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患者》读后感精选

《思辨患者》是一本由馮冬著作，觸角·詩空間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260台幣，页数：2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思辨患者》读后感(一)：趙順良：作為患者的喚醒與體悟

序

趙順良

從大學至碩士班時期，儘管就讀的科目是外國文學，因個人興趣之故，卻也閱讀了不少台灣的中文新詩，尤其醉迷於洛夫詩中的魔幻意境。不過，出國攻讀西洋文學博士後至今，因研究與教學過於繁忙，便鮮少閱讀中文新詩了。此次研修旅居異鄉之時，收到馮冬的邀請，為其詩集《思辨患者》寫篇序言，才得有機會重溫年輕時的興趣。

對許多人而言，身處異地的境況特別能夠激發詩心，乃因漂泊離散的狀態常迫使人不得不與內心裡那沉默的自己對話，並逐一審視與檢討自己的身心需求。而詩人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無須將自己放置於異鄉便能詩心湧現，因為詩人不時將自己拋入離散的狀態，不時使自己與環境格格不入，以免安逸於現狀而讓思維的觸角遲鈍。此乃詩人不得不為之的宿命，甚或是比一生還要漫長的詩歌的詛咒。以此觀之，詩人可說是位變態，或以馮冬的話言之，是位「患者」；唯有讓自己處於德國哲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謂常態「失能」（breakdown）的狀態，才得以喚醒與體悟生命的本質。

如同這本詩集的題辭所揭示的——「因此我將／相似於許多事物，卻不是／它們中的⼀個」——詩人注定是孤獨的。但這不是意味著詩人自诩高高在上或孤芳自賞，而是詩人必須站在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當眾人服膺理性，以量化的方式理解世界，以致必須依賴「對稱結構」才得以過著井然有序的生活，否則世界便會變得「一片荒蕪」（〈沒有詩意的理性〉）。理性擅長的是簡化外在與內在世界: 彩虹的顏色繁複，但是我們卻慣以為彩虹由七種顏色構成；每片葉子的形狀、顏色、脈絡等皆不同，但我們卻習慣忽略個別差異而以「葉子」一詞統稱之；心情的跌宕起伏也非只有喜怒哀樂等四種情緒等等。詩人的孤獨即在於不從眾，他必須擺脫邏輯理性的掌控，如此才得以感受到情感的細緻波動，且語言的使用不致僵化失血。簡言之，詩人的思辨流動不居、超越分類，此正是理性所要賤斥的對象: 「理性唯一不能接受的，是詩意將一切歸結為『願望』的存在」。

而詩人的願望無非是詩歌可以改變人心，進而改變世界。誠如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布荷東(André Breton)曾言:「馬克思說『改變世界』；韓波（Rimbaud）說『改變生活』。此二名言對我們而言是一體的。」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今日，要以詩歌來進行思想革命分外辛苦，甚至如狗吠火車般。然而，嚴肅詩人如馮冬者並未放棄。的確，詩人是位孤獨的患者，但他卻未顧影自憐而是奮力吶喊，儘管聲音常淹沒於人性墮落的洪流中。在這百頁詩集裡，馮冬運用變色龍般的想像力，口吻時而批判、時而嘲諷、時而柔情、時而冷漠、時而自嘲，化身為各類「人」——「民工式的人」、「沒有軌道的人」、「治癒河流的人」、「天空行走者」等等——試圖讓每位讀者皆可尋回並喚醒自己內心深處那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患者」。閱畢馮冬的詩集不免思忖，如果每個人都能成為「患者」，這世界必能正常許多。

2017年11月於麻省劍橋

《思辨患者》读后感(二)：思辩患者的重度呓语症

刚打开，就感觉到了一种愧奇的气氛，关于书的书不少，比如《梦书》、《梦书之城》以及《嗜书瘾君子》，然而这样将两本书并列排比的写法还是第一次看到，让人想起本雅明在描述翻译的时候将译作比喻为原作在来世的生命，作者也将一本书比喻为另一本的母体，一本孵化了另一本，也说明另一本是前一本书的生命继承，然而虽然两本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却在作者的思辨中相生相克，相爱相杀，书里的世界与作者的意识分不清彼此，然而在作者笔下却隐隐与宗教的拯救有着某种关联，是什么关联，且听下文分解？

