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外援》读后感锦集

《抗战外援》是一本由[美]阿瑟·N.杨格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页数：52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抗战外援》读后感(一)：抗战外援与通货膨胀的关联

陈晓平

美国经济学家亚瑟••N.杨格，1929-1947年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他出版于1964年的《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为研究抗战时期美英苏援华问题的权威著作，近日才出版中译本，可谓姗姗来迟。

本书作者既是美国经济学家，又是直接参与实务的国民政府财政顾问，这种“双重局内人”身份，使他拥有视角优势与资料优势。本书对抗战期间苏联、英国、美国的对华援助作了全面深入的叙述，克服了多数抗战史著作“单纯军事观点”的偏弊，有助于认识一个立体的抗战史。

杨格认为，外援具有两面性，“需要有关人士具备最高水准的理解力、协作精神、能力和意志，而在此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本书第7页）中国接受援助的波折，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利益冲突，而是领导人对主权国家的“面子”的片面维护。蒋介石期待在免除附加条件的前提下得到大额援助，但美英两国对中国抗战的表现不太满意，怀疑援助被滥用，开始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又加剧了蒋氏的反感，双方很难坦诚交换意见，这种摩擦大大降低了援助的效果。齐锡生把中美在抗战期间的关系，叫做“剑张弩拔的盟友”，确有道理。

本文不拟对该书作全面的评论，而是引用该书的一些成果，揭示经济援助未得善用与40年代通货膨胀的关联。战后的物价飞涨，来自抗战过程中通货膨胀因素的不断累积，1948年发行金圆券只是最后的总爆发，是结果而非原因。有些人把金圆券发行当作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可谓肤浅之至。抗战当中，国民政府本可利用经济援助来控制物价上涨速度，利用外援失败的原因则至为复杂，国民政府施政不力固然难辞其咎，美英犯了不少错误，而苏联在背后的运作也不可忽视。

抗战军兴，日军占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中国税收显著缩水，军费暴增，一增一减之间，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要维持持久抗战，最重要的乃是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弱国对抗强敌时无可奈何的选择。外援的作用，除了军用物资的补给，非常重要的是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维持军公教阶层的生活水平，保持持续高涨的士气。本书作者曾参加一些欧洲国家的一战后经济重建，对治理通货膨胀的紧迫性有深刻认识，曾多次提请孔祥熙注意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1937年6月法币发行量仅有19亿元，为应付急剧增长的战争开支，1943年冲到754亿元，1944年更猛增到1895亿元，1945年超过1万亿元。物价飞涨使得知识分子、城市平民生存维艰，失去尊严，转变为反对派。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在1944年就已显露败象，这个败象不是说军事上输给日本，而是失掉了正常执政的基础。这个结果并非不可避免。1942年春，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5亿美元贷款协议，如能得到善用，1943-1945年间的货币发行量可以控制在适度增长的范围。

1942年，中央银行席德懋提出利用美国黄金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案，杨格极力赞同。他们认为，在公开市场出售美国支援的黄金，是抑制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措施；当通膨势头初起时，抛售黄金能把这个势头尽快打压下去；持续而有规律的抛售，将诱使囤积者将持有的法币出售给央行，吸收过剩购买力，自然就降低了法币流通量与流通速度，将通胀控制在合理水平。1942年底，孔祥熙同意了这个方案，经中美双方协商，在对华贷款5亿美元额度内，拨出价值2亿美元购买黄金，以每月2500万美元的进度，分期空运到中国。这个方案如果得到实施，配合其他措施，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可以基本控制住。

有充分证据表明，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D•怀特，跟他手下负责对华贷款业务的柯弗兰、艾德勒，在1944-45年间，利用种种借口阻挠向中国发运黄金，放任国统区物价发生螺旋式上涨，摧毁了市场信心。

战后，参议院举行系列听证会，审查潜伏在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中的苏联间谍。听证会资料表明，怀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多次向苏方提供重要情报，安排100多亿美元的对苏援助，被称为“苏联的秘密武器”。怀特及其领导的财政部货币与统计研究室，具体负责对华经援。研究室主任柯弗兰（1907-1980，Frank Coe）、经济分析员艾德勒（1909-1994，Solomon Adler），均为美共党员，前者还是经由冀朝鼎介绍加入美共。这个三人小组，与孔祥熙机要秘书冀朝鼎联手，实际操纵了美国财政部的对华经援。

