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读后感精选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是一本由[荷]扬· 卢滕· 范赞登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4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读后感(一)：工业革命的“漫长的跑道”

在许多教科书中，工业革命的时间被定格为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则被视为工业革命开端的重要标志……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工业革命似乎是一个科技进步事件。

虽然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归功于科技进步，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版）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知识经济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经济史教授扬·卢滕·范赞登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坚强拥趸，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进步意义的工业革命理当有着更深刻更宽广更复杂的内因：“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持续）突出的表现”，而“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特别互动的产物”，因此，“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才）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

工业革命不应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

埃德蒙在《大繁荣》一书中曾指出，“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大多数是普通工人。或者说，是英国工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掀起了“腾飞”的工业革命。埃德蒙还指出，工业革命期间的许多重大发明，只不过建立在对既有科学知识综合应用基础之上，而“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

埃德蒙反复提到了知识经济，范赞登则着重于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科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挖掘。按照埃德蒙的分析，工业革命至少有这么三大特点：一是虽然重大发明较多，但大都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创新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激发普通阶层智慧并为全社会大力推崇的社会文化，说简单点就是创新实现了平民化自觉化；二是工业革命与必要的科学知识不可分割，只有当普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某一集中时段内重大发明“爆棚”才有可能；三是发明从来都不是什么“奇技淫巧”，而是可以为公众带来巨大收益预期，也就是利益推动创新。

正因如此，范赞登在历史长河中分析了欧洲政治发展变迁，发现正是因为私权的确立和保护，才为公民财产实现增量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个人发展总是面临难以突破的权力天花板，私产就不可能实现独立地可持续地发展。而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进一步削弱了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客观上刺激了子女与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释放了更多民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国依旧禁锢于“三纲五常”的封建枷锁中，个人智慧受到极大限制。

印刷技术是范赞登分析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客观地看，印刷技术出现后，过去为精英阶层垄断的科学知识，通过大量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平民阶层，显而易见地大大提升了平民知识水平。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比欧洲印刷术发明更早的中国印刷品数量本来也很可观，之所以印刷术没有助推中国掀起工业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中国的印刷术更多局限于文学层面，对科学技术关注得少传播得更少。

在分析制度因素时，范赞登反复强调了制度效率这一概念。高效的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制度效率的因素同样很多，比如“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范赞登更看重的一点是，“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公共博弈规则的确立，正是法治的源泉。只有博弈实现法治化，制度才可能真正免除大众投身发展的后顾之忧。

大小“分流”并不偶然

与埃德蒙的研究方法略显不同，范赞登将工业革命研究拓展到1000—1800年这一漫长的时段，还特别注重通过对比方式，比如以中日为研究比较对象，借此分析寻找工业革命的“活水源头”。

范赞登并不赞成北海地区的分流（即“小分流”）始于17世纪的说法，认为这一时间点应前移到“15世纪后半叶”。理由是“‘小分流’得以发生的基础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迅速扩张，商业的扩张引发了大西洋国家巨大的制度变迁”，为“英荷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商业发展并非北海地区“小分流”的唯一因素。“在1700年前的两个世纪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火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对欧洲的集中与分裂形成了强大压力。为了“抵御领土面积较大国家的侵犯”，一些有助于“维持欧洲的竞争性的国家制度”在北海地区小国中应运而生，制度效率得到加强。特别是为了“激发”公众捍卫国家安全的热情，“公民权”逐渐从法律角度得以具化。

“公民权”既是一项政治权利，也是一项经济权利。当公民的权益包括经济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时，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才可能挣脱权力与道德的束缚，坦然走到阳光下。当公民维护个人权益为自己谋利成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文化观念时，实际表明市场经济的种子已悄然种下。

中西方的“大分流”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18世纪中后期，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迅速驶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在所谓的“乾隆盛世”，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粮食产量最高达2088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8000万两，此三项均创下截止乾隆时期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在这场原本看来至少势均力敌的赛跑中，清廷最终完败，若干年后还被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

