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通识》读后感摘抄

《《西游记》通识》是一本由竺洪波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4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游记》通识》读后感(一)：深入浅出讲《西游记》

读了《<西游记>通识》这本书，让我对《西游记》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在读《西游记》和看电视剧《西游记》时，也会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西游路上众多妖魔鬼怪使尽千方百计，最后总是功亏一篑吃不到唐僧”，再比如“为什么孙悟空神通广大，不背上唐僧一个筋斗云就飞到灵山取回真经”。在这本书中，作者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番比较贴合《西游记》著作思想和内涵的回答，让人不禁灵光一现，感到原来如此。

总之，它加深了我对《西游记》的理解，今后继续阅读或者观看《西游记》时，会有不一样的眼光和想法去思考和感悟这一著作背后蕴含的深刻哲理思想。

《《西游记》通识》读后感(二)：赵毓龙：文学经典“公共形象”再生成的典范——评竺洪波《〈西游记〉通识》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不只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它是广义上的文学传播问题。而文学传播经常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本文”的传播，一是“文本”的传播。前者指作品本身（又经常是具体版本）的传播，基于阅读实践；后者所谓“文本”，则取广义理解，更是从接受的角度出发的，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该系统的生成，固然可以来自阅读（经常是泛版本的、超版本的），但更多来自各种媒介（尤其是视听媒介，如图像、戏剧、影视等）的“二次传播”，它们提供一系列相对稳定的人物、事件，反复强调某种结构、主题，帮助大众在脑海中“拓印”出一个关于作品的可以被集体理解与认可的形象。换句话说，即便没有阅读作品，大众也可以参与作品传播，不是传播作品本身，而是传播一个关于作品的“公共形象”。

文学文本的“经典化”也不是单靠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就能实现的。童庆炳先生曾总结文学经典建构的诸要素，特别强调两个要素：一是“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二是“发现人”。这两个要素处于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结构之间，是内、外诸要素的联结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也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都充当“发现人”角色，他们提供对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尽力使其在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中“沉淀”下来，并借助文化权力机构的推广，使其在大众层面“蔓延”开来。但沉淀与蔓延的效果，说到底还要看一般读者的“期待视野”。

由此形成关乎文学经典形象生成的两组矛盾，而这两组矛盾在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史与经典化过程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直到今天，百回本《西游记》的传播，其实仍是“公共形象”的传播。

尽管不少传播者声称自己熟悉《西游记》，动辄“《西游记》上”云云，但他们实际上不是该书的“读者”，其关于《西游记》的“知识”，更多来自图像、戏曲、影视、游戏等媒介。与其说他们是在传播《西游记》，毋宁说是在传播“西游记”。这才是《西游记》传播的一般形态。不只是当代，明清时期更是如此。考虑到当时阅读大部头著作的经济成本（购买、租赁），以及识字率，百回本《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只能占绝小的人口比例，更处于特定的人口结构，应该就是如矶部彰先生所说的“以官僚读书人、富商等为中心”。但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大量场景又一再显示，市民、乡民热衷于“称引”《西游记》，无论老幼妇孺，皆以之为“谈天炙輠”的材料，而细察其称引内容，又经常与通行的百回本《西游记》文字不合，这些异文“知识”应该不是来自特定版本，而是当时市场占有率更高、普及面更广的戏曲、说唱“二次传播”的结果。

同时，大众对于《西游记》的“期待”也与“发现人”不同。按胡适先生所说：“《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西游记〉考证》）之所以说是“大仇敌”，倒不在于其“强制阐释”色彩，主要在于偏离文学轨道，但恰恰是这些“大仇敌”抬高了《西游记》的身价，助力其经典化的实现。这些评点借助“本文”传播，得到连续与放大，成为特定时期的主流“声音”，但大众对此是不买账的。在其看来，《西游记》不过是“游戏之书”，如含晶子所言：“世传其本，以为游戏之书，人多略之，不知其奥也。”（《西游记评注自序》）而大众本来不追求“其奥”，《西游记》的“魅力”在于其游戏性。

可以说，《西游记》的经典形象，就是在这两组矛盾的“撕扯”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组矛盾造就了小说作为文学史经典的“既成事实”，也给其当代传播与阐释提供了新议题。