下面的文字可谓光影交错，让人分不清是梦是真，是现实，还是作为一名思辨患者意识错乱中的幻想，比如影子可以吃肉，比如栅栏发出的神圣的光，这一首充满了时间的隐喻，将时间与存在联系在了一起，似乎是用诗来诠释海德格尔的学说，然而却有一种思辨（精分？）患者特有的张力与不安，比如墙在伸手之际才显现，并不存在，何以为人？抓肉与抓墙有什么关联？且听下文分解？

读到后来，越来越坚定这些诗就是一个梦，那不是一个完全的好梦，大约是作者一一忠实地把梦里的境遇记了下来，梦里有信仰，有天空，有大地，树，一般人的梦里很少出现抽象的时间或者观念，而作者的梦里与时间达成了和解，而出现了很多抽象的形而上的意象，比如人失去的孤独，时代的裂缝，作者把失去做梦的能力等同于孤独的失去，以致于连梦也成为了梦里的意象，可以将自己连梦拔出，在作者的诗里，梦仍然没有与死亡和解，所以作者在梦的顶点企图做超越死亡的练习，既然死亡都有可能超越，自然时间也就可以成为为一次暴动，一如话语在作者笔下也可以成为风暴一样，当时间的斗争成功了，时间停止，于是死亡也消失，这些都是有可能在作者的诗或者说梦里实现的事情。而穿越生死线的思想难民到底是向生走去，战胜了死亡，还是向死亡走去呢，且听下文分解？

既然“死亡”、“时间”与梦都可以成为意象，那“一”又何尚不可？在作者笔下，或许在他的梦里，“一”的意象就如一种幽灵般的存在，生命与“一”的对撞是可以让构成身体的原子闪闪发光的，存在也可以被挖去，一如绝对之物的飘浮，就好象躺在大海睡觉的诗人作者，把发光和呓语变成了这些诗。然后就有了去天堂上班的人，一如作者在梦里经历的魔幻世界，充满了上帝创世不久的意象，如树与说话的蛇，但又不完全是神话，还是科幻，比如超越光速的水，天堂、地狱和生命树上的果，与多了一些真实的科幻元素交织在一起，上演了非诗人无法想象的一场戏。然后作者揭开谜底，这绝不是一场梦，因为作者发现在说话的时候，头顶的树枝发亮了，映证着作者不是在梦中，顶多是一场白日梦，但到底还是梦，因为现实与梦的界限，在作者那里本来就是分不清的，就好比《阿凡达》里的灵可以成为一个看得见的花朵，在作者这里，个性这种抽象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个意象，与分子进行摩擦，也许在天堂里就是这样，到处充满了抽象的灵的实物，象征这种东西也是可以变成森林的，比想象还要高级一些，以致于来生与此生都可以光影交错，彼此闻到嘴里呼出的热气，魔幻也好，想象也罢，作者始终是想穿越生死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厄运也在所不惜，至于天堂，作者耿耿于怀的是那条可能吞食人类的蛇，因为它吞食过婴儿，是谁阻碍了作者通向自由，是蛇吗？且听下文分解？

于是作者明白如话地回答：

“我必须在学会奔跑之前奔跑

我必须在学会思考之前思考

是的，白日的砂砾里没有时间给新手

岩石里全是毒液四溅的猛兽。”

难得作者有远离梦境恍惚的时刻，然而这清醒也不会太长，作者被死神推了一把后，就又一头栽进了湿滑的梦乡。还好，被蛇咬的悲惨都是在入梦以后，这样的梦虽然并不美，但毕竟是梦啊，宁愿在恶梦中体验悲剧，也不愿意醒来以后走过死亡的荫谷，但作者并不是杞人忧天之人，他笔下的生命，在他熟睡后醒来的时候，都是有着五彩的生命之粒，而身后之旅却总是漫长难耐的，上帝也是经历过苦难的，所以上帝的灵魂也是痛的，所以天堂的意象中也有着痛苦的一份，也有着比喻的一份，以及思想。

作者这愧奇的语言似乎和他笔下的语言一样也藏着秘密，虽然语言不能穷尽一切事情，但是作者的语言仍然是花语、月语与水语，暗藏着作者语言变得成熟的秘密，先有摹仿，继之以跳跃，然后是从历史上借来不惑和成熟之语，最终退场时，那一切纠缠着的语言也会被解开，一如谜底的揭晓一般。然而这些晦涩的语言究竟与透明的语言有何种距离，它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且听下文分解？

