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补编（全三册）读后感100字

《全唐诗补编（全三册）》是一本由陈尚君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1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唐诗补编（全三册）》读后感(一)：有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君生我未生》

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

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

此诗为唐代铜官窑瓷器题诗，作者可能是陶工自己创作或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1974-1978年间出土于湖南长沙铜官窑窑址。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下册，《全唐诗续拾》卷五十六，无名氏五言诗，第1642页，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全诗为：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全唐诗补编（全三册）》读后感(二)：【转】陈尚君：出版三十年后回头看《全唐诗补编》

拙辑在前人基础上能得到大面积唐人佚诗的收获，最重要原因是一改前人辑佚随遇而得的随性，有计划地运用目录学方法调查群籍。从《全唐诗补编》1988年定稿至今，已超过三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本人近年持续在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总的来说，全书可订正者大约有二三百例，占全书大约二十分之一。

拙辑《全唐诗补编》，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我至今已经出版的三部循传统著作体例之第一部（另二部分别是《全唐文补编》和《旧五代史新辑会证》，2005年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从学术质量来说，当然是后出转精，但就个人学术道路来说，第一部就显得特别珍贵。因为走出了第一步，得具备了后来专治一代文献典籍的基本能力，认识到传统学术之价值及其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巨大鸿沟，确立以现代学术理路重建唐一代基本文献的学术道路。当然，该书完成于古籍数码化以前，八十年代的学术环境、用书条件与文献检索仍具很大之局限，以今日立场回头看，细节可待斟酌处仍复不少。

《全唐诗补编》的成书

不加选择地将一代全部诗歌汇于一编，肇始于南宋，至明则因“诗必盛唐”之文学氛围，出现多种致力于全汇唐代诗歌之著作，到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方得初具规模。胡书完成适值鼎革，未能出版全书，影响有限。至康熙四十五年（1707）以皇家力量，拼合胡书与季振宜《全唐诗》，完成《全唐诗》九百卷，收唐五代2567位诗人诗作49403首又1555句（据日本平冈武夫统计）。此书对此后三百年唐诗研究与阅读影响深远，但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其大端，一是搜罗未全，刚出版朱彝尊即有发现，本着“成事不说”的态度，未作订补。有清一代，仅日人市河世宁据彼邦文献略有增补。二是互见误收严重，今知误收唐前宋后诗逾千首，一诗见两人名下之互见诗达6800首。三是校勘粗疏，仅将胡、季二书之某书某本作某之校勘记，一律改为一作某。四是小传多有讹误，编次未尽合理。重新整理唐一代诗歌是一浩大的系统工程，第一步就是补遗，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有孙望、闻一多从事于此，后陆续有王重民据敦煌文献，童养年据地方文献及四部诸书，从事斯役。1982年7月，中华书局将王、孙、童三家辑佚合成《全唐诗外编》出版。闻书未完成，1994年出版《闻一多全集》时据遗稿印出，所得很有限。 《全唐诗外编》出版时，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之第二年，因做学位论文时对两宋文献涉猎较多，对唐诗文献也有留心，立即注意到该书虽出几位名家之手，但我无意记录者还有两百多首未补。稍作披检，发现仍多线索，认识到前辈工作仅就阅览所及，随遇得之，并未做到有计划地以穷尽典籍的态度从事此项工作。于是发愿从事于此，采取掌握群书目录，以把握全部存世与唐诗交涉典籍的方法，力求竭泽而渔。到1985年初，完成《全唐诗续拾》四十二卷，补录唐诗2300多首，已经超过前人所得之总和。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初审后，提出修订意见退改，同时委托我修订《全唐诗外编》。全书至1988年夏完成，1992年11月出版。书名由中华书局确定，全书署我一人纂辑，版权我占84%。 《全唐诗补编》共补录唐五代诗歌约6400首，相当于《全唐诗》收诗数的八分之一。其中《全唐诗外编》删去原书约三分之一内容，存诗约2000首，校订工作涉及以下数端：“一、据原引各书逐一复校，改正笔误，补录异文。二、补充书证，提供佚诗之较早出处。三、考证作者事迹，补订原辑遗缺。四，删刈唐前后人诗及与《全唐诗》重出之诗句。”“为尽量保持原辑本面貌，所有校订意见均以校记与按语形式出现，原辑者校记仍予保留。书末附《全唐诗外编校订说明》，详尽叙述补订删汰之细节。”（据本书责编徐俊为《唐诗大词典》所撰该书辞条）。《全唐诗续拾》收作者逾千人，补诗4300多首，残句1000多则，皆我本人辑佚所得。

