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之城》读后感摘抄

《无墙之城》是一本由侯 深 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21-4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墙之城》读后感(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读《无墙之城》

在上海近现代工业化时期，黄浦滨江一直是重要的工业岸线、交通要道和转运站，汇聚了大量的产业、人口，对城市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7年底，黄浦江两岸以各具特色的人造景观为主题，重新向公众开放，成为城市与自然融合的生动实践。除了为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建立一个重要的休憩场所外，它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自然、融于自然的景观场所，一个与自然对话与交流的场所。然而，它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园，因为它是由之前人们工作的场所改造而来，将人造景观（工厂、码头等）和自然景观（黄浦江）自然结合。然而，作为一种新形态公园的黄浦滨江其实只是人类逐渐认识到城市和自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历程中的一步。

师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先生的侯深则以美国的城市发展及其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视角，为我们带来了《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向读者展示了探索城市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国历程。

《无墙之城》首先以城市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为纲，讨论了城市环境史的起源和现状。后面的章节则依照历史轨迹，以美国的纽约、堪萨斯城、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等大城市为例，关注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挖掘每个城市发展中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发展趋势，总结城市发展的成就，探讨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寻找每个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自然力量的影响，重新定义自然、文明和思想在城市时代的内涵。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指出美国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无墙之城”。 然而，即使“无墙”，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也有自然、历史、认知上的各种限制，城市发展也会面临很多困境。作者认为理想的城市应该是“无墙之城”，即城市需要打破“孤岛”式的人文发展模式，消除自然与人文的隔阂。同时，还要打破城市理念中的“墙”和研究思维中的“墙”，将注意力集中到自然发展史与城市环境史的结合，以及城市环境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但是，“无墙”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消失，而是城市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义；虽然城市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但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与探索必须与自然相结合，城市的发展应该保障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进化应该与本地区的整体演化相一致。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作者努力实现城市环境史、自然发展史和思想史放在一起解读，寻求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互动。

《无墙之城》不是一部美国城市发展的流水账。作者不遗余力地收集了大量史料，并积极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极具历史洞察力的眼光，对美国城市的进化路径严格细致的归纳，抽象和演绎，立图还原时代背景，从中总结出城市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向读者呈现了整个美国城市环境史的风貌，为展示人类在城市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上所开展的探索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为如何构筑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也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也包含了作者对世界城市未来环境的期待。在指出城市在影响自然的同时，它的演化、兴衰和起伏也被自然这样一种非人类所掌控的力量所影响的现实之后，作者也提出了该如何响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即“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虽然它可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

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城市才能有序、健康的发展。

《无墙之城》读后感(二)：城市映射出的环境史

当我们漫步在城市中间，不由得感觉它们总是千篇一律的，一样的霓虹灯照亮天空，一样的商业综合体吸引着人流。不考虑不同语言、不去看多样的招牌，全球的大城市仿佛都是相似的，并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彰显自己国家内涵的东西。然而每个城市又都是独特的，它所在区位的自然环境决定着它的风景，进而定义了城市中生活的人们的生活与口味。美国作为20世纪同化了世界的国家，它的城市的美国性体现在何处正是《无墙之城》这本书所研究和探讨的内容。“无墙之城”正是美国城市所具的核心意象，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修筑过有形的城墙，而这种城墙的有无也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的边界。

书影

《无墙之城》所讲述的是美国城市与它们的自然世界在其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中协同演化的历史，是一部美国城市的环境史。作者侯深副教授的研究专业为美国史，主攻方向为环境史，著译有多部美国环境史相关的著作和论文。在本书中，一个核心论点是一种广阔的、非人类所能掌控的力量在城市历史演化的过程中从未缺席，与城市的起伏兴衰、文化思想息息相关，彼此作用，共同构成了美国城市演化的生态悖论。

侯深副教授，来源：人民大学官网

四大部分、七大章节、五个城市诠释了作者的论点。首先是通过《城市书写》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其次是通过《增长的城市》《扩张的城市》和《城市的思想景观》三部分对城市环境史的演化进行考察论述。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论述的过程中穿插了五个代表城市：“掀开盖子的地狱”的代表是匹兹堡，“新英格兰愿景”是波士顿，“没有边界的城市”是拉斯维加斯，“草海之城”是堪萨斯，也是作者读博的所在地，还有“海湾之城”旧金山。这五座城市分别代表着城市的内部、外部和思想层面。

在对这些城市描述的内容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场景：比如曾经层层浓烟中的城市工业主义代表匹兹堡是如何经过巅峰走向衰败的，通过教育和高科技的转型又是怎样焕发新生的。又如一个小小的中转站——拉斯维加斯是如何变成度假胜地的，不事生产，没有贸易、制造业也不是农产品集散地，却又吸引全美国的人把钱花在这里。然而，当不断萎缩的科罗拉多河在未来干涸时，生态环境无法承载城市时，拉斯维加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拉斯维加斯

