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扬州文化经典读后感有感

《清初扬州文化》是一本由（美）梅尔清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5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初扬州文化》读后感(一)：扬州在哪里。。。

作者为什么选取扬州这样一个地方来表达清初知识分子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不是一部扬州的地方史著作，虽然每一句写的都是扬州的风物，可事实上与扬州没有太大关系，换成南京可以，换成苏州也可以。或许只是扬州十日的记忆，使这一地方成为繁华与荒芜的双重标志，而在根本上地方文化认同的重建，哪里都是一样的。

不了解清史，不敢说太多什么合法性什么认同感的建构。只是很奇怪，为什么选择了这样四个地方作为论述对象？说起扬州，谁想到的不是那水殿龙舟、十里垂杨的大运河，谁想到的不是那微雨细细、波光粼粼的瘦西湖？可是，这里却没有。红桥、藏书楼、平山堂、天宁寺，它们成为清初扬州文化重新建构认同的象征，但它们是扬州的象征吗？

不过不能否认，这本书材料很丰富，论证也很有新意，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重拾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突破了地方史论著都是死的东西的套路。地方不是独立的，而是始终与帝国中心、与整体的历史脉络相伴随的。不能就地方而谈地方，而应该把某地方放到整个的时代之中，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价值所在。与这一独特视角，也就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独特之处了。

但是，扬州，毕竟不是晚明才有的城市。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了三千年，绝对不是在晚明才成为奢靡的象征，在清中期才成为繁华的代表的。扬州的辉煌，在那珠帘卷上的豆蔻美人，在那青楼梦好的浪荡才子，在那夜半调笑的茸裘少年，更在那吹箫玉人所伴奏的如水月光。

《清初扬州文化》读后感(二)：对《清初扬州文化》的“建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助理教授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在2003年出版了学术著作《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最近内地也出了中文版，名为《清初扬州文化》。这是一部以清初扬州地方建筑政治文化史为主题的著作。全书条目大致分为：第一章 重建扬州；第二章 红桥:人物与意义；第三章 文选楼，纪念碑和杜撰的历史；第四章 再创造和娱乐——平山堂；第五章 天宁寺的制胜奇观，共五章，本文着重祥析前几章。

全书正如梅尔清自己所说“通过名人、风景名胜及文学创作……探讨历史资源对于描述和形成一个时代的精英认同意识的作用……透视社会的物质重建来透视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及文人共同体和文化重建的意义。”她也是依此构想展开对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和天宁寺的“重建”。综述全书的叙事线索是以扬州当地的四处风景名胜为主脉展开：红桥、文选塔、平山堂和天宁寺，而行文中又有不同视角，围绕红桥，文选塔与平山堂这三章是使读者观察到明清易帜后，江南文人重建群体活动的这一历史过程，（如以邓汉仪为代表的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模糊晚明遗民、贰臣和清朝新贵之间由于政治原因产生的差异，一种历久弥新的文人共同理念弥合了王朝更替引发的士人群体分裂，而对天宁寺的分析则从历史角度展现了扬州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社会世风的变更。

在第一章“重建扬州”中，作者依次罗列成“想象中的扬州”、及其地理位置、“芜城”的说法和扬州在清入关后的复兴这四节来叙述。统说从乾隆盛世前的扬州回溯到17世纪晚期被清军屠城后的扬州，描述了四类不同的“重建”精英，有地方的行政要员、仕途腾达的地方法官、四处云游的学者、盐商取悦的钦差大臣，他们重建景点声望的同时，本身也被塑造为名胜声望的一部份。“重建”并不是存活于当时的建筑史料和物质实体的描述，而是运用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符号来重组，重建文化和社会网络资源。作者再从历代文稿中地理上的扬州，揭示出“六朝鲍照《芜城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迷楼苑囿”和“诗人杜牧”的扬州诗这三个历史形象。观光者和重建者在文化传统的链条中再次确立自己的位置，假借物质真实的名胜，来获得令人景仰的身份地位。文中再转到1675年《扬州府志》等地方文献对清征服后的破坏程度和恢复记录（也就是事实上的“恢复”的时代背景），在18世纪盐商对扬州文化支配之前的扬州，介于1645年《扬州十日记》和18世纪晚期《扬州画舫录》之间，是被文人精英团体来“重建“的过渡期。

第二章作者讲述红桥和盛唐浪漫的二十四桥的象征性共鸣来突出景点和文学想象的联系的主题。扬州城、红桥和文化精英的建构集中于1662年到1664年清代官员王士祯主持的红桥诗会。通过类比的文学想象，王士祯把自己划归成晚明的文人形象。在城市的地位一节中，作者看出城市景点和人物活动是地域文化等级声誉的标志，并在文学的描述中不断得到建构，例如苏州在明中期的复兴，也是通过文人活动赋予景点的声誉，来促使苏州成为城市文化的典范；明末南京的文人聚会活动，例如复社，通过诗会出版的文集，而清初扬州被有意识的与苏州、南京并列为文化中心，最后在清初转移到扬州，可见精英们在地域城市间争夺文化建构。但明代扬州以商业为重心，到17世纪，孔尚任强调文人精英赋予扬州的文化意义，而王士祯把红桥名胜和晚明文人、清初官员编织网罗，互助声誉。晚明遗民受到清初官方的认可和尊重，并通过诗文的文学集会活动借用和扩大了王士祯作为文学名士的名望以及和红桥、扬州的联系。接着在王士祯与红桥一节中作者介绍王氏的家族、学历和经历对其文学声名的保证，顺便提到王士祯成功处置的两件公案，显然王的政治口碑提高了他诗人的名望（两次红桥修契的两张画像共有24处和46处聚会文人的题签），王士祯还把自己追溯到宋代与具有同样两面特制的官员——欧阳修、苏轼产生想象的关联，他的交游聚会及与晚明名士相似的举止促成王士祯于官方和遗民之间都接受的角色转换。在红桥众人物一节中，冒襄、孔尚任、吴绮、陈维菘、汪懋麟为红桥的赋诗联系到“二十四桥”的文学想象，使红桥成为新的诗歌主题，联系王士祯的交游网，使红桥成为扬州文化的一个重要形象。在红桥修契一节中，在1662年和1664年王士祯组织两次诗会和兰亭修契的联想，通过结识资助明末诸生陈允衡、袁于令、杜濬、林古渡、孙枝蔚并成立“冶春”诗社来借用遗老的名声培植自己的声誉。而篇尾的再探红桥一节，治河官员孔尚任步王士祯的后尘和遗民交往，效仿前任举办红桥的诗会，转运使扬州官员卢见曾也效仿王士祯刊印红桥诗集和举行诗会，并新修二十八景。最终，清初曾任官扬州的著名文人王士祯效法东晋王羲之兰亭之会，一方面重建了文人社交活动，同时也成就了以他个人为中心的扬州文化团体，提高了扬州的城市地位。

在文选楼这一章，起篇追溯文选楼建筑的来历和历史延承，建造之初是虚构为纪念萧统的《文选》，19世纪文选楼通过官员阮元再次复兴。接着几节围绕文选楼在清初的象征，文学居住和宗教的功用，靠察了此处遗产的重建对扬州复兴的作用，考证梁萧统《文选》与扬州文选楼的非真实性，夸大的历史价值是在于建立在与古代王室文学人物的虚假关联。

作者梅尔清其实在书中有三个着眼点：文化内涵丰富的扬州地方名胜、活跃于扬州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和数量众多的文学诗集。通过研究人、境、文这三方面的复杂联系，梅尔清展现了经历明清鼎革的江南士大夫群体是如何触景生情、借古喻今、抒发去国还乡的感慨，又是如何以文会友，重建遭受重创的文人社会网络。随着扬州本地经济的发展和以盐商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崛起，18世纪的扬州已经不需要诉求“江南”传统而彰显自身文化，迅速增长的经济财富和围绕清帝南巡展现的扬州新城市地位使扬州超越地域限制，与北京形成了更直接的关联。以往的扬州地方史较多地关注清初“扬州十日”的劫难和清中期康乾盛世扬州的烟雨繁华，梅尔清的著作则选取了这两个阶段中的一个空白，研究了历经战火的文人是如何记录、追忆和超越这一痛苦经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本书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海外研究康乾时代地方精英的最新成果，但是作者没有囿于文人的文学生活，而是将文人的文学活动、游历活动和地方名胜的历史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促成这部兼跨地方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诸领域的区域文化的研究力作。

怀古是中国文人的诗歌题材，亦是一种清初颇流行的文体，文人借怀古诗“把握景点的实物，以局部回忆去重组已经失去的整体”，这是中国文人旅游的一大特色，只有重建历史文人景点才可以引发诗人咏怀一番，这种中国式追古，在扬州文人中大行其道。在十七世纪古罗马发掘年代，英法诗人在哈德良别墅前沉思怀古，但中国人的遗迹必须靠不断翻新重建才存在，因为木建筑物结构容易毁坏，而重建景点与怀旧则是二而为一的文化建设工作，尤其在满清入关后，汉人在文化政治上感到极度压抑，尤其是满州人坚持要剃发易服，将汉人烙上文化殖民的符号，清初高压政治下扬州靠重建红桥、文选楼及欧阳修平山堂等文化景点，借此怀古吟诗来作为一种文化斗争的方式。从另一方面也可说，十八世纪的国人已懂得策略上运用盛事及新景点来提高城市的品牌地位，王士祯在扬州当官时修复红桥作为文人聚会之地，将新景点与文化盛事结合一起来杜撰历史，使文化名城再现出来，城市景点和景点中的活动人物，是一个城市地位、声誉的资源和标志，文人们重建扬州城，目的是重构这城市的声誉，由此而形成特殊的怀旧主题。