斯大林最害怕日本进攻西伯利亚，抗战初期给中国提供大量军援，目的在把日军“困”在中国，美国财政部“三驾马车”对此配合默契，在抗战初期对华援助中表现积极。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苏联无后顾之忧，“三驾马车”抓住财政部长摩根索日理万机无暇他顾的机会，拖延对华经援的实施，用种种借口阻止黄金发运。1944年上半年，美国财政部仅仅交付了200万美元的黄金，与罗斯福总统承诺的每月2500万美元黄金相差极远；后经中国方面催促，财政部只是用少量黄金应付，1945年2-5月间又完全停运。正是在这个性命攸关的两年里，国统区通货膨胀进入失控轨道，后来采取的各种措施均属于苟延残喘，几无用处。

杨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中说得很直白：怀特“扣住黄金不运往中国，加剧了通货膨胀，并造成了战时和战后随之而来的一切严重后果。”（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第225页）杨格的观点或有偏颇之处，他所披露的史实仍然发人深思。

（本文首发于2019年8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时有小改动）

《抗战外援》读后感(二)：抗战时期金融战的全景记录，对战时经济的理性反思

1937年7月7日的深夜，北平卢沟桥的枪声宣告了中日军事对抗的形成，而这场军事对抗不仅导致了一次场全面冲突，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

当时的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可能进行持久作战，而其他各国也作出了揣测：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能否取得成功呢？

美国财政学家阿瑟·恩·杨格自1929年来华之后，就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直到1947年才回到美国。回国之后，阿瑟·恩·杨格便着手撰写了《抗战外援》一书。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从这个副标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本书是一位在华外国对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回忆录。其实，《抗战外援》这本书不仅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更重要的是，它分析了战时中方经济政策的得与失。

（一）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知多少？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间正好十年，在这十年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所以，史上有“十年建设”、“黄金十年”的说法。

但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民政府这十年间积累起来的财富，根本不足以应对长久作战。进行持久战，需要大量的财富作为物资保障，而战时开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在国内进行社会性筹借；二，依靠海外援助，这正是《抗战外援》一书记录的主要内容。抗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是中国的主要援助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手段是给予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而苏联则直接提供贷款以及军事援助。

举例来说，阿瑟·恩·杨格在《抗战外援》一书中告诉我们：

“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中国从苏联获得了大量军火和飞机，以及飞行员‘志愿者’。”

再比如说，美国曾经提供了1.2亿美元的贷款，英国提供了3550万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用来帮助中国支付战时必需品的费用。

这些都是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的金融援助。

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的金融援助，虽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后勤保障，但是，也让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自信，同时，在国际地位上也难以得到平等与尊重。在超过四年的时间里，中国在独自抗日方面所做出的牺牲，在国际社会上从未被提及。这正是接受国际社会援助的双面效应：好的一面是，国际社会援助提供了一定的抗战物资保障，坏的一面是，在一次次地接受援助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转直下。

（二）抗战时期的中日货币战：一场不见血的较量

说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货币战，就不得不提到“华北货币战”。

1937年11月，日本东京的一份名为《东方经济学人》的刊物里谈到，把华北变成像伪满洲国一样，是日本金融计划的“重中之重”，这意味着华北也像伪满洲国那样，成为日本经济的货币体系链中的一环，这意味着，通过这样的金融侵略，我国的资源和财富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很显然，这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个环节，目的就是搞垮中国的金融体系。

日本侵略者的手段是：1937年进入华北地区之后，让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不断泛滥，然后这些纸币又迅速贬值。但这种经济手段，似乎并不受日本军方的待见，于是，他们在北平和天津，成立了被称为“联合准备银行”的机构，正是这家发钞银行对华北地区加紧了盘剥，主要通过购买日企在华北扩张所需的物资。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诡计，中方又怎么甘愿沦为待宰羔羊？中方为防止国内资金流逝以及外汇耗损，开始出台了一系列对策，虽然成效有限，却也延缓了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掠夺。

简要来说，国民政府在中日货币战中使用的对策，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敦请国际社会进行金融援助。阿瑟·恩·杨格指出，国民政府曾敦请英、美、法等国家政府，尽量提供外汇配给方面的帮助，以抵制日本在华北的货币措施，阻止金融灾难持续扩张。

