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沙安拉》读后感精选

《印沙安拉》是一本由〔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7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印沙安拉》读后感(一)：和灵魂一起守夜

于建新《和灵魂一起守夜》之《我有病》。我从中看到了医患矛盾，很多时候起源于一方有病，这些病往往不应该是头疼要去医脚，而是要从本质上解决头的问题，而头的问题又岂是一朝一夕的事，偶尔失常的可以教育，长时间变态的有时候发现都难，更不要说口头教育能解决。而这些变态的说到底往往不是个体肉体变异，而是社会的价值取向的变异。用一句俗话就是：整个社会都疯了，那我就是那个没疯的疯子，用屈子的话说就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医生练习逃跑可行吗？医学院报考门可罗雀可悲吗？高考群几乎每天都会刷一条：我不让孩子学医；高考每一年征平里必有医学，法学，警官。不是我们不想守护你们，而是不敢做守护使者。

《印沙安拉》读后感(二)：《印沙安拉》2009年版前言

2009年版前言

詹尼•廖塔

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记得自己还是一名惴惴不安的新生的时候，班上的一名同学 ——由于我的朋友很多，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她的名字，或许是可爱的米歇尔，或许是聪明的南妮特，活力四射的托比，也有可能是高贵的雷吉娜 ——满脸洋溢着幸福，对我说：“詹尼，太棒了，我终于弄到了两张奥里亚娜讲座的入场券。为此我花费了七美元呢，咱们一起去吧？”要知道，在这座布满高等讲堂和浩瀚图书馆的综合性大学里，巴勒斯坦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 曾撰写出小说，对当时的殖民主义进行激烈抨击，并向阿拉法特提出针对以色列的政策建议；在这座大学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曾一度左右着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对外政策，并准确预测冷战的结束；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克尔也在此写出了最著名的讲稿。在这座大学的草坪上，学生们见证了1968年人类世界观的那次重大转变。而此时，他们却热衷于排上数小时的长队，去听一听那个意大利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的讲座。

记忆不是位忠诚的朋友。此时，我已经记不清那位同学的面容，但铅笔记录下的笔记却让我俩在那一刻的对话重现：

“你为什么会喜欢法拉奇？”

“为什么？因为她是最伟大的，是帕纳古里斯 的知己。因为她在那次著名的采访中让基辛格博士感到难堪，因为她曾于1968年在墨西哥三种文化广场 遇袭受伤。法拉奇是世界上最棒的战地记者，你明白了吗？”

我的教授肯•戈尔茨坦，也是著名的新闻学导师（“你们想知道什么是新闻吗，孩子们？我来告诉你们，不要提及麦克卢汉 或是其他什么人物。所谓新闻，就是你们的主编认为它是新闻的东西，如果你的东西不能登上报纸，这个世界怎么可能了解到你所要传递的信息？”）认为，一个意大利人应该到纽约布朗克斯区去学习和成长，而不是花费时间在讲座或是与法拉奇见面的门票之上。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只有一个法拉奇，而是两个。其中一个是意大利人，没错。但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法拉奇。意大利版的法拉奇拥有非常庞大的读者群，但却在经典学术界遭到排挤：对于右派学者来说，她太左；对于左派来说，她太右。对于社长和编辑来说，她太女人 ；而对于女人来说，她却显得过于强悍，就像她在西贡时拍摄的照片那样。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她的个人特色都太明显了。

毕业后，我选择留在罗纳德 •里根统治下的那个喧哗的美利坚合众国，以记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成为乌戈•斯蒂尔手下的一名记者，四十年前也正是他将我的父亲招至麾下，共同办起欧洲第一个盟国自由电台。对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还能奢望什么？我只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摆上一台笨重的东芝电脑。然而，在那座位于中央火车站旁边的里佐利出版社办公楼里，一个新来的年轻人除了一间鸟笼般、装满大盒子的房间外，什么都得不到——还好，每天清晨从这里透过窗子，都能看到外面的布鲁克林大桥和繁华的曼哈顿街区。“你想要这间办公室吗？”那位无所不在的办公室主任丽莎娜•贝雷塔带着冰冷的表情问我。“可是这里还摆着装有法拉奇物品的箱子！”我差点儿就喊出声来。

当年我们还很年轻，但发生在意大利的一连串恐怖事件已然令人崩溃。比如说莫罗 和他的五十五天，以及在政治暴力中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我们经历了大量血腥案件，目睹了“红”与“黑”的斗争惨剧。因此，我几乎没有犹豫，便答应接受这样的办公室。我把那些箱子和一台打字机搬到了隔壁，并留下表示道歉和感激的卡片。在很长时间里，奥里亚娜都没有出现过。直到某个晚上，她像幽灵般扯下了我的卡片。而出乎所有人意料，她一言未发地默许了我对她那间办公室的占据。

后来，里佐利国际出版集团的主席，尊敬的阿尔弗雷多 •德马尔齐奥先生将公司搬到了纽约 57大街一座气派的大楼里。我的办公室位于五楼，拥有宽敞的大窗子，外面还挂着意大利国旗。奥里亚娜的办公室在六楼，和公司的文字专员，同时也是我们年轻人最喜爱的阿姨玛丽亚 •坎贝尔在同一层。每到深夜，当我独自留在办公室写作的时候，都能听到奥里亚娜急促的脚步声，以及她对着电话的叫嚷。还有，奥里亚娜对秘书的要求很高（事实上，她在不停地更换秘书，谁能在她手下坚持六个月，便创下了最长纪录）。想要和奥里亚娜正式见上一面，更是难上加难。对于我来说，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和我第一本小说出版时，这一幕才发生。当时，奥里亚娜读到发表在《快报》上的一篇评论，突然决定召见我。但在她过来通知我的时候（我早应该知道，奥里亚娜从不邀请别人，或是客气地问上一句“咱们见一面好吗”，而是使用军事化般的命令口吻），看到了贴在墙上的西点军校制作的科威特和伊拉克国境内联军和敌军的军力部署图。这些图片是我的朋友，同时也是精通越南问题的学者萨默斯上校送给我的。但由于我对军事问题极为迟钝，一直也没有把这些图片当回事儿。然而，奥里亚娜在一瞬间便沉迷其中。从此，她每天都会跑过来仔细查看这些图片，对萨默斯上校的一些观点进行评论，表扬我写的书，并索要了一本经我亲笔签署过的书。不过，她很快便把这本书退还回来，并生气地说：

“你觉得那些是赠言吗？赠予我的文字要更热情些，热——情——些！”

为了向我展示怎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赠言（的确，我从不知如何把握赠言的分寸），她拿起一支黑色签字笔，用美国人称为 Bold的字体，当场在一本叫做《印沙安拉》的书上写下赠言。“你读过这本书了吗？”她低声问。千万别对奥里亚娜说谎，那样做的后果将比把手指塞进绞肉机还严重。“还没。”我赶紧说出实话。她立刻大声命令道：“拿去好好读，然后告诉我你的看法。 ”