从另一个角度说，扬州是晚明才崛起的城市，当时文化中心在苏州及杭州，是出版业及图书市场中心，传统中国的城市品牌是以文人活动为卖点，苏州在明代是才子佳人汇聚之地，而成为全国潮流城市之首，各城流传八卦消息谈论苏州名人活动及他们的私生活﹔反而扬州只是盐商大本营，以商人及妓女闻名。以王士祯等为代表的清初官员开始在这富裕的城市打造景点，模仿苏州，如翻修与欧阳修有联系的平山堂，而后起的盐商群体更是大兴景点和娱乐场所，从文化娱乐的扬州来迎合皇帝的驾临。

此书原来就叫《清初扬州建筑文化》，无论是《清初扬州建筑文化》还是《清初扬州文化》，原著者还有一些问题需向读者澄清：为什么就是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和天宁寺这四个建筑作为扬州地方的名胜？这四个颇具代表性并不意味着其它的建筑风物就没有代表性了。是不是还能有更能说明问题的其它的标示性的选择，是不是还有其他选择而会指向了与原结论相反的说法，也这也是本人通过祥读梅尔清博士的《清初扬州文化》一书，所要借鉴和汲取的，来促进自己选题的定位和阐述方法，简评此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清初扬州文化》读后感(三)：城市文化重构的空间符号学诠释

城市文化重构的空间符号学诠释

——评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

在新清史观下，城市史的研究也在使用新的理论工具，抑或是新的资料，从而呈现出与以往几乎截然不同的面貌。

或是在施坚雅模式加市民社会理论下，不再是韦伯所宣称的西方城市的对立物，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及城市内在因素[[[]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4），《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89》（19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或是借助“景观分析法”的手段对承德的研究，成为新清史的重要理论部分[[[] Philippe Forêt,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抑或是下文将介绍的在空间符号学的放大镜下，再现当时城市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建和整合。

一、《清初扬州文化》其书

《清初扬州文化》（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书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梅尔清（Tobie Myer-Fong）的成名之作，该书以扬州文化建筑的重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间的互动为主题，选取“扬州十日”至康乾盛世之间的这一特殊的清初时期，以扬州精英文人的文学活动和城市建设活动来展现重建文人社会网络并融入帝国城镇体系获取尊重和声望的过程，是一部横跨地方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城市文化力作。

城市文化的形成和拓展，其实质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城市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以城市符号空间的方式存在，因为城市很大程度上通过城市景观、城市精神文化特征等以符号化的方式表征其文化内涵，所以对城市文化空间的解读其实就是对城市符号空间的解读。[[[] 金欣.作为话语的城市——罗兰·巴特的城市符号学解读[J].建筑与文化,2015(11):192-195.］[[[] 胡亮才.城市文化空间符号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隐在作用[J].求索,2009(7):158-159.］

作为空间符号学者和社会行为的解读者，作者对17世纪建筑实践内在含义的解读都基于自己选定的对象。梅尔清分别各为一章考察了扬州四座被视为文化中心的建筑场所。第二章考察的是红桥。这座桥是当时文学领袖王士祯所发起的诗会场所，以兰亭为比行“修禊事也”，将明朝遗民和新任清朝官员聚集一起作诗互赏，超越各自的政治认同，置于一种过去与现实交互、政治与文化重构的空间之中。第三章考察文选楼。在这里，热衷复兴扬州传统和城市纪念碑建构的人士，竭力将文选楼与《昭明文选》联系起来，邓汉仪等学者利用重建这座高阁塑造了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精英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共享。第四章考察平山堂。汪懋麟组织的修复工作产生于非常特殊的社会和思想意识的环境之下，显示了他对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社会及知识分子团体的身份认同，也标志扬州已经被纳入了一个全国性的环环相扣的行政等级序列之中。最后一章研究的是天宁寺。不同于此前三处建筑，天宁寺是由热衷于奉承皇帝和与朝廷建立利益关系的盐商们重建起来的，象征着扬州文化精英在组成上发生的转变——地方社会开始由受晚明文学价值观所支配的文人群体主导，后来变成了盐业巨头来引领，城市空间的重构也从文化性和神圣性落入世俗性的活动之中。

梅尔清的研究围绕着物质空间与文学书写之间的互动展开，出色地论述了写作、空间和身份认同在其选定的建筑中融为一体的过程。各种不同文人学者的书写和共同记忆的重构将本无意义的建筑空间转化为城市文化的场所承载，赋予建筑物以社会含义和城市的空间符号意义。“重建”已经不是建筑史料和物质实体的重建和描述，而是运用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符号和空间符号来重构扬州地方文化和社会网络资源。[[[] 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二、《清初扬州文化》之我见

本书自2004年翻译成中文后，已为中国本土史学界所熟知，英文名叫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翻译中好像却忽略了building这一重要的词。在英文里，building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方面the building是指文化史里面的文物、建筑物。比如，一座桥、一方塔、一栋楼、一座寺庙，同时又指各个朝代的建筑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动词，它又有to build的意思，即“建构”，因而rebuilding culture可以翻译成“建构文化”，这时就不只是指建筑文化了。但是，在中文翻译里这种双关的含义没有体现出来，没有准确反映作者意图和全书主旨。[[[] 姜异新.历史研究中的“文体”与“问题”——梅尔清访谈录[J].粤海风,2010(1):72-74.］

尽管题目翻译不如人意，但并不影响该书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地方文化史方面颇富创意的一部力作。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基于空间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引人入胜，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亦引发读者的讨论与思索，故作评述如下：

1.空间符号学视野下的地方文化史研究

“国家与地方关系”是清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作者对地方文化重构的研究，不囿于地方史料的记录，而将研究材料扩大至地方文化建筑及其背后的大量诗歌等文学作品，通过解读城市空间符号和文学符号，去认识整个城市的文化脉络和内涵，探讨物质空间和精神场所的交互构建，来研究地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构建，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

同时，作者为什么选取扬州这样一个地方来表达清初精英分子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不仅仅是一部扬州的城市史著作，虽然每一句写的都是扬州的风物，可事实上与扬州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换成南京可以，换成苏州也可以。换句话说，作者所展示的空间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不像承德研究中景观分析法那么复杂，是可以借鉴和移植的。

作者的空间视野，也不局限于扬州本身。南京、苏州、杭州甚至北京，都是整个帝国重构的空间体系之中，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活动，展现了清初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重建的过程，扬州只不过是重构的一个缩影而已。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个重拾地方文化的历史过程，突破了地方史论著都是死的东西的套路。地方不是独立的，而是始终与帝国中心、与整体的历史脉络相伴随的。不能就地方而谈地方，而应该把某地方放到整个的时代之中，这是本书给我们的价值所在。

此外，我虽然不了解清史，也对扬州地方文化没有太多涉猎，但仍有些许疑问：为什么选择了这样四个地方作为论述对象？说起扬州，谁想到的不是那水殿龙舟、十里垂杨的大运河，谁想到的不是那微雨细细、波光粼粼的瘦西湖？可是，这里却没有。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它们成为清初扬州文化重新建构认同的象征，但它们是扬州的象征吗？

2.关注细微，小中见大

城市史的研究，往往会落于贪大求全、忽略细节的陷阱。本书作者却从清初几十年物质重构的价值及各种建筑物象征意义的探讨出发，试图重现17世纪后期扬州的各种场景，分析扬州精英社会重建的特色及意义。书中透过具体建筑的物质特性，运用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材料来勾勒扬州的城市史，重建对扬州的历史记忆。

3.扎实的功夫，叙事的笔法

作为非中文母语学者，搜集、阅读和把握中文原始资料往往是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本书虽然从论述主题和切入角度来看，颇为新潮，但因研究主题的广泛性和资料的零散性，在资料的搜集上具有较大的难度。从本书征引资料情况来看，收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包括省府县乡方志、文集、诗集、日记等多种类型。这样广泛的资料搜集，使作者的研究建立在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也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功夫。

在历史研究越来越科学化的今天，历史著作的可读性也日益降低。本书在结构和文笔上，明显照顾到了叙事性和可读性。这应是受到新文化史和叙事史复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历史学人文性质的一种坚持。作者拒绝使用前冠之以“导言”后收之以“结论”的学术著作的惯有结构，而使用以第一章开端，以“结局”或“尾声”收尾的结构，其目的就是尽可能保持文本的叙事性，必要的学术回顾和问题设定放置在第一章中，最后的综合讨论也融合在“结局”或“尾声”之中。

本书论述的是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天宁寺等名胜建筑，但关注的是扬州士人对这些名胜的意义建构，在这些象征背后，是人们对意义的争夺和建构。正因为作者关注的是 “象征”和 “意义”，所以作者对于那些通常被史家忽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料和事物特别敏感，在对这些充满暗示、象征的文字和事物的处理过程中，作者显示了高超的文本分析能力和细腻感觉。