书中还指出了美国城市历史中发现的三重生态悖论：自由与自然之间的悖论；多元的文化与简化的生态之间的悖论；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之间的悖论。显然，这三重悖论不仅仅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

尽管本书论述的是美国城市环境史，但我们也可以借鉴这段历史将这种方法论应用于我们的国家：匹兹堡的复兴能否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提供灵感？依托科罗拉多河与胡佛水库的拉斯维加斯的建设与发展能否为依托白洋淀水系的新城建设提供借鉴？如何参考波士顿来管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广袤自然地带？怎样焕发城市的活力？如此种种，都可以为我们的城市规划提供思路。正是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资源枯竭型城市

此外，在《城市书写》这一部分中提到了许多我知识点的空白，比如出版《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著有《城市文化》的芒福德、著有《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的克罗齐等等，一扇有关城市环境史的新的知识领域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充满着吸引力，但是我却不一定有精力再走进去了。

《无墙之城》读后感(三)：尾声：脆弱的平衡

美国城市成长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之中。在它们的演化过程中，有两种根本性的力量——自然与思想，不间歇地相互作用，形塑着城市的形态、气质，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成为美国环境史叙事中的既定范式：不断衰败的自然与不断进步的环境思想；然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所讲述的是关于环境适应的复杂过程。无论衰败抑或进步都是线性的过程，有着固有的行迹，指向既定的终点；但是，美国城市的演化过程并没有遵循这样的线性轨迹。与之相反，如“绪论”中关于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所言，这个过程往复曲折，矛盾丛生，充满偶然性与意料之外的后果，时刻处于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自然与思想同样处于城市的生态悖论当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对环境史学者而言，自然是一个令人煞费心思的名词。作为一种具象的存在，无疑，从智人物种以农业的方式改变整个地球开始，已经不存在没有文化参与的“自然”，它成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口中的“杂糅”之物（hybridity）或者威廉·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杂糅所指是自然与文化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就此层面而言，城市、腹地，甚至看似纯粹的“荒野”都是某种程度的杂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不为文化所创造的力量不复存在。事实上，纵观城市的演化，自然的力量从未缺席。

它一方面是一种生物性的力量（a biological force），如人类自身的繁殖与生存需求，如无处不在，充斥在空气、水、土壤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有机体中的微生物，如各种植物，无论是被人类所称的野草，还是那些在温室中被精心栽培、修建的名花奇卉，再如人类之外的动物，杀不死的各类小强，海阔天空中游弋的自由生灵，供人类役使、食用的家畜（禽），被关入笼中以满足人类好奇心的珍禽异兽，冬日被穿上厚毛线衫的猫猫狗狗。它们共同构成自然的生物性力量，往往成为城市化过程中被有意或者无意破坏、摧毁的对象。城市是一个简化的生态系统，人们希望仅仅保留满足其自身需要的物种，无论这些需要是经济的、生理的、智性的、审美的，抑或心理的；而祛除那些他们认为是危险的、有害的、不宜健康的，带来混乱的生物。这是一个漫长的对抗过程，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当下地球遭遇的最大生态危机，然而，城市从来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各种生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强大繁殖能力，都往往逃离人类的理性控制，逾越人类为之所分配的生态位，打乱人类在城市中所试图建构的生态秩序；这些生物始终处于演化的过程之中，其中的一些物种，如微生物、昆虫、杂草，其演化的速度令人类文化应接不暇，迫使后者不断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生态系统。

在另一方面，自然是一种物理性的力量（a physical force），比之生物性力量，它更为古老、宏阔。太阳黑子活动，大陆板块漂移，都是构成其物理性力量的根本性因素。水文、地形、气候、土壤、地质对于城市的影响从来不止于城市建立之初，虽然它们往往是一个城市因何而建立，据何而成长的关键性原因。但是，即使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中，看似自然的节律与限制已经由于化石能源支撑的现代交通与技术被突破，实质上，它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规训人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甚至，就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而言，自然的物理性力量对现代城市的限制超越了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城市人往往只有在巨大的地质性灾难，如旧金山大地震、堪萨斯城洪水或者卡特里娜飓风发生之时，方能正视自然力量的存在。然而，自然的丰裕与匮乏、气候的冷暖、潮汐的起落、河水的枯丰，这些最寻常然而也最持久的自然力量无时不在城市生活的日常之中，形塑着城市的形态和个体的思想。

如此自然是全球现代城市所共同面对的力量，并非美国城市所独具的。自现代世界诞生以来，通过物种传播与全球生态腹地的制造，看似全球生态的地区差异性已经被消弭，然而，同技术帮助我们打造了坚不可摧的城市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催生的另一种错觉。诚然，生态遥联现象在全球生态腹地的建立中变得更为鲜明，例如，爱尔兰的土豆危机成为美国人口、经济、文化、政治在19世纪中叶后发生裂变的直接原因，大平原尘暴的爆发与20世纪欧洲市场的扩大之间密不可分，亚马孙雨林持续不断的大火同21 世纪美国与中国城市人群的牛肉消费遥遥呼应。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海洋与大气污染、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更非一国一城所独自面对的危机。但是，地区性的自然系统仍然发生着自身的作用，如同芒福德所言，城市无法脱离其区域生态系统而存在。