对于奥里亚娜而言，读书却不评论，就如同从未阅读；看见却不记录，便如同视而不见；学会却不教授，则如同犯罪。我认真仔细地完善了赠言，又小心翼翼地对语言风格权衡了好几遍。我还记得贝尔纳多•瓦利 在1990年7月时发表过对《印沙安拉》的评论。那是一篇非常高超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双重含义。它读起来容易得就像识别着扑克牌，文风戏谑——这是为讨好那些反对奥里亚娜的人们——另一方面却假装做出复杂的文字结构。这篇评论并没有完全契合小说的情节，而是东一下、西一下地对作品和作者进行调侃。这篇评论甚至没有使用文学评论的惯常写法。《印沙安拉》就像是“微型《伊利亚特》”……“整本书都描写人们天天谈论的内容”。这些话，似乎也在说给我们听，那些人物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凡人，他们也会轻易地流下眼泪。这部作品是法拉奇从小说创作界消失多年后出版的，“而在这部小说里，法拉奇依然没有抓住应有的伟大机遇。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人阅读这本书，实在令人感到困惑”，“这是一部具有印象派风格的社会新闻作品，创作它的人只是在配合电视中出现的画面”，“被正统文学所不齿”。

读了奥里亚娜这位老同事的评论，他那批评的态度便再明显不过了，看上去《印沙安拉》整本书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它的力量性，正如法拉奇那永耗不竭的精力。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奥里亚娜在自己位于纽约东部的家（她的房子就挨着斯蒂尔的家，在整个意大利新闻史从未有两位大师居住得如此之近）中摆满了写有名字和画有箭头的各种纸板，用来演绎小说情节的发展。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些纸板最终下落何方。

奥里亚娜用自己无穷的力量和精力震撼了所有的人，却无法获得正统文学的认可。她的护照盖满了来自西贡和德黑兰的出入境章，她凭借着采访记者的狡黠，成功逼迫基辛格和霍梅尼承认了事实真相。

然而，她却始终无法通过所谓正统文学所设置的“边检站”。人们忘记了，这个狭隘的世界还曾把普里莫•莱维 的《如果这是一个人》归纳为稀松平常的“日记”，把托马西•迪兰佩杜萨 的《豹》归纳为小品文，并在夸西莫多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对其加以嘲讽。

奥里亚娜被正统文学界围困的局面发生转机是在 “9•11事件”之后。

“9•11事件”开启了伊斯兰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严重分歧和激烈冲突的大门。西方犯下了严重错误，将这一矛盾延伸到移民问题，将基地分子和诚实的劳动者混为一谈。他们出于恐惧，把原本应加强的文化对话渠道也紧紧地关闭了。

因此，我希望，无论是男性读者还是女性读者，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或者认真地再读一遍，尝试用心去体会我这位哥伦比亚大学老校友在《印沙安拉》中注入的真实感情。大家应该尝试着忘记这是一部法拉奇的作品，放下任何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阅读。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2009年，我和纽约的朋友们，才真正走进了《印沙安拉》和法拉奇的世界。在用心阅读后，才真正能够评价这部作品。应该说，诚实的读者将会震惊，在放下了对“法拉奇风格”的偏见之后，呈现在他面前的，将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从中能够窥探到战争的本质。作者准确地分析和描述了意大利人的特性——无论是他们由来已久的恶习，还是继承于更遥远过去的优秀品质（对事件发展的抉择便发生在圣诞夜）。作品中充满智慧、戏谑和玩世不恭，这种结合我只在莱维的《休战》 、费诺利奥 的《游击队员约翰尼》或兰佩杜萨的作品中读到过。

整部小说由语言和结构两个层次构成。在这两方面，奥里亚娜都展示出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或者是从未）表现过的谦逊。通过这种风格，我们直接体会到她所要表达的最深层次的感情。书中穿插出现身为佛罗伦萨人的法拉奇所钟情的托斯卡纳 方言，与真主党浴血奋战的军事小分队所使用的法语，还有伞兵那不熟练的英文。各种混杂在一起的方言和外语使得《印沙安拉》这部小说就像是 YouTube网站上的短小视频，每一段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故事。然而，这些无数的片段串联在一起，则展现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时代，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这个时代的正面与反面。

在面对恐怖袭击威胁的时候，法拉奇第一眼看到的是“微笑”。我们还记得，在1983年发生在贝鲁特的针对海军军营的第一次袭击现场，就有士兵清楚地看到自杀式袭击者面带着微笑，驾驶汽车去完成所谓的使命：“他头上缠了一根黑色扎头带，是真主之子……相当年轻，长有一部络腮胡……由于幸福而面带笑容。”那次惨剧发生后，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蹲在不幸牺牲的战友的装尸袋旁，轻轻地抱着战友的脑袋，就像《十日谈》中的莉莎贝塔•达•麦西纳坐在一株罗勒旁，温柔地将被害情人的脑袋揽入怀中一般。

法拉奇所使用的叙述手法，直到当下才被评论家们所接纳，那就是直接描述生命与死亡。法拉奇相信，“社会不可能在脱离或没有作家的情况下得到进化。革命（善意或恶意的）不可能在脱离或没有作家的情况下发生。无论好坏，始终都是作家在推动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写作是存在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要期待被别人评论，不要局限于文字的堆砌，不要接受那些所谓上层人士的虚伪馈赠。不，写作不需要这些。在这一点上，奥里亚娜和美国作家约翰•契弗 的观点非常一致。事实上，约翰•契弗也一直被主流文学圈所轻视，直到他最终获得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颁发的国家图书奖。1982年临终前，约翰•契弗在日记中写道：“文学是我们尚存的唯一良知。凭借它，我们能够感知那些我们本不可能知道的事物，比如说核武器的巨大威胁。文学是拯救邪恶的希望，它激发和引导人们相爱，将绝望与阴霾一扫而空。或许，只有它才能拯救人类。”

我从未想过要对《印沙安拉》的内容进行概括。它的情节是那样复杂，我没有奥里亚娜那样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定会迷失在那错综盘亘的关系迷宫当中。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维基百科——当今流行的网上百科——居然有一条英文条目，能帮助读者对《印沙安拉》的故事脉络进行初步的了解。那是一场西方国家在贝鲁特开展的悲剧行动，本意是想为以色列入侵后的黎巴嫩带来和平，平息当地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血腥屠杀。来自西方的士兵肩负着光荣使命，出发了。然而不久后美国和法国军营便遭受重创，不得不迅速撤军。为挽回颜面，无比沮丧的里根总统命令新泽西号战列舰炮击了整个海岸线，在海边留下了无数毫无意义的，网球场面积大小的弹坑。然后，他撤回了所有军队。

在1982年和1983年交替之际，你们将会结识《印沙安拉》的主人公安杰洛，会见证战争的残酷，甚至学会一些数学问题，如波尔茨曼 等式和炮手常用的弹道计算方法。还有尼内蒂，一个对意大利士兵产生了爱意的黎巴嫩美女。还有那些被强暴的修女，在隔离区中饱受煎熬的穆斯林。你会认识我们的安焦尼将军 和意大利情报人员，他们在努力避免意大利军营遭受如同法国和美国军营那样致命的偷袭。故事中还有邪恶、凶残的恐怖分子拉希德，他手下的小兄弟“万能钥匙”——那个手中拿着安杰洛送给尼内蒂的爱情信物的小孩子——最终成为了意大利士兵枪口瞄准的目标。还有贝鲁特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的种族冲突的代表比拉勒和加桑，喜欢英国范儿的意大利人，围着充气娃娃而欲望大发的新兵，等等。战争中有的一切，《印沙安拉》中都有。