如果说“小分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公民个人权益从法律角度得到更好保障，那么“大分流”则是因为英国自下而上的经济改革，从而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面对外国列强，虽然清廷也偶露出奋起直追的雄心，但因选择的是自上而下式改革，对上层权力的道德自觉要求特别高，非但未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最后还落得个被外国列强分食的可悲下场。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同样是自上而下式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脱亚入欧”，而中国的维新运动仅延续了短短的“百日”便以夭折谢幕。范赞登认为二者结局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中日制度效率的巨大差异。相较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人的雄心壮志，年轻的光绪有心维新，但无法借助手中脆弱的权力压制既得利益群体的疯狂阻挠，作为同代人的李鸿章更是瞻前顾后，最后还被钉死在道德的耻辱柱上。

工业革命，辉煌能否再度复制

范赞登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呈现出的“小发明潮”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为此，范赞登把这个背景拉得足够长，只为说明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会有什么样的收成，工业革命只不过是英国知识经济发展的水到渠成。

英国首相丘吉尔部说过，“看得到过去多远，就能看得到未来多远”。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恢宏的工业革命，我们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未来是否还有工业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工业革命会在哪里重现辉煌呢？

这样的追问不无道理。既然工业革命离不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知识经济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毫不为过。知识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就成为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而借助于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变得越来越平。“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估计的数据来看，现在我们每天生成的数据高达250兆亿个字节，超过过去两年里生成的数据总量的90%”。大数据本身就是知识经济的量化体现。

至于范赞登提到的制度效率，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挖掘空间。塞缪尔·亨廷顿的弟子福山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各国都会选择民主制度，历史就此终结。如果历史真的已经“终结”，那么是否意味政治发展已经触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人类真就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时期，知识经济积累水平远超历史任何时候，那么，似乎更没道理不会再度复制工业革命的辉煌。

不过，如果我们按照范赞登关于知识经济的分析逻辑，也许可以找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亮点。工业革命之所以为人注意，权因地域和时间均相对集中。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知识经济内涵得到空前丰富，各种竞争发展更是空前激烈，各类重大发明也是前所未有且丝毫不见放慢脚步的迹象……

谁能断定我们就没有处在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呢？只不过这次工业革命的地域可能宽广到整个地球村，站在“漫长的跑道”上的国家更多。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读后感(二)：工业革命出现的荷兰视角、中世纪背景与国际比较

allen的大作《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是顶尖作品，但是读完之后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作者只讲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工业革命之前17世纪的英国，同时又由于作者过于集中于计量、模拟的视角，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因素（比如对财产权的保护，一国政治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在作者的计量分析结果之下，被作者认为不太重要，同时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产生，作者认为原因在于：1.英国在17世纪因为黑死病导致人口数量大减，羊的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人少了，草地就多了），从而有了高质量的羊毛，让英国在17世纪羊毛贸易中一举击败意大利，同时也让英国经济全面加入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之中；2. 英国工人的高工资，比欧洲其他国家都高，比法国高出75%，客观上要求英国人开发替代人工的动力方式，比如机械；3.由于英国海外贸易的繁荣，伦敦城扩大，人口增多，居民供暖需求增加，由于英国年产木材量有限，因此人们提前采用了煤作为取暖的燃料，并在房屋建筑中充分考虑了煤炭燃烧产生的废气排放问题，在工业革命之前就适应了煤炭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独到的见解让人受益不浅，但是也让人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因为站在科学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取暖燃料的煤，与作为动力来源的煤，在原理上截然不同，如果没有关于真空，关于空气是有质量的发现，无论如何不可能有以煤作为燃料的蒸汽机，allen的结论只是讲到了英国具有这样的条件，但是这样的条件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英国能够发明蒸汽机。同样的，既然英国经济已经全面渗透到海外贸易之中，很自然的，对于参与海外贸易的商人来讲，财产权的保护是最起码的要求，对于读者来讲，没有对于财产权的切实保护，很难以相信这样的英国经济能鼓励人们进行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不能用一个学者在模拟和统计意义上做出的不明显相关就直接否定掉经济增长与财产权的保护没有直接的关系，毕竟在历史资料完全随便化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对于现实的解释）。