美国城市的生态悖论发生在它所处的独特自然环境之中，正是在旧大陆世界中早已消失，而在此处唾手可得的自然丰裕促生了无墙之城的诞生，令定义城市的思想从安全变成自由、开放与增长。这样的城市是美国在一片新大陆上的独特创造，最终向全球城市蔓延。悖论在于，正是在对城市新主题的追寻中，自然的丰裕不断萎缩，从而造成新的生态现实，随之激发各色新思，这些新思想再次开始创造新的生态变化。同其所回应的自然一样，形塑城市的思想力量同样不是统一的、不变的。与之相反，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上空中，都回响着纷杂的声音，不过，人们仍然能够辨识其中最响亮的一种，将之称为主流。在19世纪美国不断出现的新城市上空， 最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自然的征服，它成为实现自由、民主、增长的应有之义。但是，新的生态现实启发了对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声音的挑战，让曾经被压抑的低语逐渐强大，让征服自然的合法性依据变得不复固若金汤。越来越多的人渴望的不是更大、更富裕的城市，而是更洁净、更美好的城市，不是仅仅拥有文化多样性的城市，而是包容生物多样性的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城市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般安全，自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类所强加的秩序的对抗。

这种新思是否能够帮助美国城市，或者在今日而言，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城市走出其生态悖论？恐怕历史行至今日，前方尚没有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说美国城市历史中的前两重生态悖论已在自然与思想双重力量的冲击下，逐渐被消解，其第三重悖论却在这个萎缩的地球中愈发凸显。今日美国城市的扩张并非人口与面积意义上的扩张，而在根本上是城市化消费的扩张。在波士顿风光依旧，匹兹堡重现蓝天，堪萨斯城再次崛起，旧金山努力成为各种生命的栖息地的同时，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在消费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能源、土壤、空气、水与生物。不过，既然在美国城市的环境过往中，因为北美大陆丰裕的终结，城市内部的环境污染，城市外部的荒野景观能够催生一波又一波的思想变革，带领美国城市走出前两重生态悖论；或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认知最终可以孵化新的思想，再次唤醒城市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分享的坚韧生命力，从而帮助现代世界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即使比之从前任何一刻，它都是一种更加脆弱的平衡。

《无墙之城》读后感(四)：后记

2020年五月底，我从青岛回到阔别四个半月的北京家中。彼时，北京已经入夏，家中的空调却出了问题。当空调维修的师傅打开外墙附带的空调外箱格时，赫然发现了一对小雏鹰，睁着滚圆的鹰眼惊恐地盯着那位半身悬在23层楼高空的闯入者。那位空调维修师傅是一个从山东县城来北京打工两年的年轻人，对这样的发现显然和我一样兴奋而不知所措，我们都没有任何野外生活的经验，也对汪星人、喵星人，或者厨房中的小强，卧室里的蚊子之外的动物毫无如何与之共处的知识。在一番电话求助之后，得知那对小雏鹰是红隼，决计不能干扰它们的生活，移动它们或者喂养它们，否则它们的父母就将抛弃这个旧巢和幼鸟。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我天天在没有现代技术调节的炽热而静止的空气中醒来，时时听到窗外唧唧的鸟啼，或者大鹰出入时双翅扇动的声响。那是一种新鲜而独特的感知，在23层楼高的空中， 我平日熟悉的声音是纵横的大道上日夜如潮水般翻涌的车声，还有空调外机单调而无止歇的运转。大约半月之后的某日清晨，醒来的一刻，突然觉得有些异样，窗外只有车声，而没有夹杂在其中雏鸟的啼声。空调外箱隔间的栅栏半开着，在微风中一开一合。我探出身去，雏鹰已经杳无踪迹。空调师傅再次来了又走了，我的窗外响起了熟悉而令人心安的嗡嗡声，室内的空气变得凉爽宜人，我也全然没有因为天热无心写作的借口。然而，每日望向被高楼切割的蓝天，我仍然能够看到红隼双翅划过的痕迹，或者对面高楼上它们昂立的身影。这些高楼于它们大约如一座座深邃的峡谷，在这座巨型城市的演化过程中，它们找到了自身的生态位。这些红隼不是“杂糅”，我们的文化力量没有发明它们，也没有塑造它们，是它们自身的生物本能帮助它们成为新环境中生存的适者，也是它们或许能为这座巨大而拥挤的城市找到新的救赎的希望。

