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100字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9.00，页数：179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一)：纸媒不会亡

有了电子书，纸媒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取代。一卷在案头，随时咨询，如对良师益友。这和从上小学时的读书习惯也有关。淡淡的墨香，翻开书页的窸窣声，都是一种氛围和意境。我的词典都翻旧了，书脊出现脱落和破损，但仍舍不得丢弃，这次出来上学就不准备带上了，再买一本新的也不多余。电子书总有些虚无缥缈，不够真实的感觉。当然，如果是大部头的词源，电子书有检索查询功能，就会受欢迎得多。

《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二)：听说这个版本“七月流火”的意义已经将错就错了？

最近这个“外婆”“姥姥”事件还真是有趣呢。“方言”“普通话”的标准到底如何区分？

普通话的定义是不是本身也是有一定问题的？我记得大学本科那会儿上现代汉语课，任课老师就说这个定义有很多问题：“ 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作为一本最常用的汉语词典，是不是就贯彻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标准？

改读音个人觉得还有点能够理解。毕竟我们这代人觉得很标准的读音其实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也变化过，比如那个“呆”。这种带有出处的成语和典故就……

唔。。。

《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三)：到底什么是正确的词形？

《现代汉语词典》从第6版开始，收入一些原来错误的词形，例如：

这是习非成是吗？《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2002年3月31日试行）的推荐使用词形是小题大做、指手画脚，这样又回到了从前。

期待第8版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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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四)：不止于本词典的关于语言的误解

语言学中的两对最基本的概念,能指和所指,语言和思维,在日常生活和某些领域中总是会被混为一谈,就连这本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词典也充斥着这样的弊病。

对比一下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和本词典的某些字词,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本书失去的某些辞典最基本的职能。朗文关于water的诠释是:the clear liquid without colour, smell, or taste that falls as rain and that is used for drinking, washing etc,即无色无味无臭的清澈液体,随雨而下,用于饮用、洗涤等。而现汉关于水的解释是,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化学式 H2O ，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点为0摄氏度 ,沸点为100摄氏度。朗文后半部分用简单的描述眼光阐义,而现汉则把水的物理化学特征甚至化学式搬了上来。乍看之下现汉似乎严谨,但编者却没有搞明白自己写的究竟是辞典还是百科全书。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这便是能指和所指的区别。能指是水这个字,而所指是水这个事物。两者在人类的语言中密不可分。提到能指必定想到所指,看到所指也必须运用能指表达。所以,辞典解释能指,百科全书解释所指,释词和定义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现汉中我们可以看见多如牛毛的专业术语,却顾此失彼,南辕北辙。与其假扮出百科全书般的严谨，不如关注义训的本质，找回自己真正的本职工作。能指所指相混淆甚至有出现在语言学教材上。《语言学概论》中关于词义演变中有这样一条因素: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还举了“死”的例子。人对于死这一事实的认知从心脏死亡到脑死亡的变化竟被解释成了词义演变。

而另一个谬误也不陌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logic这个词。在逻辑这一译词出现之前,logic被意译作名学。即关于语言的学问。logic的拉丁词源的词根意义就是语言。更令我们熟悉的,是高考语文的第一道大题。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逻辑谬误居然第一次是在语文课上学到,匪夷所思。春晚中总是将小品、相声等喜剧幽默节目称之为语言类节目。那其实所有节目都应该叫语言类节目了，人类活动不可能离开语言。语言和思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思维不可能独立于语言存在,思维走到哪里,语言就走到哪里。

语言是一个特殊的、人类的、民族的、思维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而这样一种特殊的学科,却莫名其妙地被西方人划分为了文科,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本词典也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上文提到高考语文,但本人对高考语文的意见远不止这么多。文学艺术根据西方人的划分方式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语文和中文教育的一部分。一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现古代汉语、文学和语言学三门八杆子打不着的学科。