第二，在外国的秘密援助下，稳定货币以图自救。虽然，国际社会提供了外汇配给，但这不过是权宜之计，切不可过于依赖。所以，中国银行与英国老牌银行汇丰银行，共同操作市场，它们平等分担了为稳定金融市场而提供的资金。事实证明，这项举措成效比较显著，首批外汇交易就让动荡的金融市场，重新归于稳定。

但是，在与日本的货币战中，中方不可能一直拿到友好国家政府提供的援助。因为，随着二战战争局势的变化，其他国家也要应对本国的战时需求。抗战时期，中国在对抗货币问题的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外的金融援助。如果说，正面战场上的较量，让抗日将士们抛洒热血，那么，金融战场上的较量就是不见血的战争，同样需要中方的殊死搏斗。

（三）抗战时期中方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取得的成就

阿瑟·恩·杨格在《抗战外援》中，站在较为客观公允的立场指出，国民政府在中日两国的货币战中，应对措施可圈可点，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方的经济政策，就完全不存在问题。

阿瑟·恩·杨格从一位专业人士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方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不仅指出了中方经济政策取得的成就，同时，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抗战时期，中方的经济政策既要跟随时局变化而进行调整，并且还要兼顾与外国的金融援助相适应。虽然，国民政府一次次地敦请国际友好国家，对华进行经济援助，但是，他们也在积极寻求出路，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国际援助，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方面的依赖性，不会在日后受制于人。

比如说，1940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库法》, 由中央银行直接收存地方政府上缴的税收。这项政策加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对于战时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虽然，阿瑟·恩·杨格肯定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做出的一些成绩，但他也在《抗战外援》这本书里，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上的某些缺失。

抗战时期中方的经济政策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极度轻视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性。阿瑟·恩·杨格指出：虽然，战时通胀能够为国民政府提供财源，可是从长远来看，它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严重通胀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严重摧毁了中产阶级，阻碍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把这些后果放到整个抗战的格局之中来看，恶性通胀和货币崩溃，虽然与日本对华的货币战争有关，但是，与国民政府最初的经济政策存在失误，也有着莫大关联。

阿瑟·恩·杨格作为当时对外经济援助领域的先行者，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研究怎样应对战时经济危机，而他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的理性反思，则为现如今的中美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总结】

阿瑟·恩·杨格的这本《抗战外援》，可说是抗战时期中日货币金融战争的全景式记录。通过这部书，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抗战时期的海外援助，对于中国来说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并且，还可以从他笔下记录的事件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对我们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思考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阿瑟·恩·杨格看来，抗日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同时，这场战争也需要人们进行反思：如果在日本刚开始占领中国东北之初，其他国家能够出手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那么，这场战争或许可以避免，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不会发生！

《抗战外援》读后感(三)：抗战外援：煎熬苦撑的第二战场

说起抗战外援，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一个不太熟知的话题。简而言之，抗战外援是指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此时正值国民政府建立第十个年头，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和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国民政府还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其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财税来源还在国际共管的租界和海关手里，大部分省份仍处于地方军阀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实力积累严重不足的国民政府想要独自应付长年抗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寻求外部的援助来抵抗日本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由SIFL研究员于杰引进的这本《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就是对那段特殊历史的真实记录。本书的英文版《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系列丛书的第十二本。

本书的作者杨格是一个美国人，曾为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顾问达十数年之久，在中国抗战结束回到美国之后，又被聘为中国中央银行顾问，是为国民政府服务时间最长的外国人。正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杨格在当时中国的币制改革、税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寻求美国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外援》这本书中，杨格回顾了他在1927年-1947年担任中国财政顾问的近19年时间里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资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和亲历者，他对中国所获得的援助，以及这些援助的不足，乃至在中国的使用和误用，尽量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进行了冷静、理智的反思，和其他军政史料或学者著述不同，正因为杨格是财政和组织运行的专家，他的这本记录和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尽量贴近和理解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约束和艰难抉择，重新认识如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也更能从中得到国家发展的理性认识和深度反思。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是烧钱的，拼的是国力。抗战期间，根基薄弱的国民政府维系战争开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国内筹借，前政府留下来庞大债务，社会经济虽在抗战之前的几年里有所起色，但远未殷实，政府唯一的筹款方式就是通过国家银行垫款，这个做法也导致了货币发行剧增及后继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个就是依赖外援，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即本书记录的内容。这些外国援助中，除直接的军事支持外（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派驻军队），更多是不同形式的资金支持。