作者并不想揭示什么真理，然而却可以与真理和解，但和解之前须得捅破那隔着纸一样的东西，作者必须使用钻的行为才有可能看到真理的本来面目，即使是钻的行为的表述也是朴朔迷离，好象“钻一条隧道之隧道”。随之而来的诗句用少见的长句承载着更多的意义，所以渐渐地少了一些晦涩，好象作者从笔下新生了一般，少了好多做梦的感觉，然而词语之海与实在的海却仍然纠结缠绵，不清楚那个百年后的人是游在实在之海里，还是游在词语之海里，“语言是存在的家”，也许正是语言让这个游泳者可以游近某个更早的沉睡之人，但到底是为了接近他，还是为了唤醒他呢，且听下文分解？

接下来有些象叙事诗了，但仍然是抽象与具体难分难解，“陌生于生命的存在”，以及“奇怪的物种”一定都不是指人类，从前文的蛛丝马迹看起来，似乎仍然是指黑洞之类，词语般抽象的存在，具体的游的动作也变成了抽象的“深陷”，一如作者之深陷于诗与想象与幻觉的世界，于是幽灵的意象出现了，那是作者喜欢的意象一如蛇的意象，虽然在作者笔下是已消失的。“回忆之回忆”这种东西变成了漏掉的狂沙，以及在沙滩上跳起的死亡之舞，死亡又怎样，只要不是虚无，那意味着彻底地摧毁性的遗忘，而作者以笔来抵抗这种遗忘。作者随后要表达一场诗意的悖论，比如生活消失了，人却还活着，人如何居住于已经消失的房间，如何说着沉默的语言，连时间都不比宇宙古老，唯有沉默与死寂能与宇宙的年龄抗衡，所以永恒是一种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永恒，因为沉默比宇宙和时间还要古老。

随后作者用散文诗体写一些人，写治愈了河流的人，最终还是回到梦里来，炊烟升起在梦里，随后是作者思念的逝去的亲人，都在梦里一一浮出来，大约作者心目中，只有在梦里才能治愈一切，包括河流以及随河流而逝的人们。听起来有些荒诞，但那些描述让每一个做过梦的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受，比如身后的轨道随着脚步垮踏，让人只见未来，不见来时的路，看来梦境与人的回忆有着某种同质的境界，我们总是仰赖着回忆胜过去展望未来，人可以不去考虑未来，但却没法摆脱回忆，一旦没有了回忆，一旦再也见不到来时的路，人就会恐惧，远胜过没有未来。过去的坍塌让作者有不能承受之重，一如那坍塌的铁轨，然而做梦的诗人却认为，是人身上的轨道接受器出的问题，这就举重若轻了，一回到梦里，再沉重的东西都会变轻，所以作者笔下的所有人都浮在了半空了。

作者的宗教观让他相信，天堂在上，人靠脚是不能摆脱重力抵达天堂的，所以无论怎么在地上行走，都走不到天堂去，这话倒说得有些明白，不象是一直在做梦发出的呓语。但与其说所有的呓语是作者梦中发出的，倒不如说是作者在尘俗世界之外有着一个精神化和灵魂化的世界，思想是沉重的，但却承担不了米的重量，一如生活不是由问题这种抽象物构成的，生活就是由米这类事物构成，人要吃米就是一个公理，不由人致疑，作者终于说出了他的哲学，以清醒的状态，即“重力是匿名物质对精神的吸引”，这就是“先于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重力法则是一切法则中的法则，人活在世上不自由，就是因为摆脱不了这个法则，所以只在梦中飞翔，而醒来是那么的不美，醒来最想要的不是飞翔，而是粮食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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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患者》读后感(三)：出梦之光

一笑

在《思辨患者》中，是谁在说话？是那些一个接一个的无名者——被时间监禁的人，民工似的人们，失去孤独的人，一个说着沉默的人，一个剪断国家脐带的人……还是不可设定者，流逝者，希望症患者，天空行走者……复制者？又或是这一个“凭那一点体内星火跋涉”，走在“黑暗之山”中，被危机感、紧迫感充满的、不断发出预言/警告的“我”？“我”，又是谁——作者？他必定是在诗中某处——在隐晦地带发声——但词语并非任人摆布的牵线木偶，它们是筑梦造物的种子，“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它们在万物中隐秘穿行，在诗人的笔下发出隐微之光。某些被隐藏的、变形瓦解的甚至非存在之物戴上了面具/面孔进入语言，它们的踪迹散布于整部诗集：“四重客体”、“对称结构”、“绝对之物”、“漩涡之眼”、“自发性深渊”等等，它们究竟是什么？实际上，一旦进入这本诗集，读者就无法仅仅以“阅读”来与它相对，因为有时阅读带有简单浏览或是漫不经心消遣的含义，书中的诗句无法给你惯常的心领神会，它的深度阻隔了读者直接的理解而被迫反复在句中兜绕，如被困梦之人缺少一条出梦之路，靠近它的深渊性——一个地下的深度、语言的深度——是一种冒险：

