，安知死校之未必是，活校之未必非？真可谓妄下雌黄者也。惟其所改，不无可议，如据后汉书改注文。此于文献，不免轻改，然校勘本有他校法，又本书当不专为文献学者著，乃为不同基础之读者著，则亦非不可，以此责之，亦非知言。

至谓世说已可为汇校者，可知上古已有是书否？惟其注书体例，似转不如余注、杨注各有所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