今天，文学文本传播与经典化的外部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文化权力结构发生质变，教育普及度更高，通俗文学消费的成本极大降低。以此为背景，文学文本的传播应首先回归“本文”传播，教育、出版、传媒等文化机构应积极引导大众参与《西游记》的阅读实践，由“西游记”的传播者“转身”为《西游记》的真实读者。同时，随着哲学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与批评价值取向的转移，传统的主流“声音”消歇，新的“公共形象”尚未形成，如何“发现”小说的意义与价值（思想性的、艺术性的），“发现人”们应达成怎样的共识，并将其推广至大众层面，以完成《西游记》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这是新时期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化传播的重要议题。

由此出发，当下“琳琅满目”的关于《西游记》的各类导读、批评著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相当一部分著作未参与或无助于议题讨论，而不过是主观化、庸俗化的文本解读，他们同样是偏离文学轨道的，甚至可以说是旧时“大仇敌”们的当代变种。大众期待的是真正立足于文学立场的，导向阅读实践的，又对读者足够“友好”，帮助其理解《西游记》的思想与艺术，进而参与到该书“公共形象”再生成的普及性读物。

应该说，竺洪波先生《〈西游记〉通识》一书是近期出版的回应以上期待的典型著作。该书明确“通识”主旨，从一开始就是站在文学立场的，导向本文阅读实践的；作为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该书也对读者表现出足够的“友好”，不仅在形式、风格方面，也在内容方面。

这种“友好”，说到底是适俗的，而非庸俗的。作者是“西游学”方家，长期致力于《西游记》学术史与文本阐释研究。早年出版《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西游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资料翔实，立论有据，嘉惠后学颇多。近年又对《西游记》成书、作者、版本、主题、影响等传统问题进行总结与重新思考，出版《西游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颇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同时，作者也积极参与普及型著作的撰写，以《趣说西游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为代表。可以说，《〈西游记〉通识》的成书，就是作者学术实践与科普实践“双管齐下”的新成果。

通过“话题”设置，作者将有关《西游记》的一系列传统问题，重组进一个更为灵动的“叙述结构”中，显得既自由又紧凑，再以“妙在家常口头语”的叙述风格娓娓道出，内容严肃而形象活泼。如第四章第一节“孙悟空的武功变弱是何因？”，乍一看像“网络热帖”的标题，实际上作者是以之为“抓手”，引导读者理解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形象分析问题），并说明了孙悟空形象形成的多个原型（成书问题、原型问题），兼具娱乐性、通俗性与学术性。

可以说，阅读此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发现”趣味与知识的过程，至于其品位与价值，说到底要将“解释权”交还给“通识”读物的受众群体，非一二评者可给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对于《西游记》这部文学经典之“公共形象”的再生成，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游记》通识》读后感(三)：竺洪波谈《西游记》：代代传承的自由与幻想

我教书，大概就像唐僧“话痨”

我研究《西游记》的历程，倘若从1990年代写作《论唐僧的精神》算起，已经有三十余年了。

以《西游记》作为我专门的研究对象，契机是偶然的。当年我的老师推荐了《西游记》的博士论题，我努力去完成，于是有了《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也有了后续的研究。但这个“偶然”其实可以追溯到一个“远因”：我确实从小爱读《西游记》。我的研究很杂，对《西游记》文本的思想、文化、艺术，还有作品的接受、传播、影响都有所涉及，从人类学到管理学这些新鲜的视角也会采纳。当年梁实秋说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有趣而乱”，我的研究则可以说是“乱而有趣”。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和兴趣结合起来，是最幸福的事，快乐的过程比所谓的成绩更重要。

在我小时候的乡村，能读的书不多，《西游记》是最流行的。我至今还记得孩子们唱的儿歌，“唐僧骑马咚呀咚，前面走着个孙悟空。”和《红楼梦》等文人的案头文学相比，《西游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小说。它成型于千百年来街头坊间的口耳相传，因此上至耄耋、下至垂髫，都能与《西游记》产生全方位的共鸣，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对《西游记》中角色的共鸣，也是普遍的、全方位的。

比如孙悟空，除了正义、勇敢、战无不胜，我最能共情的是他奋斗的无奈——孙悟空崇尚自由，渴望尊严，最是受不得气，却偏偏遭遇克星，他既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也挣不脱唐僧的“魔爪”（紧箍咒）。多憋屈，多凄惨！

《西游记》是浪漫主义的喜剧作品，但喜剧中有悲剧，悲剧外化为喜剧，两种审美精神构成对立冲突而又和谐统一。孙悟空的奋斗历程和心灵受难——失落和失败——常令我扼腕叹息。