也就是这样一个与人类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它有它难以磨灭的重要性,有它自己存在和变化的规律。这也就是语言学为什么存在。《语言学纲要》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可以原封不动送给本书的编撰者们:"任何权威想要凭一己的意志改变语言的规则,无异于命令血液倒流,要求秧苗在几天里长出稻谷,是怎么也不可能的。"语言的本质是音义结合体,而音义结合体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谓"骑"和"说"的多音字,是语言的历史音变的必然产物。而多音字的产生又可能因方言而异。不过,尽管权威怎么去改,人类的语言习得也不会给予它丝毫理会。而“七月流火”等成语,是中文语言的特殊产物,类似谚语又并非谚语,依赖于典故和故事而产生。它不再是不受自由意志改变的科学规律,但也随着典故等源头而改变。所谓语言与大众云云者之谎言，无视语言学的研究，望文生义还理直气壮，荒谬至极。

《现代汉语词典》读后感(五)：读《我国历代纪元表》商榷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词典，以详尽权威著称，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学习中必备的工具书。本书结尾处有几大附录，其中附录一便是《我国历代纪元表》。这个表“详列帝王名号（‘帝号’或‘庙号’，以习惯上常用者为据），年号，元年的干支和公元纪年”，对于人们一般读史时进行中西年份互相查询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有次翻看此表时，忽然发现一处有疑问的地方，于是我便在空余时间参考其他书籍，从头至尾把这个表细翻一过。经过这次翻阅，我发现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多数为前后体例不一致，另外还有与正史记载不符的情况。 有一个几乎所有年表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即陈垣先生在《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叙》中所说“西历岁首恒在中历岁暮，少者差十余日，多者差五十余日。……据此计年，中西历恒有一岁之差异。”陈先生在文中还举了陆九渊、施闰章两人生卒年的例子来证明。就拿此表来说，也出现了这个原因所导致的问题。该问题如果再和中国历史上几次改历事件结合起来，会更为复杂。但是如果不做特别研究，我觉着这个问题一般可以忽略不管。年表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一般加一个小注即可。 我整理本表参考的书籍，主要为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后简称《朔闰表》）、各史《纪》《志》《传》以及《资治通鉴》（后简称《通鉴》），另外还偶有参考《辞海》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后简称《纪年表》）。 原文：【西汉】武帝 太初（4） 丁丑 前104 引文：《史记·封禅书》“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为太初元年。”《汉书·武帝纪》“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朔闰表》“五月改历，以正月为岁首。寅正之废千数百年，至是始复。” 墳按：太初元年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与历法相关的极为重要的事件，即把原先从秦代一直沿用的以十月（建亥月）为岁首的所谓“秦历”，改成了以正月（建寅月）为岁首的“夏历”。此事此表没有加以说明。 原文：【西汉】成帝 建始（4） 己丑 前32 河平（4） 癸巳三 前28 引文：《汉书·成帝纪》“河平元年春三月，诏曰：‘河决东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堤塞辄平，其改元为河平。’” 墳按：建始五年三月，成帝才把建始年号改为河平，所以依此表惯例，建始后的“（4）”当为“（5）”。 原文：【西汉】哀帝 建平（4） 乙卯 前6 引文：《汉书·哀帝纪》“六月，……，诏曰：‘……。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八月，诏曰：‘……，六月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通鉴·汉纪二十六》“六月，……，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八月，诏曰：‘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皆蠲除之。’”《朔闰表》“六月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八月复称建平二年。”《纪年表》中也有收录太初元将。 墳按：建平这个年号，并不是不间断地连续用了四年，其中建平二年六月，哀帝曾改年号为太初元将（《通鉴》作太初，与武帝年号重复，恐误），到八月，才又改回了建平。此表没有收录太初元将这个年号。 