奥里亚娜•法拉奇为什么会如此了解战争？因为她对新闻的狂热，还记得她头戴钢盔出现在越南战场的稻田间吗？或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搭乘侦察机亲临战斗一线？那时候，她的背囊中放着的是萨默斯上校和我送给她的作战地图。面对这样的奥里亚娜，谁能否定她的权威？直到现在，新闻学院还在把她的作品当做教案。这一点在国外，而不是她所深爱的，同时又怨恨着的祖国更为明显。法拉奇用她的作品向在贝鲁特逝去的生命致敬，“把它献给那些在这座城市另外的屠杀中和所有那些被称为永恒之战的屠杀中被杀死的男人、女人与孩子”。法拉奇对死亡怀有深深的敬畏：“这本小说意味着对他们和对生命的一个爱的行动。 ”

“真正的士兵，”她写道，“在说恨战争时对自己说了谎。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病态或嗜血的人，而是因为——这似乎有点儿自相矛盾——他爱战争本身具有的那种活力。由于战争的活力、挑战、冒险、神秘而爱它。”

我们不断地在用生与死来诠释战争，到此已经足够了。《印沙安拉》的神秘感和对法拉奇的无法认同感在上个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只是产生了，却没有得到解决。只有当你怀着惊慌和欣赏的态度，完整地阅读完这部作品后，解决方案才会产生。两个法拉奇的问题在意大利始终没有被解决，法拉奇所面对的偏见已经深深植入很多人心中，异常强大。她表面上装作对此毫不在意，却不断地深受其苦。她只得将心中的激情转化成怒吼，向仅有的几个朋友，比如万尼•萨尔托里或富里奥•哥伦布 发泄一通，然后语气迅速转为抱怨：“你都不给打我电话……你读过……吗？”奥里亚娜尝试过以接受晚餐邀请的方式，通过谈话鼓励新生代记者，却讲出“新闻行业就是毒品，你懂吗？是毒品！你应该去写书，写小说！我就是把太多时间浪费在新闻稿上面了。其实，人们只关注你所出版的书籍，书籍！”一类的话。

她在撒谎。法拉奇深爱着自己创作出的每一行字，深爱着自己作为记者的每一天，深爱着每一次采访，她只是从未明确表达过。她只是想休息一段时间，支撑她度过漫长的岁月。她做到了，《印沙安拉》由此诞生。为了它，奥里亚娜承受了更大的辛劳与痛苦。正如她与癌症做斗争时，曾出现在里佐利书店，环视了面前的读者，然后掀起自己的套衫，露出瘦骨嶙峋的肋骨，说：“好好看着，詹尼，看着我。你看到那道伤痕了吗？这让你感到恐怖，对吗？”她一边说着，一边审视着我的反应，“这是在那次科威特油井火灾中留下的，而我法拉奇将死于癌症。”奥里亚娜的感情是那样细腻，却又时而盛怒。“一只乌鸦死在我的花园里了，谁能帮我清理一下？嗯？谁？”这位亲身经历了上千次战斗，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站在这只鸟儿的尸体前显得很不情愿，嘴里嘟嘟囔囔个不停。

仅仅一个晚上，我就见到了所有状态下的奥里亚娜。那个晚上，哥伦布——那位成功将意大利文化中心演绎成曼哈顿区心脏的主任——举办了一场活动。按照之前的经验，翁贝托•埃科 曾吸引来大批的读者，苏珊•桑塔格 的追随者更是挤满了68大街。那法拉奇呢？五楼和六楼之间的楼梯会有更多的人走过吗？“你觉得X会有勇气出现吗？那Y呢？那家伙肯定不会来，唉！”然而，所有人都来了，X和Y，以及众多的读者沿着派克大街排起了从未见过的长队。来自纽约的学者们，根本来不及预订位子，它们便被哄抢一空。奥里亚娜坐在那里（如果你们看过采访时的照片，就会知道奥里亚娜习惯坐在比对话者低一些的位置，看起来很随意，气场却强大得像只老虎，随时准备将对方吞食），时而严肃，时而愤怒，时而戏谑，时而安静，抑或毫不留情地发起质询。那一刻，她是幸福的。

如今在里佐利出版集团办公楼里，我再也听不到来自楼上急促的脚步声，听不到法拉奇的叫嚷，和对着电话的吼叫，比如：“谁了解关于 DNA的事情？嗯？给我解释一下……”如果一只乌鸦死在花园中，就像小说《豹》中那只叫本迪克的狗那样，处理它的只有清洁工人。虽然那些曾被奥里亚娜无情解雇的众多秘书都已经找到了固定工作，她们仍会以“我曾经是法拉奇的秘书”而沾沾自喜。后保守主义学者曾将奥里亚娜树立为反对的标杆，左派自由主义则将她定义为帕纳古里斯的亲密战友、独裁政权的天敌。一切都毫无意义，逝去后，所有的批评和争议都会随之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作品，只有书籍！例如《印沙安拉》！好好品读这部作品吧，不要忘记奥里亚娜，记住所有状态下的她！

米兰-帕尔玛利亚，2009年7月

《印沙安拉》读后感(三)：以人性和爱的名义对战争说不

以人性和爱的名义对战争说不

——读《印沙安拉》

牟仃

在谈这部小说之前，不得不先说一下作为伟大记者的法拉奇其人。法拉奇是举世闻名的意大利记者，堪称新闻界的一个传奇。这个十六岁就成为新闻记者的天才女人，在自己的采访报道生涯中创造了很多旷世闻名的罕见奇迹，成为全球新闻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她不像一般的记者那样对所采访的那些所谓高端人物持一种仰视的姿态，提问时小心翼翼的讨好采访对象，从不敢激怒他们。她是以平等的姿势和他们交流，甚至预设一些战术性的提问，诱使那些独裁者道出内心黑暗深处的邪恶思想，甚至使其难堪甚至发怒。法拉奇以出色的临场发挥的导演才能使得自己对全球政坛的高端人物的采访过程屡屡呈现出一种高潮迭起、颇富戏剧化的场面，而自己则往往成为这些戏剧化场面的女主角。我们从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可以目睹她这种成功导演并控制采访进程的卓越才能。 费代里科•兰皮里曾这样生动形象的介绍法拉奇：“对于女记者法拉奇来说，每一次会晤都是一项成就，一个被攻克的堡垒，一条独家新闻，一座不易接触到的信息宝库。为此，她像要去进行一场决斗那样训练自己，为这些采访做准备。她使用各种武器来对付她的猎物——从女性的诱惑到拉拢，从挑衅到嘲笑，她是一个爱挑剔的、无礼的、叛逆的对话者，必要时，她知道如何激发被采访人的仇恨、妒忌、怨恨和个人抱复，形象地把他们置身于互相对抗中。”她的提问以睿智、尖锐、犀利甚至可以说咄咄逼人见长，她的提问有意识的设下圈套，让那些政坛巨头们频频自投罗网。而她的新闻采访在媒体一发表总是成为一颗颗甚至有时侯可以说能搅动时局的重磅炸弹。她作为记者的显赫历史地位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人们可否知道作为记者成名的她还扮演了哪些重要的文化角色呢？在《好莱坞的七宗罪》里，法拉奇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擅长挖掘娱乐明星八卦的类“狗仔”高手形象。如果说这个娱记的角色显得还不够成熟的话，她后来所写的书《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则给我们展示出她作为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文笔老辣、思想丰富而敏锐的女作家形象。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她作为普通女人面对现实困境取舍两难、犹豫彷徨的矛盾心理和内在的伦理挣扎。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职业女性从怀孕到流产的整个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流产孩子的母亲，她也面临各种两难选择。那三个寓言故事所蕴含的的哲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示，寓言对社会的公平、正义、爱作了深刻的追问和探索。在《男人》这部小说中，法拉奇书写了对自己爱人——希腊反独裁者斗士帕拉古利斯汹涌澎湃的爱情。这部小说耗时三年，在这三年里，她过着自我监禁的生活方式。她将自己对帕拉古利斯的思念和他的死带给她的巨大痛苦全部倾注在这部激情四溢的小说中，从而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充满人格魅力的希腊男人的形象。1990年，经过在纽约六年的蛰居，年届六旬的法拉奇兀然华丽亮相，带着她的长篇巨著小说《印沙安拉》出现在成千上万关注她的粉丝面前。这部小说一经面世，就引起了众多媒体和评论家的关注，小说的精装本有二十个版本，共印了五十多万册，并获得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叙述文学奖和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编者这样评价这部小说：“描述了她所前往的那个近东国家的诡异出征，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元素，从悲剧到喜剧，从细腻的情感到戏谑的情节，从哲学思考到数学推理，从冷嘲热讽到怪诞的风格……”评论家甚至将法拉奇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和法国著名作家（曾在戴高乐时代任文化部长和新闻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相提并论。这位著名的传奇新闻女记者通过巨著《印沙安拉》完成了从著名记者到著名作家的成功转型。她的传记作家则认为：通过创作《印沙安拉》，“她扮演了一个为文学理想消得人憔悴的小说家形象。”（圣•阿里科《女人与神话》）她不愧于自己所拥有的多重身份：新闻记者、小说家、时事评论家、演员。

