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电影院的读后感大全

《我的天堂电影院》是一本由百老汇电影中心编著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文景出品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天堂电影院》读后感(一)：光影明灭处，天地自足

观影方式愈趋多元的今天，在影院看电影或许减少了必然性，而是更具有显在的仪式感。于一个黑暗的空间内，前方一块白色质地的银幕投射着形色各异、闪烁不定的光与影，一大群人如入定般地观看，手上、嘴里或有各类零食，心情随影片的情节起伏而起伏，悲与喜总是共通的；于是，一起欢笑，一起愤怒，乃至一起惊呼，一个共同的“磁力场域”就此而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电影院，勿论其为普通观众、资深影迷，还是电影从业者、专业研究者，爱上影院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那种迷影情结却心有戚戚焉。《我的天堂电影院》显然展示了一个“迷影部落”，里面既有杜琪峰、顾长卫、彭浩翔、汤唯这样的名导与明星，也有单万里、闻天祥、卫西谛、周建蔚等由影迷转变为影评人或从业者的痴心不改者，他们流连于光影明灭间，其实正如你我，一样的懵懂，一样的兴奋，一头栽进这梦幻的胶片世界。

迷影，首在一个“痴”字。杜琪峰回忆，小时候香港还有戏棚，用竹子搭的，下雨时难免漏雨，大家坐在凳子上打着伞看电影；结果戏完了，才发现鞋子随着雨水不知道漂到哪儿去了，于是到处找鞋。而顾长卫上中学的时候在电影院当义务服务员，可以整天呆在里面，那时放《闪闪的红星》、《创业》，一天放六场，连着两天，他是站着看、坐着看，在银幕前面看，又在后面看。这样子下来，一部电影岂不是要看十二遍，真服了他。其实这样的痴迷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如许多七〇后童年记忆里都有着一部《少林寺》，这部八十年代初的电影据统计票房有一亿元人民币，放到现在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要知道那时候的电影票价是一角钱，也就意味着有十亿人次的观众掏钱看了《少林寺》，这还不包括大量免费的露天场次。有许多男生追着放映队看李连杰的飒爽身手，多者看过上百遍，绝对是骨灰级的追梦者。

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迷影者记忆中，有着相异的早期观影体会，自然，有时也有微妙的交叉。如香港导演彭浩翔和内地影评人卫西谛都提到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不过，一个是对本土电影的观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大家看完这部电影后，都很有一种想买件很长的风衣、嘴里叼根牙签的冲动。当然，光影明灭处，更多的是差异，顾长卫小时候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沸腾的生活》，还有放映正片前的新闻简报，杜琪峰看《黄飞鸿》、《如来神掌》，仿若两个胶片世界，实质也真是两个世界。后来的迷影者就幸福多了，内地先是进入了录像厅时代，大量的港片和好莱坞商业片蜂拥而至，一慰大家对影像的饥渴；之后VCD、DVD、网络下载接踵而来，环球同此凉热，不管是付费或免费的午餐，影迷们终是真正与国际同步“接轨”了。其实这也是一个“物质”的基础，有着相当广度和深度的看片量，一个迷影的部落才能建立起来。

而这样的部落，内地有，台湾和香港也有。台北的金马影展催生了艺术电影院，成为迷影部落的温育摇篮，《狗脸的岁月》、《窗外有蓝天》（即《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爱情影片》、《尤利西斯生命之旅》、《三轮车夫》等佳片都在极早的时间在台北上映。而进入新世纪，艺术电影市场也有了新思维，不仅有小厅制、主题放映，连诚品这样的书店也要增设电影院，为迷影者提供了上佳的去处。香港是曾经的东方好莱坞，迷影基础深厚，虽电影行业衰落，但迷影热情并未稍减，老牌的杂志《电影双周刊》、艺术影院百老汇电影中心依旧是影迷的寄托与栖身之地。内地的迷影者显然走过了较之台港同道曲折得多的历程，因为特殊的双重匮乏的时代，曾经流传着八十年代有人想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换一套意大利电影回顾展的电影票，算得上豪举。录像、VCD、DVD等介质，以及“民间放映”，直至网络时代，“黑暗中的仪式”或有变化，但迷影部落对电影的热爱却是一以贯之的。

迷影者对自己的心之念之的投入，实令外人大感惊异，却让同好者心生同念。如早就听说彭浩翔要自掏腰包修复一部老港片，讲的是关公大战外星人的故事，绝对的B级片。这回看到他的访谈，知晓片名叫《战神》，是1972年的，因为水灾，胶片全毁了，侥幸找到一个录影带，修复难度很大。彭浩翔要做技术复原，还要重新配声音和音乐，想来花费少不了。还有杜琪峰很喜欢法国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据说一直想重拍，至今尚未动手；这显然是拟想中的一种致敬之举，是今日的导演向昔时的迷影情结的追溯与还愿。电影从业者有此专业条件给自己造梦，普通影迷虽无此便利，但其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电影院，存放泛着光晕的记忆与梦想。

