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寂工人》读后感锦集

《靜寂工人》是一本由魏明毅著作，游擊文化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300，页数：2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靜寂工人》读后感(一)：书评

社会肌理与身心感受，作者是在用自己的身心感受他人的身心。「將自己丟進他人的日常、置身於無知、試圖真實靠近與理解他者」，序言中这句对于人类学学科的描述，是这门学科打动我的根源。 蓝佩嘉，公众写作。 码头工人及其相关的生命体验，社会结构的体察与展露。 不得不赞叹写作结构的巧妙，一章套着一章，一章铺垫一章。 有一些存疑的部分: 作者将静寂工人的“失能感”归于“新自由主义”的进入，“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其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这一概括是否遮蔽了其中不能被其概括的因素。如果说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失能，那么在此之前又是什么“赋能”。他们在港口“红透半边天”时所展开的社会关系，所建立的情感关系，借助酒才能与人畅谈，在饭馆豪爽地结账，在gau的阶段以金钱的方式“担负”丈夫与父亲的责任，这些是否也暗藏着这种生活的危机？不太清楚在新自由主义之前当地处在怎样的经济形态下，那时的工友关系、工人的身心状况、情感联结是如何呢，到底是新自由主义彻底改变了以前一切，还是说前后的不同只是同样的身心状况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不同反应。

全书从一对夫妻开始，丈夫是曾经的码头工人，而妻子支着早餐摊，作为全家的经济支柱。全书着力于写丈夫这类人，但清水嫂们或许有更大的含量。书中写到茶餐厅里的阿姨仔们，“伴文化”，不过似乎更多是为了分析工人们的情感状况而涉及。男人们“静寂”了，但曾经有过gau的时候，清水嫂们呢，“日夜操持的拳頭細縫裡竄上來、無從掙開的不知所措”，无论贫贱，她们似乎未曾改变，不只是不变的辛劳坚韧，即便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之后，清水嫂未曾抛下中风的曾经两次“对不起她”的丈夫，同情怜悯与她一样的“苦命人”——“她看我没有賣完就會跟我買，收她材料錢，不要賺她的，算是互相幫忙。”。清水嫂身上有着一个人可以拍一部电影的含量，幽暗处有光。

《靜寂工人》读后感(二)：【推荐序】基隆码头：情感与生命价值的国境边区

文╱赵彦宁（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若要阐释此刻人类的生命情境，便必须理解以分包、外包、连锁结盟为特点的全球商品供应链，如何与在地社会张力产生连结与断联；而在地社会张力是蕴生自既存、互相交织、但也不断变化的性别、种族、族群、地缘、阶级等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吾人可以如何理解上述的连结与断联？研究者也指出一个过去较少受到重视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仅是生产商品，也是生产情感结构的巨型机器；然而，与其说被生产的是表述形式和内涵僵固化的情感分类体系，不如说是半带隐晦、似有所觉、或可萌生崭新行动、但也可能随时消失淡忘的感知氛围与肉体感受。

全球商品供应链弹性化的关键物质条件之一，在于同时移动原料、成品、半成品的跨国和国内运输业。而这个貌似体现新自由主义灵活移动的产业，本质极端脆弱；在基隆码头工人纵情耍gâu[1]、仿佛展现无尽能动性之际，国际航运路线却随着外包生产基地而骤然改变。批判地理学界固然早已指出以上事实，但源自心理谘商与文化人类学的双重训练，本书作者魏明毅独具只眼，由情绪和感知的观察角度入手，生动地描摹了全球供应链如何在公共空间以及私密领域里，深刻影响了这些男女和代间的行动与不行动、希望和失落。早年公开展演竞比的gâu（即一种强而有力的性别化情感表现与在地社会张力），以及此刻贯穿了失能男人情感主轴的羞耻，皆彰显了与全球供应链连结复断联的社会张力，而男人与男人、男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其他的女人、男人与子女（在书里似乎主要是儿子）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这个巨变的情感链索中被生产、再生产与转化。