《全唐诗补编》的学术创获与治学方法

《全唐诗》问世三百年，近百年也有多位学者从事唐诗补遗考订，我后起而能有重大突破，主要得力于方法创新、风气变化和用书条件的改变。 先说风气变化。明清两代研究唐诗者很多，主要是阅读理解唐诗，并进而学习诗歌做法，目标与现代学术研究不同。近代西学引致学风变化，但就唐诗研究来说则很长时间内仍以作品分析、作家之思想艺术研究为主。1980年前后，唐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迅速融合，陈寅恪、岑仲勉倡导之穷尽真相、文史兼治之方法，引致学风遽变，在作者生平、写作始末、文本求全求真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我的工作受时风鼓舞，也试图在文本拓展与过细考证方面，比前人做得更好。 文献辑佚是一项实证性的研究工作，既要遵循传统，又要方法创新，其实很难，为一代诗歌作全面补遗更加困难。继承前人工作的主要精神，是在人、事、时、地、书等五方面求得确切的证据，即是唐人应揭示具体的事迹，佚诗所涉事件、时间、地理应得到合理的解释，用书则务明史源，务取善本，务求全面梳理。同时，严格把握诗文之限断，循名责实，一般均沿旧例，但对佛家偈颂、道家章咒是否可视为诗歌，在全面调查存留文献后，改正清人因康熙一言喝断而造成的误失，但也作了若干不收的规定，以免宽滥。全书所收每首诗，均逐一注名文献来源，《全唐诗》无传者补录小传，所涉诗歌完残、真伪、讹夺等，也均有逐一交待。 拙辑在前人基础上能得到大面积唐人佚诗的收获，最重要原因是一改前人辑佚随遇而得的随性，有计划地运用目录学方法调查群籍，特别关注以下几类典籍的披检：一、《全唐诗》及胡、季二书已用书目，列出清单，逐一复核，有者记其来源与同异，无者暂作佚诗予以记录，即便《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乐府诗集》等基本典籍，仍发现有前人遗漏者。二、以存世唐宋元书志，充分了解唐人著作之总貌，宋时尚能得见之唐诗别集及各类遗著，相信存世典籍有脱漏残缺的变化过程，已佚典籍也如同陨石坠下过程一样，会有大量碎片存留在浩瀚文本中，有待发现。三、主要根据《四库总目》和《中国丛书综录》的记载，了解存世与唐诗文本有交涉的存世典籍情况，特别关注《全唐诗》成书以后新见典籍的情况。在八十年代前中期从事此书纂辑过程中，披阅古籍超过五千种，仅方志即逾两千种，对新见文献如佛道二藏、域外古籍、近代散出善本、出土文献，都有全面涉猎，惟敦煌文献当时还无法全部阅读。 唐诗流传千载，传误情况极其严重，在辑录唐诗着手之初，即有鉴于此，作了大量具体考证，发表《〈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24辑，中华书局1985年）、《〈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借鉴前人得失，避免犯类似错误，有疑问处曾反复核查。如从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辑得南唐秀才相里宗题庐山诗，即作佚诗录出；后发现《全唐诗》灵澈下收此诗，复删去；又从南唐人李中《碧云集》载其友人有相里秀才居庐山，方确认作灵澈为误收，再补出。类似情况多不胜举。当时在可能条件下反复披览群书，据一切可以得到的工具书仔细检索，虽仍难保证无误，但基本学术质量较前人为优，也属事实。