当然，大醇不免小疵。首先，可能是因为作者专注原始资料的研读，也可能是海内外学术交流的不畅所致，本书在一些相关问题上对中国大陆学者的近期研究缺少必要的征引与回应，还涉及“回译”的问题。[[[] 张亚权,论学术翻译的回译问题*——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2005(3):128-136.］诚然，作品永在精益求精的探索中，治中国史又须征引大量历史文献，不好苛责著译者。但如若将不够精确的甚至与原意截然相反的文献解读移做论据，造成过度或有争议的论证，则无疑是对持论的伤害。即使并非作为论据，太过浅显的错误也是背景关怀缺失使然，自当谨慎。[[[] 王蕾,从两种海外汉学著作的情景写作说开去——兼谈“感觉主义”[J].中国图书评论,2008(8):69-73.］

《清初扬州文化》读后感(四)：人物•空间•事件—事件文化史角度下的城市空间意义的重建（附长篇摘录）

点评梅尔清这本书，需要参考另外两本有分量的书，一本是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一本是菲利普弗瑞特（Philippe Forêt）的《图绘承德 清的景观事业》（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三者同为城市史的力作，但却有着不同的学术谱系。罗是从商业化的角度考察了汉口这一城市公共领域的孕育与发展。弗瑞特则从政治角度考察了承德这一城市空间在建构清帝国与内亚地区建立霸权策略所起的作用。不同于上述两书的视角，梅尔清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扬州在清初的历史重建过程。作者将人物、景观、事件编织串联起来，阐述了清初扬州的士人，在大乱初平之后，是如何通过对一些景观的修复来建构战后离散的精英文化意识，通过发起诗会，组织雅集活动，修缮破损的景点，并为这些景点追溯历史起源，将自我与过去的历史遗产联系起来，从而在当下的时代中刻写自己的文化士人身份，建立起一种超越地域性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与地位。比如文选楼的修复，清初士人将之与南梁时期昭明太子编选《文选》的历史传说串接在一起，从而活化了这一地点在扬州的意义，并塑造起士人的自身在士人圈中的地位。红桥也是在王士祯发起诗人大会后，才逐渐变得有文化意义，并将自身刻写进入红桥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中，供后人缅怀瞻仰。但到了清朝中期，社会稳定，皇权强化，扬州的景点的设置不再依托于这些跨地域的精英文化分子通过追溯历史的方式建构起文化圣地的意义，而是通过皇帝的驾临而形成起一种政治文化的光环，从而确定了这些空间地点在地方上的意义，并且这些景观不是再依靠过去旧的景观的修复，而是通过新建的方式实现。其中的一些差异在于，清初，营建景点，阐扬景点意义的是跨地域的非本地扬州人的行动，但到了中期，则一变为扬州本地精英知识分子的活动。扬州的意义也从跨地域性变得本土化地方化。翻译减一颗星

摘录

本书研究扬州地方史，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1645年至1700年。书中不打算对扬州社会及制度习俗进行综合研究，也不以探索扬州具体的发展历史为目标。本书通过名人、风景名胜及文学创作，研究扬州的时空差异，探讨历史资源对于描述和形成一个时代的精英认同意识的作用。书中重点探讨清初几十年物质重构的价值及各种建筑物的象征意义。书中试图重建 17世纪后期扬州的各种场景，分析扬州精英社会重建的特色及意义。书中透过具体建筑的物质特性，运用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材料勾勒扬州的地方史，重建对扬州的历史记忆。很大程度上，本书研究的是社会灾难对于扬州的历史后果及扬州对社会文化的崩裂和损失迅即作出的回应。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本书亦试图研究在清初的大混乱中，扬州的地方精英、游客、官员及处于灾难中的民众间的关联。因而，书中发掘建筑的意义，通过透视社会的物质重建来透视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及文人共同体和文化重建的意义。

尽管本书以一系列的建筑物为研究的着眼点，但它却不是建筑史方面的著作。现在在扬州能看到的各种建筑并不是清初的建筑，而是后来重建的，这些重建的建筑或多或少都有些缺陷，至少从外形上，它们与17世纪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和描述不尽吻合。不过，证明这些建筑为后人仿建的证据也很少。通过考察扬州四处景点的构造及使用，或者说通过分析在这些景点发生的各种包涵丰富文化信息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景点在当时公众和后人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具有的意义。因此，本书考察精英人物在这些名胜景点中的活动，考察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如何塑造这些名胜景点的声望，探讨这些名胜景点如何成为明清鼎革后的文化因子，考察17/18世纪扬州城市精英构成的变化，从而分析由这些名胜景点及活动在其中的

精英人物的行为所折射出的社会和文化变化。书中各章分别围绕红桥、文选塔、平山堂和天宁寺四处名胜景点展开论述。P3

每一处景点都蕴涵着独特的历史遗产，每一处景点都与某个特

定的人物相关联，他们或为某处景点的修复者，或是景点中的居民，或为在这些景点中进行娱乐活动的倡导者。他们代表扬州不同类型

的精英，如地方上的行政官员，仕途腾达的地方法官，四处云游的学

者，盐商们取悦的钦差大臣。这些材料促使笔者探究地域记忆、历史

与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书中考察这些精英人物通过他们自身的文

学创作，塑造扬州的城市形象，塑造扬州的历史和名胜景点，与此同

时，他们亦反过来成为扬州轶闻掌故的主题，因而，他们本身亦成为

扬州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些精英人物创作的大量反映他们娱乐活

动及社会交往方面的文学作品，能够判定和识别他们的朋友圈和社

交网络。从精英人物交际圈内所搜集的各种作品著述，亦可以找到

与扬州城市及这些建筑相关的史料。不过，这些文学作品直接涉及

扬州重建的材料很少，事实上，几乎缺乏对扬州物质实体的描述。与

此相反， 17世纪晚期的文人学士是运用历史符号表达他们对扬州及周

围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描述他们自身与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关系。本书

通过洞察风景名胜的人文内涵，考察扬州重建过程中的文化变化，与

此同时，考察处于变动中的精英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形成问题。P4

人们更多地将扬州描绘成亭台楼阁众多、豪商大贾鳞集的城市。无论是追溯扬州的过

去，还是从当前的商品经济来看，豪华奢侈的楼台、盐商巨富都是城市的假象。这是人们总是将扬州定位在18 世纪的结果。然而，17世纪晚期扬州的文化并不是盐商巨富们塑造的。18世纪的盐商巨富主导扬州的文化，这与此前商人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力，地方精英群体和全国的精英用他们自身的形象塑造扬州文化，用他们自身的价值观来建构扬州的风景名胜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扬州曾经是商业的城市，曾经是“芜城”，曾经是对文人精英没有吸引力的城市。然而，仔细考察扬州，我们会发现地方和全国性的文人精英群体对清初文化的重建。17世纪晚期，扬州是文人精英的风月场所和活动舞台。如果仅仅考察表面现象，那么我们就无法揭示清初扬州地方文人精英群体的世界。P26

游览赤壁时，董以宁朝拜苏轼像，并口诵刻在崖上的苏轼诗篇。他甚至特意将自己的这次出游安排在苏轼的名篇《赤壁赋》所写的季节。显然，正由于苏轼来过此地，并且由于他的文学创作，使得赤壁对于董以宁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所提出的，一处园林的名声并不从它“自身的景致”中来，而是从它所具有的文学、艺术财富中来，特别是这些代表财富的制造者的声望③。所指的是园林，但他的观点是很容易应用到所有的名胜景点。名声及其传播对一个景点是否意义重大起关键作用，并且两者都要求文人学士的不断介入，或创造或支持该地方的遗产 。的确，由适当的人所写的文章甚至能够扶正一座粗陋酒店的地位，使它在骚客眼中赢得声誉，获得尊重②。

董以宁所指的“人杰”，他自己也明白，不一定就是指过去的人物。景点能和像苏轼、欧阳修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相联系固然特别值得关注，但能和被视为与前人的地位相似（或是化身）的当代人联系上也同样重要。这样一种使景点神圣化的个人的力量来自于政治和文化权威的强有力的结合，并且当然，也要得到这个人所在的、他能够拥有如此的能力与权力的文人共同体的一致同意 。有关景点神圣化的创造以及特色保持相对不变的同时，他们创造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却依历史情境而有所改变。世纪下半叶，由文艺层支持的著名景点的神圣化与保持，使得社会精英们，在针对社会的嬗变与晚明清初之际的政治危机问题上，能够清晰地表达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身份认同。P28

在众多的名胜之中，红桥对中国跨地区的精英们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本章中，我将考察它获得这一价值的过程以及王士祯何以成为典型人物；扬州城对文人与游宦来说，如何赢得新的重要性。有关城、桥与人的文学建构集中来自于1662 年与 1664年在红桥王士祯主持下的聚会。王士祯利用这些场合建构并将他自己划归“被征服前一代”文人代表形象之列，而反过来他们这一代也利用红桥及其环境来重新想象晚明的城市景象。对于这些代表来说，这是令他们痛楚的，且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清初官方年轻的代表，利用其是晚明“局外人”的特点以达到增强自己声望的目的。在扬州的风月场所，一座色调明快、油漆亮丽的桥因文学聚会而成为圣地。已成废墟的扬州被再次想象成为晚明江南城市的代表。这景点、这城市和这些人，所有这些都成为构建互相间的身份认同以及每个人清晰表达自己与他人名望关系的材料。P29