我很感谢那对红隼在高楼峡谷之间的游弋，也感谢水泥路的缝隙间生长的不知名的野草，它们的存在令我坚信城市首先也始终是各种生命的栖息之地，而我不过是这个广阔的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样，我也很庆幸自己始终身处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帮助我找到自身生态位的最重要力量是我的导师唐沃思（Donald Worster）先生。如果说在我昔日求学于美国大平原之上的六年光阴中，Don彻底打破了我曾经的思想之墙，令我看到一个全然不同却又千姿百态的智性与自然世界；在过去的八年中，Don每年五个月来到北京，用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敏锐的质疑态度提醒着我，不要停留在自己已然熟悉的知识与思维之中，始终询问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思想与知识的合理性，让想象力突破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界墙，触摸新鲜的、野性的思想力量。虽然这部书最终以中文完成， 但是，从最初的大纲到每一章节的撰写，都有着同Don思想的碰撞。

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另一部分是那个我们称之为环境史的学科。我最初知晓这个名词，已是三十余年前的事情。家母邀请美国密苏里大学的Susan Flader教授在1986 年来兰州大学讲学，开设了美国环境史的课程，正是在彼时，我这个全然懵懂的孩童识得此词，虽然完全不知其深意，更不能预料自己未来的生涯将与之声息与共。Susan是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她将学问同环境行动主义相结合， 毕生为实践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而奔波。她对此书有着独特的意义，在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她代我前往密苏里州历史学会档案馆拍摄了我此前由于时间不够未能拍完的档案。在环境史的共同体中，William Cronon是另一位对我思考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人物。在新疆天山山巅，天际是双道绮丽彩虹，眼前是遍野烂漫黄花， Bill耐心地倾听我讲述此书的结构，最终说服我以旧金山替代洛杉矶作为自己的第三个个案城市，也说服我不要停留在他《自然的大都市》的圈囿之中，而要找寻挑战他的范式的可能。同样，也是在这个共同体中，我幸运地遇到夏明方、梅雪芹、付成双、高国荣、Christof Mauch，Bjorn-Ola Linner，Beth LaDow，Lisa Brady， Mark Hersey，王利华、费晟、曹牧、乔瑜等诸位师长、学友。特别是夏老师、付老师与国荣，不厌其烦地为我不成熟的文稿提出意见，并且通读全书。我钦佩这些环境史同仁的学问，更高兴能与他们远不止于学问上的同道，更是日常中的好友。还有丛书的主编谭徐锋师弟，希望这部书不至愧对他的信任。

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另一部分，是我在过去十年中生活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这是一个没有严苛等级文化的群体，也是一个蓬勃着活跃智性力量的群体。我在青年史学沙龙的同事们，陈昊、伍婷婷、古丽巍、胡恒等虽然与我专业不同，兴趣各异，我们分享着对新知的好奇，在思考与辨析中感受着共同的乐趣。我也很感谢历史学院的前辈老师，他们宽容、开放，允许后学的兴趣自由地生长。我的研究生们则是另外一种全新的思想力量，他们年轻、敏慧、雄心勃勃，却又在思想上渐趋成熟，与他们的交流每每启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灵感。

此外，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前辈、同仁令我受益良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氛围民主、平等，在王希、王旭、李剑鸣、梁茂信、韩宇、张勇安等老师的努力下，学会创造出大量令年轻一辈的学人同美国同仁保持密切交流的机会。作为一名城市史的研究者，我也深受王旭、韩宇、杨长云、李文硕等师长、学友的启发。

图书馆与档案馆是维系一个学术文化共同体有效运转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此书的写作深深地得益于大量美国图书馆与档案馆具有专业素养的图书管理人员的帮助，是他们令查找、翻检档案的过程变成一种享受和学习的经历。这些图书馆与档案馆包括： The B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oston Public Library, East Asian Library（UC Berkeley）, Francis Loeb Library（School of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 Kansas City Public Library, Kenneth Spencer Research Library（University of Kansas）,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and 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与十余年前，我为写作博士论文穿梭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查找资料的时光相比，而今数字化档案的可获取性不知高出凡几。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档案研究，而原有积累的关于旧金山的档案又不足以支撑该章最终的写作，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档案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如此便捷令人深有感慨，但是我始终相信实体图书馆与档案馆存在的意义，也始终相信作为一位环境史学人，在他/她撰写一个地方之前， 前往那个所在，用双眼、味蕾直接感受那个地方，用双手触摸关乎那个地方的文字的载体，对其自身写作所具有的力量。

同样，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还有很多我的亲人、好友。在职业生涯中，我们各有选择；但是在对美的感知、情感的表达中，我们始终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家兄侯沉和他的妻子Sara、儿子心瀚让我知道，在远隔重洋的异域我始终有着一个家。不过，家兄对我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他的专业学识令我这个文科生实实在在地读懂了进化论。我的阿姨唐汇兰女士，在我十二年客居京华的日子里，但凡需要，必然如天使般挽救我一团糟的生活。我的少年好友邢延颖和她的母亲，是我的生态腹地，每隔数周，便从千里之外的青岛寄来阿姨亲手制成的包子，疗我馋虫，慰我乡愁。当然还有孟音、王玲、王冀红、冯玉荣、王兆永、戴冲、刘哲、李爱霞、侯大胜…… 这个名单可以有数行之长。行文至此，我方意识到我之幸运。

