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的读后感大全

《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是一本由[澳]彼得·哈里森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4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读后感(一)：·

此书串联起了我最近的很多碎片。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内在联系。大炼金术师，神秘学专家，神学大师牛顿。现代科学鼻祖培根。洛克休谟于皮浪怀疑论。新教改革的内核。天主教的精神。原罪学说。人的自然状态。从另一个角度看古希腊先贤。神话与隐没的知识。从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从佩拉纠到阿奎那，从亚当到所罗门。堕落与认识自己。天使拉结尔之书到赛特之柱。社会契约论与基督教原罪的内在关系。非常非常棒

《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读后感(二)：原罪教义在17世纪认识论哲学争论中的回响

简评+阅读建议

为什么“人的堕落”会与“科学的基础”并置并成为一本书的标题？带着这个疑问，我买下了这本书，并且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带给我有关17世纪神学、哲学以及科学理论的全新认识。我会首先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感到难以理清17世纪哲学领域的“认识论转向”的朋友们。这本书以一个连贯的主线（神学人论）串起了蒙田、笛卡尔、莱布尼兹、马勒勃朗士、洛克、培根等17世纪重要的哲学家们的认识论理论。更重要的是，作者哈里森一方面将这些理论置于新教改革这一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另一方面又讲述了这些方法如何在17世纪末期被自然哲学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们（尤其是波义耳和牛顿）真正运用到科学研究中。因此，加尔文、路德和他们的追随者、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以及牛顿等自然哲学的研究者都得以加入这场谈话。这本书因此避免了在大学的哲学课堂上学生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教授们讲述的哲学史里只有哲学家而没有其它在思想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相关的重大的历史事件。

同时，想要阅读这本书有一定的门槛，读者最好对欧洲现代早期的哲学史有一定了解。作者对于笛卡尔、蒙田、培根、洛克等人的重要理论往往是一笔带过，如果完全不了解他们的理论和分歧，阅读起来可能还是会稍感吃力。不过，与本书标题所暗示的不同，我认为几乎没有神学和科学史基础的读者也可以轻松地理解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书中涉及神学的部分集中在亚当的能力、原罪的影响等有限的主题上，而且相对比较浅显。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专业读物，如果你对宗教改革的影响、现代实验科学的历史及其运作方式或17世纪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感兴趣，本书都是值得一读的。

内容简介

正如《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这个标题所显示的，作者哈里森在这部作品中雄心勃勃地提出：“新教改革的发生，它所酿成的权威性危机，以及它所倡导的新的神学人论，共同挑战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对人类学问的统治，并使建立新的知识基础成为必需。”

培根以及他所代表的实验主义进路是17世纪在欧洲建立新的知识基础的最重要的尝试之一。哈里森认为实验进路基于一种悲观的神学人论，即理性的有限性（无论是源于堕落还是由于人类在神的造物中所处的位置）使得获得具有确定性的、证明性（demonstrative）的科学知识对于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不过实验主义乐观的一面在于，实践者们相信在对人的有限性充分认识和解释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某种严格的方法论的指导以及集体性的通力合作获得“权宜知识”。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可以说是实践这一进路的代表。因此，与长久以来流行的看法不同，现代实验科学也许并非起源于一种来自启蒙运动的“对理性能力的绝对信仰”。恰恰相反，最初提出需要通过实验获得知识是由于人们发现理性是如此容易犯错，自然是如此具有欺骗性，以至于必须使用某些强制性的的手段以指导并辅助知识的获取。

笛卡尔及其追随者则代表了另一条重要的进路，常被人们称为“唯理论”。与实验主义针锋相对地，唯理论者对人性有着更加乐观的估计（因此也更接近托马斯主义而非加尔文主义）。他们认为堕落虽然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在人的内心中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自然之光”，人们可以依托这种光来发现不可错的、真正的科学真理。在这一进路中，数学和天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对笛卡尔、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出现在这一方案中也不必感到惊讶）。其中，对数学真理的追求一方面源于对柏拉图主义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数学本身在证明和推理上的严格性（即使不是确定性）。唯理论者认为，人们认识数学真理的能力很好地证明了堕落并没有完全剥夺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也说明了“自然之光”的存在。对天文学的热忱则可能来自于一种更古老的神学观点，即虽然亚当的犯罪使得人以及他周围的世界陷入了堕落的状态，但天界仍然保持着原初的神圣性和可理解性。因此，研究天文学与研究其它自然哲学在当时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在当时，自然界受堕落影响的观念和自然界受神所造而具有可理解性的观念同时存在且处于一种危险的张力中），而使用数学方法研究天文学则是在用人内心中未受堕落侵扰的部分研究未受堕落影响的天界则（在原则上）具有最高的可行性。