1982年，法拉奇曾采访了以色列的沙龙将军，在与他会面之前，她先去了贝鲁特，该城已被包围，当时以色列军队已进入黎巴嫩，她冒着枪林弹雨在那儿呆了八天，她后来对美国传记作家圣•阿里科说：“别问我为什么去那儿，我不知道。我独自一人去过贝鲁特三次，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我只知道我必须呆在那里。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什么了。是《印沙安拉》开始孕育了。”（引自《女人与神话》）当时贝鲁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的武力对抗，每天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大量的民用设施都遭到破坏，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战争场面，战斗双方都伤亡惨重。放眼整座城市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和残肢断臂的儿童。法拉奇称：“如果我没有亲历过贝鲁特的围困，就永远写不出《印沙安拉》。”

因为帕拉古利斯之死促使她写出了《男人》，这本书的写作使法拉奇完成了对死去爱人追溯的纪念仪式，通过《男人》的写作，帕拉古利斯的死带给她的忧伤、痛苦和愤怒也随着书中文字的挥洒得到释放和升华；而帕拉古利斯带给她的一个胎死腹中的流产儿促使她写出了《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这样一本充满母性和柔情的诗化小说；在贝鲁特惊心动魄的经历则使她创作出了《印沙安拉》这部长篇巨著；再后来的9•11事件又促使她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愤怒与自豪》。

1983年，正在纽约的法拉奇看到一则电视新闻：在贝鲁特，两个袭击者开着两辆卡车冲进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性爆炸的威力造成营地和400余名士兵伤亡。于是，她立即给意大利国防部长打电话，要求再次赴贝鲁特。

法拉奇是美国作家海明威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一个女性翻版，像迷恋毒品一样迷恋冒险。海明威因为参加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而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马尔罗因为20年代和妻子游历远东，频繁接触当地的反政府武装而写出了《人的境遇》及《王家大道》，此后又和海明威一样参加了1936年西班牙内战而写出了《希望》。法拉奇经过三进贝鲁特，孕育出了《印沙安拉》这部被赞誉为“微型《伊里亚特》”文学生命。

法拉奇曾告诉记者：有一次，“伊斯兰真主之子”组织发现了她的行踪，于是企图绑架她。因为她曾指控卡扎菲是“以食尸为生的土狼，是地中海地区的第二个墨索里尼。”她曾在采访卡扎菲时直言不讳的攻击他：“如果一个屠杀自己人民的暴君仅仅因其仇恨犹太人就得到您的友谊，那么……你晚生了四十余年，……否则希特勒一定会成为您的好朋友。”而她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也曾以咄咄逼人的提问令他难堪和汗颜。这些极端原教旨主义者的头目认为法拉奇亵渎了他们的主，于是就像追杀《撒旦诗篇》的英国作家拉什迪一样企图绑架她。一天清晨，一位记者冲进她的房间提醒有人跟踪她，她身穿睡衣起身逃脱，然后给意大利将军打电话求助，将军立刻派一个小分队前来包围旅馆，护送她回营地。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营地。

直到意大利军队撤退之后，她回到纽约，把自己关进房间长达六年，全身心的创作《印沙安拉》。而这部小说的取材就围绕着从她听到的那个关于两辆自杀性袭击的卡车的消息展开。

小说的开头讲诉了成群的流浪狗涌入贝鲁特，这是一则寓言。流浪狗象征人性之恶，而贝鲁特这座美丽的城市曾被喻为“中东的瑞士”，因为战争这个潘多拉盒子的打开，于是人性之恶被释放出来肆意胡作非为，而贝鲁特则因为战争成了《伊里亚特》中各方军事力量争夺的海伦。

小说铺排的摊子很大，大约六十个人物纷至沓来的进入故事。小说首先讲诉了真主党分子的两辆自杀性卡车冲进作为维和部队驻扎在贝鲁特的美军和法军营地，造成四百多人伤亡。而第三辆自杀性袭击的卡车始终没有开出来，它成为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些被死亡阴影笼罩着的意大利军营的士兵的头上，也成为全书展开情节推动的一个醒目的悬念。

在这个战场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上演着他们的悲喜剧，也展示着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和丑恶。这些人物性格都各有特色，有的人虽然着墨不多，却也栩栩如生，丰满鲜活。他们的命运最终均被战争机器卷进悲剧的漩涡中……

费鲁乔，这个十八岁的米兰小伙子，在战场上曾亲眼目睹一个被倒插在马桶中的三岁小女孩的尸体，这个惨烈的场景使他十分震惊，以至于后来每每在他脑海中一浮现这幕惨烈的记忆就心有余悸。他曾和一个叫默罕穆德的小男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个小男孩的亲人除了母亲之外都在战火中丧生。默罕穆德常常冒着炮火来看他，给他送南瓜子。他靠吸食大麻来麻醉自己，他也曾让小男孩到当地人那里去买大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默罕穆德提着一罐鹰嘴豆来看他。结果被弹片击中，“像一只鸟一样飞上了天空。”

而兰博，这个拥有美国越战电影《第一滴血》中的男主角外号的男子汉，他曾埋葬过那个被倒插在马桶中的小女孩的尸体，他也曾和驻地一个名叫莱达的小姑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这个小姑娘总是使他想起自己患脑积水死去的妹妹马鲁恰。法拉奇用较多的篇幅描绘了士兵和女孩之间温馨的对话，那些对话生动有趣，十分感人。小女孩的胸前挂着霍梅尼的像章，而兰博的胸前挂着刻有圣母像的勋章，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不同种族与宗教信仰的分歧。但是后来他们竟然互相交换了像章和勋章。最后，莱达被炮弹炸死，悲伤的兰博把她瘦小的尸体紧紧抱着，就像抱着自己死去的妹妹马鲁恰，他说：：“这是她第二次死去。”最后，他强忍悲痛埋葬了自己的“马鲁恰”。这个场面的描写使人心碎甚至会潸然泪下……兰博最后精神失常。