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就放弃了古老的银本位，实行币制改革，采用外汇本位的法币。政府此前储备的白银及大部分民间白银，成为美国援助的交易品，为中国的抗战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杨格统计，1937年7月10日之后的总购买量约为3.62亿盎司，总价高达1.57亿美元，再加上战前的购买量，总量约5.55亿盎司，总价为2.52亿美元。随着抗战持续和美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法币的外汇本位逐渐变成了美元本位，此时的中国实质上进入了美元体系。管理货币体制的确立，使得中国能够主要借助通货膨胀的手段为抗战募集资金。

在贷款方面，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获得的外国贷款总额约合5.13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物资，用于支持货币的金额为9300万美元，苏联提供了2.5亿美元用来购买物资和服务，西方国家2.635亿美元的贷款中，1.7亿美元由美国提供，包括用于购买物资的1.2亿美元和用于支持货币的50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7850万美元，其中，3550万美元用于购买商品，4300万美元用于支持货币；法国则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铁路建设贷款。除了贷款，美国还在1941年提供了价值2600万美元的《租界法案》援助。1937年-1941年，所有国家提供的援助总额，包括《租界法案》援助在内，高达5.395亿美元。

无论税收、借债、援助还是货币稳定，全都是抗战的生命线。为了让债权人放心，在征得英美谅解前就不能拒付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债务；拿到宝贵的外汇黄金后也必须抽出部分在租界和敌占区适当维持法币地位，让敌占区居民认为国民政府仍旧存在而日军只是临时占领，也避免法币冲回国统区激发更严重的通胀，产出更低，生存更难，剥夺更狠。在书中，目之所及的尽是国民政府在逼仄的空间里艰难辗转腾挪。

在书中，杨格如此写道：

在1939年1月20日《论持久战》的英译本序言中，毛泽东对当时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他写道：“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如果中国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

无奈，美国的孤立主义使得外部援助对中国始终是不尽如人意。抗战对中国国力的消耗，更加剧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困境。就官方汇率是该“跟随”市场还是由政府统制，中国官员之间，中美之间乃至美国政府内部都存在争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快速以军事手段救援中国的希望破灭，美英两国转向财政援助，分别提供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借款，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授予中国的借款总额相当于7亿美元。然而，这种大规模援助依然远不足以促成期待的结果。而美国财政部哈里·D·怀特阻挠已经协定好运往中国用于回收法币的1亿多美元黄金及时对华运输，也加速了通胀的恶化。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杨格在书中如此说到：

在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杨格对相关史实的评价。他认为，1937年-1941年，中国令日本丧失了发动其他冒险的可能性，此后，中国又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牵制住了日本本可用于对战美英的大量兵力。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的持续抵抗又为美国提供了一处可用来牵制日本空中力量和在中国打击其他地面部队及运输的基底，从而起到了损耗日本战力的作用。

然而，在他看来，虽然有金融援助，以及飞虎队、驼峰航线和梅里尔突击队这样的出色援助，但是西方的资金援助始终是微乎其微的，军事行动援助又来的很慢，也远远没有达到可以也应当可以实现的程度。而1942年初的缅甸之难，1943年底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给予的承诺被取消，以及空军优先策略对陆军改革的掣肘、苏联军队占领东三省，更是加快了国民政府的败落。

正因为此，在本书的最后，杨格极其严肃地提出了“外援和自助的作用”，他写道：

他指出，究其根本，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太多时候，“自助者天助”这一点被忽略了。

正如朱德老总所指出的，“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存在着侥幸心理，把抗战命运寄托在英、美、法、苏各国与中国“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之上，无异于把持久抗战置于流沙之上，是一条不发动民众的片面的抗战路线。

任何战争都是交战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人心以至外交的总体战，争取外援固然重要，但这不过是外因，决定性因素在于内因。对此，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自助者，天助也。70多年过去，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盛典场面恢宏，威武雄壮，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雪百年耻辱，无不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如今回头再看，这段话尤为振聋发聩。

《抗战外援》读后感(四)：当我们谈论战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史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于文景盛世之后，他在位期间，打造出了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将国家领土扩大了两倍，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人们常将他和秦始皇联系在一起，瞻仰他的丰功伟绩。