以今日立场回看《全唐诗补编》

最近三十年学术条件和研究手段的发展变化，当年真难以想象。在《全唐诗补编》出版后，媒体与刊物大约有二三十篇书评，包括日、韩、欧美都有，大多是一般介绍，仅陶敏发表在《复旦学报》1993年6期上的《唐诗辑佚工作的重大突破——评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一文，涉及一些实质评价。本书曾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79－1994）著作二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1992——1993）一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第二届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1995）等奖励。批评纠订文章则有六七篇，细目是：尹楚彬《全唐诗补编补正》（《文学遗产》2000年1期）、同人《全唐诗补编匡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3期）、袁津琥《读全唐诗补编上册札记》（《古籍研究》2003年2期）、同人《全唐诗补编订误》（《新国学》第五辑）、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2004年5期）、张福清《全唐诗补编之全唐诗续拾所辑佚句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5期）等。我本人近年持续在做全部唐诗的重新写定，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总的来说，全书可订正者大约有二三百例，占全书大约二十分之一。 从《全唐诗补编》1988年定稿至今，已超过三十年，学术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来说，一是古籍数码化实现的检索便利。以前检索不便，为解决《全唐诗》本身的检索，有志整理者先作首句索引，再做每句索引，但仍解决不了唐诗与其他时代诗歌的互见传误问题，是当年最大的苦恼。现在四库全文检索与基本古籍库的普及，足以解决其中的部分困惑。二是文献更趋善备。尽管当初编纂时，已经十分讲究用书的版本问题，但出入仍有。如宋陈舜俞《庐山记》，四库三卷本为原书前二卷之改编本，不足据，当年已用《吉石庵丛书》影日高山寺钞本、《殷礼在斯堂丛书》校录本及《大正藏》本会校，后见之日本内阁文库藏宋本最佳，多可纠订前辑之愆失。最重大的补充是当年敦煌文本尚未完整刊布，能见到的缩微胶卷与《敦煌宝藏》本都有很大局限。三是学术研究之全面深入。如敦煌文献之全部高清刊布，辨认更为准确，校录也有了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等一批高水平著作，专题研究更有许多重要发明，如敦煌无署名残诗陆续被认定为云辩、悟真、张球等人所作。四是新见文献日新月异，尤以石刻文献与域外文献多有重要发现。五是学术观念与研究视野有新的开拓与变化，如民间书写的提出有资理解唐诗在社会不同层次流通中的文本变化，写本文化与文学传播的提出有资理解唐诗千年流传中的变动轨迹。所幸此三十年间我始终在追踪所有这些前沿动态，发现前著之局限，并不断在加以纠正。 《全唐诗补编》出版前后，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凡新见诗人及作品，在同时出版的唐诗工具书《唐诗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有全面反映。三十年来，且作为唐诗研究基本典籍，为中外学者广泛利用参考。同时，带动编修新本《全唐诗》的工作启动，虽然因为人事原因，我在最近十多年间决意独立完成全书，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将近五万五千首唐诗即将以全新面貌向学界推出，《全唐诗补编》于此确有开拓道路之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全唐诗补编（全三册）》读后感(三)：我作《全唐诗补编》

陈尚君

我生也晚, 刚进初中即碰上“ , , 后来去农村种了八年田,20岁方见到《唐诗三百首》。对古典文学能有系统的了解, 还是1978年师从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以后的事。

朱先生为学博大精深, 他要求学生一是读书面要广, 古今中外都应了解, 二是尽量读古人原著, 读全集, 不要仅读选本, 三是用自己眼光读书, 要能入木三分, 力透纸背。第一年讲唐代文学, 除了读正史, 读《通鉴》, 即将唐名家别集逐一读过。当时发现《唐诗纪事》所存高适《赠任华》诗,《全唐诗》不收, 以为仅属特殊之例。后来见《南京师大学报》刊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 始知唐诗辑逸尚有可为。只是当时觉得唐代文学前人研究已多, 难以拓新, 故毕业论文决定作宋代, 先拟写刘克庄, 后改写欧阳修。在大量阅读两宋典籍时, 意外地发现宋人所著《会稽掇英总集》、《庐山记》、《严陵集》、《天台集》等书中, 存有不少唐人逸诗。我将这些发现告知孙望先生, 孙先生亦应允补入其大著, 后因《全唐诗外编》已付印而未果。

1983年初, 读到新出的《全唐诗外编》, 发现我所知逸诗, 尚有200多首未收。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是否有可能另做一本唐诗辑逸专著呢？

做辑逸不同于做选本。选本虽有眼光高下之分, 但有《全唐诗》和各家别集在, 总能选得出来。辑逸则只能录《全唐诗》及前人补遗未收之篇。然书海茫茫, 坠绪何寻, 各名家先鞭已着, 背华毕呈, 我再作大海捞针, 能否有得, 颇费斟酌。

