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甘願》读后感100字

《製造甘願》是一本由Michael Burawoy / 邁可‧布若威著作，群學出版的2005-4图书，本书定价：NT$ 450，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製造甘願》读后感(一)：你是如何心甘情愿替老板打工的？

老板对你说，这个月我们的目标是多少多少利润，每个人会根据销售量进行业绩的排名，第一名有大奖。你一听，动力十足，准备大干一场。 有人跟你说，你是在替老板挣钱，你可能会疑惑，我怎么在替老板打工，我也在为自己挣钱呀。有人跟你说，这是老板用来分化你和同事关系的手段，你可能会疑惑，我和同事本来就是竞争关系呀。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要我们走进布洛维的《制造甘愿》，听他来给我们答疑解惑。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替公司打工是由于强迫造成的，但布洛维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由于强迫，而是由于同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同意呢？ 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下工作的区别 首先他分析了在封建主义下工作与在资本主义下工作有什么区别。 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特征，是它以地租的形式来占有剩余劳动，农民的必要劳动（满足基本生存）和剩余劳动（多余的产出贡献给领主）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完全分开的；农民有不受领主管理的属于自己的工具，可以占有以及自行使用；在给领主工作时，仅有强迫，没有协作（领主不可能跟你一起干活） 而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的生产工具不是自己的，是属于老板的，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剩余价值（比如这天的工资其实只够付5个小时，剩下的3个小时相当于免费打工，这就是资本主义榨取你的剩余劳动。） 从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没有时间与空间的区分；资本主义下的工人不能靠自己生产的东西生活，封建下农民靠土地就可以生活，而现在必须借助于市场。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因素，所有参与生产的行动者都依赖市场，市场对封建主义不是必要的因素，它区分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 工人们既不能占有生产工具，也不能自行使用工具。工人听命于资本的代理人指挥；而封建主义下，对农民只有控制，没有协作；资本主义下，控制与协作一起出现； 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是通过把农奴赶出土地的权利来确保，工人与老板是基本彼此的经济依赖，商品的生产，一方面生产出劳工（工人为了生存进行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出资本家（通过剩余劳动，以利润的形式成为资本家） 剩余价值被掩饰 基于以上区分，可以看到，由于生产劳动与剩余劳动无法区分，你创造的东西很可能是看都没看过的某种有用物品的一个部份，也就是说你无法辨别所创造的是工资的等价物，还是维持生计的部份，以及你也开始同意自己的未来生计，取决于老板的生存与扩张。 通过无法区分自己创造的东西的真正价值，进而被掩饰了剩余价值，那些被掩饰的剩余价值成了利润，进了老板的口袋！ 上面说明了剩余价值如何被掩饰，虽然掩饰剩余价値是取得剩余价値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那剩余价值是如何获取的呢。首先这个获取是基于工人的同意，那工人为何会同意呢？ 接着他接着对一家工厂30年变迁的研究，揭示工人形成同意的基础 剩余价值被获取：赶工游戏 首先是赶工游戏机制。简单的说就是计件或提成或绩效。在对工厂的考察中，他发现，设计赶工游戏，在赶紧完成，获得第一名的游戏下，会不断加快工作进度，生产成品，以及优化生产与检查流程，进而获得更高的工资。 以及通过赶工游戏，不断进行竞赛。当工作现实（比如重复、机械化的操作）引起了被剥夺感（比如身体的疲劳），通过赶工游戏的竞赛，拿第一名得奖，这种剥夺感就产生了相对满足感，当然了，这些相对满足感，常常在游戏的中构成，并减低工作中的紧张。 并且游戏规则被涉设计好后，工人一旦进入这个游戏规则，虽然心里面不是真正认同，但若有人违反游戏规则，就会让其他人强调赶工游戏的正当性以及赶工的价値。毕竟没有人希望不公出现， 透过这种方式，同意的架构被一再重建，甚至加强了。在同意的基础上，工人通过赶工竞赛游戏，不知不觉间为老板创造了更多剩余价值。也在不知不觉间损害其他公认的利益。而且为了维持赶工，老板还会把计件设置成不同的维度，既不让人太难完成，也不容易完成，通过排名以及可确定（有最低计件工资标准），维持这个赶工模式。 并且老板会弱化资源分配，比如公司只有一个设计师，两组部门都要用这个设计师，老板故意不招新的设计师，通过对设计师的争夺，部门相互怨恨，成功的将对老板的仇恨转移到对内部部门的仇恨上，进而把阶层纵向支配转化为工人之间的横向对抗，制造工人内部的分裂。 再比如由于各个部门关注的KPI不同，比如财务部门的KPI是缩减支出，而业务部门的KPI是获得利润，势必需要更多的开销。既然是为了公司共同的利益，为何会有不同的部门规定，这样的作法在作者看来，是高层领导与低层领导目标与关注不同，即高层领导只关注利润，进而需要提高收入以及降低成本，而财务与营销部门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与提高投入。高层领导的规定导致了部门的冲突。 另一个说法是是为了用来提醒他们，他们不是主人，他们的自主性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换句话说，这些作法有助于规训劳动力部门，进而让其服从更高一层。感觉也有一定的道理。 无论哪种解释，都可以看到工人内部群体被分裂，而这种分裂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在市场上的实现，互相分离的结果。所以也可以看到，赶工的奖赏体系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团体的努力为基础。 剩余价值的获取：内部劳动市场 当同意赶工游戏后，又建立了内部劳动市场，个人主义进行了再生产。 首先是职位的升迁从内部选拔。而职位升迁从哪考量呢，一个是在公司待的时长（比如日本的公司），进而保证公司的运转，所以可以看到一旦部门空降领导，就会打消潜在领导的积极性。再者是职位快速流动，职务间的流动越大，发展信任关系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而信任刚好可以缓和工人之间的紧张与竞争（当前这一模式变为了以花名代替）；最后是在职训练，这可以瓦解以技术为核心的团体的集体性，并增进个体的自主性以及对公司表示感谢。 通过内部劳务市场，提供给工人选择，进而加强工人的同意，但这种选择是有限的选择，是不违反并非你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下的选择。所以可以看到，同意的基础在于好像你能有选择，不管这些选择多窄。正是因为参与了选择，同意就产生了。而一旦你违反规则，会有强迫手段。所以剩余价值也是强迫与同意相互组合的结果（强迫占比会少一些） 剩余价值的获取：内部国家 通过赶工游戏与内部市场的运转，同意不断被加强。而在作者看来：“工会一方面保障了公认的利益，一方面也在维护游戏规则。透过申诉制度与集体协商来型塑工会与经理阶层具体的共同利益。 它在利润的增长之下，运用员工分红与加薪等物质上的让步的方式，具体地结合了工人与公司的利益。它透过将工人塑造成个人，拥有附带的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非劳工阶级中的成员，而掩饰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最后，生产时的关系的斗争，由于申诉程序而得到调解，并且被转移到集体协商之中”。 所以可以看到，工会、资本家、工人组成了内部国家，进而又加强了同意。 以上是整个公司内部关于同意如何得以可能。 剩余价值的获取：外部环境 作者又接着开始分析外部环境对公司内部影响程度如何。这里面地域、年龄、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程度都会不一样。比如技术的进步让公司需要的工人减少，也会减少内部的斗争，加强同意。 马克思曾经说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资本主义通过以上种种运作，已经让工人完成了劳动过程的顺从。