这几个人物忘年友谊的故事描写寄托了法拉奇对超越不同种族和宗教及文明冲突的期望和企盼，证明了亲情之爱的产生是超越种族和国别的。

当然，战争再惨烈，也阻挡不住异国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法拉奇对战地爱情玫瑰的讴歌也是感人肺腑的。

罗科和当地的女子伊玛姆相爱，伊玛姆甚至想为了罗科放弃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当罗科患荨麻疹回意大利治病后再次重返贝鲁特时，伊玛姆则因为家庭的反对从此音讯杳然。于是罗科焦虑不堪，四处寻找伊玛姆。后来，罗科被颇具杀伤力的、法拉奇称之为步枪“M16的妻子”的子弹射入后颈，然后从前额的右眼上方穿出。对于这颗子弹在罗斯体内的穿越经历，法拉奇进行了充满想象力的无比生动奇幻的描绘，将这粒子弹拟人化，使得读者和她一起重温罗科生命中的精神之旅。在昏迷中只要稍微清醒，罗科就会情不自禁的呼唤着爱人伊玛姆的名字。

士兵和修女之间的爱情也很感人，更是颠覆和超越了传统市俗价值观念。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法尔孔，是个职业网球运动员，而埃斯佩朗斯修女也出身于贵族家庭，也酷爱网球运动，共同的家庭背景和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最后，埃斯佩朗斯修女被一个驼背的真主党分子用子弹射中后又残忍的用刺刀捅死。而法尔孔则在战场上受伤，子弹击中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阿曼德和修女米蒂拉产生了感情，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情，甚至专门用军用飞机从意大利运送鲜花给米蒂拉。最后，米蒂拉被真主党分子轮奸后死去，死时嘴里还在背诵《圣母经》。战地的爱情玫瑰就这样凋谢……吉诺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酷爱写诗，在枪林弹雨的间隙写下一些优美的宗教诗歌，曾和弗朗索瓦斯修女热恋，最后在一次袭击中受重伤而失去了双手。但是他还是不停的写诗。没有手，他就口授给安杰洛自己构思的诗句：“……一千把带血的剃刀/被一千根绳/悬吊在使人盲目的黑色深渊之上/悬吊在使人失聪的沉默深渊之上……”他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战争的憎恨及对爱情的渴望。

小说对人物的性格刻划别出心裁，入木三分，甚至颇富喜剧色彩。

“洋葱头”是一个胆小鬼，在战斗中曾被猛烈的炮火吓得尿了裤子。站在堆满尸体的坑边执勤，由于恐惧全身颤抖。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想成为一个勇敢的男人，但是他“越是不想害怕，便越是害怕。”渔民卡洛杰罗，同样是个胆小鬼。没有文化，他的父亲曾用鱼叉刺伤自己的一条腿而逃避了服兵役。而他没有父亲那样有勇气也没有父亲那样幸运，被送到圣马可海军陆战营当兵，在去贝鲁特的路上还以为是去米兰。于是他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当逃兵，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身边。温琴佐，一个头盔上饰有羽毛的狙击手，由于技术不熟练加上心理紧张，将驾驶的M16装甲车滑进了弹坑中。战斗激烈时他呆在炸药箱旁一边拉屎一边呜咽，以释放自己对旁边堆积的炸药箱的恐惧感。而那个一等兵萨尔瓦托雷•比莱扎，总是被周围的士兵取笑欺侮，总是嚷嚷着要回贝鲁特，否则就自杀。他曾三次企图自杀，第一次吞下七颗9毫米子弹，为了排出它们，军医用热盐水进行了七次灌肠，一次排出一颗子弹。第二次吞下一瓶从兵营的下水道挖来的污泥，军医却拒绝把这些污泥弄出来。第三次，把自己吊在一尊圣加百利大理石雕像的一只祈祷的手上，那只手因为他身体的重量而折断坠落，再次弹起来砸在他头上。这些人物的描写会使我想起美国作家诺曼•梅诺所写的《裸者与死者》中的人物。诺曼•梅诺写的人物有一种自然主义的重口味残酷色彩，而法拉奇笔下的士兵的言行都比较喜剧化的夸张，更接近于美国作者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笔下的人物。对这些人物的描绘，都表达了法拉奇反英雄主义的战争价值观念。

皮斯托亚，是个好战主义者，爱逗乐子，爱打架斗殴。也是个泛爱主义者，他在贝鲁特的一幢楼房中同时泡三个妞，三个妞分住在一二三楼，他在战斗紧张的时候竟然有闲暇去和三个妞在床垫上跳舞。而桑德坎也是一个战争浪漫主义爱好者，他的信条是：“战争是生命的活力。”而他父亲则是一个和平主义爱好者。而卢卡的祖父则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朋友，总是将海明威当成男子汉的榜样灌输给他，强迫他读海明威的书籍。于是卢卡想成为海明威那样的人，后来成为了军队的一员。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随时随地都在背诵《圣母经》。但是最后，他厌恶了海明威，只想做英国作家詹姆斯•巴厘笔下那个不想长大的彼得•潘——一个童话中的小孩，在伦敦肯辛顿花园中寻找自己的梦幻岛。并且想写一本名为《加农炮为谁而鸣》的小说来和海明威较劲。

其他的人物，伊格尔，军队的指挥官。外号“康多”，意思是“秃鹫”——一种凶猛食尸的禽类。他行为粗鲁，刚愎自用，常把下属当垃圾筒出气。但是他和下属绞尽脑汁使意大利军队避免遭受法国和美国军营那样致命的袭击，也就是第三辆自杀性卡车的袭击。在意大利军队在部队撤退时他还着重考虑自己如何有尊严的离开而不失脸面。“疯马”，参谋部的上校，具有贵族血统，有点学究气，他和别人谈话时总是卖弄自己的学问，喜欢引经据典，一会儿斯宾诺莎，一会儿拿破仑，甚至常用拉丁语引用古罗马学者塞内加的语录。在战斗中还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形象，就餐之前会弹掉外套上的灰尘，梳理一下胡须，喷拿破仑喜欢的古龙香水。着装完成后带上眼镜在镜子前审视自己是否衣冠不整。寥寥几笔喜剧性的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拿撒勒人，来自意大利都灵的大个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曾经是意大利左翼恐怖组织“红色旅”的成员，后来改信一种印度宗教而改变价值观念。后来又有反复，再次成为好战主义者，他总是在厌战和好战两极立场上逡巡。因为长得像耶稣基督而得名，喜欢发牢骚，最后经过战争中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又转变为一个和平主义的倡导者。而修格，是英文“糖果”的译音，他喜欢收藏军火物品，是个爆破专家。马蒂诺，翻译官，是个同性恋者，或者说是个双性恋者，他轮番和男人做爱。因为社会市俗观念而受周围人的歧视，因此他也认为自己的性取向是一种疾病。为了治疗他的疾病，来到军队。其实他并不想成为军人，他的洁癖使他认为军营的一切均肮脏不堪。经历了战争之后，他最终向安杰洛勇敢的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