《思辨患者》起于反思，从转向之环——“墙上的圆”开篇跃入一个处境——“一个谎言世界”，我们不得不置身其中、已被构建起来的世界。“我”是来寻找某个失落之物——真相，还是来拆穿那些虚假的、被证伪的“词”？都不是。“我”是事件本身，“我”“相似于许多事物，却不是/它们中的一个”。历史的踪迹在一个混乱失衡的世界已不被关注，受害者的申诉被压抑忽视，我带着“脖子上的伤疤”，听到被“冻结在时间河流里的每一声哭喊”，“我”到来，作为哀悼者（戴着黑纱），作为显明者（善与恶的分界），作为天启者，一个哀伤与启示的精神“病人”，说出这混乱的根由：律法（神的尺度）与法律（人的尺度）的“世纪斗争”。《思辨患者》以《事件》这首诗开篇，将整部诗集的位格突入历史－信仰－存在的交界，其诗行底部迭映令人不安的镜像，词语间的波浪反复击打着幻梦中的人，也包括读者你我，我们能够从中听到什么？寻到什么？

“患者”本意原指患有疾病、忍受着疾痛之人，诗人在此将其用于标题或另有一层含义：患者，亦是忧患之人，即忍受着困苦患难和忧虑之人，他的四面被问题的群山/墙所包围，“如临深危”，他焦虑而急迫地浸入世界不可理解之深处，试图从思考的暗盲点——那“寂静的漩涡之眼”中寻找答案：“他就这样在绝对寂静中憋着气,紧盯/一个针尖一样的思想刺一片水一样的东西”（《一个说着沉默的人》）。他与谬误周旋，以“理智直观”的形式揭示真知，而整部诗集实际也是在确立一种作为思想经验的诗之言说方式。《思辨患者》完成了一种诗学的转型，即彻底摈弃传统汉诗对人之心灵与情感的附庸而转向思之领域，通过复杂多变的诗化沉思带动的诗行将思内嵌于诗，随着诗句行进的齿轮，伴奏着锈蚀的因果链断裂的脆响，伴随着意符与意指的脱节、异化，诗句中常常浮游着“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构造出文本的多重回响与开放性，究其来由，一是其内容歧异，从主题的不同变奏当中衍生出多种思路变异体，二是其语言意符的立体、多层次的繁复交织折射，恍若“脱离了大海的海面”，其形式与质料都迥异于寻常所见。从一首诗到另一首，《思辨患者》仿佛一场又一场没有结果或结果出乎意外的实验，然而这些诗并不是实验性的——它们并非技巧、形式与语言的某些试验品，而是已然完形具神的自在之物，它们从容地从客体的任何给定性中脱离，“剥落对真实之物的印象”（但却带着真实之物的影子），“从思想上克服有形实体对精神的控制”而定居于虚空之上以“完成虚无的安住”。

然而此处的问题在于一些带有“危险性”的词语，譬如“虚无”，何谓虚无？何以感知？又何以“安住”？虚无，这个位于人类想象与思考极限的真空场域，如果按照巴塔耶的说法：虚无是无差异的存在，它是作为存在者的纯粹否定者而在，它消散融合所有事物的形相。诗人却以一种极端的勇气然将其与居所相安，或有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将虚无作为客体（“彻底沙漠化”）带入存在而“将[虚无]自身遗弃”；二是使得“存在”不再作为确定无疑的实存，而是可以幻化成某种纯粹虚拟性的观念循环往复并迁徒，从而建构起一种非实存的经验，这种非实存的经验寻求着一种纯精神性存在的可能，即在新的场域获得安顿的可能：