《製造甘願》读后感(二)：从制造同意到悬浮——劳动控制的谱系

笔者调研的KL村，是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城中村，存在着大量日结的短工群体

在劳动力工作状态选择的研究中，“劳动批判—劳动过程理论”一直是一条主流范式，对其劳动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布若威《制造同意》这本书是劳动控制研究的经典，劳动控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但在笔者调研的KL村中，“赶工游戏”的研究范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象，KL村的短工群体，不愿意去投入到正式工厂的劳动中，转而在争取更多对于劳动过程掌控的自由，也可以视为对其劳动过程控制的抵制，这种选择反抗布若威意义上的“赶工游戏”，但是随着市场环境和产业的变化，他们现在也并非完全满足现有研究中“赶工游戏”的变体“老板游戏”的范式，而是更接近于项飙近年提出的“悬浮”概念。在简要梳理完劳动控制的理论传统后，我们会对短工选择的成因产生更清晰的解释路径。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劳动过程的变迁，大体上经历了下述几个阶段。

资本论（第一卷）

9.2

马克思 / 2004 / 人民出版社

第一个阶段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这个阶段，工厂手工业改变了劳动力的组织方式，生产首次被集中在了某一空间，通过对其内部劳动力的细致分工和等级制度（熟练、非熟练等）来提高生产的效率。

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生产成为大生产的一部分，劳动资料与工人进行了第二步的分离，它从工人手中转移到了机器里，工人通过操控机器来间接地劳动于生产资料，此时劳动力的“不稳定性”被进一步削弱，因为机器生产更能消除对工人自身的要求，性别、年龄上的差异对于劳动的影响开始减小，资本也更加易于控制工人。