基隆码头工人的情感社会生活史，镶嵌在两个层次的人／物关系轴之中。其一为通过他们而在全球供应链上移转的商品；先于消费者，苦力男人们目睹并以肉体经验了商品拜物教的奇观，他们预先体会了中产阶级消费的惊奇、有趣、炫耀等情感，并且私下“收藏”了不少此类奇异／高级舶来品。其二为食物以及（特别是）酒这些在茶店仔等劳动阶级休闲空间炫耀性消耗的商品。如同拥有美国电冰箱但无法展示有闲阶级属性一般，吃食饮酒所连结的社会关系也很短暂。这显然不完全是码头经济骤跌的结果，在地劳动阶级性别化特质也扮演了关键角色。王家龙坦承“也是因为有喝酒，我们男人说话才会自然”（页121），饮酒可拉长交流时间，故生产了社会关系的假象；而李正德必须透过掺水的米酒，方可羞惭恐惧地面对长年失联的儿子。

从这个角度观之，本书相应的头尾具有高度象征意义：《静寂工人》的故事始自摆小食摊维系全家经济的清水嫂，向作者表述晚近生意如何困难、而早年遭丈夫背叛又如何伤痛；到了书末，轻快哼唱台语老歌的清水嫂，指着车祸中风后失禁失语日益严重的丈夫，对著作者“以孩子似的调皮表情说：『以前他都不回家，都去泡茶找女人，现在不会了啦。』”（页216-217）近来已有不少人类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借由“活死人”、“半死赖活”、“死不去也活不长”等词，来描绘新自由主义时代人类生活的绝境；死，不再是最可惧的经验，半死不活才是。本书作者魏明毅高度敏锐地捕捉了这个深渊般的生命图像。

那么，如何能够自深渊里重生？必须强调，影响基隆码头运输业兴衰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力量，并非仅限全球新自由主义；更精确地说，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可以貌似通行无阻地在全球分化、变形、扩张，是因其常可轻松地镶嵌于在地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本书末章所批判的观光化发展方案，在基隆港海洋广场的案例里，恐与2000年代初国家代理人力推的“蓝色海洋国家”政策直接相关。除了海洋广场，当时全岛沿海兴建“蓝色公路”、迎向太平洋的主要港口盖起五星级酒店；在该政策规划者的想像里，各国（但恐怕主指其仰望期待的欧美日）旅客将搭乘观光邮轮络绎不绝地来访，故而该建设不仅带动台湾经济，也宣扬本国的海洋国家新形象。[2]码头运输民营化，便是在国族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的情境下取得了高度正当性，也因此将本书的男主角们推入了阶级与（现代化的、异性恋常规性的）道德秩序的双重窘境。[3]

过去研究者以及不少社会运动者，常设定全球化和国族主权的施为逻辑冲突悖反：前者强调资本、商品、商业技术无阻碍地跨国流通之必要性，而后者则设定重重国境管理机制以区分“自己人”与“（不合格的）他者”。直到相当晚近，方有文化研究学者对此界分提出质疑，尤其观诸比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显著案例，即知国族政治实乃不断活化新自由主义的情感源头。尽管可能并非作者原意，但本书的发现对于以上国际学界的争辩提出了扎实的本土回应。而若上述推论合理，这恐怕也表示诉诸国族主权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路线，终将难以解决诸如基隆码头工人们的经济、情感和道德困境。

[1] gâu意指有本事。为本书中报导人界定自身生命状态的关键词汇，也是作者的重要分析概念。

[2] 该政策彻底失败，酒店乏人进驻，只好改为（当时还不允许短期停留台湾之）大陆渔工的“岸置中心”。很快地，硬体建设衰颓破败，而仿如坐监般留置在其中的大陆渔工郁闷无聊，作乐与肢体冲突时把五星级餐饮设备全部打烂。以上是2000年代中，我在东北海岸做渔工研究时得知的讽刺故事。

[3] 一个相关的本土案例，为谢国雄（2013）在唐荣铁工厂和台湾铁路货物搬运公司（一般简称“台搬”）民营化之后，对于劳工所进行的口述史和民族志研究。不过新自由主义／国族主义并非该书的分析框架。

延伸阅读

谢国雄，2013，《港都百工图：商品拜物教的实践与逆转》。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所。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lant, Lauren. 2007. “Slow Death (Sovereignty, Obesity, Lateral Agency)." Critical Inquiry 33(4): 754-780.