英国工业革命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基础？我本人是相信还有更进一步的原因，特别是科学史、技术史的视角，科学史本身是更为关键的因素，这方面已经有科学史诸多大牛的论文和专著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同为荷兰人的floris cohen的作品），而范赞登的这本书就从制度、法律等角度进一步的挖掘。其结论在我看来也比allen的有意义的多。现在简单的写一下自己的阅读心得。

（关于英国在17世纪之前的经济状况，强烈推荐阅读赖建诚老师的新书《王室与巨贾》，从此书可以看到，16世纪的英国还是欧洲各国中经济吊车尾，技术水平也最低的国家，其海外贸易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还来自荷兰人对英国羊毛、粗加工布匹市场的开拓，以及法国胡格诺教派逃离政治压迫而带来的纺织技术，伊丽莎白女王重新铸造货币聘请的技术工人还是日耳曼的工人而不是本土工人，在此大家也可以看到英国在海上贸易上的崛起并不是17世纪突然中大奖，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的，我们可以看看范赞登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社会与经济

罗马帝国和卡洛林王朝的崩溃，西欧社会因为权力真空，出现一个纷乱的时代，以前我们都描述为“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从对史料的进一步分析来看并非如此，这个时代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破坏之后，经济也开始迅速增长（天主教会在这个时候都面临西欧一大堆异教的竞争，以致于要提供更为廉价的精神慰藉产品，见赖建诚的《经济学的趣味》），但是这个增长维持了几百年之后，在1500年之前的欧洲南部和西部地区已经停滞了。尤为重要的是，中世纪初期在作者看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建立了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制度/习惯（法律、教会对婚姻成立新的认定条件，行会制度，大学，独立的城市，封建领主制，英国的大宪章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而这些制度在欧洲各地不同程度的被保留下来，成为后来经济发展乃至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

中世纪的经济增长在作者看来，初期增长的首要因素是因为封建制的产生，封建领主对农民的剥削（比帝国国家更有效的剥削）提供了大量规模化同时成本较低的成品和半成品（农业），同时由于城市和封建领主下的贸易城镇的兴起，专业化的行会组织得以参与进一步的加工制造与贸易，同时由于罗马法的复兴以及教会对法律的重新解释以及从教会首倡推广至全社会的对书面法律以及财产权的强调（同时还有教会接地气的一些举措，如对婚姻构成要件的定义），经济规模和广度都得以迅速扩大，中世纪经济增长的动力即在于此。

由于这一切都建立在传统经济形式之下，其经济增长也有其局限，所以在西欧南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之后开始长期停滞，中世纪初期累积的一些制度成果因为经济没有活力而逐渐消失， 父权制（家长制）又开始出现，君主与贵族、教会进行各种联盟，利用商人，相互制衡的体制开始出现。

二、低地国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例外

在欧洲西部南部的国家陷入经济停滞的时候，有一个地区还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到19世纪初期也陷入停滞），这就是低地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一地区以众多的独立城市为核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国家的传统，其经济的活力最开始也是来自 中世纪初期由各种自下的阶层（行会，商人）带来的市场的繁荣，其劳动力中的大部分均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将工资收入作为家庭财产的重要来源（而不是父母的遗产），而这些阶层也构成了低地国家权力的核心（商人和行会的力量在其他及其强大），同时因为重商，荷兰/比利时的资本市场也极为发达。（也许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的力量就是指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逐步树立的思维、传统、制度与习惯）

（这里举个例子，2015年和银行朋友聊天，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有抵押物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为12%到14%—当然这是建立在利率被国家管制的情况下的市场利率，而16世纪中期，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外汇市场向欧洲王室进行短期—半年/一年贷款的利率为10%到14%—以出口同业公会在贷款国的货物为抵押，其民间低风险的借贷利率为5%到8%，低地国家在16世纪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令人惊叹！！！）