于我而言，无论作为生物体的生命，还是文化体的生命，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是他们，将我带到这个虽然有挫折、伤痛，有问题、危机，但是依然美丽、丰盈、充满深情的世界之中，让我始终在爱与美中成长。是他们教会我认识第一个字， 吟诵第一首诗，翻开第一页书，也是他们携手带我走入历史学的天地，从此徜徉其中，安身立命。这本书完成之时，家父已经离开这个他如此热爱的世界两年多了，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感谢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我生命的价值和思考的力量，他让我看到思想与学问对我们所珍视的一切的重要性。

《无墙之城》读后感(五)：侯深谈《无墙之城》与美国城市环境史

侯深（章静绘）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师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先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城市史的研究工作，2008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著有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eries（《城市自然化：〈园与森林〉杂志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有唐纳德·沃斯特：《帝国之河：西部的水、旱与成长》（译林出版社，2018年）。侯深教授新著《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吴羚靖应《上海书评》之邀就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问题对她进行了采访。

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侯深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出版400页，82.00元

《我们的城市》（1859年，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采访︱吴羚靖

请您谈谈为什么会走进城市环境史研究这一领域？

侯深：在我的导师唐纳德·沃斯特的学生里，似乎每个人天然地就应该去研究农业环境史或国家公园的历史。但当时我对美国似乎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总觉得自己无法对一个地方产生出一种依恋。

我导师经常强调“地方感”（sense of place）。他告诉我：对一个地方的依恋感对于环境史学者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硬性地去催生出这样一种依恋，实际上你仍然没有办法真正获取这种感觉。他问我，什么样的地方于我而言是最舒适的？我的回答是：城市。我在城市中出生、成长，虽然对自然、对荒野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美学意义的向往，但我对城市生活太熟悉，即便我渴望走进自然、去往荒野，也仅能将自己作为一个过客，难以融入其中。他便问，那你为什么不研究城市环境史？我说，我可以研究城市环境史吗？他说，当然可以。所以，我会选择走入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来自导师对我的鼓励。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环境史学的开山鼻祖与领军人物之一，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等众多荣誉。2009年，沃斯特教授入选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

您的第一本书《城市自然化：〈园与森林〉杂志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是基于博士论文写成的，书中主要关注美国早期环境主义的兴起。这次《无墙之城》与前面那本书的研究框架与核心问题有何不同？

侯深：两本书的写作框架是全然不同的：《城市自然化》是一个非常小尺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部微观史（micro-history）；《无墙之城》的研究尺度就大了很多，甚至可以说是宏观史（macro-history）。

写这本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个意外。最早我是想完成《山巅之城》（关于波士顿的环境史研究），因为我在博士论文调研中搜集了大量波士顿的档案材料，所以一开始想做波士顿城市环境史研究。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将对波士顿环境史的研究拓展到对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本书。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现有藏书超过一千五百万册，藏书量仅次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

《无墙之城》为何选择了将波士顿、堪萨斯城和旧金山这三座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又涉及匹兹堡和拉斯维加斯这两座城市呢？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安排这五座城市在书中的出场顺序？

侯深：我在写匹兹堡和拉斯维加斯两座城市时，其实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切入口的，这是受《红楼梦》的影响，比如说写甄府，实际上不是写甄府，是为了写后面的贾府。正如贾府才是故事的重头戏，我写拉斯维加斯的目的是为了写堪萨斯城，写匹兹堡的目的是为了写旧金山和波士顿。所以，书中真正的个案研究是波士顿、堪萨斯和旧金山这三座城市。

我开始构想时还是以地形特征来选择，比方说海滨之城、沙漠之城、平原之城和河流之城，但等到真正思考如何书写的时候，便希望不局限于去写个案城市，而是希望这些特定的个案能延续我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整体考察和思考。

美国地形图

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体现三个层面：第一是时间层面，将城市同更加古老的农业和自然历史连接起来；第二是空间层面，能将城市同其所处的腹地、包括腹地之外的荒野联系起来；第三则是思想的层面。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除了第三个层面，其他两部分基本上是基于原始档案来完成的。我在写作中也坚持一个原则，要在既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去建立自己的新的解释框架，而不是一味地去遵循原有的解释框架。

您在书中开头就提到美国城市的“美国性”，在您看来，从自然和文化互动的角度观察，美国性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深：我最终选择的具有美国性的城市是波士顿、堪萨斯城和旧金山，第一层考虑是地理特征：波士顿是东海岸城市、新英格兰城市的代表，堪萨斯城是中部城市，旧金山则是西海岸的城市。第二层思考是文化意义上的思考。堪萨斯城最具平民主义气质，它也是最能够体现爱默生所言的“自立”的一座城市；波士顿带有一种鲜明的精英主义气质，而旧金山则呈现出一种嬉皮的气质。这三个城市在文化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来看也各具特色。