18世纪扬州才达到经济顶点，但它作为文化优胜者的时间要早一些。17世纪下半叶，文人士大夫使得扬州及一些特别的地方变得重要起来。这一方面，扬州步了明中后期江南其他几所重要城市的后尘。明中期，苏州从明初惩罚性赋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退中恢复过来，发展成为帝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它吸引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他们的活动赋予了苏州风景景点特殊的重要性。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及其时常光顾景点的表达和言辞，通过他们的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得到流布。苏州的这些景点和楼台因而也就成为现代性风景名胜。历史性的价值不断增加。作为出版中心和图书市场，苏州亦促进了其风景名胜的声誉和价值的传播。而且，随着苏州商贩、酒保及娼妓的四处流动，也随着文人精英群体更具有标志性和附庸风雅，苏州成为长江沿岸其他城市文化的典范。①p30

集会提供了感受共享经历及感受失落、休闲、时光易逝和历史记忆等所有红桥诗作中重视的主题的机会。P38

在红桥的社会交往中，王士祯和他的客人们达成了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和对文化遗产的共享。的确，在红桥上演的闲适活动可以被解读为一份共同的宣言书，是一种共享价值与文化行动的表演，使得“集团内”的男性精英与社会的其他人员区别开来。在清初，红桥被写成同音的“虹桥”，成为当地众多景点的一部分，并成为培植“晚明”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对身为官员的王士祯及包括他的朋友与有关事物的网络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上的看法。P39

迄今还没有看到在王士祯到达扬州之前人们对红桥的描述，所以

说这个地方与王士祯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此后对红桥的描述，不可避

免地或是提及王士祯，或是借助王士祯的文学作品。当地人正是这样

利用王士祯的名望及著述来拔高这座桥及他们的城市的地位。处所

的声望来自于人的声望，城市声望亦随着人的名望的增高而提升。

与此同时，王士祯着意通过自己在扬州特别是在红桥的活动来提高

自己的威望。从他在北京的文学活动轶事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与

他的属下之间往来。而在扬州，在红桥，王士祯是与著名的遗民一道

吟诗唱和②。这或许可归结于他所处地方习俗的不同。北京是官员们

相互往来的权力中心，而17世纪晚期的扬州是作为对晚明的记忆而被

再度发现的城市。在北京，王士祯是官中之官，甚或是皇帝的私僚③。P39

在扬州，他是一个业余“遗民”。通过交往吸取晚明遗产，自觉地使自己

仿效这座城市中其他善于社交的著名官员，王士祯提高了自己在当地公

众中的地位并且超出了此范围。其他人在写作王的传记或轶事时，也利

用他在扬州的浪漫主义者中的形象来进一步扩大他的威望。 P40

正是在他获取功名后，才有了足够的地

位使他能够赋予其他诗人、艺术家乃至一处场所以声名。P43

不管这幅画是给王士祯的临别赠物，还是与

自传有紧密关系，它都证明王士祯在一个重要的文学圈子中的作用，

他是联结清朝官场和江南文化名人的桥梁。正如尤侗所说，许多题

词都把王不仅作为一个官员，也作为一个文学天才来颂扬。P45

通

过冒犯官方尊严而废除他认为猥亵的新年风俗，王士祯把自己定位

成一个朝廷在地方的代表，同时也把自己定位在像废除了牡丹花会

的苏轼那样的文化准则的裁决者身份。P51

。《今世说》中有一则轶事，说王士祯在扬州，日日有宾客造访。

政务之余，他常常邀朋作诗，朴实优雅的文字挥洒不尽。宾客见之常

惊叹不已，赞叹“：王公真天才也！” 说他即席赋诗的能力给客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客人对王士祯当众吟诵自作诗歌的钦慕，反映出

这个时期以诗歌创作进行社交以及表演方面的特点，这种社交表演

也有助于个人的地位与声望的提升。这些宴会轶事通过口头的或像

《今世说》等书籍传播开来，因此也就扩展了王士祯的影响，使其影响

突破了一个城市或是某个特别的社会网络的范围。P52

王士祯与红桥之间的关系与董以宁所描述的苏轼和赤壁的关系十分

相似，56

静态的奢华别墅和花园象征了财富和休闲；动态

的欢舟与美妙的音乐暗指游客的消遣。吴绮将此桥描述成一处由娱

乐和消遣而造就的美景。从这个方面，此桥与唐朝著名的“二十四

桥”的特质十分相似，因而也成为文雅与声色犬马的代名词。P58

，尽管这些诗也是在社交聚会之时的娱乐消遣之

作，但参与者的声名赋予了此地此景以意义，他们与南京秦淮的联系

也赋予了这处景致“小秦淮”的名称和意义。不过，虽然冒襄和陈维

崧的组诗中多次提到了历史性的过去，也间接提到了清朝的征服，但

其中的八首诗都是以新上任的地方官王士祯为中心的。这里可以看

到，即便在他离任后，王士祯的出现也使扬州广大文人网络一致起

来。他的同辈们都认为，正是王士祯的诗作将红桥列入了扬州城的

文化地图。即使到 世纪 年代，王上祯还理所当然地被称之为

“吾辈巨匠”，那正是由于他的出现赋予了红桥以意义，而红桥又对其

附近的运河区域赋予了意义.

清初，这个地区尽管在人们心中有着语辞学上的怅惘与空间置

移意味，但它并不是孤荒之地，而是日益成为一个熙熙攘攘的消遣场

所。这种惆怅与欢娱同时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

并不会令人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文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喻义会p62

不断地转化①。一方面，欢娱不仅仅是对前明怀旧的简单幻想，而且

也是城市重建的非常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城市得到了重建，在新

的欢乐场所与欢乐已逝的场所之间的比较就会触发更进一步的怀旧

的想象与吟诗之念，甚至在那些与清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中间也

是如此。P63

。17世纪晚期的文学家们描写自己的欢娱，对游船上喧闹狂欢

的游客活动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将文学家们的欢娱与其他社会人群

同样的活动区别开来。红桥及周围环境就是如此地在文人社交的著

述中的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作用。它提供了一种情境用来反映人性的

与政治的惆怅，它提供了一个地点来欣赏过去的与现实的欢娱，最后

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文人通过著述与活动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社

会另类”区别开来。在扬州，红桥成为最流行的诗歌主题之一，正如

在汪应庚的18世纪扬州文学指南中，有两卷半的篇幅是关于红桥

的。一旦红桥因与王士祯和他的社交网络的联系而被神圣化，这

座桥就作为扬州风景的一个重要形象出现，并为后来的官员在文学

上找到自己与更为知名的先行者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

空间。P65

从这些诗中看到的明与暗的形象参差交错，是刻画这一城市、这一

地区聚会惯用的吟诗程式。通过对当时情景的魅力描述，王士祯激发了

人们对往昔的愁思。然而在世纪，当这座城市富商云集之时，这种怀

旧文学姿态逐渐显得不再重要亦不合时宜。到了乾隆初期，诗歌全都为

了娱乐，全都为了现时。当王士祯的诗句被用在欢迎前来巡幸的皇帝

和当地商人的时候，他的《冶春》诗就成为纯文字的和物质的摆设了。P77

风月场所与墓地、现实与过去的比较赋予红桥以意义，突出了孔

尚任他们那一代历史及人物与前一代之间的连续性。深深关切他的

前辈，使得孔尚任更充分地进入扬州最负盛名的社会圈子 这是

一个不以金钱财富而以文化成就来衡量价值的社会网络。在清初，

王土祯、孔尚任，事实上还有红桥自身，在他们的各种描写中被置于

一种喜悦与惆怅、现实与过去交互并存的空间。对世纪晚期的人

们来说，像红桥这些地方是因为特别的人与事，才获得了它们的意

义。它们的意义是异常的个人化，甚至是有关个人隐私的。像王士

祯占有空间以确定自己的地位一样，孔尚任利用了他的前辈的象征

意义，并将自己写进了“王士祯的景致与所在群体”。P82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了解的，企图增加当地或个人声望的文人学

士和官员能有意识地操纵风景名胜的文化遗产，在策略上利用这些景

点增加自己的声誉或提高城市的地位。这种操纵能够形成有创造力

的文化支持，如通过空前的文学介入赋予新景点以意义，红桥即为一

例；或者通过实物建筑和文学上的追古溯源，恢复这处景点的声誉，第

四章中考察的平山堂就是例典型。对于这些景点起源及其文化意

义的一致认同，不仅有助于形成地方的声誉，扩大个人的影响，而且的

确有助于这些景点成为支撑当地和全国多样性景观的标志。然而这

样的一致认同既无保证又不持久，就如大量记录在册的景点可能会过

时和年久失修，并且世风亦能推动当地居民和地方官员通过兴修土木

和支持写文章这两种方式来塑造或美化风景名胜。在这种情况下，建

筑遗产被杜撰的成分能够成为其具有象征性功能的一个因素。作为

赞助者，他们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接受篡改的过去，或者通过揭露有

关当地历史的“真相”让他们自己成为真实性的裁断人. 本章通过探讨一处“虚假”历史景点在功能及赞助方面的转变，揭示知识、文化

和政治优先权的变动。P84-85

正如一位声称为扬州人而事实上却从未在扬州生活过的历史人

物，文选楼是通过诗文暗示及实物建筑获得声誉的。或许这就是

年出版的《扬州府志》所暗示的一种情况，即通过错误的作假，

凭借个人的文化权威增加了景点的分量①。世纪年代，通过反

复上演新景点被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使得这处景点具有了更大的

重要性。邓汉仪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来自扬州附

近的泰州，编选一部当代诗文集时，他就住在文选楼。基于自觉，邓

汉仪将自己现实的文选工程与文选楼被信以为真的历史联系起来，

通过临时在文选楼居住，他暗示了文化习俗弥留的权威。而且，邓汉

仪在文选楼编辑文选，这件事件本身就具有这处景点的象征意义：

它不仅纪念同代编选者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观，而且为这种价值观提供背景和氛围。文选楼及清初具体化的真实文选为明清鼎革后