迷恋光影，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在物质方面多半得不偿失，而精神沉迷于梦幻与现实的边缘处。可迷影部落就是悄无声息地形成了，说明电影真有其迷人处，尽管替代不了外面的世界，却自己创造一个自足的天地，迷影者一入此门，往往恍然若失，有庄周梦蝶之感。价值观即使未从新来过，也会渗透进不一样的成分，虚幻与实在的界限或有片刻的混淆，待灯光亮起，重又回到灰色的生活中，不免怅然。其实，人于尘世，难免有所迷恋，爱上光影，多有天真的心思在，因为无实用，且那明灭间，光与暗闪烁不定，隐隐相通孩时的幽暗迷藏游戏。如果再能寻觅到与自己有同好的“部落”存在，更是欣喜无限的事情呢。

《我的天堂电影院》读后感(二)：电影院：城市感官的绿洲

假如看电影真的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是一种朝圣，那么不同地方的朝圣者，也就是影迷的朝圣路，受地方风土气候的不同，肯定也呈现大不相同的面目。幼年时的杜琪峰的朝圣之路，有着香港寻常街市的世俗风情，他可以在影院外林立的无数零食买好食物——平常的牛杂、鸡爪、猪头肉、玉米、肠粉，充满季节感的水果、西瓜、菠萝、木瓜或热甘蔗（冬天），然后施施然进入影院，让去影院观影的行为变成不折不扣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顾长卫早年的观影朝圣之路，则打上了1960-1970年代内地物质紧缺的烙印：卖票的窗口打开，买票的人潮水般涌去，各显神通，身手不凡的人踩着别人的头或肩，燕子李三般扑向窗口。买到票的人兴高采烈，没买到票的人垂头丧气。看一场电影都要如此波折，那在影院中观看电影的体验便会因此而显得严肃和珍贵罢。

你在银幕上，看着现实中已经过世的演员却永远都是一付青春可人的样子，不受光阴的侵蚀，不是会带给你一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刺激感么？

电影院多少可以如影迷卫西谛引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形容的，是一座圣庙：我走进阴暗的圣庙，/去完成简朴的仪式。/那里，我等待一位丽人，/红色的灯火在闪耀。在影院观影这种仪式，在卫西谛笔下，俨然成了男生的成人礼，他写道，当年一班十几岁的男生，之所以一遍遍买票看一部台湾的悲情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不是为了如女生一样放开泪腺，而是为了看开头的几分钟——各种姿势荟萃的床戏。无独有偶，有影迷提起当年的观影经验，无数的学生涌进影院看《峨眉大盗》，其实是为了片子中的一个背面全裸镜头，在日本AV还没有大行其道的时候，电影变相成为了青少年的性教育素材，电影院（当然还有后来的录像厅）因此也顺理成章成为少年性启蒙的场所。

对于资深哈日影迷汤祯兆而言，东京的通宵电影馆的存在，影迷可以在这里享受边看边睡的“终极”乐趣。例如位于高田马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家迷你影院，尽管放映室小到只容二十人入内，但妙的是前排不设座位，观众席地而坐，席上体贴地放了一些枕头，观影倦了累了可以躺下来在席上边睡边看。后排设有吸烟室，寒冷冬日，在吸烟室内一边喝咖啡，一边吸烟，透过烟雾缭绕的吸烟室玻璃观看正在放映的电影，汤祯兆发出慨叹：这样的电影院“不是百分百为我们一众电影寻梦者而设的吗？说句实话，那的确有一种异度空间的感觉，仿佛自己也被卷入了虚实交错的光影世界中。”

汤祯兆的这句话，隐隐点出了电影院具有的不同于日常现实世界的“他异的世界”，同为影评人的朗天对此有更为诡异也更为刺激的描绘，他说电影院其实是一个电影之冢，“一个地底的安息之所，喻示吸（引）你跌落的空间。Tomb、Tombstone、也是Monument；灵魂归依，同时志念。多少次失魂落魄沮丧难排之际，进入戏院，跟银幕的情事人物同呼同吸，同哭同歌，心变得踏实，魂魄重新与身体接合”。这种感受，在观看陈年黑白经典影片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你在银幕上，看着现实中已经过世的演员却永远都是一付青春可人的样子，不受光阴的侵蚀，不是会带给你一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刺激感么？

朗天这段话还指出了放映机在白色的幕布上投射光影的一刻，电影院事实上呈现出一种如梦如巫如魇的气息，这种气息让人沉醉，让人痴迷，像上瘾一般，一辈子无可置疑地投入了光影之蛊惑，否则，便难理解何以无数的影迷从它怀里出来，会恋恋于那种上瘾的感觉不放，终至要痴情到加入造梦者的行列。

“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光荣战果之一，是催生了法国新浪潮运动。”电影院，是进入陌生城市的一扇小门。

