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经典读后感有感

《喜剧演员》是一本由[英] 格雷厄姆·格林著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37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喜剧演员》读后感(一)：喜剧演员

开往海地的航船上，主人公布朗结识了单纯的美国人史密斯夫妇，以及油滑的英国人琼斯“少校”。他们各自或纠葛难断，或追逐理想，或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回到或去往海地。

杜瓦利埃政权阴影下的海地，他们不情不愿、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场残酷荒诞剧目中的“喜剧演员”。在这块梦魇之地，他们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有怎样的结局？

作者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终未获奖），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史上“最大的输家”。文学界形容其风格为“格林国度”（Greeneland）。他被誉为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可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广泛好评。

《喜剧演员》读后感(二)：喜剧不过为了生存

在上世纪的海地，一段时期里充斥着暴力，被作者称之为“梦魇共和国”。而本书《喜剧演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表达了作者在那个极度贫穷、腐败破落、民不聊生国家的所见所闻。

格雷厄姆·格林，被称为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输家”，连续获得了21提名。在他的笔下，那些暴乱国家被绘制成了一幅幅写生的恐怖风景画，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写实，是他无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吧。

在这本书中，你能深刻体会到作者这样的一句话：“恐怖统治周围往往萦绕着闹剧的气氛。”在独裁统治下，暴力横行，理智似乎成为了这种环境下的笑话。可以在书中看到，统治者竟被当地人描绘为经常在坟场出没的星期六男爵，这种古怪的描述无疑是让人捧腹大笑的。书中对此的例子数不胜数，包括一段对伏都教巫师施法的细节描写，都增添了恐怖和闹剧相融合的黑暗气氛。可是这样的气氛不正是最好的舞台吗？我们的喜剧演员也要一一表演，去展现自己的精湛技艺。

在驶往海地的“美狄亚”号上，有这么几个人，史密斯、布朗以及琼斯，简单的名字，却是精彩的人生，虽然可能看上去过得很悲惨，或是深受麻烦困扰，但几乎所有人都是喜剧演员。

文中的“我”，即是布朗，前半生靠着伪造简历，贩卖假画漂泊人生，后来靠着母亲继承了一家酒店，哪怕是在如此的海地历史大戏，他哪里都能去，却偏偏要固守于他的空酒店，寄身于这个危险的地方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极端自私，成了一个冷漠的观察者。包括他与“玛莎”的爱情，看似的暴乱中的美好，其实只是二人的相互自私，甚至是沉闷阴郁，毫无激情可言。这样的所作所为让人贻笑大方，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在用夸张的行为去做日常的事情。文中最后，他甚至选择了丧葬业，彷佛是要埋葬自己过去这段生活。

而史密斯夫妇，去海地则是要推行素食主义，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更是让这一事件显得格外逗趣，他们的天真理想产生了读者脑海中不少的乐子，可是他们才是这本书中真正生活自洽的人，也是真正生活美满幸福的人。

对于琼斯，布朗说那是另一个自己，琼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倒把分子，经常把人逗笑的迷魂精，擅长含糊其辞，明显的骗子，满口谎言的他善于伪装，是一个真真正正以喜剧去扮演自己的大笑话，以此谋得生存的权益，自己跳入了大泥潭，他的悲剧结局不更是喜剧的本质吗？

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喜剧演员，以各种的演技去表演这场生存大戏，在海地这场黑色的舞台上，上演着一场场背叛，怀疑，悲剧和投机者的精彩喜剧。

《喜剧演员》读后感(三)：《喜剧演员》书评（译自《纽约时报》）

作者：约翰·鲍文

出处：《纽约时报》1966.1.23

格雷厄姆·格林非常喜欢恶作剧。一九六五年八月，他以化名参加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举办的一场比赛，戏仿弟弟休·格林为他写的一段传记，赢得了荣誉奖。休·格林本人同样以化名参加竞赛，并夺得第一名。因此，我并不能确定他为自己作品所作的介绍是否值得相信。

例如最近，他为新创作的戏剧《雕刻塑像》（Carving a Statue）和小说《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发表了免责声明。格林先生告诉我们，《雕刻塑像》无涉于上帝，而《喜剧演员》中的人物角色也并不是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尽管海地作为故事发生地是足够真实的，而海地的独裁者杜瓦利埃医生和他的特务组织通顿马库特（又称“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也是真实的。好吧，反正我也不在意《喜剧演员》中角色的真实性如何——他们在小说中足够真实，这才是重要的——但是显而易见，《雕刻塑像》是关于上帝的（至少，多达三分之一的对话是关于上帝本性），所以，这就使我怀疑格林先生的《失去的童年》（The Lost Childhood）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此前，我可是把这篇文章视作格林先生对其创作的最可靠的自我陈述。