文化本体的庆祝和重塑提供了一个场所。的确，文选楼是这样的一

处“远古遗存”，其虚构的历史被建构、被美化，并被援引为当今服务。P85-86

本章考察文选楼从年兴建直到世纪早期阮元更正并利

用其遗产的历史。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文选楼在清初的象征功能、文

学功能、宗教功能和居住功能，考察文选楼的建造及其被美化的遗产

对于扬州从清征服的恢复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接着，笔者将探讨

邓汉仪的文选工程及其是如何利用文选楼的象征功能的，尤其探讨

它是如何体现中国文人精英对于跨地域、跨朝代文化认同的保持和 普及的。然后，我将分析 世纪文选楼的衰落以及对邓汉仪文选的

审查，这两者都是刚刚出现的、以北京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价值界说的

结果。最后我将考察阮元在扬州的活动及其在创造和证实地方认同

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有关刚刚出现的扬州古典注释学派方面的作用。

通过这一章各部分的分析，我试图揭示文选楼、编辑文选的实践以及

盛行的文化知识话语之间的关系。P86-87

。清初对特别的文学著作和特定历史人物的兴趣引发了扬州若干

建筑工程。这些建筑常常作为祠祀和娱乐的场所，在满足文人学士

精神和“旅游”需要的同时，亦成功地将他们与以前的文学名流联系

在一起。最后，楼的“重建”有助于当地居民和官员创造出一种对当

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跨地域的文化象征.p88

。正如南京历史的诗文在扬

州地方中的深入，作为南京历史的背景，扬州的诗文亦被重置和易

位。尽管文选楼歌颂的是超越的文化价值，但至少在一个不言而喻

的水平上，它可能保持着对逝去朝代的历史记忆。如此矛盾或多元

的象征对于朝代更替中社会的统一和重新整合是非常有用的。

1685年的《府志》使用文学或虚构的证据，主张维护扬州景点和

文选学之间的联系。虽然它长篇累牍引用与晚明《府志》同样的文

献，但是它提出了新材料，增加了新信息，包括文选楼新近改建的重

要资料。早一些的《府志》从唐文集对于隋代历史的一段引述展开对

文选楼的讨论，这段材料记载“：帝尝幸昭明文选楼，车马未至，先命

宫娥数十人升楼迎侍。” 尽管这段陈述强调文选楼与萧统太子有

关，表面上文选楼的声誉归功于萧统太子，但《府志》中接着说“：案往

籍无指昭明文选楼之在扬州者，惟宋王观《扬州赋》有云：‘帝子去

兮，空文选之楼。” 又说“：相传太平桥北旌忠寺乃其故址。” 《府

志》指出文选楼与萧统的联系以宋朝王观的一首乡愁叙事诗为基P89

础 。宋朝朱穆主编的著名的地理汇编《方域胜览》，在描述扬州文

化风景名胜中描写文选楼时提到王观的诗②。这条刻板而含义隐晦

的条目中所引用资料的性质表明，至少在南宋，文选楼似乎都还像文

学意义上的建构，还不是实物建筑。即便清初《府志》的编修者们了

解文选楼和萧统太子的关联是极小的，考虑到这些前人以及他们自

己在描述名胜景点时倾向于利用诗文资料，他们一定认为将隋炀帝

临幸文选楼的材料包罗进去是正当的。或许他们认为提到隋炀帝驾

临文选楼，有助于人们了解文选楼与太子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隋

炀帝不仅游览过扬州，而且因奢靡荒淫死在扬州满是笙歌燕舞的

迷楼。P90

通过将隋炀帝临幸前梁都城建康与他驻跸自己的南都扬州黏合

在一起，《府志》的编者可能想加强扬州和梁太子之间的关联，也可能

正是这种空间的黏合激发了宋代王观《扬州赋》里那句无根的“权威”

赋词。不管怎样，《府志》收录“古迹”的主要标准是文本的记载，而非

物质实体，一条似是而非的材料甚至都可能用来使一地方具有意义。

正如所指出的“，很小的、可疑的、甚至虚构的事件

通过有说服力的文本，变成真正的过去，历史学家徒然劳动，试图解

开⋯⋯如果它危及文化和已经入庙奉祀的过去，历史学家朴素的真

理常被忽略。一个好故事，人的传说或城市的图像，将会比事实活得

更长。” 一个好故事的生存，目前也可能被编造的、有说服力的力量

确定，而有说服力的力量又必然会与盛行的相关实用价值标准相随。

这样，将扬州和南京相联系、将颓废的隋朝和堕落的明朝相联系的叙述网络，已经成了论述清初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在那特殊的时节，纵

使存有疑问，文选楼的故事还是因而有了流传。 18世纪当《文选》神

话丧失了其用武之地，或者说当《文选》神话不再是无法抗拒时，事实

胜于“雄辩”，文选楼就渐渐从视野中消失了。P90-91

正因为身边的传说，一些地方文人学士试图为文选楼的名正言

顺寻找进一步的辩护。1685 年《府志》编修者总结他们关于楼的历

史的讨论，引用了《明一统志》中的一段材料“：曹宪，江都人，仕隋为

秘书监，以《文选》教授生徒⋯⋯所居号文选巷，楼盖以宪得名也。”