17世纪末，牛顿首先结合了这两种进路并创立了真正“科学的”数学物理学。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将数学方法引入实验进路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叛逆的尝试。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实验进路代表着悲观的神学人论，而坚持使用数理方法的唯理论则坚持更乐观的人性论，因此双方互相排斥对方的方法论。而牛顿之所以大胆地将两种方法相结合，或许部分来源于他对人论的漠不关心。牛顿坚持对《圣经》严格的字面意义解读和极简主义的神学。他认为“三位一体”教育不符合《圣经》，而是后人将希腊哲学引入基督教神学的产物。牛顿对“三位一体”的拒斥意味着他否认耶稣的神性，也暗示了他对人的堕落状况持某种程度上的不可知论态度。于是，他得以为实验方法引入“确定性”的维度，也就是说不再满足于获得“权宜知识”，而是要求通过实验和数学推理得到可证明的科学结论。牛顿的遗产在18世纪被进一步发展，直到发展为今天仍然存在的两种科学传统：实验主义传统与数学理论传统。另外，牛顿还抛弃了自然哲学对于重获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的追求。无论是实验进路还是唯理论进路，都相信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恢复亚当知识的努力。亚当的罪导致了自然界的反叛，动物不再听命于人，自然世界变得神秘莫测而不可理解。17世纪的许多思想家都同意发展科学是为了（部分）恢复人对自然的统治。然而，牛顿显然对此了无兴趣，他重新设定了自然哲学的目标——诠释自然。当然，这一目标并非不具有神学上的意义，它旨在通过诠释自然原则揭示神创造世界时所赋予世界的理性原则。因此，牛顿的方法不再依赖其方法论上的合法性以获得神学上的合法性，而是通过其（可能的）结果获得神学上的合法性。

《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读后感(三)：译后记

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 1955-）曾任牛津大学神学与宗教学院安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Andreas Idreos）学与宗教教授（2006-2011） ，牛津大学伊恩·拉姆齐中心（Ian Ramsey Centre）主任和高级研究员，目前是昆士兰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院长。他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奥地利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集中于现代早期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思想史，著有《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2015）、《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 （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07）、《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 （The Bible，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1998） 、《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与诸宗教》 （＂Religion＂ and the religions in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1990） ，编有《世俗化的叙事》 （Narratives of Secularization， 2017）《与自然角力:从预兆到科学》 （Wrestling with Nature:From Omens to Science， 2011）《剑桥科学与宗教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and Religion，2010）等。

《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是我翻译的哈里森教授的第三本著作，此前我曾翻译过他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和《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由吉福德讲座改编而成，内容比较简略，其中的一部分主要内容，即新教的《圣经》诠释方式和原罪观对现代科学兴起的影响，分别在《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和《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这两本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出了一般著作，其相关内容不仅在国内闻所未闻，甚至在国际上也极富原创性和独树一帜。它们已经成为任何关注基督教如何影响近代科学方法和认识论的人的必读书。

读者们看到“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这个标题时，很可能弄不清楚它是什么意思。所谓“堕落”，指的是基督教所说的人的原罪，即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受到蛇的诱惑，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这一罪过传给了亚当夏娃的后代，成为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本书即从基督教的原罪角度讨论了近代科学兴起的宗教基础，特别是，堕落神话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关于知识基础的讨论以及近代科学方法 论的发展。它用极为丰富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在16、17世纪出现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受到了关于人的堕落以及这个原始事件对心灵和感官所造成损害的神学讨论的直接影响。科学方法的设计最初乃是为了缓解人的原罪对认知造成的损害。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被理解成重新获得亚当曾经拥有的自然知识的一种手段。因此，神学考虑对于近代科学方法的构建至关重要。

16世纪的宗教动荡加剧了对传统知识来源的信任危机，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奥古斯丁主义人论（Augustinian anthropology）的复兴，这种人论特别强调人性的败坏和理智的局限性，从而引发了现代早期所特有的对堕落和原罪的重新关注。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都会特别关注人类的知识及其限度，确定哪些东西可以被认识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来认识，并且详细讨论人类犯错误的起源和原因。在此背景下，用哈里森的话说: “现代早期知识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都与评价亚当的原始过犯究竟导致人类在身体和认知上遭到哪些破坏密切相关。例如，如果认为堕落导致激情胜过了理性，那么对亚当知识的恢复将通过重新建立对激情的控制，从而使理性再次发挥其固有功能来实现；如果堕落导致亚当的感官变得迟钝，那么这种缺陷或许可以用人工仪器来克服，这些人工仪器能使人的感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原始的敏锐性；如果堕落改变了自然本身，使其运作变得不那么明显和容易理解，那就需要采用干预性的研究技巧来使曾经清晰易懂的内容变得明显。此外，对堕落严重程度的不同估计还引发了对完全恢复亚当知识的前景的不同评价。关于能否建立一种完备而确定的科学，认为堕落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事件的人，通常要比认为堕落是一场十足的灾难的人乐观得多。我们将会看到，现代早期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实验的、思辨的还是启示的，都贯穿着对于堕落的本质和严重性的不同理解。如果用我们更熟悉（但从历史上看更成问题）的术语来表达，那么‘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拥护者所走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一种背后的神学人论相关联。笛卡尔曾经信誓旦旦地宣称，理性的‘自然之光’可以为一种完备而确定的科学提供基础，这预设了即使在堕落的人那里，自然之光和神的形象也是持久存在的。而那些认为堕落已经抹去了神的形象并且几乎熄灭了自然之光的人则强烈反对这一点。根据后者的看法，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通过试验和对自然的检验可以将知识费力地积累起来，但这种朴素的知识并未参透事物的本质，至多是或然的而不是确定的。这种温和的怀疑论正是常常与弗朗西斯·培根和罗伯特·波义耳等人相联系的实验进路的典型特征。”