存在即是场谜误，迷途中，无可栖居者众多，同时被不确定性的暗流侵蚀、扰乱，被现实化切割出各种虚拟性创口，这些无可抵御、无法愈合之创口突入人的内在性层面，不但松动了“人”之为人的基底，也让其外部世界跟着晃动，使得一切处于不可预见的偏移之中：“于是他们的存在与行动变成高度悖论性的，为了带来光明, 一切必须在暗中进行，在暗中对所谓宇宙必然秩序进行颠覆”（《天空行走者》）。正是这种悖谬的运动，这意符间的游戏带出了真实的深刻性，同时发出一种语言的窸窣——纯智性低语的编码。《思辨患者》以最大努力排除着对语言的庸常理解，不惜制造某种程度的语言功能紊乱，书中常有匪夷的句子出没把话语的含义变成具有多重背景的海市蜃楼，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给出一个难以捕捉的、扩大了的意义视域。

《思辨患者》第二部分的诗尝试以“人”这个概念为固点，万花筒般折射出不同身份的人对自我与国家、历史、他者的关系等问题的沉思与探问。能否意识到自我以及自我存在境况是一个人觉醒之标志，在这个已然被野蛮的简单性（生存）所统治的可疑的世界——“我们已经变得简单而粗暴”——在这个失去守护的时空，人的认知已被碎片化的表象与价值尺度的混乱侵扰、破坏，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带着/适合生存的尺度,又一次被抛向/不合生存的谜。”诗中之“人”并非简单具体的众生相刻画，诗人也摈弃了生活图景的摹仿写真，而是将抽象的人放入对“先于问题的答案”的观念求索之途，“走上一望无尽的绳索，从一座山峰到另一座”（《希望症患者》）。诗人质询焦点在于“存在与思”是否能够统一：“这袋米是否同样沉重地压在你的思想上？”，以及我们如何摆脱“已知意义的坚硬之物”的纠缠与压制，如何脱离“这些新的透明符号的冲击，浮出水面”, 我们究竟该如何思考一个人而不把他减约为“它”：

诗人的“患者”群像亦在探讨“系统错误”的阴影下内嵌于语言的问题——国家/媒体话语对个体认知的干扰甚至是“代理思考”。困于各种身份/机构的“人”吁求着释放，从可见的与不可见之物——一切自然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挤压中挣脱，获得“脱离太阳系的时间”，“在适当的时候，以匿名的方式完成解放”。诗人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论证都出自一种深刻的思之需要，如在紊乱的水流中保持直立行走，靠近那些前所从未被思及、未被倾听或被看到的东西，进入一个诗意的“潜在的生命空间”，人在那里与“绝对之物”格斗，“打捞希望的残骸”，但同时，“那里”也暗含着抵抗黑暗/绝对的力量：“一座移动的沙丘，一片梦中森林，一面有无数人形洞的墙，在未来的风景区，无数阳光猎人穿过去了。”诗人把我们带到意识形态的黑洞面前，指出它的贫乏与冷酷以及压倒一切的特征：“它漠视一切名称，党派，吸入它们如星尘，碎石，光迹。”他呼吁人们“从公共领域的混沌无序中撤出来”，政治本是公共的场域，在一个“谎言世界”，它呈现为混沌无序的状态，缺少“闪闪发光的”“意见的果子”，而“撤出”则是一个穿越屏障和黑夜的举动。拥有“否定性标志”和“高高的灵魂”的人试图以撤离/消失这一行动将其内在之光介入现实——“市长办公桌上出现了与失踪人数一样多的社会理论，有红色的，蓝色的，红黄蓝相间的，每种理论都附有详细的现实指南”（《内向移民》）。诗人依托于这些虚构之人发声，他或许指望通过如是演绎、述说，通过读者倾听时产生的错愕、震动，能把某种被赋予他的、时刻处于风险中的启示带出交付给“我们”，这是可能的吗？

当下的中国，汉语诗作数量惊人，但诗却越来越“远”了，更不要说充斥于诗坛的陈词滥调与模仿拼凑，熙攘着对词语的无度消费，正如作者在其2011年诗集《残酷的乌鸦》序言中所言：“当代汉诗大多在经验世界的设定内进行表象联结，尚未开辟出意向性之外的诗空间”，这是诗人的失败，不是语言的低能。“诗人带着双刃的裸剑醒来”（马拉美），他化身为众人却又始终持守着最为独特的核心之物，绝望着的希望韧丝般散开；他迫切地要求着质疑、抵抗与超越。《思辨患者》是这样一本倾斜之书，它在打开的书页中关闭着，你要尽可能地与它处于同一斜面，还需要抵御重力，卸掉所有压迫着你的东西，你的眼珠难以察觉地在诗行间移动，让它们带着你轻轻摇晃着走在弯曲的光线中，你像是跟在俄耳甫斯身后的欧律狄克，低垂着脑袋，倾听着前者的诗琴走在幽暗之地，走出神话的洞穴，走出一个宿命，走向一道希望之光。