另外，不得不提到加桑这个人物，作者对他的描写着墨较多，他的坚忍不拔、勇敢自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桑是贝鲁特种族和宗教冲突一方的代表人物，他是马龙派天主教徒将军的儿子。其父是第八旅的前指挥官，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崇尚爱与宽容的信条，主张对立双方的和解和包容。但是被什叶派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杀害。为了替父报仇，加桑放弃了当医生的美好前途，父亲的死使他认为宽容是圣徒的奢侈，而仁慈则是一种软弱。于是他选择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而这也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崇尚的原则。他加入第八旅成为一个上尉军官。他将圣母像贴在枪托上，用笔在子弹和炮弹壳上刻“以父亲之死的名义”的句子的词汇的第一个字母“bb”，然后用这些子弹和炮弹射向敌人。他最后用刻有字母的106毫米炮弹干掉了真主党分子“清道夫”比拉勒，将他的身躯炸成齑粉。加桑是一个具有慈悲和凶恶双重人格的人，这种双重性体现了一种善恶同体的人性本质。他可以为翅膀折断的小鸟动手术来进行治疗，但是他更会毫不留情的杀人。但是当他杀死了毕拉勒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替父报仇并没有给他带来胜利感和任何愉悦的心情，反而使他丧失了自己原有的内在信仰。他的身体日渐萎靡不振，从一只“黑夜里漫游的豹子”变成了一个沮丧而失落的人。冤冤相报的恶行不可能拯救人的灵魂，反而让他痛感自己偏离了天主教的信条——爱和宽容。他终于明白：“我想治愈人们，而不是去杀死他们……”死者毕拉勒的影子一直徘徊在他的脑海中折磨着他的灵魂而挥之不去。后来，他在瑞士买了一套房子，想永远告别军队和杀戮。他重新认同了去世父亲的宗教信条，寻回失去的信仰，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新的拯救。这个人物的塑造寄托了法拉奇自己也不太确定的一种宗教理想。

这部小说在意识形态立场上是有明显倾向性的，她显然赞同的是欧美人持有的文明价值观念。所以在描绘反面人物时贬多褒少，在揭示反面人物性格的多元化方面笔力稍微欠缺。“清道夫”比拉勒，他出身底层社会，贫穷的他生了八个孩子，靠在垃圾堆里捡来的半本书来对自己的蒙昧进行启迪。他后来成了亡命的阿迈勒分子，并且用贫穷来为自己的屠杀寻找理由。法拉奇通过这个人物的描写抨击了社会不公平的等级制度，含蓄的指出贫穷也是使人走向恶的道路的一大根源。而“万能钥匙”哈立德，仅有十四岁，“哈立德”这个词实际意义是“永恒”，用在“万能钥匙”身上具有反讽的意味，指代恶的本质是人性的永恒存在。其实他这个人只是时间长河中出现的转瞬即逝、不屑一提的碎片而已。他是个贪婪凶残的真主党分子，在推动情节发展上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和拉希德是同性恋关系，他把自己和拉希德的关系比喻成“面包和蜂蜜”的关系，拉希德是面包，自己是蜂蜜。他残忍的杀死了安杰洛的情人——无辜的尼内蒂，然后拿走了尼內蒂的锚型十字架项链。由于这个锚型十字架项链，安杰洛认出了杀死尼內蒂的凶手，为尼內蒂报了仇。拉希德则因为自己的同性恋人的死而最终策划了那个代替第三辆自杀性卡车的计划——一艘摩托艇。这艘摩托艇使得正在撤退的意大利军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全书的重中之重是对安杰洛的这个人物的描写，这个人物的描写是法拉奇应两位数学家的提议启发而塑造的，这个人物成了串连整部小说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二十六岁的意大利特种兵中士是个狂热的数学爱好者，睿智而敏感，喜欢琢磨高深的数学难题，对形而上问题孜孜以求，他一直迷醉于玻尔兹曼热力学公式。曾把印有爱因斯坦头像及他的E＝mc²的著名公式的招贴画挂在房间里。因为带着到日本去的幻想参加了意大利海军陆战队。书中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安杰洛对玻尔兹曼公式的思考，他总是在笔记本上演算数学题，通过对玻尔兹曼公式的反复思考来探究死亡问题。安杰洛和贝鲁特一个神秘的女性尼內蒂成为了情人，他和她一起讨论玻尔兹曼公式的结果。他认为S＝KLnW是个死亡公式，他认为按照这个公式的理论，世界的本质是混乱，如果想让这种混沌的无序状态回归有序和平衡却是不可能的，反而导致更大的无序和混乱，最终走向彻底的毁灭。这种熵和反熵的的热力学理论和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潮不谋而合，体现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末世论情结。安杰洛一边醉心于数学公式的研究一边和和尼內蒂做爱，他把自己比作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将尼內蒂比作莪菲尼亚。他们两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感到迷茫和困惑。而尼內蒂的身世充满传奇色彩，她被法拉奇称为“贝鲁特这座悲伤之城的复杂象征”。她是黎巴嫩高等法院法官乔治的遗孀，父亲曾被法国人杀害，从此她拒绝说法语。丈夫乔治曾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政治家，如果不是因为一次谋杀身亡的话，很可能成为黎巴嫩总统。乔治死后，尼內蒂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陷入对男人的滥爱之中，直到遇到安杰洛。尼內蒂将安杰洛当成自己去世的爱人的替身，“在她眼里，安杰洛就是一个活脱脱年轻三十岁的乔治。”她在安杰洛面前高喊着：“让我们做爱吧，让我们做爱。”并不是因为她爱上了安杰洛，而是因为她想用这种方式摆脱孤独和死亡威胁的困境。其实，尼內蒂这个人物的描写是法拉奇虚构的可以和自我进行对位同构的一个他者形象，法拉奇把自己命运的影子投射进尼內蒂这个人物的描写中，使得这个他者和自我共融一体的。书中还有对一匹被士兵射杀的白色母马的描写，这匹母马是小说中一个美丽的诗化意象。这匹马总是在草坪上散步，当安杰洛第一次看到这匹母马时，他会想起尼內蒂，“结实而优美的身体，修长完美的腿，那双紫罗兰的大眼睛，那在柔软的光线中颤动的长长的棕褐色的毛使他想起尼內蒂的头发……也许，难道因为它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使他想起了尼內蒂的孤独，它是勇敢的，这种勇敢使他想起了尼內蒂的勇敢。”尼內蒂和白色母马构成一种互喻化的描写，均指向法拉奇命运的暗示象征，共同完成三位一体的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帕拉古利斯也是希腊很有前途的政坛大腕，和尼內蒂的丈夫一样也是死于谋杀，而她自己也和尼內蒂一样常常在人生命运的漩涡中苦苦挣扎。最终，无辜的尼內蒂被残忍的“万能钥匙”所杀害，而母马也被那些对立双方的士兵当成娱乐活动的靶子射杀身亡。法拉奇饱蘸感情的笔触描写了那匹白马的丧身，“到处都在流血，由于意识到无论挣扎还是逃跑都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人类太邪恶了，人类背信弃义无所不在，无以复加，不可超越，举世无双，恒定长久，它彻底崩溃了。意识到死亡是唯一的慰藉，唯一安全的希望，它倒在了杂草丛中，倒在了它的家中。……巨大的紫罗兰色的眼睛——尼內蒂似的眼睛——大睁着，那表情仿佛在问，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仍然活着？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么长时间才死去？”那匹白马的结局是尼內蒂命运悲剧感的延伸性强调和渲染，这种悲剧感形成愈来愈重的氛围一直笼罩至小说的结尾。对尼內蒂命运的描写也是法拉奇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悲观主义的绝望预设。最后，安杰洛击毙了“万能钥匙”，他以为自己这样做替尼內蒂复了仇，还使得无序的混乱状态恢复到平衡的有序状态。结果事实相反，由于那颗子弹的射出，“他完全打破了平衡，他恶化和加重了混乱，给了熵另一具需要复仇的尸体……”这是恶的连锁反应，尼內蒂的生命不但不能通过杀死杀过她的凶手复活，而且还导致那种恶的复仇的继续持久的延伸，这是人类恶的一种世代嬗替繁衍形式的常态化呈现。之后他一直痛苦的纠结在杀死“万能钥匙”的自责和内疚的负罪感中，和前面提到的加桑上尉一样。这是本书宗教性主题旋律的再次奏响，这两个人的塑造具有同质性，这两桩个案的描写都是对玻尔兹曼公式的一种形象诠释。最后，“万能钥匙”的同性恋人得知自己的“蜂蜜”被杀之后，策动了一次对意大利军队毁灭性打击的计划。