因此，本书的主张对于近代哲学和科学的起源以及现代性的开端的一些常见看法构成了重大挑战。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17世纪专注于知识的基础，并且用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的转变来刻画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笛卡尔提出了一个怀疑论难题，然后用他激进的基础主义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开创了近代哲学。英国经验论者对笛卡尔的唯理论提出反驳，然后留待康德或黑格尔提供对知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蒙田著作中体现的“怀疑论危机”在近代哲学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成为孕育现代思想的子宫。而本书则认为，近代哲学首要的关注焦点其实是人性（最宽泛意义上的“人论”） ，而不像一般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是方法问题和认识论。认识论关切要从属于人论。虽然“怀疑论危机”的想法有一定道理，但这场危机不仅源于宗教改革家对传统权威的挑战和古代怀疑论的复兴，而且源于对一种强调堕落及其认识论后果的奥古斯丁主义人论的重新强调。此外，关于科学、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之间联系的那种常见看法，即认为17世纪科学标志着世俗理性战胜了宗教，也需要修改。“现代实验科学的诞生并未伴随着对人类理性力量的新的认识，而是恰恰相反--意识到了理智的多重缺陷、人类的悲惨状况以及科学成就的有限范围。”

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认为，神学的唯意志论与经验自然研究方法的兴起之间存在着关联。根据唯意志论的看法，神在创世时不受任何在先的理性考虑的约束，因此人的心灵无法单凭理性先验地认识到神将在世界中实现何种特定的秩序，而是必须诉诸经验研究。哈里森认为，这种立场是成问题的。首先，大多数强调经验和实验的近代哲学家都不是唯意志论者，而最强调理性和数学的笛卡尔却是一位激进的唯意志论者；其次，“对于发展出一种实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神能以他选择的任何方式为自然赋予秩序，不如说是堕落使人神分离，并且败坏了人的心灵。自然本身已经堕落，偏离了神的原初计划，变得不大可理解了。经验进路和实验进路之所以成为必需，并非因为神的意志原则上不可预测。毋宁说，实验自然哲学的不便和局限性乃是意识到人类堕落状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说人的心灵无法理解神是如何指导自然运作的，那么这并非因为神的非理性，而是因为人的心灵的局限性”。我相信，如果认真对待哈里森教授的以上种种观点，那么通常看到的近代科学史和哲学史都需要改写。

除了上述令人振聋发聩的思路，本书还包含着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关于牛顿何以能将“数学的”和“实验的”这两种可以说彼此矛盾的自然认识进路结合起来，以至于他的自然哲学会被称为“无法理解”和“缺乏条理”，乃是因为牛顿的异端观点拒绝承认基督的神性，并且在原罪议题上明显保持沉默。只有对任何流行的神学人论模型缺乏坚定信仰，才可能将数学自然哲学的本质上“乐观主义”的前提与实验哲学的“悲观主义”方案结合在一起。这种对人论的缺乏兴趣使他能够构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然哲学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牛顿的神学确实影响了他的自然哲学。在阅读此书之前，我从未见到有人从如此独特和深刻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诸如此类的精妙讨论书中还有很多（比如“堕落”及其后果在亚当·斯密、曼德维尔等人所代表的道德哲学和经济学那里的“自然化”体现，等等） ，这里无法一-列举，相信大家读后将和我一样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不用说，阅读本书并不容易，翻译起来就更是困难了。这也是我所接手的最难译的书之一。书中不仅包含着大量我们不太熟悉的术语、人名、文献和典故，而且夹杂着许多一手文献的引文。不过，我这次遇到困难时基本上没有麻烦哈里森教授，而是咬紧牙关厘清了一处又一处细节，坚持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就一些基督教典故的含义和古英语用法请教过孔德睿同学，他成功地帮我处理了几处翻译细节，这里向他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由于我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神学，书中的不少专业内容我都缺乏深入了解，所以非常期待专业人士能够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这本书的意义。当然，其他错误和不当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 张卜天 2020年8月8日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