这种解释对扬州建筑提出了另外一条与文选楼更加转弯抹角的联系

线索。在这种说法中，扬州的这幢建筑是最早的关于文选学的中心，

而不是实际编辑《文选》的位置。从这段文字记载来看，旌忠寺所在

的位置是文选学者曹宪住宅，而不是萧统太子编书的位置。通过《文

选》所引发的研究学派和扬州建筑声誉，仍然能够从《文选》得到解

释。经过这一段文字强调重点方面的细微变化，文选楼的真实性问

题就被抹去了。通过去掉该建筑以前名称中“巷”一字，具有景点遗

产价值的建筑就和更具有历史声誉的太子楼联系在一起了。因此，

在《府志》中这幢古迹获得了双重的身份，它既是《文选》传说的诞生

地，又是《文选》学术的发源地。19世纪，阮元在校正有关文选楼的

记载时，利用了这里的第二条线索，即强调文选楼引领《文选》学术的

重要作用，而不是强调《文选》本身的意义.p91

文选楼还起到读书应考的文人学士们的“神明”文昌庙的作用，

而且通过供奉萧统的遗像，它还成为太子萧公祠。这种崇拜既显示

对重新回到正常官僚程序的支持，又表明了对江南精英文化价值的

肯定。另外，从寺庙和尚慧觉的角度，它可能也表明慧觉吸引更多慷

慨赞助的努力。王犹定（ ，明王朝垮台后到扬州寓居

的一位书画家，他在一篇诗文中，通过扬州文选学术的传承脉络，将

文选楼遗产的文字记述和说法与萧统太子的事迹联系起来 。这

样，尽管没有公开地说萧统的《文选》工程就是在扬州进行的，但他宣

布了文选楼享有太子的遗产。他补充说，作为该楼表征的谷物和禽

类供品进一步加强了萧统与文选楼间的联系纽带。通过仪式地加强

以往萧统太子曾到过文选楼的说法，文选楼因而成了形象熠熠生辉

的萧统太子精神的家园。P92

。对清初

的知识精英来说，文选楼象征不朽的文学成就及文化成果的社会化，

如同我们在后面讨论《诗观》时所看到的一样，这两者都是他们深切

关心的议题。从这幢纪念梁朝萧统太子的文选楼，我们能够理解到

人们对“普世”文学理想的一个诉愿，即一段被分享的伟大文学成就

的历史和一个通过选集体现出文学价值的人物。那么，为什么会在

清征服仅仅六年这个节骨眼上在扬州会新建一座文选楼呢？《文选》

和文选楼代表大清帝国一统的“永恒”文化价值的意蕴似乎十分明

显。文选楼因而被构思成为一个“什么才是真理”和“什么才是我们

的大清帝国”的建筑符号。然而，它的地方性的根基是很弱的，甚

至是那些置身扬州真实古迹、造就和歌颂文选楼的文人士大夫也明

白，太子从未到过扬州，文选楼的扬州遗产被伪造，合法的交互资源

被寻找并用来支撑文选楼的声誉，它们包括诗文、仪式和诗文仪式的

反复演绎。P93

通过诗文的意象而不是历史的准确性，吴绮创造性地重构了扬

州的历史，满足了时人的文学情感需要。总而言之，吴绮似乎要告诉

我们，文选楼是否位于扬州，以及梁朝的太子是否真的在楼中住过都

不重要。这些来过的人物和方位问题只是指出了一种表面的、肤浅

的事实。对于扬州本地的拥护者而言，这个神话意味着一种文化上

的更深层的真相，并确认了扬州在跨地域框架中的位置。吴绮认为，

在经历破坏毁灭、朝代更替、代代相传后，像这样能流传下来的还

是那些不朽并广为人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对吴绮而言，梁朝宫殿

被烧成灰烬只意味着政权的瞬息幻灭。与之相比，他指出，文选楼和

《文选》则都是逝去年代及其文化不朽的纪念碑。在他简短的序言

中，文选楼成为文化、文学和超越死亡的纪念丰碑①。由此，它所赞

颂的《文选》也是对那种文化的永恒纪念。P95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些写了关于

名胜诗文的文人并不总是使用那样自命不凡的语调，他们中就有人

提出文选楼尚存疑问的源头出处问题。然而，在重铸作为记忆和文

化遗址的建筑时，他们参与了公众认同的建构和维系过程，这既是地

方性的，也是跨区域的。P96

这里提到的玄圃园，是梁朝在建康皇宫中的一处园林，可能暗指

王士祯知道文选楼“真实”的方位。诗中提到“芜城”，又将我们带回

到扬州，并由此产生了对于南京和扬州以及这两座城市中孪生楼的

双重效果，它们既一致又独具特性。通过利用王士祯本人在扬州诗

界的影响力，并认同对文选楼所杜撰的传说，这首诗增强了文选楼的

名声。P97

在宗观的诗中，他并没有被文选楼的起源是杜撰的这一虚假现

象所迷惑，相反，他在诗中揭露了隐藏于文选楼盛名之下的假象。这

首无名诗写道：

绀字空题文选楼，

官家何事驻扬州。

游人不用称曹宪，

吊古伤今一样愁。②

这里，宗观将关于文选楼历史的两种描述交织在一起创作了这首诗。

他并不看重关于太子的那些充满奇特幻想的传奇故事，而是质疑文

选楼和扬州的关系。虽然如此，在诗的第二节中，宗观还是为那些没

有认识到曹宪才是文选楼名声真正来源的游客们辩解开脱。在宗观

看来，即使诗人所发出的思古之幽是虚构的“，怀古”仍然表达了作者

一种正当合理的情感体验。尽管宫殿与扬州素无关系，近期的历史

仍将它合乎情理地转变为当地的风景。所以，与此同时，宗观嘲笑了

这处景致与逝去历史之间的荒诞关联。他的诗与王士祯的诗一样，

都肯定了这处景致作为哀痛“怀古”诗作之媒介的合理性。P98

这里，诗人再次使用了历史想象的手法，描绘了处于景致中的自

己，即使这真实的历史场景远在南郊河对岸数里之外②。《文选》及

其遗产以及文选楼中的太子，作为文化重现和复活的象征，已被融进

了扬州的景致。诗文的传统手法取代了地理位置上的和历史事实上

的真实与准确。虚构杜撰的历史唤起了更多的联想，真实存在的景

致则渐渐消逝。P100

同平山堂一样，文选楼位于一佛教寺院的故址。而且，作为卓越

和普遍文化价值的纪念碑，文选楼和平山堂一样，它的存在似乎暂时

遮蔽了同一块地盘上的佛教寺院的光辉，使得佛教寺院相形见绌和黯然失色。在清初的各种文本中，尽管文选楼占据的空间受到寺院

领地的限制，但寺院的历史通常被塑造成与文选楼的“历史”相关。

不过，到了18 世纪，文选楼的重要性已急剧降低。尽管20 世纪初，

文选楼有过短暂的复苏，但今天只有寺庙留存下来。而且，清初在吸

引有威望的捐助方面，楼要比寺院做得更成功。事实上，楼对于城市

文学精英的吸引力，可能是最初促使慧觉和尚利用楼而不是寺院来

化募资金进行修缮工程的原因。既作为萧公祠又作为文昌庙，这个

楼很明显与城市文学精英有关，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的确，在那

个时代，旌忠寺很难吸引到重要的财政援助和文学方面赞助，最后它

是在一个经营盐业的慈善家的资助下得以修复的。再者，寺院似乎

也缺乏萦绕在文选楼周围或者平山堂和红桥周围的诗意的文化氛

围。寺院的修缮，不像其他的景点能够被看作是相对较小的事情。

尽管捐助寺庙的行动本身，应被看作是当地善举发展的大趋势，但它

是一项没有国家参与的慈善工程。如果通常意义上的捐助寺院的行

为，能让我们明白在宗教信仰之外，还有其他意义，那么旌忠寺的修

缮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有关扬州士绅

和商业精英行为动机和优先权的深刻见解。P101

1810年《府志》中确定寺庙的位置，首先是指出寺庙相对位于西北郊

扬州府衙门的空间位置，然后才接着追溯其在六朝时期的历史轨迹。

《府志》的编纂者还介绍了萧统太子和文选楼的传奇故事，而后又讲

述在世纪时一个僧侣将文选楼变成了佛教寺院寂照园。这段叙述

的基本要素与隋帝造访文选楼的记述是一致的。据说，隋帝曾在这

里与他的嫔妃们听过佛教僧侣讲解经文⑤。但是，这种说法又是不

真实的，因为寺庙被怀疑是在南京的建康，而非扬州。如果这座寺庙

在宋朝以前确实存在，那么它的这段历史已被后来《府志》编者和诗

人弄得面目全非。他们将寺庙和《文选》及其皇室编纂者相连，建构

了一种历史遗产。P102

根据 的研究，在明朝的最后一个百年时期，当地

士绅对佛教寺院进行的捐助急剧增长。他认为这种趋势在清朝前几

十年得到延续，并认为这种趋势与当地士绅对于公众事务的关注加

。强有关，这也是他们一种远离帝国的重新定位 还认为，佛

教寺院在同帝国和地方社会的关系中，处于一个复杂地位。他指出，

寺院在绅士们的想象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被看作是游离于官方领域

的一个活动空间，这种看法在明朝不断受到派系倾轧和贪污腐败感

染的最后几十年尤为突出。宗教机构和士绅兴趣间的联系之所以发

生，部分是因为寺庙是帝国晚期一处不同寻常的地方机构，由于不存

在全国性的佛教寺院网络，中国的士绅精英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寺院

当作他们活动的一个合适的范围。这样，寺庙日渐成为捐助目标，而

在当地社会中稳固存在。这种寺院活动针对的也是本地的而非全国

的民众 。特别是在清朝初期，名为“古迹”的一些著名文化景致，其

功能迥然不同。和寺庙不同，这些著名文化景致是文化精英们在自

觉的跨区域精英价值建构中的关节点。正如我们将要看见的，对于

文选楼存在合理性的叙述交织着本地和全国性的线索，而寺院修缮

维护的赞助网络则牢牢地扎根地方社团和群体，特别是与暂时寓居

的盐商团体关系紧密。P103

对征服后的扬州赞助活动的考察，特别是对旌忠寺的捐助活

动的考察，表明中央和地方间权力平衡的微妙变动。而且，这种研

究还显示了在赞助对象中存在地位等级线索，至少它们表明了赞

助行为所涉及的资源。由引人注目的文人学士在一些景致进行捐

助和修缮的举动，宣扬了中国共享的文化遗产，标志了跨地区背景

中精英社会网络的重新整合。作为享有巨大声誉和重大意义的事件，石碑和《府志》中对这些赞助行为和举动都有记载。从记载中

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康熙时期，包括这一地区最声名卓著的佛教寺

院在内的名胜古迹和景点，都逐渐成为精英们不断增多的捐助活

动的目标。捐助活动日渐成为地方精英同朝廷融合关系的一个舞

台，或是成为地方精英和朝廷共同议程的体现。 年以后扬州

最引人瞩目的宗教捐助是皇帝本人的捐赠，他向城市的许多寺院

赐予碑铭、佛经、佛珠和佛像。尽管旌忠寺在努力提高其吸引力，

尽管文选楼在争出风头，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旌忠寺却依然受到

当地盐商捐助网络的垂青，它依然只是当地地方关注的焦点①。康

熙帝对旌忠寺毫不在意，在南巡时期，康熙帝对旌忠寺甚至连一点喜

欢的意思都没表露。P104

1864年，康熙帝在南京明孝陵亲自祭奠明朝的开国皇帝

朱元璋，在后来的南巡中，几乎每次都会来此进行祭奠仪式 。通过

拜谒与明朝开国皇帝有关的景致，康熙帝肯定了对明忠诚的原则，只

是将效忠的对象做了世俗的替换，由对晚明的效忠变为对明初的效

忠。举行这些仪式，使得康熙帝将自己摆在与明朝开国皇帝相关的

中央集权价值合法继承人的位置上，同时，这也暗示了晚明皇帝由于

背离了这些价值而丧失了统治权力②。尽管皇家的施惠恩赐行为可

由皇帝本人来实施，如对江南寺庙赐予礼物与字画，或者亲自主持祭

奠孝陵的仪式，但这些活动也可被授权，由皇帝选择自己信任的、像

曹寅这样的官员来进行。P109

像曹寅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高官参与旌忠祠修缮的行为，应被理解为康熙帝通过重视明朝的遗产来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朝廷

在与地方融合进程中不断增强的干预已经在地方发生了效用。作为

一名官员，通过在慈善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比如修复学校和寺庙，向

当地基础设施捐助等，曹寅被期望在当地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

响①。当然，修复寺庙也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慈善之举。但无论

如何，这种特殊官方的个人直接行为是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这使他

的行为与朝廷的关系更为紧密，比如他们就加强了扬州和北京之间

存在的联系。根据朱彝尊的纪念诗文，曹寅颁布命令恢复了祠堂寺

庙，这座寺庙从前没有得到维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于荒废。朱彝

尊引用了曹寅的命令：“斯境内之神，吾民祈报，于是旌忠故典修举，

不可缓也。”