但是这位彪炳千古的皇帝，却在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检讨。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一个有着显赫功绩的统治者，为什么会突然深刻反省，悔恨自己“让天下愁苦”呢？

据说文景之治末期，国富民强，国库的钱财和粮食多得堆不下，栓钱的绳子因为长久没有挪动使用而腐烂。这样繁荣昌盛的局面，却在汉武帝登基后发生了改变，他四处征伐，劳国累民，为了支援打仗，强行征税，让无数富贵人家破产，民不聊生。

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刘彻这才幡然醒悟，因而直面过失，陈述罪诏，由早年的尚功、“有为”转向守文、息兵养民。

重拾汉初的轻徭薄赋，让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了生机，安稳的人民生活也让国家回到了发展经济的轨道，之后西汉极盛之世的孝宣中兴由此奠定了基础，因而不少史学家曾评价汉武帝“可谓善始善终”。

行军打仗到底有多烧钱？四处征伐、穷兵黩武真的会拖垮一个国家吗？

美国财政学家阿瑟·恩·杨格的新书《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或许能给出答案。

阿瑟·恩·杨格(Arthur N.Young)，美国财政学家，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1929年参加国民党政府所聘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后来长期留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顾问，直到1947年回国。

对于中日战争，杨格是亲历者。在他看来，八年抗战期间关于财政和金融的抗争、奋斗和成果，不应该因为实际战场上更醒目的刀光血影，而被完全忽视。

因此回美国后，他以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写出了这部带有史料性质的个人回忆录《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这是一本抗战时期货币金融的全景记录，作者杨格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1937-1945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金融援助，以及穿插其间的中日货币战的情况。

作者站在政府财政顾问的角度，理性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取得的成就，批判分析了战时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的进程以及得失。

家事国事天下事，理应事事关心。杨格希望，当我们谈起战争时，不应该仅仅只想起明面的军事征伐和政治角斗，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而在暗潮汹涌的物料战中同样坚守的人们，一样值得被大家关注和铭记。

《孙子兵法·作战篇》曾介绍过，“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翻译：“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策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出发上战场。”

不少人觉得，打仗拼的就是对阵双方的兵力素质和武器质量。这话不假，但从深层次看，明面上的兵力素质跟武器装备，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后勤的支撑。

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时期，国军跟日军的交战人数比动辄在六比一，七比一。但就是在这么高比例的人口压迫战中，国军依然没有占多少便宜，双方只能勉强战成平手。

事后分析，原来主要就是日军一般在吃完肉罐头，打完几十万发子弹后，才会上到战场，而中国军队可能刚吃完一碗米里掺沙的晚饭，打完十五发子弹，就端着老旧的汉阳造一去不回。

这样军事素质悬殊的双方对战，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古语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对打仗是家常便饭的古人来说，他们很早就明白，战争的比拼本质上就是后勤供应的比拼。

作为战争的统帅，在发动进攻之初，就必须要全盘部署后勤准备是否充足，这是比局部战场的胜败更为重要的获胜指标。尤其要考虑的是怎么在后勤一团乱麻的时候，保证对前方战线的及时供给。

要保证后勤，就必须靠着农民种出来的粮食，跟工人制造的生活必需品来充实物资，但既在战乱，势必民不聊生，为了尽力保证农民继续安心种地，工人从事生产，国家还是选择用钱去购买这些产品，而不是直接动用国家权利强制征收。

因而经济的稳定，在战争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不光因为战争本身需要钱，从国家和政府的正常运营来说，关于钱的税收、借债、援助和货币稳定，全都是维持统治的生命线。

但当时的中国，从《辛丑条约》以来，海关和盐税尽数被外国人拿走；又因为对外借款，国内许多基建项目（如铁路）都已经被抵押无从下手。因此不管是产权还是主权，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摊子早已经千疮百孔，根本无力周密保障战争后勤。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幅度缩水，但由于抗战导致军费暴增，进而加剧了通货膨胀。

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想要长时间抗战，最重要的就是要争取外援。

“外援的作用，除了军用物资的补给，非常重要的是保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维持军公教阶层的生活水平，保持持续高涨的士气。”

在作者杨格看来，外援具有两面性，“需要有关人士具备最高水准的理解力、协作精神、能力和意志，而在此过程中，错误在所难免。”