原文：【西汉】孺子婴（王莽摄政）居摄（3） 丙寅 6 初始（1） 戊辰十一 8 【新】王莽 始建国（5） 己巳 9 引文：《汉书·王莽传上》“十一月，……，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通鉴·汉纪二十八》“十一月，……，以居摄三年为始初元年。”《汉书·王莽传上》“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通鉴·汉纪二十八》“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朔闰表》“十一月戊午改初始，十二月朔莽改始建国，以十二月为正。” 墳按：居摄三年十一月，王莽改年号为初始元年（《通鉴》作始初元年）。当年十二月朔，王莽称帝，定国号为新，改初始元年为始建国元年（《汉书·王莽传上》诏书作“建国元年”），并改年始，用丑正，以十二月（建丑月）为正月。因此，初始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月，戊辰年十二月则变为己巳年正月。此表此处未作相关说明。如果依此表一贯的寅正来计年，则“始建国（5） 己巳 9”中的“己巳”，应作“戊辰十二”；依《朔闰表》推算，“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为西历公元9年1月15日，所以“9”虽然事实上是对的，但按此表惯例，当时毕竟还是寅正十二月，所以就该作“8”了。 原文：【汉】更始帝 更始（3） 癸未二 23 引文：《汉书·王莽传下》“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巿、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通鉴·汉纪三十一》“二月，辛巳朔，设坛场于淯水上沙中，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改元。” 墳按：当时虽然更始帝把历法改回了寅正，但是王莽用的还是丑正。《汉书·王莽传》作三月改元，与其他书记载不同，原因应该就是《王莽传》用的仍是丑正。此表作更始帝于癸未二月改元，依的是此表一贯的寅正。 原文：【东汉】灵帝 中平（6） 甲子十二 184 引文：《后汉书·灵帝本纪》“四月……，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八月……，辛未，还宫。大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后汉书·献帝本纪》“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通鉴·汉纪五十一》“夏，四月，……，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赦天下，改元为光熹。……。八月，……，辛未，……，是日，帝还宫，赦天下，改光熹为昭宁。……。九月，……，甲戌，……，乃迁太后于永安宫。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十二月，……，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朔闰表》“四月戊午少帝改光熹，八月辛未改昭宁，九月朔献帝改永汉，十二月复称中平六年。”《纪年表》也收录了光熹、昭宁、永汉这三个年号。 墳按：中平六年己巳这年，实际上汉朝廷一共用过四个年号。分别是中平六年、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永汉元年。其中，光熹元年是当年四月改；昭宁元年是当年八月改；永汉元年是当年九月改；到十二月，又废除永汉，再称中平六年。此表未收录光熹、昭宁及永汉这三个年号。 原文：【东汉】献帝 建安（25） 丙子 196 延康（1） 庚子三 220 【曹魏】文帝 黄初（7） 庚子十 220 引文：《朔闰表》“三月朔改延康，十月庚午魏改黄初。”《后汉书·献帝本纪》“三月，改元延康。”《通鉴》“正月，……。改元延康。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国志·武帝纪》“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三国志·后妃传》“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三国志·吴主传》“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 墳按：此处“延康（1） 庚子三 220”的时间标注，和《朔闰表》以及《纪年表》均一致，《后汉书》也是如此记载。但是再翻翻其他史籍，会发现情况似乎并不这么简单。《通鉴》把建安改元延康一事附在正月的末尾，二月的前头；《三国志·文帝纪》也把改元的事情记在二月前。再结合《武帝纪》《后妃传》和《吴主传》，当时似乎应该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魏王曹操病逝；当月曹丕便即王位，献帝随后也便改了年号为延康，而且也是在正月。至于各年表为何都认定改元延康是在三月，我目前还没见具体理由。此处备疑。 原文：【曹魏】明帝 青龙（5） 癸丑二 233 景初（3） 丁巳三 237 齐王 正始（10） 庚申 240 引文：《三国志·明帝纪》“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通鉴·魏纪五》“春，正月，壬辰，山茌县言黄龙见。高堂隆以为：‘魏得土德，故其瑞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帝从其议。