波士顿城市掠影

堪萨斯城市掠影

旧金山城市掠影

在波士顿的研究中，我强调从城市公园的建筑设计来看美国的精英文化对自然的思考。堪萨斯城是一个最典型的农业城市，如果仅着眼于农业，城市的存在感实际上就很弱，但这恰恰又符合我对如何把城市同其自身广阔的农业腹地联系起来的一种构想。此外，对于那些在大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堪萨斯城有一种独特的景观，不同的景观能激荡出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旧金山面对的是太平洋，西海岸的山峦与海岸、太平洋彼岸的东亚文化都对它有着深刻的影响。

您师从美国知名环境史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无墙之城》也体现了他对您学术思想的影响。那么除了沃斯特教授之外，其他本领域的学者对您的影响如何？比如美国著名城市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对您的研究产生影响？

侯深：首先，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虽然不是一位城市环境史家，但是他对我的影响依然最大，他的研究奠定了我对环境史的整体认识。《无墙之城》的绪论“膨胀的城市，萎缩的大陆”的基调正是建立在他2016年新出版的《萎缩的地球》之上。

另一方面，你提到的克罗农教授对我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大，特别是当我真正进入城市环境史的领域之后，重新来思考克罗农在其经典著作《自然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中所建立的模型，我发现它确实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作品。城市环境史最早并不是由克罗农开启的，但真正将城市同它所处的广阔腹地连接起来的是克罗农。

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是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美国西部史，著有《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等书。

但我对克罗农在《自然的大都市》将自然简化成腹地不甚满意。因为他没有看到城市腹地的脆弱性，这也是我在《无墙之城》中务必要去谈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书写堪萨斯城和思考城市本身的扩张时，我认为被克罗农所称的“第二自然”，似乎在强调这是一种稳固的，即便不是恒定的，但起码是可控的、充满确定性的存在。但事实上，当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腹地都带有变动性和脆弱性。腹地的特征有可能是由人类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造成的，也有更大可能是由自然的原生力量所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撰写堪萨斯城时，将沃斯特《尘暴》中的自然与克罗农《自然大都市》中的城市相联系。

您在这本书中强调把“演化的城市生态系统”概念引入城市史书写。您认为这将会带来何种新的历史认识？

侯深：这只是我的一个构想和尝试。我们在谈演化的生态系统时，并不一定要涵盖自远古而来的演化的生态系统，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于演化当中。研究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必须要将其放入一个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中考虑。在这个层面上，我个人认为我对堪萨斯城的城市环境书写是相对成功的，因为我始终在关注大平原自身的变化如何影响堪萨斯城，堪萨斯城又如何影响大平原。这正是一种系统性的演化。

《无墙之城》书写的城市环境史，既让人看到了城市的脆弱性，但似乎给人带来了一种希望。此前环境史研究会被认为有衰败叙事倾向，您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回应这种对衰败叙事的议论吗？您觉得衰败叙事对历史书写乃至人类认识现实社会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侯深：首先，我并不反对衰败论，既然进步论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那么衰败论也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衰败论最积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观察文明的视角。进步论的典型代表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辉格史观，它描述一条既定的路线，也就是人类社会总是会从野蛮发展到文明，最终走向科学民主的堂皇大道。进步论实际上没有遭受过根本性的挑战，你可以说社会史的出现挑战了传统史学，但它并没有挑战进步论本身或者说进步的人类文明。哲学家、诗人始终对文明持有怀疑态度，但历史学者很少参与这种怀疑。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二十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非国教徒身份、对辉格式历史编纂的反思，以及对“信仰与历史”两者之间关系的持续关注，成就了他在二十世纪西方知识界的独特性。

斯宾格勒可能带有某种衰败论色彩，但他更多的还是循环论，而非衰败论，他也并没有要挑战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思考。环境史则是从本质上重新挑战文明进步史观，肩负着揭示文明在它的演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的使命，这必然挑战文明存在的本身。任何一种被简化的生态系统，肯定是一个衰退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断言一个更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系统便是一个更好的生态系统，因为最好的生态系统有可能并不适宜人类居住。

在这本书中我没有采用一种衰败叙事，毕竟关于城市如何破坏自然这一话题已经有太多著作了，相比之下，我更想去探讨城市的人群与自然如何相互适应的过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在书里讲到不同城市的发展过程与其自然条件的紧密联系，比如波士顿之所以不能发展成一个工业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港口潮汐的影响，再如新奥尔良城市重建与飓风灾害的联系。那么，您认为最近环境史学界对自然力的关注，或者说将自然写入历史的努力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推进？

侯深：环境史虽然不是灾难史，但病菌始终存在，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威胁，我们对于自然的恐惧也始终存在，这也是面对灾难的一种心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于灾难的叙事，包括气候史和能源史，当下的讨论更关注哪一部分人获取了更多的开发权。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核心问题却是那里的自然究竟允许人在多大程度上开发。我认为自然的匮乏和丰裕是环境史研究的自然力的最根本所在。所以在讲城市制造气泡的时候，气泡的破灭往往不是因为一场巨灾大难，而更多时候仅是该地由丰裕变得匮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矿业小镇，当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供人类开发了，这座城市自然也难以为继。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废弃的矿业小镇