但实际上和我本人最相似的角色应该是唐僧。我是一名高校教师，与“师父”算是同行。我曾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典礼的致辞中自嘲：“长者都是婆婆嘴，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一路碎叨，对徒弟们是否爱听其实并不在意。”

唐僧本领不大，但禅心坚定，为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最后带领弟子完成了取经使命，整个团队因此得道成佛。我也是水平不高，脾气不小，但教书育人的责任从来不敢忘记。我常对学生说，我的话你们愿意听就听几句，那正是“带着华师中文的烙印去行走未来”，如果不爱听那就不听，我也会颔首欣慰。反正我是“话痨”，所说的多半是唐僧式的喋喋不休的“多余的话”。

通识教育要新鲜、有趣

如果从读者面向的广度和作品影响的持久性——也即普及性和知名度——而言，无论是古人评选的“四大奇书”，还是现在所说的“四大名著”，都理应推《西游记》为第一，它名副其实是奇书中的奇书，名著中的名著。《西游记》的主题从来都是众说纷纭，未能一概。从艺术审美与哲理意义的结合上考察，《西游记》的真正主题是追求自由。

孙悟空到东海龙宫强索金箍棒和锁子甲，借酒劲梦闯地府、强行勾销“生死簿”，都是为了保卫家乡花果山。龙王、阎王先后到天庭告状，玉皇大帝遂派遣十万天兵天将剿灭花果山——大闹天宫随即爆发。可见大闹天宫的发生，在于追求生命与生存的自由。与孙悟空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不同，唐太宗虽贵为天子，但他的心灵由于杀孽太重而并不安宁，内心深处怀有一种深深的内疚感、负罪感，并不自由。太宗入冥，实质是追求精神自由。而如来造经的目的是拯救人类，可以理解为对社会和谐理想的追求。

从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开始，到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再到对人类社会和谐的文明理想的追求，正符合了人类理想从低级到高级、从片面到全面的发展规律。

教科书称《西游记》“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的色彩”，一是因为“上天入地”与“生命永恒”这两个最大的理想在作品中里竟然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二是因为以幻想和想象为表现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譬如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各显变化神通，最后孙悟空化变为土地庙，尾巴不好收拾，匆忙中变为旗杆竖在后面。结果二郎神追到，举拳便捣——原来古时候没有庙宇是将旗杆竖在后面的。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与合理缜密的逻辑完美结合，惊心动魄又充满趣味，令人咋舌。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大并行不悖的主潮。正如先秦文学有《诗经》与《楚辞》并峙，唐代有杜甫与李白峰列，《西游记》就是产生于明朝的“《楚辞》和李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到最高峰。

对于《西游记》这样的长篇著作而言，“整本书阅读”是必要的。中学生应该超越定编教材“节选”的界限，对文学名著作整体观览；在大学，则是更高层次的拓展性阅读，一方面深入作品整体，认识其多元价值，另一方面还要追求通过对某一部专书的整体阅读、进一步了解相关学科特征的目的。

但是《西游记》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有民间文学的特点，有些地方不容易读通读透。因此，最近我写了一本《〈西游记〉通识》，面向年轻人开展通识教育，这也是当下文学阅读、文学教育的新方法、新理念、新趋势。

因为是“通识”，我在写作方法上做了一些探索，主要体现在所叙内容力求新鲜有趣，让读者感受到曲径通幽而又豁然开朗，犹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审美氛围。这本书先解释《西游记》为什么会成为不朽的经典，然后从璀璨壮丽的神话世界、气象万千的文化宝典、魅力四射的艺术精神和回味无穷的文学畅想四个方面，揭示《西游记》的恒久魅力，最后讲述《西游记》的作者和版本问题，并提出整本阅读《西游记》的原则与方法，为了解《西游记》及其文化意蕴提供了一幅完整的认知地图。《西游记》是否存在缺陷呢？当然是有的。仅就文学的物质外壳——语言——而论，《西游记》确实早已“风尘仆仆”。在四百年后的读者面前，语言上的隔膜客观存在：比如叙山水连篇“有诗为证”，状美人容颜多见“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套话，人物开口必定张三“曰”李四“道”。对这般“死的文字”（胡适语），当今读者难免审美疲劳。《西游记》中还充斥大量方言俗词、俚语闲话，唐僧、悟空每见一人，都要将取经缘由或大闹天宫“从头说过一遍”，正是太多的重复赘述让人“死活读不下去”。但这并不说明年轻人对《西游记》的热情会降低，也并不意味名著的传承力减弱，只能说明读者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阅读途径有了多元化选择。我认为，在今天，文学经典的价值尺度理应与时俱进，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亟需转型。这是经典在当代条件下经历的一次必要的调整，可以寻觅到属于自己的全新定位，也是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经典、建构合理性价值尺度的契机。经典需要擦亮。