在那篇文章中，他将自己的文学情结追溯到童年时代阅读过的书籍，特别提到了赖德·哈格特的《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和（最为重要的）马乔里·鲍文的《米兰的毒蛇》（The Viper of Milan）。这也是一个恶作剧吗？格林先生现在已经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且我们可以将其“影响力”与它们已经实际影响到的人事相联系。在这篇文章中，他没有提到这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小说——正如上述作品，以及所有优秀的儿童读物一样——都十分关注地点、事件、地理和历史等要素。

在他的作品中，格林先生已经周游世界。无论玛丽·麦卡锡怎么评价英国小说中的“地方性”问题，她都无法把格林的小说和地方性作品混为一谈。从格林的经历来看，他所有的小说都在讲述故事。小说中有故事，故事中会发生什么，是小说家向读者展示其观照方式的主要技法。作者需千方百计地劝说读者通过故事进入他们创作的世界，否则读者就会置若罔闻。如果单讲故事而不涉及其他，这也许会是一个空洞的职业，但是压根儿不讲述故事，又是自私的，反而会弄巧成拙。格林先生精于此道，知道怎么去讲述故事，所以，数不胜数的人进入了“格林兰”（Greeneland）。

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读者能在其中发现的，只有邪恶、失败和绝望。格林先生记得《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女巫戛古儿的话：“过去她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梦里等我？在育儿室门口橱柜边的通道上？如今她的心疲累交加，她还在等待着，尽管现在她穿上了绝望的神学外衣。”在《喜剧演员》中，绝望就在那儿：绝望存在于善良的共产主义医生的死亡中，绝望存在于那个自信“会好起来的”的骗子琼斯上校的身上，绝望还存在于仰赖美元援助而得以存续的邪恶的胜利中。甚至当叙述者“我”在山上参加一场巫术仪式时，女巫戛古儿（或者她的近亲）也在那儿。

我提到了“善良的共产主义医生”，我知道这是稀有的人物。格林先生的角色中很少有人配得上这个形容。他在《米兰的毒蛇》中找到的不是善良，而是邪恶：“善良只会在人类身上找到一个完美的化身，并且永不再现，但是邪恶却总能找到一个家。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黑灰相间的。”更进一步，比邪恶更迷人的是，他发现了失败：“一个人环视四周，到处都是命中注定的失败——那位冠军跑者，注定会倒在终点线上；那位校长，一个可怜人，注定要用四十年的庸碌时光弥补罪过……当成功开始感动自己时，无论多么轻微，都只能祈祷失败不要被拖延太久。”

“当成功开始感动自己时”——但是这种情绪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中已达到极致。在《喜剧演员》中，失败要更为普遍。叙述者自己是失败的。他曾经成功过——他在英格兰地方上的新富中实施的艺术诈骗曾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但最终却因一家周日小报的调查而露馅。之后，他与失散多年的母亲重聚，母亲不久就去世了，于是他继承了她在海地经营的一家酒店，从她的合作伙伴和情人那里买下了产权，赚起了钱，但好景不长，独裁统治的暴行赶走了游客，他又破产了。所以，叙述者是毋庸置疑的失败者，并且最终非常合适地成为了一位殡葬业者。而且，作为一位爱人他是失败的，用嫉妒毁了自己的爱情；在直接的政治行动中他也失败了——在带一名逃亡者与叛军会合的路上，他的汽车抛锚了。