您在书中也从历史的角度谈到城市自身的恢复力。您认为城市自身的恢复力和自然自身的恢复力之间有何关系？

侯深：城市自身的恢复力和自然自身的恢复力，始终处于一种角力的过程，有妥协有合作，但更多的充满着斗争。我们也是在斗争中试图找到平衡，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这种平衡肯定会越来越脆弱。

我在《尾声：脆弱的平衡》中也谈到，美国城市成长在其自身所创造的生态悖论之中，在它们演化的过程中有两种根本性的力量——自然与思想，不断变化着的两者不间歇地相互作用，形塑着城市的形态、气质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灾难当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途径，包括人们如何通过应对灾难然后重建家园的案例研究。比如在《地震城市》这本书中，作者就提问：为什么我们明知道这是一个生态无比脆弱的地区，还一定要在这里重建家园？

乔安娜·L.黛尔（Joanna L. Dyl），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沿海环境和环境正义。《地震城市：1906年旧金山地震的环境史》一书将她对城市环境史和自然灾害的研究兴趣结合在一起。

至于恢复力，我想我可能会不断地去追问：城市是一种多年生（perennial）的存在，自然也是一种多年生的存在，灾难同样也是一种多年生的存在，那么这几种不同的多年生的存在究竟如何去维持自己多年生性？恢复力这个词在环境史中已经被使用得相当频繁，尽管我也很喜欢这个词，但就目前我的研究来看，选择多年生性（perennialism）一词会更准确一些。多年生所对应的词是单年生（annualism），而单年生性是农业的根基，我们如何在一个单年生性的农业生态上去建构一个多年生性的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熟悉环境史学术脉络的人都知道，自从1990年美国环境史学界著名的“圆桌论坛”之后，环境史研究者关于自然和文化的争论似乎也从未停过，那您如何看待对这场持久的争论？

侯深：其实环境史学界对这场争论有所夸大，包括威廉·克罗农和理查德·怀特在内，他们实际上是为批评而批评。他们也清楚，沃斯特从来没有忽略过文化的力量，因为从一开始环境史讲述的就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说人类有一部分是属于自然，我们的生物性，自然经由人类改造、形塑也彰显着文化性，可见文化和自然之间永远在互动的状态。

虽然怀特和克罗农是好伙伴，但二人颇多不同。克罗农经常说荒野是他的宗教，他要解构荒野，但他要解构的并不是荒野的存在合理性，而是美国荒野热爱者仅仅去关注远方荒野的文化倾向。克罗农的观点被文化分析学者过度解读后，就变成了克罗农要去解构荒野本身，而实际上克罗农的思想核心恰恰是在强调野性的力量，他认为荒野存在于任何一种事物当中。怀特就不一样，他就希望解构自然，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抛弃了环境史完全投入到劳工史中，在他后面的作品里读者实际上已经看不到自然的存在，以理查德·怀特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都是一种混杂（hybiridity）。

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史荣休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美国哲学学会会员，在美国西部史、美国本土史、原住民史、环境史领域的研究颇为知名。其代表作《中间地带》是一部广受赞誉的美国史经典佳作，曾提名1992年普利策奖并荣获美国历史英语图书奖

我对怀特观点的批评是针对其混杂，混杂性指向的是成品，就自然和文化的双重特征而言，我们看到的城市景观是一个结果，但我们不应该遗忘这个成品诞生的过程，而这个互动的过程同样值得环境史学者关注。如果我们只去研究成品，它的确是一部关于文化的历史，但是当我们去研究互动的过程，那么自然就是一种自发的独立于人类文化之外的力量。我在这本书中间实际上始终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思考自然如何以自身的力量形塑人类的思想。比如我们对灾害的记忆和应对，我们构建的经济生产方式，都是这类关系的体现。

您书中的另外一个核心主题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我从书中看到资本主义并不单是对无限增长的信仰、对自然世界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趋势，还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基础，并对人类与自然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力量。您总结到“城市作为资本权力的中心，既是环境扩张中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能谈谈城市在资本扩张和环境变迁中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吗？

侯深：我们在谈现代史的时候，如果脱离资本主义，就变成无本之木。虽说我们不能把关于环境的讨论都归结于资本主义，但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不去谈它的资本主义扩张，也无法真正地去思考和理解它的城市环境问题。

我说“城市既是环境扩张中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是在谈资本的力量。这股力量的中心往往是在城市内部，而非乡村。资本在从这个中心出发并扩大的过程中，会去掠夺自然财富从而继续丰裕自身。资本在不断扩张，城市也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先后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最终被一种资本力量所吞食，自然本身（也指腹地）的一部分也成了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