劳动与垄断资本

9.1

[美]哈里·布雷弗曼 / 1978 / 商务印书馆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或互联网被普遍应用之前，布雷弗曼（Harry Braveman）和埃德沃兹（Richard Edwards）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通过科学管理和“控制系统”的加持，工人的工作不断被细化、简单化“工人只起齿轮和杠杆的作用”，而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因素对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控制权也逐渐集中到了一个具体的经理部门，于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生产技艺的分离最终完成，这种控制形式被布雷弗曼概括为“数值控制”。于此同时，布若威也在《制造同意》中指出，并非简单的知识垄断就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科学技术控制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对于机器的劳动全靠外在的强制，那么在20世纪工人虽然不会再有外在的强制而被迫出卖劳动力而是通过一种“超额游戏”和企业内部个人主义的培育来制造工人对于自身劳动过程的认同，产生了一种“自发的奴役”。

而到了互联网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的时代，尽管它使得平台经济的非正式劳工不用拘束于具有空间限制的工作场所，平台和代理商为平台经济的非正式劳工绘制了一幅获得可观收入的蓝图，培养了平台经济的非正式劳工的“平台黏性”。而这里“数值控制”演化为了“数字控制”。它相较于布雷弗曼“数值控制”的不同是，后者仍是依据既定的程序来控制机器，形成知识的垄断，而人的主体性尚且能够自主把握，但前者则直接在动态学习中控制人，此时人的一举一动都变相地推进了数据的更新，反而使其更精准地控制人，尽管系统也并非不存在漏洞，但我们不难预测，“数字控制”与平台经济的非正式劳工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因为前者通过对后者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也有研究关注到了KL村内纺织业工人的劳动控制，指出了其控制模式并非“赶工游戏”，而是“老板游戏”,“老板梦”和“工人－师傅－老板”的演变路径制造了新的“同意”。但是，该研究主要着眼于作为现实存在的“人人当老板”的非正式就业工人群体，他们受到了“人人当老板”意识形态的影响，希望通过拼命的工作来完成“原始积累”，一步步从工人开始干，慢慢攒钱开厂当老板，实现阶段跃升，但是笔者的观察和访谈中，KL村的这一群体并非全部陷于这种意识形态中，其间仍然有作为现实存在的“自由短工”，他们往往对“老板游戏”不抱有过高的期待，也不像该研究中所描述的受到“人人当老板”意识形态的遮蔽，而是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

这四种模式的发展线索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程度不断加深、组织技术的日益复杂和劳动者所感受到的表面上的“自由”日益显著。但是显然，本研究所关注的非正式就业短工群体都不属于上述四种线性发展的劳动控制模式，康乐村中的非正式就业短工群体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上往往只属于马克思式劳动控制的层面，即纺织业小手工工厂的生产，生产资料分离程度不高，而他们选择短工的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反对正式工厂的组织技术和不自由，所以他们在这三个指标上的水平都不算高，而且他们未必受到了“人人当老板”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本研究旨在指出，这种看似“反-劳动控制”的工作选择其实也是劳动控制的具体体现，而它的体现方式并非上述传统思路，而是更类似于项飙“悬浮”的概念，劳动者在这之中仿佛没有被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所遮蔽，又好像不愿直面自己的真实处境，陷入了一种“悬浮”的中间状态，在制度脱嵌中时刻进行着再生产。

“悬浮"是项飙在移民劳动力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悬浮的状态下，人们频繁移动，进行高强度劳动，暂停常规生活，以便快速获益，然后迅速逃离。悬浮遵循的座右铭是：“现在赚尽可能多的钱，然后赶紧走。处在悬浮状态的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挣钱）会一直“前进”（从事不稳定工作），从而对自身生活处境中的一切现象不加批判地妥协，以便尽快结束悬浮状态。