当着手之初, 我首先对《全唐诗》作了较全面的考察。此书存在问题, 刘师培、岑仲勉、李嘉含均有所揭示。周勋初先生撰《述全唐诗成书经过》, 揭出康熙中编此书时, 系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基础, 参取胡震亨《唐音统签》, 略加补订而成, 而季书初盛唐部分, 则几乎全用吴馆《唐诗纪》。我受以上诸家启发, 参据《唐诗纪》、《唐音戊签》、《癸签》等书, 对《全唐诗》用书情况, 作了大致的调查, 发现其用书虽涉及别集、总集、笔记、诗话、方志、石刻等诸多方面, 但除去自他书转引及小传、校订所引书, 作为录诗所据, 仅三四百种, 其中且多用《唐诗品汇》、《唐诗类苑》等后出书。胡震亨、季振宜等为辑录唐诗虽尽了终生之力, 且注重校订征实, 识见也迥绝时流, 但他们以私家之力, 所见毕竟有限,且生于明清之际, 朴学未盛, 不免受时风影响。康熙中开馆编修,但馆臣迫于时限, 仅能稍作补碑, 未曾广事搜罗。而作补遗诸前辈, 市河世宁仅取日本文献, 王重民专据敦煌遗书, 孙、童二家所取较宽, 且各有侧重, 但亦仅就所见甄录, 未事全面网罗。

同时, 我选取若干种前人已用书和未用书, 作初步的考察, 发现前人已用之书, 仍有遗漏未收之作, 特别是一些部轶较大、引诗较多的书, 尤易疏漏。而前人未用之书, 凡有引录, 则多为逸篇。存世唐宋文献, 前人仅用了比例并不大的一部分。自清中叶以降, 新出典籍尤多, 如海外遗书的回传, 孤本秘籍的面世, 敦煌遗书的发见, 石刻文献的出土, 佛道二藏的流布, 尤为荤荤大端者, 皆胡、季等人所不及见。

有鉴于此, 我决心程功数年, 尽可能全面充分地利用存世文献, 对传世唐诗作竭泽而渔式的网罗。这一想法, 得到了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支持。

辑逸务先明流传。唐诗人有别集者逾千家, 未结集者亦数以千计, 确如满天星斗, 灿烂辉煌。流传千余载, 别集原编存者仅百余种, 其余均如流星般亡失, 仅有零章断句, 因他书转引或其他途径而得存。这一过程, 我通过历代书志作了详细的考稽, 即据唐宋书目以了解唐人创作的总貌, 据宋元书目以了解宋元人得见唐集的情况, 据《四库提要》以降各书目以了解今存古籍概况。在这一基础上, 我确定了辑录逸诗用书的范围和原则, 即以唐宋典籍为主要依据, 以前人未用及近世新出典籍为重点, 对元明清著述则严加甄别, 除金石、方志类著作, 其他凡不具备第一手史料价值者, 尽量少用。而凡有征引, 则尽可能地追溯最早出处, 原书存者, 尽量不据他书转引。于宋元类书、方志等所存诗, 则以宋时其集尚存而今已逸者为重点。

要全面网罗, 所涉书数量之大, 远远超出最初的估计。回想起来, 先后检及之书, 总数超过5000种, 其中仅方志一类, 即达二千几百种其中宋元方志40多种、明方志300多, 清及民国方志近2000种。所涉遍及四部群书、佛道二藏、石刻碑拓、敦煌文献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书, 为一般治文学者较少引用, 如医书、农书、相书等, 均有所得。对所用之书, 也尽量有所讲求。一是用善本、足本。如宋陈舜俞《庐山记》, 初见《守山阁丛书》三卷本, 无逸诗, 后检《大正藏》和《殷礼在斯堂丛书》所存五卷本, 得逸诗幼20多首, 但稍有误字, 复得《吉石庵丛书》影宋钞本, 始获写定。二是注意作者和年代的考定。如《灯下闲谈》, 传本伪题宋江询撰, 我考定为五代中期人作, 洪迈已据以录诗, 我又录出十多首。《道藏》中许多书, 均要推定年代方能用, 为此化了不少气力。如《大还丹照鉴》, 我考出即《通志· 艺文略》所载《大还丹照鉴登仙集》, 后蜀广政中成书, 得以援引, 录诗30多首。三是不用后出伪托之书。如《唐人说荟》、《龙威秘书》、《唐代丛书》等所收书, 一概不用。但对早出而有伪作之嫌者, 如《清异录》、《云仙杂记》、《螂媛记》等,因其存录大量原始资料, 仍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四是于散逸之书而与唐诗关系密切者, 注意辑录逸文, 以寻绎线索, 如《景龙文馆记》、《集贤注记》、《洞微志》、《该闻录》等, 均作有辑本。五是凡有线索可循者, 即于相关书中广泛搜寻。如《金陵诗微》云明刊六合县志中存唐末县令郑谤《六合怀古》诗32首, 因此而遍检今存明清各种六合、仪真二县志, 仅得21首。又如宋人集句诗, 颇存唐人残句, 即对宋元至明初的集句, 作了广泛的调查, 除《梅花钠》、《剪绢集》、《梅花字字香》等专书外, 还利用了散见各书的单篇之作。凡此虽皆已竭尽心力, 但为条件所限, 仍有一些散存各地的孤籍善本未获得见, 颇以为憾。