尽管人们对曹寅的身份和行为感到好奇，但作为一名满族旗帜

下的汉臣，当曹寅说“吾民”时，意味着他参与的这项工程已被置于一

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中，其参与的工程面对的公众范围亦更为广泛。

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以后， 年当阮元探究这座寺庙的遗址，搜寻

朱彝尊撰写的碑文时，寺庙已经残破不堪，神像已被打碎，石碑不见

踪迹，这或许又表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景观发生了新的改

。然而， 世纪变 前期，将曹寅和朱彝尊这样著名的大人物参与祠

寺修复的行为，和当地人赞助及对旌忠寺的纪念活动进行对照，可以

看到对于包含在历史遗迹或祠堂中的效忠，已经得到官方的高度认

可。尽管对于此点，我们还缺乏确凿的证据，但通过把那些非官方

的、地方支持的景致暂时转变为官方认可并捐助的景致中可以看出

一些线索。当然，对祠寺的修复也是朝廷介入以地方为中心的过程，p110

并将其纳入清朝统治之中的一种征兆。这种介入首次出现在皇帝南

巡中，并表现得相当明显，它实际上将皇帝带进了地方。P111

但是，文选楼不仅仅是一处文人学士们游览扬州美景时的便利

住所。它还因为与萧统太子及其著名的《文选》有牵连，而享有更多

的声誉。这种想象的历史却获得了一种真实的“实现”。在建造文选

楼的十年中，诗文搜集者们急于成就他们工程的遗产，开始将楼作为

他们临时的家，因而文选楼就成为了一处住所。通过居住在文选楼，

诗文选编者们把他们搜集的当代诗文与拥有广泛影响的《文选》相

连。有许多编者甚至通过序言，将他们的作品和儒家经典《诗经》联

系在一起。此外，通过为当时的诗文作者提供一个象征性的聚集空

间，清初诗人所编的诗文选集本身就体现了这处重修名胜景点的功

能。正如编辑文选本身就是晚明和清初文人学士社交活动的典型方

式，这些文集可能也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提供了维护在晚明政治社会

团体如复社中形成的联系的途径①。P112

喻诌在给《国雅初集》写的序言中更进一步地明确了文选编纂与

神圣的编纂遗址间的联系。他在序言中提到，文选楼的构造设施，就

是为造就陈允衡的文学成就而安排的。俞诌突出了陈的编纂工作和

以往那些伟大编纂者的成就间的关系，尤其是指出了萧统是继孔子

以后最为重要的诗文编纂者的地位。他解释说，倘若不是因为生在

乱世及生活困顿，陈允衡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可能超过萧统。俞写道：

昭明，帝室之胄，何事不可为？适凡所历处，辄筑室以待，披

览之余，恣其赏会。伯玑虽贵公子，近成窭人，且多病。游履所

至，或建康，或广陵，捆载诗文，半于襆被，自僦僧房寓之⋯⋯③

居住在萧统太子的行舍，显示出陈允衡继承了早期编纂者的衣钵。

就这样，为了符合一个象征征服后的贫穷遗民诗人的形象，萧统的遗

产和成就被作了修改。文选楼与编纂活动间的联系通过陈允衡得到

了实现，王士祯肯定了这种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似乎一直延续了至少

二十年。17世纪70年代，作为诗人、编纂者、出版者的邓汉仪，利用文选楼的场所和声誉，将他的朋友及同事的当代诗文编纂成了一部

大型选集《诗观》。第一卷于 年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

年和 年出版。尽管文选楼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显然是虚构

的，但正如他试图弄明白潜在的政治分裂具有现实的意义，邓汉仪仍

将自己置身于这种文化传统的谱系之中，试图为自己和同时代的人

寻求一种积极合理的代际身份认同。P114

在实践层面上，文选楼似乎提供了有利于诗文交流和文选编纂

对话的环境，同时，它也可能使人更加容易产生与萧统《文选》相关联

的社交性联想。事实上，当邓汉仪住在文选楼时，就有许多探访者前

来和邓讨论彼此的文集编纂工程。例如，邓汉仪在给孙默编纂的一

部风靡一时的诗词集写的序言中就写道：“予久憩维扬之萧楼，无言

时相过从。每出同人词稿，互相商略，一语之妙，必共嗟称，一字之

伪，必相较订。” 显然，邓汉仪的朋友孔尚任也来过文选楼，尽管当

时邓汉仪已去往他处。在孔尚任的一篇描写扬州名胜景致的诗文

中，他将文选楼及其地位描写成是《文选》中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的纪

念碑。邓汉仪对孔尚任的诗歌发表评论，提到文选楼作为客栈的功

能，他这样写道“：予选《诗观》，借榻楼上，实客多至者，谁谓笔墨无权

也。” 邓汉仪没有直接谈论孔尚任诗文的内容，而是借诗文反映了

自己在文选楼居住的那一段时光，以及他自己的文选工程与这处著

名景致之间的关系。P114

邓汉仪编纂《诗观》第一卷时住在泰州的家里。为了编纂第二卷

和第三卷，他搬到扬州，客居在两座纪念碑式的建筑里。就这样，他

来到了家乡扬州府的行政中心，将自己置身于日益重要的帝国社会

交通网络的关节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通过将他自己及其文选工

程与一段平静的、得到肯定认同的历史相联结，邓汉仪将自己置于与

历史人物相联系的实体空间，而他们被广泛地认为体现了人类共有

的文化价值。在众多提供短期居住的寺庙中，邓汉仪可以选择住在

任何一家寺庙，但他选择了最具正统权威性的处所。浙江人李邺嗣

在一封给邓汉仪的信中提到了这种象征，他说“闻先生

。高卧选楼，遥接其坛禅”。P115

或许邓汉仪的选择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文选楼和董公祠这

两处建筑都位于城内的优越位置，邓既可以过着舒适的城市生活，又

可以与那些对参与他的编纂工作颇感兴趣的具有相似品位和才能的

居住者交往。或许更有可能的是，邓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象征的可

能性，即一部文学典范创造了一座真正的纪念碑，那么在文选楼编纂

一部文选，也就会成为他自己时代的新《文选》，成为他时代的纪念

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邓汉仪认为他的诗文选集就是他那个时

代诗文的一座丰碑，反映并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和价值。这也

暗示着，邓看见了他在出版物中追寻的目标与别人在实物中已经完

成的东西之间的类似性。接下来的部分将探讨邓汉仪选编文集的途

径。集子本身担负着那些流动的、处于网络系统的、文质彬彬的精英

人物最为珍视的作为价值和品性典范的功能。这些精英们创作了文集中收纳的诗文，而文集又纪念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当一个

世纪后《诗观》被查禁时，对于经历了征服的复杂而又矛盾的这一代

人来说，《诗观》被证明并不是一个不朽的丰碑。在一个对历史准确

性而不是对文化价值信念更感兴趣的时代，文选楼也丧失了它的相

关意义。P116-117

从一开始，邓汉仪就把自己的文集构想成他那一辈人的纪念碑，

构想成对他们与众不同性格的歌颂以及对他们价值的反应，并将他

的诗选的第一集描述为“此真一代之书也” 。在某些方面，这种文

学的纪念碑类似于清初在中国城市中修筑的有形的纪念碑，包括文

选楼。如同一个有形的纪念碑，这本文集为编者和他的朋友及同事

们提供了一个聚集的地点，并且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分歧的环境，或

者说至少政治分歧在此被忽略了。和清初在扬州建筑的有形的纪念

碑一样，这部文集歌颂了一种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不仅同时并

存，而且跨区域、跨朝代存在。再者，这种文化价值与盛行的诗文观

念紧密联系。另外，和纪念碑一样，这部文集需要赞助人的参与，支

持它的构建，为其维护提供财力资助。为了理解如同纪念碑似的文

集与形成文集的创造性以及决定文集命运的文化情感之间的联系，

我们也应该广泛地考察影响邓汉仪的性格及其情感形成的历史事件

和经历，尤其是要对他那一代人的身份作考察。邓汉仪，这一明朝后

期风流人物的代表，像人们研究得更多的“贰臣”和“忠臣”一样成为

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基本典范，为那些使用绝对道德术语来理解清初征服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反例。邓汉仪的经历以及他关于“文

选”的观点在文选楼中得到了部分的体现，这为我们考察清初的文人

精英世界，考察他们的文化价值以及他们的文学和休闲活动提供了

一个切入点。P117-118

邓汉仪生于1617 年，是扬州下辖的泰州县人。他在苏州居住了

许多年， 17世纪的一些资料记载他是苏州居民，但出生在泰州。在

17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州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和出版中心，同时也是