而后在其他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的时候，这一地区以荷兰为代表先后开拓北海-波罗的海，美洲，亚洲的海外贸易，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即在于此（限制也在于，因为海外贸易也不可能无限制的进行扩张），在与神圣罗马帝国（对低地国家的海外贸易进行干预）的对抗中，低地国家构建起了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国家形式（城市联盟国家），通过为海外贸易提供公共品，为战争筹集充足的经费，低地国家构建了多层级的管理和财税体制（对货物征收普遍的消费税，对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在16世纪到17世纪荷兰采用这样的制度令人匪夷所思），并在和神圣罗马帝国八十年的战争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可结合《独裁者手册》中对民主国家战争效果的分析，荷兰是很好的佐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大部分的人口都进入了劳动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也从欧洲其他地区吸收高素质的人口），同时由于政治决策也由商人，行会群体来进行决定，能够代表大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城市国家，都愿意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体现在非熟练工人愿意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成为熟练工人，国家也愿意对孤儿院的儿童开展学徒教育，同时提高城市的公共卫生水平，由此低地国家人力资本再投资水平一直很高，同时也培育了提升人力资本的新行业—印刷业，出版业，也正是这一社会背景让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和大规模普及有了可能，荷兰人的识字率水平在欧洲独占鳌头。

由于人力素质的提高，荷兰人也一直在尝试用更为低成本的方式代替工资居高不下的工人，航海技术的改良，荷兰的风车就是这一技术创新体现，但是荷兰缺乏化石燃料这一资源（同时又具有泥炭这一充分替代木材的资源），让其无法真正实现工业革命，这一切也等待更为适宜的地区来完成——这就是英国，同时也由于海外贸易拓展的难度越来越大（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也加入进来，荷兰不可能一直独占这个市场）

三、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者

赖建诚先生的《王室与巨贾》一书中介绍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经济，很明显，当时英国经济水平很低，技术也很差，但是其加入到了以低地国家为核心的贸易网络之中，逐渐的通过半成品的出口，开始以低端行业为基础进行追赶（到了16世纪英国的识字率水平在整个欧洲仅次于荷兰）。

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王室经济主要来源已经由关税变为特许经营权的出售，也就是说英国经济通过16世纪的成长，到17世纪工业革命前夕其已经在充分开拓国内的消费市场以及海外贸易的市场

这里稍微额外谈一下，英国在中世纪确立的大宪章的传统，对王权进行了有效的限制，商人，行会阶层由于贸易在王室收入中占有最大的份额，开始进入政府管理层，英国开始构建与荷兰城市联盟国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体制，国家（以王室和贵族为代表）与公民签订契约（城市国家是诸多城市的居民共同签订契约）。英国的这种契约更容易让公共品遍及更多的人群。

有了这些经济上的整体的变化，只是客观的造成了工业革命出现的良环境，还需要一些关键的诱因，这里allen的研究（比如英国工人的高工资，煤矿资源的丰富）就很有启发意义（除此之外还有英国大学的传统），我就不再更多引用了，我个人还想单独指出一点，allen提到17世纪英国工人的工资在全欧洲最高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英伦三岛孤悬欧洲大陆之外，其不能像荷兰一样通过本国市场有吸引力的工资来有效吸收欧洲的工人，因此其人力成本异常高昂，自然就造就英国必须考虑其他方式来解决人力成本高昂的问题

由此人类社会从传统经济（面对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通过迁移、战乱来化解人口危机）过渡到了新经济的时代，一种可持续通过科学发现、技术创新进行优化、控制并且还能增长的经济形态诞生了