《思辨患者》读后感(四)：人这个物种：致未来的下落不明者

人这个物种：致未来的下落不明者

芬雷

——雅斯贝尔斯

——勒内·夏尔

诗集《思辨患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人这个物种”的说法，是在《黑洞意识形态》一诗中：“它（黑洞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吸引人这个物种，就在于它所衍射的奇异之光，将一切潜在显现为实在。”仿佛一个复活版的飞蛾扑火，诗人冯冬将人这个物种标记在了一段亚里士多德式的光波旅行之中。从潜在到实在，奇异之光的显现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总体效力”，更何况在这个显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总是制造一个又一个瞬间时刻：“瞬间相遇，瞬间分离，两个瞬间之间夹一个事件，两个事件之间夹一个瞬间……”（《时间循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人们的认识与事件得以共时实现的同时也共时遮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摸不到事件边缘，因为它将这个边缘不断转化为我们脚下失去的地方，我们只能摸到无限延长的防风带……”（《黑洞意识形态》）一方面，每个人都被携裹进去，取消了运动的幻觉，“世界一片宁静，黑暗本身在旋转”（《时间循环》），另一方面，“每个人看见的风暴都是风暴的一部分”（《时间循环》）。这无疑是一段极致之旅，在亚里士多德所谓潜能与实现之间，那个“一切意识形态之中……最隐蔽、最强大的”黑洞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光栅元件：无数个瞬间，无数个事件，它们置身无数个循环往复、看似刻板而麻木的光波狭缝之中，就是这样的光波狭缝，却藏匿着某种被瞬间短路或顷刻抹除而终究不可测度的“质询一切”的力量。

这一经由黑洞意识形态衍射的奇异之光所照见的、从潜在到实在的显现，哪怕仍有无限的力量栖身于瞬间的空白狭缝之间，却也在黑暗中透露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就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九卷中所说，一如谷穗与谷粒的关系，人的实现在本体上先于人的潜能，这使得人的潜能总是被人的实现约制着。那些未能实现的或者说处于遮蔽状态的人的潜能，似乎有着一种延宕或者说滞后的未能的能力，如此能力，在经年累月的黑洞漩涡之中养成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状态：人们不得不在能力阙如之中前行，并因为这一能力阙如而一次又一次地见证能力的显现，从而把自己的种性向那将一切潜在显现为实在的奇异之光敞开。

这段旅程危机四伏。因为在没有人的地方，在本应发现人的地方以及在人倒下的地方，总有其他的声音代替人来说话。“人失语时会听见机构的声音 / 人以为人在说话……”（《人与机构》）那些显现为实在的，不断规划着人的类属，它带来了人与人的相似性，人与种群的关联性，同时也带来了关于显现本身的规定性：“在没有人的地方总找到它 / 一件古代兵器，一种建制，掌控 / 水与土地，超越生死的 / 漫长治理中，它独自加冕。”（《人与机构》）看似是发现之旅，却又是殖民之旅，这是人这个物种在自身内部的殖民，是成年对幼年的记忆夺权，也是实现对潜能的显现代理。那一个纯粹的显现的事件，正被纳入一个充满了“难以捉摸的总体效力”的、“可见物得以复制”（《黑洞意识形态》）的结构性生产线。面对这场有关实现的自我合法化运动，那个携带着稚性的阙如而依然在黑暗中前行的种性及其未能的能力持续被遣送至“大雪纷飞的边境”，它们宁愿投入一种匿名的潜能认领，也不愿意“从人嘴里学会‘我们’”，哪怕迎接它们的只有荒野。人的潜能的实现正在成为人与其潜能的隔离，这或许是人这个物种的一个存在处境。这个处境，最通俗地来理解，就是“人人”。

“世界由人组成”，在《没有诗意的理性》一诗中，诗人强调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得益于把一切归于“人人”：“人就是人自身的环境，人的内在嵌套着人。”人这个物种自然逃脱不了“自然法则的突变”（《猫与人》），但更多的突变却是来自人类法则自身。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科技沙文主义而言，人这个物种区别于驴子、蚂蚁和水稻这些物种，在于人对于自身种性的复制、改写、剪裁等一系列的自我干预，那些建基于诸多实现的历史书写了一切历史；甚至历史已经成为多余的，而“人这个物种”的说法也将成为过时的，乃至反动的。冯冬在《没有诗意的理性》开篇，用日常的笔调写下了一个“人人”的荒漠化场景：“他关上毒气阀门后就睡觉了。”