在小说里，我们读到法拉奇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常常加入自己大段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议论。有评论者认为这种个人化的议论影响了小说叙事的完整性和读者阅读的顺畅感。而我却认为这些议论部分的文字是小说最精彩的亮点和精髓。那种议论带有强烈的法拉奇特色。那些议论文字既有气势上的强度和力度，又不乏内涵深邃和思考的广袤性，可以用酣畅淋漓来形容，是我最喜欢读的段落。那些议论是长篇小说铺排的感性化叙事的理性化有机嵌入，所谓夹叙夹议。在修辞手法上娴熟的运用大量的排比句、短语叠加反复，都使得这些议论文字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思想锋芒，一如她的那些新闻时事评论化的文章风格。

另外，在书中的人物对话中，频频出现意大利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的原文，而且这些语言出自不同国别、性格各异的人物的嘴里，或阳春白雪，或村夫俚语，亦庄亦谐，使文本生动而丰富多彩，并展示出不同种族、地域语言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不过仿佛觉得法拉奇有炫耀自己语言天才的嫌疑，这种写法对读者产生了居高临下的势能，对阅读者形成了内在知识结构上的一种较强的心理压力，使得读者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也许这种感受可以用张爱玲那句“低到尘埃里”来形容吧。况且，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法拉奇对整个战役的描写展示出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读完此书，我感觉到法拉奇不仅是一个小说家，还是个军事问题专家、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哲学家、数学家。

法拉奇对电影艺术非常热爱，她曾写出过《好莱坞的七宗罪》这部关于好莱坞明星们的八卦书，她十分崇拜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对她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的这部小说描写中很多场面都呈现出电影艺术那种较强的画面感和镜头感，那些战斗场面的铺排和渲染都具有好莱坞电影的风格。比如当马蒂诺经过心理的挣扎向安杰洛袒露自己的性取向时，叙述的语言不断中断切换到安杰洛通过那本《黎巴嫩之声》的杂志发现尼內蒂的真实身份的的场景。这种语言的呈现仿佛交叉的镜头切换，是一种典型的电影艺术手法，镜头齐头并进的中断和切换，这种描写增强了故事叙述语言的紧张感或者说电影镜头的张力感，增强了读者对叙事结果的审美心理期待，展示了作者熟稔的蒙太奇手段构想运用能力。还有那些士兵们的对话场景描写都非常适合拍成电影。所以，曾经有一位电影导演克里斯托蒂在读过这部小说之后敏感的捕捉到小说的电影元素，且非常认同。他曾打算把《印沙安拉》搬上电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拍就去世了。这成为法拉奇心中的遗憾。

整部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法拉奇那种惯常运用的新闻语言的特质，除了前面提到的力量，还有所持价值观念的倾向性。这部小说的价值观念的表达语言方式还不算太剑拔弩张，但是看完全书，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法拉奇那种对信念一以贯之的坚守：反对独裁专制，对叛逆者和反体制及抵制建立在专制基础之上暴力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和支持。

另外有评论家认为法拉奇的这部小说贯穿和强调了一个主题：怀疑和恐惧。这个主题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存在主义主题。这个主题被法拉奇那种对生活持有的乐观积极的态度勉强掩饰遮蔽起来。因为法拉奇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努力让自己相信，但却做不到，因为生活从不曾善待过我。”多舛的命运使得她对人生总是抱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本部小说的结尾也是一个悲剧结局，这种结局呈示了人类生存状况的荒诞性本质——所有的人都走向死亡和毁灭……虽然她总是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但她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小说的结尾，大段的抒情式议论使我们看到法拉奇对人类命运依然抱着积极的希望。在小说中她化身为教授对战争、死亡、自由、人性、美丑及爱情表达了自己所持的三观。她写道：“这是一个与战争中展示其全部真实性的人的有关永恒的故事，一部永恒的小说……没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向我们展示更多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够更有力的表现我们身上的美好和丑陋、聪慧与愚昧、兽性与人性，勇敢与怯懦，表现我们神秘莫测的存在。”所以，她对自己用战争小说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充满胸有成竹的自信。她写道：“我们需要在嘴角浮现一丝微笑，同时又在眼角挤出一滴泪水。”微笑是对人类的前途产生绝望但依然不甘的乐观态度，而泪水则是为人性的复杂抱有悲悯之情。这部小说可以看成她是以人性的名义写下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崇高的爱。在教授的第二封信中，她充分展示了自己乐观主义的幽默天性，比如她写到圣诞前夕战斗即将进入白热化状态时，被称为阿伽门农的指挥官康多竟然让三分之二的特遣队士兵去休假。再比如她对天堂的描写充满诙谐感，令读者忍俊不住：“天堂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警官是英国人，厨师是法国人，酿啤酒的是德国人，谈情说爱的是瑞士人，事物总管是意大利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她和其中的人物一起同呼吸，共患难，将自我和所有的主角和配角一起融合为一体，不分彼此。她这样生动的描绘作家的生活：“作家是过一种吸收的生活，以便把吸收的东西以思想的形式再吐出来的海带。他是一头不断持续怀孕的母牛，以思想的形式产生牛犊。他是一个探险家，在所有的荒漠中寻找水源，并且让它以思想的形式喷涌出来。他是幻想家，先知：梅林大法师。”她也认为作家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在推动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写作是所有存在的工作中最有意义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正在从事创作的作家，读到这一段话时，何止是感到宽慰，大约会拍案叫绝吧？作为一个写作者所付出的的所有艰辛和磨难将会在这一刻得到补偿和超额的回馈。通过安杰洛这个人物之口，法拉奇曾对书名“印沙安拉”这个词进行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印沙安拉”的意思本来是“如果真主意欲”，是伊斯兰教呼礼仪式时用的主祷句，又翻译为“如蒙天佑”。法拉奇认为这句祈祷语是要人们顺从命运。所以安吉洛厌恶命运这个词，厌恶印沙安拉这个词，“两个词是互文同义的，两者象征的都是无能，顺从，它们冒犯了自由与责任的观念。”在最后一封信中，法拉奇通过安杰洛之口对书名做出了一番进一步的阐释：“那个词，印沙安拉，命运，印沙安拉。但这是一个厌恶的词，为了接受他，我们必须伪证死亡公式。”无论这个词是命运还是神恩，她都将其理解为对命运的顺从和屈服。而法拉奇的人生态度是：“我不想让自己在死亡之前就成为一个死人！我不想当我死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我想在死的时候，是一个活着的人！”即作为一个有灵魂、有自由思想的人那样死去。于是，她选择做那个在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被宙斯惩罚的西西弗，对荒诞命运的勇敢担当，甚至反抗！在小说结尾时，安杰洛再次提到那个词“印沙安拉”，他的意识追溯到远古，“最后，由于沉睡在他记忆深处的那种意识——那种来自遥远、亘古、不可知时代的属于我们祖先的呼唤——被唤醒了，他又回到了甲板上，想弄清楚是谁在喊那个词，那个他依然会接受的公式。”法拉奇从否定“印沙安拉”到肯定“印沙安拉”，去肯定人类命运必然的悲剧结果并勇于承担，昭显着这本书的主题实质上并非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怀疑和恐惧”，即彻底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最后这封信中，法拉奇亮出自己对世界上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恣意横行的各种恶势力的鲜明态度：对那些以上帝、真主、耶和华、梵天、巴力神，以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和频频被滥用的所谓祖国的名义而进行的杀戮和暴行都应该进行强烈的、毫不留情的谴责！在这封信中，对于拯救人性的可能性问题她也进行了探索。法拉奇重申了伦理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我说，只有当善恶是两个伦理的范畴，属于道德问题时，要求善恶有一种客观的定义才会有意义。当上帝和魔鬼还活着，并且当上帝为善人许诺进天堂，魔鬼保证恶人下地狱时，它才有意义。”在这里，她的价值观念像一个钟摆一样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两端跳跃摇摆。“但现在上帝与魔鬼已死，它们是由我们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们杀死的。”在这种悲观主义的现实面前，她又重新看到“弥赛亚”宗教情结的意义。因为这种情结至少比科学和理性所承诺的那种物化拯救手段有效得多。“善恶不可能建立在新陈代谢、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基础之上，不可能在核糖核酸的百分比和大脑灰质中含磷多少的基础之上。”在这里，法拉奇质疑了全面技术化的社会对人的完善过程所起的推进作用。她谴责了战争和军队的存在：“战争是原罪，是人性恶的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肆意表达和泛滥。”因为战争，贝鲁特成了“由食尸动物控制“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杀戮和被杀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唯一的方式。这座黩武主义的首都，最卑劣的黩武主义的城市，即使孩子也成了士兵，……”读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个书中描写的八岁小男孩萨利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令人惊讶的是他擅长拆卸和组装各种武器。这是战争对孩子的人格行为熏染的结果，恶的种子就是这样被播种到孩童纯真的心灵中，然后令人恐怖的生根发芽。如果不阻止各种形式的战争爆发，就无法对孩童从小进行善的教化。法拉奇继续写道：“我们常常提到’战争’这个词，我们必须挖掘罪的观念，罪的意识，仿佛它是一种原罪，一种神圣的魔咒。实际上，需要面对和指责的对象，……并不是战争。是制造战争的人，……是士兵的职业，……这是我曾经热爱、敬重、理想化过的职业，但现在我却拒绝接受这种职业。因为我已经发现了它根本性的错误，先天性的污点。”最终，她依然回到了影响人类数千年的宗教母题上，“我们必须挖掘罪的观念，罪的意识。我们必须告诫作恶犯罪的人：犯了罪愆的人，必须受到惩罚。”她最终回到并肯定了影响欧洲文明发展数千年的宗教文明价值观上。