中国接受援助的路上一波三折，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利益冲突，更多是由于统治者对主权国家的“面子”的片面维护。

国民政府希望在得到大额援助时，免除所有的附加条件以防被掣肘，但美英两国对中国在抗战时获得的结果不太满意，随着对援助被滥用这件事情的怀疑增加，他们开始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对主权的敏感让蒋氏抗拒外来声音，在没有达成充分双边信任的情况下，援助方和被援助者很难坦诚交换意见，不断累计的摩擦最终导致了恶性循环，援助的实际效果大大低于预期。

实际上，作者杨格分析，中国只要坚定地履行国际条约，列强甚至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来帮助中国。

比如《抗战外援》中记录，英国为保证自己给予中国的债务能够顺利获得偿付，会非常主动而严厉地排斥日本在其侵华占领区对于中国关务和盐税的掠夺——因为关税和盐税的收入是债务担保，作为债权人，英国人当然要全力捍卫自身的利益。

相应地，当中国军队因战略需要而炸毁钱塘江大桥时，英方也在派人阻挡，因为大桥及上面的铁路已经作为借款抵押物而暂时属于了英方。

战争是一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较量，除了正面交锋外，在适当的时候争取适当的外援，也能够对战争结果起到加速作用。

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推崇“亲善友邻”、“国虽大， 好战必亡”。爱好和平的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

然而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伤痕累累的发展回忆录。很多历史系的学生说，每次面对近代史，心情总是沉重而不知所云的。

甚至有人戏谑，每一个现代的中国人，骨子里都是“不平等条约PTSD”患者。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才挺过了亡国的临界线，换来了新生。

因为经历过罕见的艰苦动荡，才会懂得和平的珍贵，才会更加珍惜发展的每一个机会。

著名作家当年明月曾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历时千年，从来如此。”

作为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的抗日英雄，《抗战外援》作者杨格一定感受颇深。

不知道是不是被国民的坚持所感染，杨格在中国业界的形象，一直是恪尽职守而顽强拼搏的。

他曾奋力将中国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白银危机”拯救出来，并且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还以此为契机，对法定货币制度作出了彻底改革，让中国正式进入纸币时代。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杨格为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提供了这本《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回忆录，为读者认识1937-1945年这段时期的中国以及中国的抗战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在1963年，杨格曾留下祝语“既然中国存在‘历史周期律’，就让我们期待中国人民摆脱困境、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的那一天。”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正面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人物，但同样也应该记得那些在幕后殚精竭虑的谋划者。一个民族的格局决定了它能到达的高度，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更会抓住每一个可能腾飞的机会。不论当下的世界环境怎样地压迫我们，中国都会必然赢下每一场硬战，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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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抗战外援与通货膨胀的关联，陈晓平

2.史上最伟大的金融战中的多重视角，克念

《抗战外援》读后感(五)：史上最伟大的金融战中的多重视角|克念

作者：克念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近代史论语

说起阿瑟·N·杨格（Arthur N. Young）其人，即使是对金融史一无所知而略懂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也一定耳熟能详。

他自1928年进入中国的南京政府，任美国财政顾问团中的货币与信贷特别顾问后，即帮助当时的国府财经首脑进行币制改革，非但将中国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白银危机”拯救出来，并且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还以此为契机对法定货币制度作出彻底改革。

自此，中国方进入纸币时代。

然而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杨格的名字就湮没无闻。近代史专家瞩目于当时的军事征伐和政治角斗，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同样重要的财经保障和金融暗战。

事实上，作为美国财政顾问团中履职时间最长的专家，杨格在八年烽火中一直坚持和重庆政府并肩作战，直到1947年才回到美国。

史家对杨格功绩的称颂，集中于三十年代前期，但他自己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无论是个人成就还是事业勋劳，那八年战争时期的抗争、奋斗和成果，完全是在和刀剑血火一样严酷重要的另一个战场中取得。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他同样是一名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抗日英雄。

他亦以此为荣。回到美国后，他以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和经验，写了两本专著，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其中一部带有史料性质的个人回忆录《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中译本近日已在国内出版，甫一面世，就得到了专业学人和普通读者的交口称赞。