为什么是毒气室？这一“特殊处置”（Sonderbehandlung，纳粹用语）的特殊空间，也许并不单单存于集中营，也不只是针对犹太人？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论述莱辛的那一篇文章里，汉娜·阿伦特坦言，许多年以来，她始终把“我是一个犹太人”视为对“你是谁”这一问题唯一充分的答案，其中缘由并不在于她有意使用某种特别的人类——即人这个物种当中的某一个种类——来示范所有种类，而是在于犹太人被置入人种灭绝的事件呈现了人这个物种加之自身的受迫害现实。换而言之，毒气室就是人这个物种之种性的赤裸地带。基于如此事实，阿伦特无法接受“我是一个人”这样的回答，因为这句话看似承认了“人人”却抹除了人的种性，而这一被抹除的人的种性关乎人性（Humanität）。

我们很难去谈论“一个人的人性”或“一个人的种性”，因为所谓人性和种性，关系到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向他人敞开”。而“人人”的环境，把朝向他人的温暖作为“奇异之光”的家庭产物过程中，虽有将自身置入黑暗时代的危险，但是始终保持着人与他人、与现实、与生活世界敞开关联的行动权力。阿伦特特别提及那些在智识和政治发生畸变的、人性与人脱节的时代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这些人似乎放弃了人之于人性或种性的那种抵抗，他们让自己无名化，逃避到不可见性的幽暗之中。这就是“内向移民”（inner emigration）的“无世界状态”：“从公共领域的混沌无序中撤出来”（《内向移民》）。如此状态虽说保持着个体的纯粹性和私人化的自由，却让人的生存方式变得脆弱，甚至随时都可能被抛入瞬间的可见的残酷之中，并有着像幻影一般随风消散的危险。

“他关上毒气阀门后就睡觉了”，人这个物种在自己的种性之中已然濒临毁灭。“人这个物种”，在这个意义上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作为人的羞耻”（普利莫·莱维语），不如说是“作为人的残酷”。阿伦特对于“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反复确认，是为了“人人”之政治的最少现实性，在她看来，如果我们无法在人性的问题上将这一最少的现实性——也即最少的公共领域责任——保持住，那么政治的畸变以及人性的幽暗或将难以得到必要的纠正，而在如此境况之中，无论个体多么渴望躲入自己灵魂的避难所，对最少的现实性的抛弃必然招致人性的丧失。在诗歌《内向移民》中，诗人回应了阿伦特对于“黑暗时代的人”的思考，而那些所谓的“内向移民”同时也是“手持空白护照”的难民：

仿若一个惊魂甫定的噩梦，于梦醒之际呆滞于巨大的虚空。这绝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安魂曲，而是在任何黑暗时代之中都可能发生的黑暗权力（可见但畸变的权力）吞噬黑暗力量（不可见且无名的力量）的过程。就像阿伦特提醒的，“无论力量在哪里与权力对抗，屈服的总是力量”，也正因为此，当一个人无法面对“人人”加之头顶上的否定性，逃至河边试图匿名“偷渡”之时，就总是落入黑暗的风暴漩涡。不管这条河及其沿途风景如何地内在与私人化，却从来没有谁渡过这条河。一切归于“一场影子与沉默的喜剧”：“每个人看见的风暴都是风暴的一部分，被卷起后消除了运动的幻觉，世界一片宁静，黑暗本身在旋转。”（《时间循环》）

人的境况——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土壤或人性环境——正在非正义的“烧灼之苦”中进入“类属的幽暗”（《一个观念的演化》），自由仍在寻找着与最少的现实相对应的最低的形式，与此同时，那些“被损毁的生命”并不知晓自身是否损毁于“这毫发无伤的黑暗”（《黑蜡烛》）。诗人警告我们，“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应该知道“如何进入这黑暗之山”。在《历史的用途》和《黑蜡烛》这两首诗中，诗人解构了历史和书写历史的光辉，他把人这个物种在人类地层中的最后的呼吸，引入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死后重生般的残酷情境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诗人从阿伦特所说往返于公共生活与匿名状态之间的政治的现实，走向了政治的解构，从而给予了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幽暗以“匿名的解放”的政治任务。如此任务，在阿伦特看来是无法完成的，她认为，在黑暗时代中，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匿名化的人性，将在真正的解放来临之时彻底消散，以至于不再与政治的现实相关。