《喜剧演员》英文版封面

《喜剧演员》读后感(四)：那些年格林被没收的作品已堆成了小山

作者：詹姆斯·弗格森 译者：王白石云 原标题为《梦魇共和国》

转自Caribbean Beat 没有几部小说能像格雷厄姆·格林的《喜剧演员》（1966）那样有力地捕捉到一个地方的氛围。 小说探索的地点是海地，加勒比诸国中最神秘的国度。的确，提起格林的小说，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海地。首次开启海地之旅的游客，通常都会随身带一本《喜剧演员》。曾经一度有过这样的传言：在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爸爸医生”杜瓦利埃统治时期，海地的机场里有一座小书山，上面堆满了被海关没收的《喜剧演员》。 格林一向喜欢将充斥着不安与道德困境的情节置于蚊虫满天飞的热带环境中。“爸爸医生”统治下的海地自然成为他眼中的理想场所。1963年格林最后一次拜访海地时，他早已将塞拉利昂、越南和墨西哥的不毛之地尽数化作一个个恰如其分的异国场景。在20世纪50年代相对太平的岁月里，他也曾来过海地。那时候“爸爸医生”还只是一名害羞的乡村医生。然而1963意味着一个极其动荡不安的年份，这位独裁者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邻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武装游击队，以及觊觎总统之位的政治敌手。杜瓦利埃手下恶名昭彰的特务组织通顿·马库特正横行霸道，任意严刑逼供。美国人害怕海地会效仿古巴走上革命之路，便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充耳不闻。 格林在海地被当成可疑人物，不得在国境之内自由通行。杜瓦利埃统治集团的暴行让他十分愤慨。格林后来回忆说，就在他离开海地几个星期之后，两名被捕的游击队员在一个墓地里被公开行刑，首都的所有学生都被强行拉去参观。 《喜剧演员》中的三位主角就被放在了这样一个肮脏破败、令人毛骨悚然的危险地带。三个人的名字毫无特点，实际上平常得近乎可笑：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他们在一艘开往太子港的轮船上相遇，各自带着不同的使命赶往海地。故事的叙述者布朗（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姓）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怪人，要去经营一家酒店。琼斯的过去十分可疑，疑似犯下过某种罪行。史密斯是所有人中最不可信的。他是一名激进的素食主义者，曾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此行是要去说服海地政府建立一个素食中心。 古怪的名字、离奇的氛围、不可告人的过去，所有一切都在暗示，这三个人绝非一般角色，而是用了化名，或者是注定要在杜瓦利埃的黑暗统治背景下出现的人物。事实上，随着故事慢慢展开，这一切也一一成真了。从对眼前的邪恶做出不同的反应，到最后都认定必须予以反抗，他们各自的身份渐渐浮出水面。于是，这些在道德模糊的表演中扮演着虚假身份的喜剧演员都变成了真实的人物。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遭遇了牺牲与失去：布朗放弃了与玛莎（大使的妻子）之间沉闷阴郁的恋情，离开了海地；史密斯在暴政面前丧失了他的理想主义；琼斯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成了一名真正的英雄。 “爸爸医生”，那个用主祷文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的统治者，从未在小说中露面，但他的邪恶身影无处不在。在断电的日子里，太子港漆黑的夜空中依旧闪烁着一句灯光环绕的口号：“我是海地的旗帜，团结不可分割。”而在大众的想象里，这位戴费多拉帽的总统其实酷似安息日男爵，后者常常戴着高顶大礼帽，是伏都教中公墓和十字路口的守护者。“爸爸医生”的恐怖武器是典型的通顿·马库特分子孔卡瑟尔上尉（即Concasseur，意为“碎石机”），戴着一副黑色眼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另一个有现实原型的角色——爱四处探听消息的记者小皮埃尔。他是一名所谓的八卦专栏作家，但显然其真实身份是警察的线人。这个角色的原型非奥伯兰·佐利克莫属，这个真实姓名比小说中更加古怪。小皮埃尔谄媚逢迎。20世纪90年代以前，他一直出没于太子港的各大酒店，打听各种真真假假的八卦和阴谋。他见多识广、无所不知，是叛徒的化身，也象征着这个邪恶体制里的非道德力量。 格林真正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地营造了太子港的特殊氛围。那里美与丑相互交织，风景中透着不祥的气息。在他的描述中，既有郊区上层阶级的那些古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建筑，也有码头边堪称壮观的脏乱场景。他笔下的警察局危机四伏，而布朗偶尔拜访的那家妓院却是一个布满精妙细节的杰作，从温热的七喜，到女孩们矛盾的天真性情。 格林的有些画面几乎带有神话色彩：“特里亚农”酒店的疯狂建筑，酒店游泳池里被杀的部长的尸体，傍晚聚集在山头的风暴云。格林笔下的太子港是一座遍地都是路障和乞丐的城市，这就是被他取名为“梦魇共和国”的那个国度的都城的模样。在某个时刻，布朗回忆起自己乘坐飞机离开海地的情景。他向下眺望城市周围被侵蚀的山峦： 离开海地那天，骤雨将至，乌云森然逼近肯斯科夫上空，一如既往。飞机在雷暴中颠簸，穿越浓云， 在自由清澈的蓝天中翱翔，我俯望那座城市，庆幸自己能离开此地，真是太棒了。太子港显得多么渺小啊，在它背后，是一片遍布沟壑的广袤废土，干旱缺水无人栖居的荒山野地，在薄雾中远远伸向海地角和多米尼加的边境，仿佛是从黏土中挖掘出的一头远古巨兽断裂的脊骨。 海地的境况或许并未大大好转，但格林的小说产生了两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奥伯兰·佐利克为自己在文学界享有的臭名声颇为得意，常常混迹于格林为无数记者和访客描述过的那家酒店的吧台里。而奥洛弗森酒店则成为太子港最高雅的住处，旅客们甚至能躺在格雷厄姆·格林曾经下榻过的房间，从阳台上俯瞰著名的游泳池。但最为匪夷所思的是，“爸爸医生”还亲自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的不满。在接受国营报刊《晨报》的采访时，他说：“写得不怎么好。作为一名记者的作品，这书没什么价值。” 五年之后，这位独裁者甚至费尽心思制作了一份针对格林的豪华小册子，标题是“格雷厄姆·格林的真面目——终被揭穿”，并让海地驻各国的大使馆免费发放。小册子中格林被描述为“一个说谎成性的傻子、密探……精神失常的性虐待狂，变态……是光荣尊贵的英格兰的耻辱……间谍……瘾君子……施虐狂。” 一位是20世纪著名的暴君，一位是成功刻画了暴君的残暴统治的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这段颂词简直再合适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