Cazdyn, Eric. 2012. The Already Dead: The New Time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Illnes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maroff, Jean, and John Comaroff. 2002. “Alien-Nation: Zombies, Immigrants, and Millennial Capitalism."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1(4): 779-805.

Debord, Guy. 2000.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Kalamazoo, MI: Black & Red.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2009.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Penguin.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Harvey, David. 2009. Spaces of H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ssen, Saskia, 2006 [2000]. Guests and Aliens.《客人？外人？迁移在欧洲》，黄克先译。台北：巨流。

Tsing, Anna. 2009. “Supply Chains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1(2): 148-176.

Veblen, Thorstein. 2007[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有闲阶级论》，李华夏译。台北：左岸。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靜寂工人》读后感(三)：生而为（男）人，我很抱歉

一通来自刑事组的电话打破了码头工人王家龙的安静生活。他交往许久的婚外女友自杀了。事后，王家龙说道：“女朋友变成这样……很多人听起来还以为我很行，同时交很多个，可是我自己知道，是悲剧收场。”王家龙口中的悲剧，是女友的死，还是他的生命历程，抑或是台湾码头工人的共享命运？

2014年冬，我曾步行于台湾港口城市——基隆的码头。偶有货柜车驶进或驶离，我会被尖锐又巨大的金属擦撞声吓到心悸。声响消逝，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比漫长的沉寂，与沉寂色调相搭配的还有形单影只的码头工人[1]。踩着缓慢脚步、神色不紧不慢却毫无生气的码头男人们，更给这片死寂的港口增添了些许灰暗。谁曾想到，在台湾经济腾飞的八零九零年代，这片死寂的港口，曾经是在船灯和货车灯映照下“红透半边天”的不夜码头；而这群沉闷的工人，则曾经是手持重金、神色飞扬的工作者。

那么，在这四十年间，基隆码头和在此为生的男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2016年，魏明毅出版了《静寂工人：码头的日与夜》。在书中，以基隆二十多位码头工人的叙事和在码头的民族志，作者分析经历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前后台湾基隆码头的历史兴衰和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起起伏伏。

民营化：从“工人变头家”到“被新自由主义挂断”

基隆地处台湾北端与东北端的汇合处，在日本殖民时期，基隆海港作为殖民国与南方贸易的转运港。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日本的既有开发，基隆港成为国际大港，在全球分工与运输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当时，码头的装卸工作都由港务局委托工会承揽，由工会的班队长负责招募与安排人力；工资则透过班队长进行分配。当时的工会发展两套人力模式，第一种是雇用已经加入工会的正式工人——“拿牌仔”，这些工人每人都有印着个人姓名的名牌，这张通行证还能转化为经济资本，比如有需要时可以拿着名牌作为担保借贷，总之，这群工人享有高薪和多种福利；第二种则是雇用非正式工人——“没牌仔”，这些临时工人工重酬薄。“拿牌仔”等同于铁饭碗，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可以挑选较轻松的搬运工作，那些粗重的工作，例如搬运糖或盐巴则多由没有保障、没有福利、钱又较少的“没牌仔”来做。这样不公平的工作安排，引发了非正式工人的不满，最终在1972年引发了散工的集体抗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争之后，一千两百多位散工晋升为有牌的正式工人。

1980年代，码头上的搬运与装卸工具逐渐机械化，承担了多数依靠劳力的装卸工作后，工作量顿时骤降，促成了“工人小头家[2]”和“货车司机”群体的出现。具体地说，工作量下降、工资不变的情况使得一些工人开始自己当起头家，聘雇另一位工人代班，而自己在外兼差、投资股票或返乡与妻小重聚，以每个月四六或三七分的方式分帐。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际货柜轮船到达基隆港口，一大批货车司机也涌现在码头。这些货柜车又分为公司车和契约车，前者司机是公司聘雇的员工，车属于公司所有；后者本身即是头家，车属于自己所有，透过一般公司在外接单。这一时期是这群口袋溢满钞票的男人们的黄金时代，他们拥有高收入和高尊严。