文人学士文化和社会活动的聚集地。邓汉仪发现这座城市对于像他

那样具有天资、雄心以及政治动机的年轻人来说是具有名副其实的

吸引力的。晚明时期，新的积极分子形成的文学和政治网络如复社，

在这样的环境下繁盛起来，这既增强了精英社会群体的凝聚力，也加

强了精英的自我认同。在这里，诗歌和政治目标被结合在一起，文

艺复兴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并且政治目标在文学组织中扎下了根。

社会活动、文化创作以及政治网络在一群因为共同的利益和活动而

聚在一起的人们中间结合了起来。尽管可能带有一些不甚明确的政

治目的，但是在清朝初期，与复社相关的社会和文学实践活动成为诗

歌社团形成及诗文选集结集的基础。P118

。邓汉仪与复社

的接触对他的社交和文学实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对他的

文学选集、友谊以及出版的见解有重大的影响。这些观点在他大规

模的文选工程《诗观》中得到清晰的体现。P119

文选工程使邓汉仪成为公众人物，他成为诗人、评论家，成为名

人的朋友。这个工程同时也成为拓展邓汉仪的朋友网络的工具。在

他的选集的一些篇章中，他将自己形容成这样一个形象：他爱交际，

但在道德领域内却很严肃，是一位诗词评论家和出版者。与此同时，

他亦为他所收集的文学作品设置一个很高的标准，对于那些提交作

品的诗人，他亦随意作出一些评论。尽管这种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建

立在明朝文化传播的先驱这样一种身份的基础上，但这种形象利用

了清初独特的媒介，即利用了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选集作为载体。

通过所编辑的文选，邓汉仪建构了一种类似那些置身于晚明科举考

试之外的城市文人学十的非官方的公共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体

现了晚明真实的价值观，它不仅具有自发性，而且带有社交性。清朝

初期的第一个十年内，这种身份认同继续得到流行。例如，我们在第p122

二章中所看到的，清初的官员王士祯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作

为某种共享的、被认可的和明显非政治的因素，这种熟悉的“时髦个

性”或者说“风流”成为清初的文化和社会重构的部分内容。像邓汉

仪之类的作家将自己摆在广泛的同时代文人学士群体的中心位置，

在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他们有意识地利用了这种熟悉的角色确

立了自身的位置①。P123

清初的诗文选集是清初社会网络物质性的表露和显示。虽然直

接收集的作品在这些选集工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通过书信方

式进行的远距离交流也很关键。与同辈学者们一样，邓汉仪主动与

全国范围内的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他试图在他的诗集里包含来自

全国范围内的诗文。实际上，《诗观》中的许多诗文据说都是通过邮

寄收集到的。因为编辑们强调他们的作品具有宽广度、可接受性和

同时代的焦点性，所以在清初诗文选集的《凡例》中提到通讯联络事

实上就很为必要，甚至是年的《府志》也提到了接受通过邮寄提

交的诗文。这些资料可能也反映了人们对恢复长期颓败的基础设

施的热情，反映了清朝巩固过程中人们对恢复跨地区间联系的热情。

对这些选集时代性特征的关注以及对它们跨区域性和个体特征的过

分强调，这不仅是清初文学选集的一个标志，更宽泛些说，也是选集

中记录和颂扬的社会网络的标志。编辑评论中聊天似的风格显示出

这些文人学士社团交际的特性。像《诗观》这样的选集铭记了一代人

共有的经历及对征服事件的共鸣，也铭记了他们对当代诗文的热爱。

正如新建的文选楼歌颂了根源于诗文和文人学士群体的共享文化遗

产，《诗观》歌颂了这些相同的核心价值，同时它对日益宽广的社会群

体的整合也作出了贡献P123

邓汉仪赋予他的选集正式的标题为《天下名家诗观》，标题完整

地显示出一个跨地域的目标。事实上，编著《凡例》就表明他试图收集全国各地诗文的意图，尽管大部分作品来自江南和浙江一带。此

外，通过将文学精英与官方精英广泛地交织在一起 包括扣人心

弦的明朝殉节者、军事忠臣、冷静的旁观者、才女、有文化造诣的僧侣

及各种各样的人物，邓汉仪展现出征服后人们全新的、跨朝代的情感

体验。同时，他也勾画出了明代过去和清代未来的各种图景和特征。

尽管有些不坦诚，但邓表示他的选集并不是按等级排列的，而是按收

到诗文的先后顺序排列出版的。在男性投稿人的传记中亦不涉及他

们的官职、地位、科举功名、家世和其他与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相关

的标记。在《凡例》中，他明确地说“：同人不分仕隐，诗到者即为登

选，乃有交谊夙敦而篇章难觅者，仆亦听之。” 这样，邓汉仪将文选

的目标指向重建以文化成就为根基的群体，因此也就抹去了服务于

新王朝和不服务于新王朝的人的差异性。他的选集通过全国范围内

的一群活生生的人得到了流布和传播，体现了一代人的共有价值，表

明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结构中普适或精英文化的看法。因而像《诗观》

这样的选集及文选楼这样的建筑，在想象中具备连接过去、认识现在

及指向未来的融合功能。P125

遗忘：变换的丰碑

在18世纪及随后的时期，随着对生者甚至是对死者绝对忠诚要

求的政治道德体制的加深，邓汉仪及其作品被认为是过于具有两面

性而无法被容忍。乾隆年间他编纂的书籍被禁，邓汉仪在死后近一

百年中落入了历史的尘埃，不为人知。事实上，就像他编选的诗文选

集以及他编纂第二卷诗选所住的文选楼一样，邓汉仪的公众人格形

象丧失了依托清初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的意义。19世纪的泰州人

夏荃打算编纂一本新的邓汉仪诗文选集，他发现，由于乾隆时期对书

籍严格查禁，邓汉仪的私家藏书以及他本人的许多作品都已被焚毁

了。而且当夏荃问及邓的家人是否还有残存书籍时，邓的家人发现

的为数不多的几本残存书籍也已被虫子和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于

是他们索性将剩下的书烧了。尽管害虫的啃啮毫无疑问是邓汉仪

作品损毁的一个原因，但清中期对有颠覆性内容书籍的取缔所造成

的破坏，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P127

正如在《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一书中指出的，对

于特定书籍的禁毁并无统一的程序。相反，禁毁过程还涉及好几个级别的士绅和官员。首先，从士绅中选出的本地书籍搜集者，要

向地方机构送交书籍用以评估；然后，地方官员将被认为有煽动性

倾向的书籍呈送北京。一旦中央的官员作出最后决定，地方官员

就将搜集这些书籍的雕版，连同其印本运至北京销毁①。由于这些

地方和国家的机构缺乏协调配合，造成了执行和惩罚的标准在省

与省之间，甚至是在地区与地区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地方这

一级，审查是由地方精英人物来执行的，地方领头人物可能为了个

人私利而操纵审查。这个过程使人联想起 对于

年“叫魂事件”的描述，正因为省级官员搜集上交了大量具有煽动

性质的书籍而受到奖赏，那么地方精英也会在搜查过程中本末倒

置。泰州某地的一些人认为《诗观》中包括大量煽动性的文字，

足以受到全面禁毁。因此，《诗观》以及邓汉仪的许多其他著作都

被焚毁。当然，“全面禁毁”并不意味着这部书的每一单本都要被

扔进熊熊的大火中。在实际操作中，审查制度的执行是不均衡的。

禁毁能否取得成功，即使不完全是、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地方

官员处理此类事件的热诚。尽管如此， 世纪中期对书籍的禁

毁，还是使复本的数量急剧下降，尤其是能保存到世纪的全套

复本极为有限。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 指出，尽

管《诗观》可能是清初最重要的一部诗文选集，但年时已经难

觅它的踪迹了。他说他不知道谁会保存有一套完整的《诗观》，甚

至是东京皇家藏书馆）也只有第一卷的两部分，他

本人仅藏有第一卷和第三卷。他推测，这部选集可能在中国也一样稀有，而整套集子更是难觅踪迹。P130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观》为它本身的包罗万象付出了代价，成为

文学 政治价值转变的牺牲品。 17世纪晚期，《诗观》的内容似乎还

无伤大雅。当时，在文人学士阶层中，无论其成员的政治倾向如何，

异族征服都为他们的怀旧诗文提供了一种悲痛的氛围，即使是清朝

官员的诗文也会勾起悲伤的记忆。这些表达方式为那些经历过征服

的人们提供了情感宣泄的途径，并且通过押韵和排比的诗词技巧，它

们都表现出了时代文学的特征。正如我们看到的，“遗民”的诗文和

“忠臣”的诗文并列出现，社会和文学的网络跨越了政治的界限。这

些文人学士在一起聚会，饮酒作诗，他们以悠闲自得、创作诗歌和发

表出版，重建了一个统一精英阶层的景象。晚明时期的文化传统，强

调创造力和真实的情感，喜好社交。当政治混乱为某种更为开放的

文化舞台创造了空间时，这种传统也为精英阶层的重建提供了基础。

这是一个用诗文和休闲郊游展示出来的自负而造作的世界。当这些

精英们找寻并再次幻想拥有一种共有的文化遗产时，诗意的想象和

历史的想象在他们的活动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诗文选集在为精英

们提供分享文学和文化产品的另一种方式时，也记载了他们的社交

网络及他们的抱负。对于城市的商人来说，一座有杜撰历史的建筑

使他们想到一种文化遗产，因此，他们也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占有城

市空间。

一个世纪以后，像这样的表达和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却出现了

不祥的征兆。即使政治世界中能够容忍帝王和官僚操纵下的混乱，

但却无法容忍文字领域中的任何歧异。按照“忠诚”和“正直”的严格

标准，死去很久的人忽然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新的正统思想潜移

默化地融进了日常百姓的生活和宫廷生活。倘若被察觉到影射“反p131

满”，有可能导致对一部文学著作的禁毁。18世纪援引的这种分类

似乎与 17世纪那种人物格格不入。17 世纪的人物不仅具有可塑

性，而且具有诗化的公众人格。然而，他们都被史学家和评论家硬性

地塞进了乾隆皇帝对于文学和政治标准强行一致的温床。17 世纪

备受称道的“风流”人格，在18世纪丧失了它的魅力和声望。邓汉仪

存留下来的作品似乎都是与政治无关的，但因为他的选集里收录了

与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物有关的内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