坐落于大平原上的美国堪萨斯城市掠影

近期一些对“星球城市化”的研究认为，城市蔓延已如此之广，所有的一切只变成城市。我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因为我认为仍然有非城市的存在，自然的原发性力量始终发生着影响，虽然城市确实在不断地扩张。整个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意味着城市的生态影响力在不断扩张，这是我说为什么资本也是环境的终点。

那么您能否在环境史的语境下定义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与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环境史学者在批评资本导致了城市的扩张和环境衰落时，到底在批评具体何种资本、哪些群体？您如何看到其中的环境正义？

侯深：沃斯特教授的经典作品《尘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经典之处在于给出了关于自然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定义。首先，自然是一种资本；其次，人类被允许利用自然追求最大利益；第三重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文化，因为它在伦理层面鼓励人们追求最大利益，逃避限制，而国家有义务去支持每一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个定义是最清晰的，也是最根本的。

唐纳德·沃斯特代表作之一：《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25周年纪念版）》书影

所谓的环境正义，其实有两个层面：正义性既存在于人类群体的内部，也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虽说大部分人号称自己是在谈论环境正义，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讨论社会正义，我们还需要关注环境正义，这样才能凸显环境史的贡献。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讨论环境正义时，不同群体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相对其他人而言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更大，从环境掠夺的财富更多，制造的问题也更多，他们在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奴役了其他大部分人。但是，我们还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大部分其他人究竟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作为一名消费者存在于地球之上的，我们各种层次的消费既包括人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资料的获取，也包括生存之外比如文化层面上的消费。从这个层面来讲，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无辜的，因为毕竟我们接受了资本文化的规训，虽然不是订立规训的人。

您将美国城市扩张后环境问题的出现比喻为城市人类的新情感断裂，这种断裂催生了对自然的向往与保护欲望，这是否可以帮助理解不同地方城市人类对自然的向往热情？

侯深：这种消费自然的方式其实是新的社会时尚和身份认同的标志。比如跑马拉松一定意义上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是一个符号。但在另外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一种情感断裂，它造成的是一种深层的渴望。我们都渴望净水，我们渴望洁净的空气，我们渴望美丽的景观——不管这种美丽景观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

美国人在边疆传统中将远足、野营等定义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可否认，这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文化影响。中国也有漫长的去山林中间寻找自然的传统，但它没有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潮流，不管是因为财力的原因，还是因为交通的原因。

《小径上：塞拉斯·钱伯林的美国徒步旅行史》

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塑造美国城市的历史起了很大作用，您觉得他们的这种公民参与是否也是美国性的一部分？

侯深：是的，我在书中谈到诸多城市建构的支持者，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其中，城市景观设计师的影响相当明显。以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为代表的城市景观设计师，实际上就是城市的直接建构者。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被誉为美国景观建筑的创始人，他最出名的设计是纽约市中央公园、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北卡罗来纳州的比尔特莫尔庄园和1893年芝加哥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美国中央公园，被誉为纽约的“绿肺”。

中央公园

如果要问美国何时起有普通人（或中产阶级）真正参与到社会和政治当中，那应该是从进步主义时期（十九世纪末）开始，此前的美国社会更多是野蛮生长的状态。在《草海之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堪萨斯城是一个典型的由当地商业精英主导建造的一座城市，它在发展早期并无太多规划，当它快要真正变成一座城市时，它就开始引入知识精英对其重新规划。正是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也完全加入到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当中，包括对城市中自然部分的规划，如此广泛的公民参与一直延续到整个二十世纪，并且呈现出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

您在讲匹兹堡的时候，认为匹兹堡的衰落一定意义上也是另一种复兴。那您觉得匹兹堡案例对其他国家工业城市的振兴转型之路有何种启发意义？

侯深：其实我对匹兹堡的未来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在谈匹兹堡案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去考虑这座城市的后继资源等问题。我们再看美国的环境污染，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新能源的使用；第二个则腹地的转移。所以说，匹兹堡案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我们所复制，这实际上又变成了一个问题。

美国匹兹堡郊外的嘉莉高炉遗存。嘉莉高炉曾是美国钢铁家园钢铁厂的遗迹，是匹兹堡二十世纪统治钢铁工业的遗迹。

美国钢铁之都匹兹堡城市掠影

像太阳能、风能、超新能源这类新能源，或许确实可以帮助去解决一部分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努力去寻找的解决方案。那腹地呢？当大家都去关注城市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从哪里获取我们最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和水。食物的获取如果还不足以困扰我们，那么水从何处获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先择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作为案例。

美国拉斯维加斯城市掠影

拉斯维加斯从沙漠中崛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水资源，但当它所仰赖的水资源不再存在时，这座城市如何复兴？

美国米德湖，沙漠之城拉斯维加斯城市日常用水的重要来源。

我们在讨论城市问题的时候，要意识到有一部分资源是可以被替代的，有一部分资源，尤其是最关键性的资源，是不能被替代的，水就是拉斯维加斯最关键性的资源。此为，我们在面对这类城市问题并思考解决措施时，还应该要去考虑大空间的转移可能造成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