然而，码头工人的黄金时代在九零年代随着全球市场的变迁而逐渐灰暗下来。在1990年代末，国际运输航线版图更改，国际货船入港数量骤降，台湾政府为求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颁布民营化政策。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工会也因面临财务的困难，试图以牺牲不再年轻力壮但尚未达退休年龄的装卸工人，借此卸责。于是，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民营化政策中率先被牺牲的中年苦力，缺乏接轨外部市场的技能，他们表面代工，实则失业，瞬间掉入工作的不稳定与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年近40的林进益这样说道：“实际上装卸公司需要的人没有那么多，到最后真正可以留在码头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将近两千人，那么多人马上就没有工作了。我们的专业在外面没用，出去怎么办？像我们这种从小就在码头的，根本没有其他谋生技能”(魏明毅，153)。也如在码头上开桥式机的张富昌所言：“我们从‘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 (魏明毅，156)

和林进益与张富昌共享失落命运的还有无数码头工人。缺乏谋生技能使得这批工人落后于时代，而时代所需要的正是政府所大力发展的观光业所需要的高学历人群。新自由主义席卷之下的国际航线版图更改和台湾港口货运民营化，催使政府发展解决方案，而代表着现代和进步的观光产业则成为基隆港口的新兴产业。这一产业吸引着大批拥有语言专业、国际接待和行销等专业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装卸工人和货车司机被远远甩在雇佣大队之外。仅有少数工人顺利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不出意外地，也大多是低技术门坎的工作，例如大卖场、警卫、开出租车、摆小贩。

在被新自由主义“挂断”之后，曾经有派头的码头工人渐渐失去身为工人的地位和尊严，如魏明毅所言，这是“集体下坠至底层、陷落无疑遁逃的失能（感）。”

底层文化：从gâu lang 坠入pìnn-bo-lian

一通来自刑事组的电话打破了码头工人王家龙的安静生活。他交往许久的婚外女友自杀了。事后，王家龙说道“女朋友变成这样……很多人听起来还以为我很行，同时交很多个，可是我自己知道，是悲剧收场。”王家龙口中的悲剧，是女友的死，还是他的生命历程，抑或是台湾码头工人的共享命运？

如以上所述，码头的改变只是被触动的“第一张骨牌”，随后，无数码头工人的生活日常和文化互动经历了巨变与瓦解。

第一层剧烈变动发生在码头男人们彼此为伴的同事情谊中。

不管是被排除在码头外的待业工人，或是民营化后继续留在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对于这份工作的认同已经不如以往。被资遣的工人断了与原来同事的社会连系；码头上的工人也因工资紧缩、追求效率的分工独自作业、货品机器损坏的风险个人化，皆使得同事之间的彼此为伴的情感连带与工作认同产生改变，这份工作不再具有极高尊严，而仅仅是一场苍白劳动 (魏明毅，169)。

曾经，码头工人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茶店仔中互相取闹谈天的场景依然成为历史时刻，如今只有一个一个的孤身工人散落在码头的日与夜。

第二层变动则渗入码头男人们的情感连带，扭转了男人们在与妻子、婚外恋对象、儿女互动中的主导地位。标志着码头男人们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关键是，能否在家外发展情感关系。gâu lang，在台语即“很有本事的人”，对码头工人而言，则界定了什么样的男人是厉害的、有本事的。曾经有经济能力光顾茶店仔的码头男人与店里的阿姨仔频繁互动，这些阿姨仔经常成为码头男人的情绪出口，藉由倾听与陪伴，一步步进入码头工人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码头工人的妻子则被期待扮演好情绪平衡的角色，即在得知丈夫与婚外女友交往时能够忍气吞声、照顾家里。