四、与中国、日本的比较

第一章可以称之为本书的关键，因为它确立了一些关键性的衡量指标，如衡量资本/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价格、利率，衡量读写水平的出版状况等等，商业/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都具备类似的指标，工业革命前中日也具备和低地国家、英国近似的衡量指标，但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完成这种转型，为什么日本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转型，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塑造市场体制的制度。

低地国家塑造市场体制的基础在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就来自市场以及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因此这种制度也可以叫做市场本身，而英国则是自下而上的制度与自上而下制度的结合，其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都没有被压制，存在于从底层到高层多层级的体系，其根本也是在于自下而上的制度。

中日与此不同，其市场发达的时期（明末、清末、德川幕府），乃是中央集权因为君主个人或者专制制度本身的问题被削弱的时候，与其说这是市场自我发展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专制权力无力控制——并不是不想控制的结果，当权力随着市场的壮大度过了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并重组完成的时候，而此时市场需要进一步发展，如果不进行权力体制的改革，则市场会由于权力的干预而猥琐，无法再向前演进，这就是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之后，适时的进行了明治维新的改革，从而让日本在欧洲工业革命开始深化的时代赶上了末班车，而中国则丧失了这个机会。

（换个视角来看，近代之前的日本和中世纪的英国也很类似，天皇极少掌握控制全国的力量，其战国时代乃至幕府时代初期刚刚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前夕，日本始终存在自下而上的力量——这股力量也没有由于明治维新尊王攘夷而消失，因此其比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帝国更具备变革并适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条件）

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就能理解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在那里。我们能看到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近似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晚晴同样的处境，国家由于权力内斗自相残杀无力控制之下产生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不是自下而上逐步出现的，是依靠简单的复制与人力成本优势实现的，近似于一种前中世纪前期的经济增长），现在到了这个经济增长方式的顶点，只有全面接续人类现代工业体系才是根本的出路，因此经济背后根本制度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需要更为特别指出的是，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文化圈（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在区域文化体系下对于人类现代知识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利用自身优势（无人权保护下的人力成本优势，无知识产品保护下的技术简单复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无论是下层的力量还是现有的制度都面对充分接续人类不断积累的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了，不仅仅是制度要变，我们每个人都得变。

五、现代国家经济的根本

以此我们就能理解英国和荷兰开创的现代国家经济体制的根本在于

1.以国家为主要投入方，投资于基础科学研究，提供技术进步的基础（请注意技术本身只是末节，最关键的是在于科学——即对于我们所处世界运行规律与结构的研究，技术严重依赖于此），企业则投资于可以商用领域的具体技术、材料，个人则凭借自己的兴趣去发现并验证各种科学研究中的现象、细节

2.以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商业开发为基础产生的新的产品，创造新的行业、市场或者在已有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拓展国内消费的领域并打开国外市场，也就是尽力维持一种能够刺激经济不断增长的产品创新体制以及有竞争力的海外贸易。

以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不断的去诱发新的，也许是小型的“工业革命”，同时又尽量利用前者的结果去扩大国内消费与海外贸易，这个可以称之为英国/美国式的道路；如果产品差异性有限就利用其它优势（如成本，补贴）等等去维持现有的贸易，这个可以称之为中世纪式的道路（以工业革命前的低地国家为例）。

《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读后感(三)：草蛇灰线，马迹蛛丝，隐于不言，细入无间

【小结】技术革命的本质表现是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否到来的问题上仍有极大争议；我们在研究技术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溯源，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主要发生在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主要发生在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主要发生在英国，于是问题变成了：为何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和低地国家）？

《通过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适合疫情封闭在家阅读，大段的论文引用和数据处理，信息密度和深度非常充分，分为“中世纪的基础”、“欧洲内部的小分流”、“普通工人、哲学家和欧洲知识经济的诞生”、“迈向双元革命：国家形成和现代经济增长”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地理、经济等；尤其精彩的讨论了欧洲中世纪政治分裂、知识经济（书籍产量、薪酬差异）、婚姻制度、公民权力等4个方面对工业革命爆发的内在影响，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补充。