《抗战外援》英文版原作写于六十年前，但其资料、观点、立场，却没有任何陈旧陈腐之处，反而几乎每一页都能让读者惊喜交加。

笔者研究近代金融史，也撰写过国府币制改革、抗战外援龃龉、战时货币交锋等题材的稿子，并且在关于孔祥熙、陈光甫等金融家的个人专稿中，涉及到上述题材。而带着自身固有的见解来考察杨格的这部著作，更有暌违知己之感。

老实讲，如果早一点阅读本书，我的那些文章，或许还能更扎实稳妥一些。

杨格进入南京政府履职，其身份是美国财政顾问团中的一员。但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美国”只是地理概念而非地缘概念，也就是说，这个顾问团所有成员都来自美国，但并非美国政府所派遣，其策划行事，也完全不受华府制约。他们效忠并只能效忠当时的南京政府，无论利益旨归还是价值取向，都以国府的领袖人物为标杆。

但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专业人士（比如来中国之前，杨格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也担任过墨西哥的国家财政顾问，其后服务于华府外交部门），都会有自己坚强而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专业技术立场，也会渗透出自身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好恶。

比如在《抗战外援》这本书中，杨格尽可能地以中立而忠诚地口吻来叙述自己的工作及为之服务的国家，但很明显，他依然带着多重视角，使得读者颇有点恍惚——他到底是作为一名国际友人、还是国府雇员、还是金融专家，来看待和判断整场中日战争？

至少，在其文本叙述中，这三重立场是不断交替出现的，尽管交替中的衔接是那么得流畅自然。

下面举个例子。

“主权高于一切”，几乎是每位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价值认同，在亚非那些饱受殖民主义欺凌的古老国家中，尤其如此。但欧美专家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契约高于主权，国家信用的产生和稳固，并非在于其主权的履约能力，而在于其政权的履约意愿。

杨格正是如此判断抗战时期，尤其是日本尚未对英美宣战时那些纷繁芜杂的国际交涉的。按照一般理解，中日开战后，中国应该对日本布告宣战，且对于本国的财产、债务、物业，有着完全的自主权和裁量权，这就是主权意识。

但问题在于，此时的中国，受到自《江宁条约》以来近百年的国际条约束缚，尤其是自《辛丑条约》以来，海关和盐税尽入洋人彀中。又因对外借款，国内许多基建项目（如铁路）都成了抵押品，因此无论产权还是主权，早就千疮百孔，不能指挥如意。

面对中国的如此主权困境，杨格有点不以为然。他写道：

“洋员参与征收重要税源令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者不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仔细思考过的人就会清楚意识到，协议并不单单是对中国的约束，协议本身也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p.48）

这很清楚地表明，作为一名中国政府的雇员，杨格在试图理性客观中立的外衣下，依然无法掩盖其“契约高于主权”的殖民主义惯性思维。

不过，基于国际援助和外债支付之间的信用平衡，国府还是接受了这一立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四年有余，重庆政府才向东京正式宣战，正是当局对于国际法进行精密衡量后的结果。这种困境和冲突，在杨格的这部著作中，都有生动明确的体现。

杨格是一位老派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因此他才会将契约精神看得高于一切。他的另一个价值特征，就是排斥甚至厌恶一切以政府之名用“看得见的手”进行的计划经营和统一管制，而更愿意将全盘经济运作和金融运营交予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作毫无指标的因果循环。

不得不说，至少在战争初期，杨格的观点更能得到当局的认可，因为很多事实都证明，中国只要坚定地履行国际条约，列强甚至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来帮助中国。

比如在《抗战外援》这本书中，我们会知道，尤其是英国为保证自己给予中国的债务得以到期偿付本息，会非常严厉地排斥日本在其侵华占领区对于中国关务和盐税的掠夺——因为这些关税和盐税收入就是债务担保，英国作为债权人当然要全力捍卫自身的利益。

当然，任何利益诉求都是双向的。在国府“侵害”英国权益的时候，后者也毫不客气地出手阻止。比如中国军队因战略需要而炸毁钱塘江大桥，就遭致英方阻挡——因为大桥及上面的铁路已经作为借款抵押物而暂时属于英方。

但在杨格眼中，这同英美为了保护自身在华利益而客观保护了中国在沦陷区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战争初期维持了国际信用，才有了之后源源不断的外债和借款。

正是这种对“看不见的手”的形而上的崇拜，使得在战时金融政策究竟选择“平准”还是“统制”的时候，杨格倾向于前者。

“平准”是个来自西汉初年的古老的词语，所谓“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用于当下，就是国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平衡金融市场。