群书披检, 又谈何容易。据说有人能将全部唐诗倒背如流, 若然, 读书见诗时, 是否逸诗一目了然, 自极便利, 可惜从唐到今,尚未见承此任者。我自知生性鸯钝, 记忆又逊, 只能化死气力, 用笨功夫, 每检一书, 皆将引诗与《全唐诗》逐条对检, 有则记出处于诗下, 以备查考, 无则录出, 暂以逸诗视之, 疑则存案, 以备他时考知。虽费时费力极多, 但也只有如此, 方能将前人遗漏之作检出, 如心存侥幸, 终不免网漏吞舟。如《文苑英华》、《唐诗纪事》, 均曾对检数千次, 而所得各仅数首, 《册府元龟》逾1000万字, 所得不足千字。最难披检的是《锦绣万花谷》、《舆地纪胜》《记纂渊海》、《合璧事类》等十余种南宋类书和地志, 部恢既大, 编次又乱, 所存丰富而又芜杂, 且唐宋混编, 引诗作者多不言时代,前人虽用过, 遗漏仍多。读此类书时, 我均将《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和《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置于手边, 遇不熟悉者, 随时检索, 反覆推求, 得到不少新发现。但即便如此, 仍有数百人时代不明, 只能不取。

数年检书, 弹尽心力, 但所得逸诗达4600多首, 新见作者600多人, 大大超过我最初的估计, 也超过前人辑逸诗的总和, 这是我在劳累之余, 极感欣慰的。特别是为许多名家补录了遗篇, 久逸不传之作一旦发现, 残句居然补出完篇, 所得遗诗可补史网或有裨研究, 则尤感兴奋。

某书收某人诗而《全唐诗》其人名下不收, 未必即属逸诗。唐诗流传千载, 互见、传误、依托之作层见迭出, 仅《全唐诗》所收者, 即多达6800多首, 涉及作者960多人。致误原因, 极为复杂。友人终培基撰《全唐诗重出举正》, 列出22种类型, 还不包括六朝及宋元诗误为唐诗者。如果说重出互见诗尚可推知原委, 而依托疑伪诗则更难究洁。辑录逸诗而不加甄辨, 势必错伪迭见, 不便读者。我于1984年写《全唐诗》误收诗考》、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 即希望通过清理前人工作, 吸取经验教训。辑纂之时, 于此尤加留心。见有重出, 尽量考辨, 凡《全唐诗》是而他书非者, 一概不取。如《唐集叙录》记北图存明正德刊卢纶诗集中, 有十多首逸诗, 我请友人代为钞出, 但细审全为项斯诗, 虽得来不易, 也只能全部舍弃。有时去取之间, 极费斟酌, 在证据不足时, 仍予兼存, 以求稳妥。

但要完全避免重收误收, 实在很难。《全唐诗》每句或每字索引, 近年已编成, 只是还无法利用。唐诗与六朝及宋明诗相混者,则根本无从检索。在缺乏科学系统的检索手段时, 我只能利用现有条件来解决, 缺漏在所难免。在《全唐诗补编》同时完成的两部分中, 《外编》修订本的错误相对来说较少些, 除了学界同仁已有考订外, 此部分已有成书, 存疑未决诸端于读书间较为留心, 故得多获解决。而《续拾》情况则与此不同, 诗为陆续辑得, 后得者于定稿时尚无充分余裕以推敲考定。