第一次工业革命，通常认为承接于1750s的农业革命，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以纺纱机、煤炭应用的蒸汽机、铁制机械为标志，机器开始大规模取代人力，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取代个体手工业为表现；在此之前重要的历史节点是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影响力第二次达到巅峰；本书围绕中世纪后段到文艺复兴之后的阶段研究，在1000-1800年的历史区间中寻找工业革命的蛛丝马迹（与通常的“偶然论”截然不同，“偶然论”认为英国偶然发现了大量煤矿，并且因为天气寒冷，自然需要煤炭取暖；还认为英国偶然有很多羊群，适合发展棉纺织业）。

一、政治统治分裂

在作者看来，欧洲经济在中世纪前期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人口数量增长100-150%，帝国崩溃导致的权力真空，由以下三种力量弥补：

1、教会及其相关机会（如修道院），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为欧洲社会建立起新的制度框架，并促进经济交换；

2、“自下而上”的行会——既包括商业行会，又包括手工业行会——和（城市和农村的）公社；

3、从10世纪开始，地方的骑士阶层强化了他们对乡村资源的控制，从而导致了陈腐的领主制和庄园制在大部分地区的兴起。

要注意的是，对政治分裂的三种不同反应的结合，解释了欧洲地区在1000-1300年间出现的独特制度框架，也对随后的几个要素形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知识经济崛起

1、修道院

首先是修道院，为保护其财产权而采取了一种有力的手段，即具有优越性的书面文字——绝大多数骑士都不识字；书面文字的广泛使用增强了文人的地位，并导致权力被“宪法化”（下图6、7）。

书籍和手写本是奢侈品，经济繁荣会促进发展，而萧条/战争/动乱等会导致书籍产量和需求下降；研究书籍的生产历史，可以获得全球比较下的发展时期、发展结构等结论（下表3）

2、印刷术

其次是印刷术，古腾堡活字印刷在欧洲成推广功的原因：1、26个字母比较简单，2、欧洲黑死病之后劳动力成本偏高，需要用机器节约劳动力，而不是中国那样恰恰相反。

印刷机的发明与黑死病之后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关，收入的增长导致了书籍需求的多样化和市场的增长；鉴于西欧在15世纪的要素成本，发展——活字印刷机——这个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科技产品是非常合理的，可以节省劳力，并以规模经济为表征。

1455-1485年，荷兰书籍的实际价格下降了85-90%，主要归功于印刷机的普及；信息价格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堪比现在的ICT技术大发展：1480年，只有超过100个城市拥有印刷厂，而到1500年已经增加到236个；1480年约800版新书出版，1500年产量达到2000版，1600年达到了5000版。

3、技能溢价

最后是技能溢价：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的报酬，即在学徒工接受培训期间不赚取工资并且向培训这些学徒的工匠大师支付费用，所必须的回报；欧洲的学徒工制度非常出名（下图10）。

三、婚姻制度差异

三个条件的结合使得欧洲婚姻模式成为可能：

1、一致同意相对于父权：源于教皇革命，基督教接管婚姻，婚礼移入教堂，需要双方同意，而非父母家庭安排，集中于天主教地区；

2、财产的代际转移：父母以嫁妆的形式向女儿赠送遗产，集中于南欧，但婚后财产各自独有，即使丈夫死亡；这使得女性婚后也不愿意过多付出，因为不知能否获得家庭遗产；但在北欧，共有；

3、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主动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结婚之前赚取自己的财富，集中于北欧；通常从事女仆的工作，北欧的挣工资人口占25-60%，但在中国明朝只有1-2%。

显性结果：1、女性结婚年龄较高，2、女性独身率较高。

隐性结果：1、人力资本形成，2、读写能力大幅提升，3、制度和信任，愿意为自己投资。

四、公民权利重塑

国家的最基本问题可以被解释为代理问题；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要么依靠武力强制避免搭便车的行为，要么需要纳税人自觉为公共福利而贡献财力。