所以与其说工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不如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名为 “KL村”的大工厂中，以工作为生活重心。他们一切的生活服务、经济消费、社交网络都通过KL村这个“大工厂”建立起来。同远在老家的父母、孩子之间存在的高度紧密的社会关系和进入KL村前后始终保持的同乡关系，使得工人们保持着“传统嵌入”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将高强度的劳动视为生活中的暂时状态和KL村中较高工资的合理代价，从而为自己长期所处的高负荷赶工状态成功生产出一种权宜性的同意。与此同时， KL村内部的“赶工制”生产模式占用了工人的社交时间、限制了工人的社交对象，使得工人无法通过“在地化”的社会网络融入当地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KL村内部特殊的“司警联调”机制以KL村经济的非正规性为把柄，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KL村内部的制度管理功能，强化了城市中的正式制度与康乐村内短工群体的隔阂，消解了工人走出KL村，摆脱边缘身份的可能性，不断再生产工人的“制度脱嵌”状态。以上两者同时出现在KL村散工群体身上，导致了散工们实际上陷入一种悬浮的中间状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无意像许多“双重脱嵌”理论的应用者，把KL村的工人描述为一个既无法融入城市又无法回到乡村的迷惘、无望的群体。相反，我们使用的“悬浮的中间态”这一表述，是建立在康乐村散工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自己具有一定的纺织技术，感到自己是有权利、有能力对工作进行挑选的主体，他们并不抱有融入城市的幻想，而是把“KL村”这样一个既区别于城市又不同于家乡的特殊场域当成一个“可以赚钱的、自由的”落脚点，并以一种低卷入的状态悬浮于其中。毋宁说，这种中间状态是由散工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和他们自身主体性共同塑造的，它也是工人们将表面上看起来极不稳定、负担极大的“短工—计件”用工模式作为就业选择的重要原因。

《製造甘願》读后感(三)：布洛维对“生产过程”的执着

第一部分、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工业社会学的衰亡

组织理论预设了“社会的潜在和谐”以及“社会控制的必要性”，而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潜在和谐”拒斥了“控制”的出现；另一方面，“控制”则暗示了社会冲突的存在。同时，强调“控制”只能捧出一些类型学，而忽略了背后的历史根源，强调“社会和谐”则难以解释冲突的爆发，以及存在的惩罚性或强制性手段，因此，需要恢复历史的脉络，检视前资本主义以及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有何区别。

第二章、迈向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

【前提与概念】

生产关系（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与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与劳动过程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但布洛维再界定的重点在于，资本主义取得并掩饰剩余劳动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取得剩余劳动以获取利益，并掩饰剩余劳动的获取以取得合法性。因此，资本主义与劳动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劳动过程如何实现对工人继续掩饰剩余价值。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重返马克思的和核心关怀——劳动过程，即使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将这一问题的关怀转移到了国家、学校、家庭与文化工业等诸多领域。

第二、三部分、“赶工游戏”

【“赶工游戏”的概念】

罗伊：为什么工人不愿更卖力地工作？→布洛维：为什么工人不知疲倦地投身于“赶工游戏”？

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强制（Coercion）→霸权（Hegemony）

【劳动过程作为一场“赶工游戏”】

ª 工人之间的计件生产超额竞赛，在竞赛中形成各种策 略（100%-140%），在心理和生理上支持工人渡过冗长的8小时劳动

ª 卷入车间的各种角色和关系：操作工、辅助工、材料员、质检员……

ª 赶工游戏并不像工业社会学所说，是工人对管理层的反抗，而毋宁说，是合作的表现——游戏得到基层管理者的容许和支持

ª 产生同意（Consent），工人对车间管理过程的同意

【“赶工游戏”生产志愿性服从/同意的机制】

·阶级关系转变为个人关系

①工作组织促成了个人主义的大幅进展：操作员较大的自主性；工作现场工人与领班之间讨价还价的机会增多；计件制的改变，强调个人表现、努力、流动性，并且给工人较多操作游戏的空间

②上下阶层之间的纵向冲突减少，并被重新分配，引导到许多不同的方向上。

·产生规则的认同

①游戏活动本身产生对规则的尊重和同意。人们不可能玩一个游戏而又质疑它的规则。

②游戏规则即一组生产中的关系，而输赢则是按照赶工成败来决定的，对破坏规则的惩罚强化了规则。

③游戏给予了工人一定自主性以及“选择”的余地，当工人“选择”参与游戏时，也就默认了同意，即“同意奠基于玩游戏，同意是在玩游戏中建构出来的”（P226）。

·产生车间中的价值观：“赶工文化”

①成为看待工友、管理者和机构的透镜，提供了界定工作场所位置的基础

②获得社会心理层面的奖赏，赶工提升了威望

·创造共同利益，使生产成为“共识性生产”

①游戏把工人的个体理性与资本主义集体理性结合起来，“当劳动过程被组织成各种游戏的形式，并且让管理阶层与劳工都共同积极参与的时候，两者的利益就结结实实地调和了”（P231-232）。