虽然这部小说所定的基调是存在主义的，就像她在小说中写道：“不管我们是不是由文字和纸张构成，不管我们是不是由肉体组成的，它持续的时间都不会超过开在荒漠上的一朵花。在黎明时绽放，黄昏时凋谢的花。”孤独、毁灭和死亡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法拉奇不是一个消极的存在主义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存在主义者。虽然最后她仍在怀疑：“难道幻想是唯一的现实吗？难道出生、生活、死亡是一个像梦中之梦的梦幻吗？是我们在绝望中祈求，当我们知道或认为他不存在，他只是我们所创造的，还需要他存在的上帝吗？”但是，一个无神论者由于迷茫和困惑又不由自主的回到试图寻求信仰的道路上。

关于流浪狗的寓言作为全书的结尾重新出现，呼应着小说的开头。这是法拉奇对基督教“原罪”论的一种肯定。因为人有“原罪”，所以需要拯救。至于如何拯救，我们掩卷之余会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探索。

法拉奇创作这部小说用了六年的时间，她称这六年的时间对自己来说“犹如地狱”。法拉奇的野心太大，她一心要构思一部鸿篇巨制，但是也许没有丰富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经历作为铺垫，一蹴而就的创作具有恢弘气势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在谋篇布局上难免有些失控，她自己也称：“在写作过程中，有几个晚上，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没有足够的手指来拉扯木偶线的不合格的木偶师傅，我全身颤抖。”比如战争场面的描写铺排太多太滥，有些人物的性格彼此重叠，使得人物的庞杂和篇幅的冗长影响了文本的可读性。但这部小说还是堪称可以载入文学史的伟大战争小说，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像法拉奇那样描写战争的作家我还没有找到能与之媲美的第二位，更何况还是一个女作家。

小说创作之中，法拉奇就身患癌症。作为一个斗士，她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过。“她是一个冒险家，不惧死亡，挑战暴政，从不向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低头。 ……”（圣•阿里科《女人与传奇》）面对自己的疾病，她也泰然处之，“走一步，看一步”。就像当年她父亲面对死亡从容保持着微笑的面容。即使身患重病，她也毫不含糊的如期完成小说。小说完成之后，她依然关注和参与世界各地发生的那些关乎人类前途的社会重大事件。在9•11袭击之后，她曾义愤填膺的写出战斗檄文《愤怒与自豪》，强烈抨击和谴责了那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疯狂泛滥的恐怖主义暴行，谴责那种信奉“以牙还牙，以血换血”的宗教信条。并将宗教极权化国家最黑暗的一面暴露在读者面前，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她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持怀疑态度的，她将其认为是文明冲突的问题转化为善与恶的较量，提升到善与恶孰能得到奉行和遵从的伦理层面来探讨。她抨击欧洲和意大利的那些当局者对恐怖主义进行纵容的犬儒主义态度，继续为捍卫世界的正义和公平而尽自己的努力。即使年逾七旬还抱病只身前往梵蒂冈，与教皇本笃十六进行了探讨如何用宗教拯救人的灵魂的会晤。

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一个“异数”，不愧是一个“文化奇迹”！当我们中国人提到法拉奇时，通常只会津津乐道当年她是如何采访邓小平，让邓小平把天安门上的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拿走的那个传说。但是我们还不太了解法拉奇作为小说家的一面。看完这部小说，对法拉奇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这部小说语言流畅，人物描写和故事情节都非常生动，很多段落看完后都会令人击节叫绝！当然，这要归功于译者毛喻原先生，他算是翻译法拉奇作品的专业户，从《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男人》再到《愤怒与自豪》，再到这本《印沙安拉》，凭他对法拉奇的语言风格了解的程度和方式，翻译得堪称驾轻就熟。虽然作品有点长，但是如果读者有耐心静下心来读完这本小说，还是会发现很多撼人心魄的审美景观和足够多的、有价值的思想信息。也许这本书还不够完美，但是她足够丰富。这是一部辉煌而奇特的小说，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悬疑、喜剧、推理、哲思、荒诞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存在主义、史诗、……集二十世纪流行的各种小说艺术元素之大成，展示出一幅恢弘奇特的战争艺术画卷！这幅巨大的画卷不是为了赞美战争，而是为了表达法拉奇书写这本书的原始初衷和坚定信念，这个信念告诉我们：以人性和爱的名义，勇敢的对所有的战争说不！

感谢佛罗伦萨，感谢意大利！意大利成就了法拉奇，法拉奇为二十世纪奉献了伟大的小说《印沙安拉》，这部小说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显得并不都是那么平庸！

完稿于2014.7.3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