如果所有公民都遵守这些规定——就像在中世纪的城市中他们被迫宣誓这么做——那么这两个协调的承诺的问题就解决了；建立起信任和合作的条件之后，公民身份约定降低了国家和公民的交易成本，这使得国家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品。

低地国家塑造市场体制的基础在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就来自市场以及对市场环境变化的适应，因此这种制度也可以叫做市场本身，而英国则是自下而上的制度与自上而下制度的结合，其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都没有被压制，存在于从底层到高层多层级的体系，其根本也是在于自下而上的制度。

五、中国情况对比

在各类研究工业革命起源的经济史、科学史著作中，都会提到为何在当时世界的发达地区：中国、印度、伊斯兰区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大分流），为何在欧洲的西北部（英国、低地国家）而不是传统发达的南部（小分流）；我们更关心大分流的结论。

1、利率：衡量资本稀缺性和风险程度最好的指标

在明朝早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年利率基本是50%，而苏州商人之间的借贷利率是24%；直到18世纪，扬州地区的大盐商才能够以10%的最低利率从北京的内务府借入资金（这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在欧洲通常是富有的商人向皇室提供资金）；相比之下，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荷兰，长期利率在13世纪初就仅有10%，到15实际则逐步降低到7-8%，仅有中国发达地区的1/3。

2、人口：瘟疫带来死亡，却提高了人均资本供给

黑死病在1347-1349年的爆发改变了西欧经济的特征，投资活动出现了急剧下降，这不仅是由于资金缺乏，而是因为已经不需要进行新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在人口减少了1/3的同时（低地国家20%，英国50%），资本存量却并未受到影响，这导致现有资本与人口数量的比率发生了突然的改变；资本需求下降了，实际收入提高了，导致人均储蓄的增长，以及后续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比例的差异（类似于中国每次王朝更迭的初期盛世）。

最终结果是劳动力参与率的巨大差异，西欧达到1/4-1/2，而中国只有1%的农村人口从事雇佣劳动；虽然18世纪中国的江浙地区生产率最高，但知识溢价并不突出，名义工资甚至低于北方（直隶、东北、内蒙），可能原因是北方的人均土地面积高很多。

3、知识：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边际高于工业和服务业，学徒回报低

欧洲中世纪后期，中国出版的书籍不超过1600种，1522-1644年，中国书籍总产量大约3300种，每年27种；清朝期间，每年474种，甚至低于荷兰（人口和疆域均很小）。

按照人均书籍产量的口径，在1750-1800年期间，印度、印尼几乎为零，中国为每100万人拥有3本书，日本、俄罗斯均为7本，美国141本，英国198本，瑞典219本，荷兰最高，高达538本。

原因是在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而资本比较昂贵，这种资源禀赋导致活字印刷机的优势偏小，自从10-11世纪发明后，几乎只用于政府资助项目；在宋朝发明活字印刷后，手写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一直保持着共存的状态。

六、总结

为了解工业革命的内在起源，作者回到中世纪盛世，从当时的经济繁荣中寻找缘起，得到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1、工业革命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结果，转型开始于17世纪早期的荷兰；

2、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初驱动力是16世纪出现的全球市场，英国、荷兰获得了国际出口工业和贸易运输的巨大份额；

3、英国、荷兰的国内出现了可以提供低利率资金、大量劳动力的一系列制度，并使用国家武力扩张商业精英的利益；

4、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经济、人力资本形成的产物，具体逻辑如本文前四点所述；小分流主要体现在婚姻和知识，大分流则有更深刻的人口与政治因素。

5、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生产率发生突变往往是来自历史大事件及背后的技术进步，如1348年黑死病，1763年七年战争，1918年一战，1940年二战等；个人倾向于认为，目前尚不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新能源（风、光）和电动化（车、船）在能源获取和使用的过程中占比较低，除非打通储能环节的成本限制，但也需要和智能制造、柔性制造等新型生产方式结合才能提升生产率。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自原书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