【锻造“赶工游戏”的条件】

·微观/技术条件：适度的不确定性：劳动过程不至于太难而无以完成，也不至于太无聊而感到厌烦

·结构条件

①内部劳动力市场

第一，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内部化——即，创造一种由“自由与平等”的劳工所构成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第二，它所引发出来的流动性，化解了工人与管理阶层在生产环节上的一些紧张，而在工人之间制造出新的紧张关系；第三，内部劳动力市场透过年资奖赏培育出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具体地调和了资本家与劳工的利益。

②内部国家

第一，在利益的增长之下，通过员工分红与加薪等物质上让步的方式，调和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它透过将工人塑造成“工业公民”——拥有附带权力与义务的个体——而非劳工阶级中的成员，掩盖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最后，生产时的关系斗争，由于申诉程序而得到调解，并且被转移到集体协商之中。

第四部分、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

【大萧条时期的劳动过程】

工厂之外的波动，特别是劳动市场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过程。虽然这时上工的驱力有部分由于强迫（coercion），即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工作现场的活动，看来仍较可能是出于同意。因为大萧条时期是否会失去工作机会，影响的只是刚被雇佣的人，且与工作表现无关；长期工作的员工并不惧怕被风险，支配劳动过程的仍然是“同意”。

【劳动过程与工人意识】

这一章探讨的是工厂外意识形态对劳动过程的影响，布诺维通过多元回归模型表明：①厂外输入意识的变化，并不会导致不同生产中的关系出现；②厂外输入的意识，中介促成了生产中关系转化成（生产）活动，但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由其作用；③这些意识的中介作用，随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位置的变化，即这些中介作用受到劳动过程的形塑。

第五部分、变迁的动力

【厂房里的斗争】

·经济斗争

1945年的吉尔公司，计时员对工人进行着监视，可能通过重新计算时间来削减工人的单价，但工人也有很多方法来共同欺骗计时员，这时的“经济斗争能够，至少是潜在地，铺设政治斗争的基础（P354）”。而到了1975年的联合企业，计时员已经被“科学化”的时效调查所取代，不会有计时员在车间走来走去，这些斗争局限在工人与工人之间，最后的结果是强化了赶工的规则而流失了发展为政治斗争的潜能。

·政治斗争

在两个时期，政治斗争都产生一种紧缩与放松的生产规定的循环，这些规定是由较高层管理阶层创立的，却有违厂房直接管理阶层的利益。不同管理阶层之间的斗争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与分离的结果，而无法上升为有关工人的意识形态斗争。

【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竞争】

劳动过程的变迁是三个相互作用之力量的结果，即，在管理阶层的不同层级及分支之间的对抗、企业间的竞争、以及阶级斗争。正常的车间里并没有组成阶级，所以车间里的斗争不体现为阶级斗争。工会和管理层的谈判以及企业间的竞争，则设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

【从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

马克思认为竞争资本主义将会被推翻，革命将发生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随之而来的则将会是社会主义。然而，历史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有误的，竞争资本主义孕育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istic capitalism）。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超越马克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出更精细的国家理论，即国家是否仍然扮演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全体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保卫者角色；二是关注企业内部的根本改变，即大型企业的集中化、中心化趋势，以及伴随而来的企业内部市场化；三是内部国家、总体国家（global state）与驯化市场的关系。

最后，布洛维对话了垄断资本主义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认为，个人主体性以及抵抗意识的消解并不能仅仅归因于文化工业、大众媒体、学校、家庭等制度性抑制；而应该回到车间，即“同意”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再生产出来的。

【几点思考】

第一，布洛维虽然意图带回工人的“主体性”，但他关于“赶工游戏”的论述，却循着工业社会学的框架，十分抽象且带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通篇读下来，其实并没有看到具体的工人为何不知疲倦地参与“赶工游戏”。也就是说，工人的生活条件、观念认知、社会历史背景在布洛维的论述中是缺席的。

第二，正是因为具体工人的缺席，布洛维的结论，即“同意”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再生产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只要我们把视野稍微往工厂外一放，我们就能看到国家、市场、家庭、教育、性别等工厂外社会关系对生产方式的巨大影响。就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曾关注一个乡镇工厂的女工，她们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忍受低工资和高强度劳动，并不是因为劳动过程形塑了她们的同意，而是因为她们大多抚育着孩子，在乡镇工厂上工并保持高强度工作是为了补偿家庭资金并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因此，布洛维忽视工厂外社会关系，并执着地以生产过程为中心解释“霸权”的生产机制其实非常令人不解。

当然，上述两点很大程度上在布洛维《生产的政治》一书以及后人的研究中得到了修正，但就此书而言，其实有些让人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