三月，下诏改元，以是月为孟夏四月。”《三国志·三少帝纪》“十二月，诏曰：‘……，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为后十二月。’”《通鉴·魏纪六》“十二月，诏复以建寅之月为正。”《朔闰表》“魏三月改元景初，始用景初历，以三月为四月，十二月为正月。” 墳按：青龙五年三月，魏明帝改元景初。这次改元和王莽改始建国一样，不仅改了年号，还改了年始，用丑正，以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到景初三年十二月（建子月），齐王诏书改回寅正，并把原来应当是第二年的正月（建丑月）称为景初三年后十二月。此表没有反映出这个比较重要的改年始事件。 原文：【蜀汉】后主 景耀（6） 戊寅 258 炎兴（1） 癸未八 263 引文：《三国志·后主传》“六年夏，魏大兴徒众，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锺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道并攻。于是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辅国大将军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为炎兴。冬，邓艾破卫将军诸葛瞻于绵竹。”《通鉴·魏纪十》“秋，八月，……。汉人闻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将兵诣沓中为姜维继援，张翼、董厥等诣阳安关口为诸围外助。大赦，改元炎兴。” 墳按：此表作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兴，《三国志》未标具体月份，《朔闰表》同；八月改元似乎以《通鉴》为据，《纪年表》同。 原文：【孙吴】大帝 嘉禾（7） 壬子 232 赤乌（14） 戊午九 238 引文：《三国志·吴主传》“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于是改年。”《通鉴·魏纪六》“九月，吴改元赤乌。”《朔闰表》“吴八月改元赤乌。” 墳按：孙吴嘉禾七年改赤乌元年所在年，正是曹魏景初二年，此时曹魏用的是丑正，而孙吴依旧是寅正，所以，在此期间两国历法便有一月之差。此表所标注的“戊午九”，用的是曹魏的丑正，不符合此表一贯寅正的用法，更不符合孙吴历史实际，应该改为“戊午八”。本表似仍然参照了《通鉴》，但没有仔细考订。 原文：【孙吴】乌程侯 天册（2） 乙未 275 天玺（1） 丙申七 276 引文：《三国志·三嗣主传》“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秋八月，京下督孙楷降晋。”《通鉴·晋纪二》“秋，七月，吴人或言于吴主曰：……。吴主大赦，改元天玺。”《晋书·武帝纪》“秋七月，……。吴临平湖自汉末壅塞，至是自开。父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 墳按：此表记天册二年改元天玺的时间是七月，见于《通鉴》。《晋书》在记录《三国志》“临平湖自开”事件时，也是附在当年七月。《朔闰表》未标月份，《纪年表》同《通鉴》。《三国志》没有记载具体月份，只是附于八月之前。综合来看，七月当是史实，《三国志》记载简略导致失载。 原文：【西晋】惠帝 永康（2） 庚申 300 永宁（2） 辛酉四 301 引文：《晋书·惠帝纪》“永宁元年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丙寅，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夏四月，……。逐伦归第，即日乘舆反正。……。癸亥，诏……，于是大赦，改元，孤寡赐谷五斛，大酺五日。诛赵王伦、义阳王威、九门侯质等及伦之党与。”《晋书·赵王伦传》“伦从兵五千人，入自端门，登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进玺绶于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通鉴·晋纪六》“乙丑，伦备法驾入宫，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癸亥，赦天下，改元。” 墳按：从《晋书》和《通鉴》都可以看到，永康与永宁这两个年号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建始。不过，此表所记，均是晋惠帝年号，这个建始是“八王之乱”之一的赵王伦篡位所改，严格上说，不算是晋惠帝的年号。但从情理上来说，如果不是赵王伦篡位改了年号，晋惠帝在四月可能并不会改永康为永宁。建始可以说是引出了永宁，所以不忽略为好。 原文：【东晋】元帝 建武（2） 丁丑三 317 大兴（4） 戊寅三 318 引文：《晋书·元帝纪》“太兴元年三月癸丑，愍帝崩问至，帝斩缞居庐。丙辰，百僚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于是大赦，改元。”《通鉴·晋纪十二》“太兴元年。”《朔闰表》“三月丙辰改元大兴。”《纪年表》“大（太）兴。” 墳按：建武二年三月丙辰，司马睿由晋王进位登基为帝，改元。新改年号此表单作大兴，《朔闰表》同。而《晋书》《通鉴》均是太兴，《纪年表》则两者皆取，以大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