在1928年杨格应聘初来中国的时候，南京政府的财金领袖是宋子文，他必然会选择同自己理念相近的专家做顾问。其后宋氏失势而孔祥熙崛起，掌控行政院、财政部和央行近十年，杨格也跟他配合良好，共同完成了伟大的币制改革。

有趣的是，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宋子文远比孔祥熙激越冒进，但对金融政策的理解，前者却是温和的“平准派”，而后者倒成了强权的“统制派”。

这种历史中的吊诡严重地折磨着当局的政策判断和国家的政策执行，国府秉政二十余年，其金融政策一直在“平准”和“统制”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在1946年，因“平准”过度而丧失了大部分外汇（黄金）储备，这是后话。

杨格在中国的近二十年时间，虽然和孔宋都保持着不偏不倚地良好关系，在思想上还是坚定的“平准派”。但是他可能没想到，中国能在1935年利用“白银风潮”而进入纸币时代并积累了大量美元，是极大的偶然；战时的平准政策，前提应该是中国能够获得外国稳定而巨额的金援。

万一这两点都失之交臂，那么，还在推行平准政策的国府，只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一名金融上的“统制派”而言，在沦陷区进行金融战是毫无意义的。但当时租界作为日占区的“孤岛”，依然在发挥强大的金融操控作用，而此时的日本尚未完全转型至战时体制，甚至本国几大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颉颃都未能调和。

在这种前提下，“平准”及为“平准派”所津津乐道的“金融战”方有开展的可能。杨格的书中，对此有着淋漓尽致地描写，既可以作为史料参考，也可以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而被读者观摩。

类似细节描写，在这部《抗战外援》中枚不胜举，可能这也是非专业读者最为喜爱的地方。许多深宫秘辛虽跟财经金融没啥关系，但被作者信手拈来，绘声绘色而准确可信。

整个1937年，在如何对待中日战争，确切地说，如何更有利地介入中日战争，这是苏联最为揪心的问题，其间充满着热情、疑虑和延宕。斯大林究竟怎么了？这已经没人知道，但杨格在书中的一些不经意的描述，似乎让我们知道了某些端倪。

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博戈莫洛夫深受中国各派政治人物的爱戴，杨格也认为他“待人友善又富有智慧，并且同情中国的遭遇”，“他和他的武官，以及一些驻西伯利亚的苏联军人希望苏联能积极参与军事行动”。（p.25）

据杨格调查，1937年十月份，博氏回到国内，一个月后他被斯大林逮捕，“据说，指控的罪名，与其说是他们向中国作了未经授权的承诺，倒不如说是他们在中国的实际抗日能力方面误导了莫斯科”。

博戈莫洛夫在三十年代中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在其“消失”许多年后，宋庆龄依然在欧洲打听他的消息。但杨格肯定地说，其人“被清洗了”。

这证明了杨格能够轻易地接触到许多机密情报，并驾轻就熟地在这本《抗战外援》中将其体现出来。即使对金融史不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寻找到许多破解历史疑案的蛛丝马迹。

至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在中国近二十年，杨格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从他谦虚而客观的文本中，很难看出他对自己的“老板”们，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有什么深厚的私人感情。

但是，在提及中国抗战精神的时候，他竟然引用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表彰林肯总统的话——须知，在惠特曼眼中，林肯非但是政治领袖，还是民族圣贤，《曾是丁香满庭时》简直如国旗上的星星，永远在美国史中闪耀。

杨格想起了惠特曼在1863年三月份写的关于林肯的文章：

“我钦佩总统……我不会总抓着他执政时所谓的失败不放；我有时觉得他在维持巨轮正常航行的过程中展现了近乎神奇的才能。”（p.8）

读者无法知道，杨格所说的“总统”究竟指的是谁，但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他说这话的时候，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现出的那种温情和敬意。

“既然中国存在‘历史周期律’，就让我们期待中国人民摆脱困境、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的那一天。”

这是作者来自1963年的祝福，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笔者听到了这噙满泪水的真挚言辞，并将终身铭记，在一步步艰辛的攀登路途中，永远作为上升的动力，而长存于心。

最后，感谢作者杨格，感谢译者于杰，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让我读到了，如此一部来之不易的精彩好书。

《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