与辨伪相比较而言, 断限、编次、辨体、小传等项, 似较简单些, 其实也不尽然。就辨体来说, 要区分诗、文, 中学生即能胜任, 但全面处理文献, 就不一样了。在诗、文之间, 有铭、赞、颂、哉等一大批韵文, 按传统分类法, 均应属文。前人或将《全唐文》已收的此类作品编为逸诗, 显然不妥。但唐人歌诗, 又确有以铭、赞等为题的。镜铭为文, 而唐镜有以庚信诗为铭的, 其余五、七言铭, 也应视为诗。这些都应区分对待。再如释氏渴颂, 道家章咒, 《全唐诗· 凡例》谓“ 本非歌诗之流”而不取, 其实仅着眼于教化, 将胡震亨已辑出的王梵志诗也一齐删却。我在读释典时发现, 自盛唐以降, 僧人揭颂己渐趋诗律化, 唐人于诗、褐有区别,也常混用, 更何况许多弘法之作, 本即以歌诗为题。道教歌诗, 包括托名神仙之经颂、斋酿祝咒之赞辞、修仙炼丹之歌诀等, 不能统称章咒。这些方面, 拙辑在体例上均略有变通。对此, 学界近年看法已渐趋一致。

作者事迹, 如正史有传, 或已编有索引者, 考寻较易。但无传记资料者, 勾稽要困难得多, 有时只能偶然得之。如敦煌残卷存萧沼边塞诗一首, 事迹遍寻无着, 只能收入无世次卷。偶检《唐诗纪事》, 岑参有《天山雪送萧沼归京》, 始知其为岑参北庭同僚, 而《全唐诗》及各本岑集, 皆误作“ 萧治” 。再如《会稽掇英总集》收薛苹、崔词同题诗, 崔词事迹无考, 拙辑推其与薛苹同为元和中人。近读《嘉泰会稽志》, 始知为开元中人。似此有待推敲者必还有。断限包括时、空两方面, 《补编》于此均严加把握。由隋入唐或由五代入宋者, 仅取在唐五代之作, 特别是后者, 为数较多, 已有《全宋诗》, 不必兼收。而日本、新罗人, 仅存在唐所作诗。《外编》原录日本人诗50多首, 为日本君臣与渤海使唱和而作, 修订时全部删去。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汉诗, 今存数千首, 虽受唐诗沾溉, 与唐诗毕竟有别。

拙辑编次采取以卒年为序排列, 此法为杨守敬所倡, 逐钦立已用。唐诗人卒年可考者较生年可考者为多, 且作品存者也以中晚年为多, 这样编次较能反映唐诗创作的过程, 不足之处是年辈晚而享龄短者, 不免要排在年辈高而誊寿者之前。拙辑经始于1983年, 至1985年完成初稿, 1988年修订定稿, 并与修订后的《外编》合为《全唐诗补编》, 199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十多年, 是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时期。拙著得以完成, 是与充分利用这些成就分不开的, 我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对唐诗研究的继续深入有所裨益。

前人说校勘如扫落叶, 无有竟时。辑逸更难于校勘。而为一代诗歌补遗, 实在是一件吃力而不易讨好之事, 要想全无错误, 几无可能。因这一工作有两条标准, 即求全和求是。求全则要网罗无遗, 但必致泥沙俱下多求是务必审核无误, 但文献复杂, 大量疑似之作必难臻此。二者显然难以共容。虽然, 尽量臻于完善, 一直为我所向往。《补编》定稿后, 我曾三番五次地补订, 给责编带来很多的麻烦。书出版后, 仍时见有不足处, 友人也频有见告者。

我想, 今后仍会有更多的新得。现在,《全唐五代诗》已开始编纂。《补编》未臻完备处, 希望《全唐五代诗》能有妥善的处理。我向学虽已十多年, 但至今不知门径何在。研究之课题和程度, 虽较初时广泛深入得多, 但常不免有为学愈进夕所知愈少之感, 如行十里雾中, 只能摸索前行。《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约我谈治学门径, 我只能将《全唐诗补编》成书的过程写出, 希望有助于读者利用该书。如读者能从中读到一些于治学有用的内容, 我也就感到释然了。（全文完）

以下摘录自《 寂寞出学问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秦绍德：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又用了11年时间做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校勘、辑录、订正，既有文字“小学”，也有考据之学，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尚君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一到夏天，那时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因为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他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