事实上，电影院不止是一个观影的地方这么简单，它很可能也是开风气的地方，在电影理论工作者单万里和影评人闻天祥笔下，电影院就与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相挂钩。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郎格卢瓦说过，“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光荣战果之一，是催生了法国新浪潮运动”。单万里说，中国电影资料馆在1980年代组织的电影回顾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催生了“第五代”电影人。闻天祥也指出，1980年金马影展引进“香港新浪潮”导演的作品，对台湾电影界形成巨大冲击，某种程度上启示了后来爆发的以杨德昌和侯孝贤等人为首的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出现。

电影院还可以如影评人张泠形容的，是进入陌生城市的一扇小门，像《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小姑娘一样，打开一扇，便看见一个色彩绚烂的花园。而最能体现这种旨趣的，当然是独立小影院或者说是艺术影院：不拘剧情片、纪录片还是实验片，不拘导演、类型与国别，不拘早期默片、欧洲艺术电影或当代独立电影，不拘16毫米、35毫米或数字交换，观众花费低廉，便可饱览所有电影。旁边最好还有咖啡馆，一如巴黎那些影院旁边的那样，如果有讲座就更好，看完电影的观众可以在此边啜饮咖啡边交流观影经验，当年法国新浪潮就是泡电影院然后泡咖啡馆。若不嫌贪心，旁边最好还有一家电影书店，专门卖电影书，让影像和文字互相纠缠，在城市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这样的独立影院和艺术影院，不仅反映出一个城市的脾性和趣味，其自身也更成为城市风华的体现。恰如电影之都巴黎的魅力，部分在于其中星罗棋布的无数小小影院，正是它们，使城市和电影彼此缠绕、相互交融，形成一种醉人的魅力，电影嵌入到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中，使城市的质地肌理益发显得玲珑剔透。

电影院，尤其是小影院独立影院，如城市的感官绿洲，因为那浓郁的人情味氛围，内里交缠了影迷眷顾不舍的爱恨悲喜。

对于庞巨的城市来说，电影仿佛具有一种轻逸的品质，使人可以凭借它轻易飞翔，穿透这沉重、冷漠的水泥森林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张泠说，“打开城市地图，那些星散的小艺术影院，如一朵朵童稚而顽强的小红花，于是钢筋水泥丛林消失，代之以一片织锦的幻象。”无独有偶，青年时期留学东京遍历东京大大小小影院的汤祯兆将电影院（尤其是小影院独立影院）誉为城市的感官绿洲，因为它那浓郁的人情味氛围，内里交缠了影迷眷顾不舍的爱恨悲喜。

中国大概还没有一家真正的艺术影院，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无疑具有这样的潜质，它当然放映当时得令的商业大片，但也放映与众不同的影片，比如组织纪录片展映，放映后让电影导演现场和观众现场交流，这样的电影生态是值得表扬和支持的。它可能只是城市中的一片小红花，但有朝一日，若像这样的艺术影院或独立影院多了，是会成为十分美丽的城市风景的。

《我的天堂电影院》读后感(三)：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2010年7月，王小帅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作品《日照重庆》，从戛纳参赛回来之后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做了一场试片会，贾樟柯在试片会上发表了这篇题为《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演讲。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

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

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娄烨的《周末情人》即将完成。也是从这些电影开始，开始了中国的独立电影运动。

那是90年代初，整个国家刚刚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在创伤之后，沉闷之中，当时所谓的“第六代”导演们用电影挑战威权。“独立”两个字，让我异常兴奋。

第六代：过去挑战威权

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

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当时只有国营的16个制片厂，才有财力、有权利去拍电影，其余都被视为“非法”。

跟那个时候离开国家单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样，那些离开体制、独立制作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就是我们个人要争取表达的权利，这延续了他们在那场运动里面的诺言，他们开始从别的角度扩展中国人的言语空间和社会的自由。因此，我一直把那场风波看作是我最早的民主启蒙。

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我知道他们在对抗威权，争取自由表达。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做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看做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的时候，我茫然地笑了。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

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

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

从90年代开始，是谁用自己独立的精神撕开了铁幕，用怎样的努力在密不通风的官方话语空间之外，开始有了个人的诉说。今天，整个社会可以讨论普通人的尊严。这些是不是得益于一大批“第六代”导演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呈现被社会变革抛到边缘的人群，而呼唤给这样的人群以基本的权利？对，电影当然不是社会进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电影是文化领域中和旧体制旧思维战斗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在他的祖国拍片，有的人的护照被没收。很多人依旧在拍片，很多观望的人和权力站在一起，对此冷嘲热讽刺。

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的时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对，是王小波的著作，李银河的学术，各个社会组织奔走呼吁，他们的合力带来的自由。但，张元导演呢？

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的被公众接受？这样的处境本质上不是市场的选择，这样的局面是我们的电影长达十几年无法跟观众见面的结果。如果没有被意识形态控制的十几年，我们的电影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收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

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开始筹拍《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

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现在挑战市场

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象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还是商业经济的对抗中，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托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未来挑战自己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很多人熟悉革命文艺并且至今被这种美学影响。这种文艺的原则是用最通俗的形式，将执政者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整个传达过程不需要也不允许自我的存在。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至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反过来，即使是真理的传播，也不应该夹杂权力的语气。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