如开篇提到的王家龙，当时正在经历民营化打击的他接到婚外女友自杀的噩耗，他自己都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每天想、每天头痛”，经历工作地位的严重下滑的他无以支付与多位女友交往的费用、也无力承担情感支出。这段在外人看来符合传统对男性性别期待的gâu（有本事）的辉煌历史，其实是王家龙难以言说的痛处，这些痛处伴随着码头工人地位滑落、无以维系男性气概的历史命运。

亲子关系则是另一重码头工人的情感连带。遭遇码头民营化的打击，李正德从码头退居家内，被迫成为了一个失能的工人、失格的丈夫与父亲。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他，在失业在家时面对着孩子无意间透漏出的表情、语言和动作时，总是被推进惊慌失措的情感泥沼中。如此一来，在家中的许多时刻，在米酒中加水成为李正德的习惯，“加水，可以喝的比较久一点”，透过喝酒，他回避与儿子共处时的静寂气氛和伴随而来的失能感，“我喝一点酒，让自己有点醉，这样也比较不用去想说，不知道要和小孩说什么。”

原本在情感世界得以维系男人尊严的gâu-lâng，在九零年代后，随着市场波动，被挤出劳动市场的舞台，瞬间成为pìnn-bo-lian（变不出其他把戏的男人），也即在文化上无法作为的失能男人。

第三层变动则发生在基隆城市地景的阶层划分，这伴随着的是大幅度更改了的基隆的日常生活空间。

观光业的进驻之后，基隆的城市地景和个人的生活空间均经历重塑。络绎不绝的国际邮轮、洁净的观景台和日渐稀少的货柜船都在传达着“谁才是空间合法使用者”的讯息。国际观光客自然首当其冲，而码头工人则是不受欢迎的一群人。于是乎，“码头工人因为其自身形象不符合国家观光意向，而被驱逐出可见的公共空间。”(魏明毅，198)

“像个男人”：自证男性气概的文化意象

在台语影片《大佛普拉斯》里，穷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而被新自由主义洗礼的码头工人则亲身经历了生命的色彩斑斓与黑白暗淡。这些色调的转折体验，始终围绕着一个文化意象，即对码头男性工人必须要“像个男人”的文化期待。

“像个男人”所框架出来的是一种男人的理想状态，即督促男人思考如何形塑自身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男人。而工作是连结个人和文化意象的方式之一。正如书中所言，“工作，不只是一个位置，它同时影响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能与什么样的人互动、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行走在哪些地方。”码头工人的工作正是这样一个机制，这份工作决定了男人们在全球劳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和他们身处的社会关系。在工作面临整体政治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下，这些角色和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动，然而，男人们被所期待的文化形象却鲜少更动，这使得码头工人在发现自己难以快速适应工作和社会关系变动时变得无比焦虑和失落。

具体地说，从gâu lang 坠入pìnn-bo-lian体现的是遭遇了由不确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带来的各种情感失能体验。码头工人变成一个压抑的群体，他们的文化认同变得破碎，社会连带濒临瓦解，成为一个个孤身的工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错归诸于自己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因应这个改变，而无法看穿外在的结构力量。例如，在民营化潮流中幸存下来的李松茂，即便已经进入装卸公司，担任主管并且为孩子攒下房产，他仍然对自己比“小拇指”，认为自己是最差的，“到头来就只是工人而已”。

以码头男性工人为例，跨国供应链和台湾（乃至东亚）地方社会文化情境的相结合，我们社会对男性产生一套期待，例如要养家、要有高学历、要买房、要买车、要满足一定物质条件，否则，男人则被批判为“不像男人”。於是，这些期待促成了男性的情感形态，这些情感形态包括亲子关系、夫妻互动、家外亲密关系以及同事情谊。然而，当社会整体的经济结构重构劳动和受雇形态，使得个人无法快速因应社会结构的转变之时，男人们则被急速地推向边缘，最终，正如魏明益所言，他们从“像个男人”到“不像个男人”，到最后的无以为人。更唏嘘的是，当他们急于将这些失败归结于个人的无能，便也同时忽视了个人悲剧背后的更加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变迁。

[1] 在《静寂工人》一书中，“码头工人”指的是工作空间在码头上的男性劳工，但不包括码头上的公务人员。

[2] “头家”，在台语中为老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