文学经典的衍生

在那个没有飞机、高铁、导航和翻译软件的时代，玄奘完成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西域的十七年里，他“见不见迹，闻未闻经”——见到了前人不曾见过的许多异域风土人情，也听到了前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许多佛教理论。行程五万里，途经百余国，历时十七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中国故事”。

因此，在古今名著中，《西游记》被影视改编的次数是最多的，被学界称为最大的文化IP。从86版电视剧《西游记》到电影《大圣归来》，形成了一波连绵不绝的影视改编热潮。因为研究的需要，上述作品我都看过。

小说和影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样式，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尊重原著而又有所创新，是影视改编的基本原则。

当代人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趋向多样化了。影视不再是人们娱乐休闲的唯一方式，尤其年轻人，譬如我的学生，比起几十集的电视剧，他们更喜欢用打游戏来填充碎片时间。有一次学生告诉我，网易有一款游戏叫《梦幻西游》，是以《西游记》为精神内核、在原著故事的基础上重新创作的，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想，在游戏中融入文化背景和元素，不也是一种很新潮的文化传播途径吗？借助游戏的形式加深大众对西游文化的理解，也是一种文学经典的衍生，是传承西游文化的一种有益的方式。

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一个精美的游戏。它有完整、严密的游戏规则：如来佛祖提供创意设计；观音菩萨充当监督、裁判；唐僧师徒是参加游戏的主体；目标是去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是要通的关；唐王李世民验收真经无误后宣告游戏结束。

从游戏的角度看，唐僧师徒是一个团队，他们各有特点，扬长补短，形成合力，战无不胜，最后完成了艰难的取经任务。特别是师父唐僧与徒弟孙悟空，堪称黄金拍档，唐僧对野性未脱的悟空有教化之恩，悟空对得道唐僧则有起予之功，师徒珠联璧合，最终共成大道正果。

这以游戏的形式体现出来岂不是恰好到处吗？让年轻人在游戏中继承取经团队的合作精神，玩家们各施其能，最后顺利通关。年轻人可以在其中感受到个体间的关系、群体间的关系，在游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在游戏中组建团队，重走《西游记》的取经之路，不断冒险、成长，感受自由和浪漫主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梦幻西游》的确传承了西游文化的精华部分。

在互联网时代，游戏已经成为必不可缺的一环。但凡年轻人，谁没有玩过几款火爆游戏呢？对于这类“没那么严肃”的《西游记》改编作品，我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一开始，我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它们予以彻底的否定，认为经典既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不容来自影视流向的挤压和冲击。后来，随着一些影视剧作品的流行，我意识到大众的审美爱好和审美时尚同样值得尊重，奋斗、忙碌中的年轻人迫切地需要从所谓“无厘头”“搞笑”版中得到新奇、轻巧的心理愉悦。这是正常、健康和前卫的审美心理。作为改编和移植，原著需要遵循，但未必不可突破，有突破才有创新，创新正表现为突破，亦步亦趋的“死改编”不可能产生好作品。

我们完全不必对不严肃的改编作品作简单的否定、谴责，不需对经典本身作无理性的单边辩护。“上帝死了”的声音已响彻一百多年，再也没有什么权威不可以怀疑和挑战。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在恪守古典艺术精神与吸收现代元素、文艺娱乐特质的协调中，在经典雄浑、凝重的精英品质与大众文化相对粗放、流行的“草根”气质的融合中，重塑全民族的经典意识，以激活经典的活力，实现古代经典的复活。

近年来，在“双创”的背景和推动下，全国《西游记》文化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渐趋成熟，其经济效益甚至在GDP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连云港以建成5A级花果山风景区为标志，淮安以建成4A级吴承恩纪念馆景区和大型《西游记》乐园为标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业已形成一种可资借鉴、推广和复制的开发模式，正在显现其宝贵的示范、样板效应。

我认为《西游记》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文化IP，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经典，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把《西游记》文化产业打造成区域经济的支柱。事实上，除了连云港和淮安，像湖北黄冈市、随州市，陕西西安市，新疆吐鲁番市都已经将《西游记》文化产业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愿《西游记》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