诗人首先向历史发难（《历史的用途》），从历史的反复（“一个人在某一页死了，在另一页复活”）、起源（“另一个人跳下火车，剃了胡须 / 奔跑回童年，进入子宫”）和篡改（“还有一个人径直脱掉剪裁过的故事 / 拿块粗布裹住淌血的身体”）追问历史的用途。这些被一种“克制于毁灭”的光辉在”深黑渊面“所书写的“闪闪发光的”历史书页，每一页无不遭遇着个体的反抗：向永无新日要生命的活力，向齐头并进要个体的记忆，向书写帝国要淌血的肉体……在前往明朗高处的光辉旅程中，历史在看似克制毁灭的同时却又制造着毁灭，它甚至在人类地层之中激起了一场时间内部的灾难，每个人都在躲避追猎，每个人都在策划逃亡：

“当所有星星都黑着 / 当所有向导都是盲人”，“如何进入这黑暗之山”？如果说黑暗正在成为黑暗自身的来源：“我们习惯在黑暗里看书 / 在黑暗里摸着写字 / 在黑暗里摸着。”那么，黑暗是否也将成为黑暗自身的荣耀：“我们是被洞穴黑暗 / 填满的天之骄子。”在《黑蜡烛》一诗中，诗人将黑的火引燃至“史前黑暗”一般的时间内部，以黑暗照见黑暗，以黑暗支撑黑暗：“凭那一点体内星火跋涉 / 而我们的火是黑的。”这时间的内部，何尝不是那无数次见证了奇异之光将人的潜在显现为实在的，最后史前时刻的内部？对于人这个物种来说，在奇异之光照射之前，人的种性被自身的潜能关照着，只是区别于奇异之光，如此潜能之中的黑火，将不可见还给不可见本身。于此内部，人的种性尚没有吐露自己的稚嫩的萌芽，而人的潜能始终游荡在类属的本体性幽暗之中。

一座黑暗之山，四处是史前的黑暗的风……“来，给你点一支黑蜡烛”。一支黑蜡烛并没有为黑暗带来光明，并没有将“类属的幽暗”变为“类属的光辉”，反而却将被损毁的生命化作“被洞穴黑暗 / 填满的天之骄子”，这如何可能？点燃这支黑蜡烛，进入黑暗之山，进入被损毁生命的至暗荣耀之中：一切都是黑着的，就连幸存也呈现出一种濒死或已死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死了 / 因为那挂在树上的一动不动的风 / 是我们最后的呼吸”），但如此黑暗并不像之前阿伦特所说的因为政治的畸变或权力的暴政而导致伤痛、畏惧和逃亡，而是恰恰相反，它让“我们不再惧怕”，并且“没有一个在黑暗里痛着”。诗人通过这段黑蜡烛的旅程，改写了被损毁生命的黑暗传记，从一种政治的现实的人性转向了诗歌的绽逸的人性。经由如此转换，诗人让这支黑蜡烛在被损毁生命的损毁之处照见一种不可能的生命任务，幸存着的伤痛与畏惧虽然仍在持续控诉，但新的劳动平面持续生成，人这个物种的类属之幽暗因此进入一种游荡的革命状态，一场无边的、无名的种性起义由此开启。

在《民工似的人们》中，诗人写道：“一个人的屋顶就是另一个的地板 / 他们游荡在每一个自己搭建的平面。”这些民工似的人们，或者新的民工，将会像“建巴别塔一样把剥夺的时间 / 垒砌成一次密不透风的暴动”。在《一个吸引垃圾的人》中，诗人让“大批穿越生死线的思想难民在他身上 / 搭起帐篷”，无数走在无用的、被耗费的、被毁弃的路途上的人将在他的周围聚集，并“画出移动的光幕”。在《一个突然跑出来投票的人》中，诗人提议“为失落的幽暗黄金投上一票”，也不排除“带着愤怒，带着希望，带着恐惧”，向一切可能的投票箱投以我们的石头以及我们的睡意。在《一个失去孤独的人》中，诗人让失去的孤独成为一个人无穷变换自身种性类属的洞口，他将成为“一颗幽灵粒子”与“一”对撞。

与此同时，诗人在那个看似庸常的生活里放黑的火，让日常的黑暗与逸出的黑暗彼此对峙。“没有轨道的人”，他走上的每一条轨道都会塌陷，而一个写着“大地不动产公司”字样的遥控器却在他身上安了家。“没有问题的人”，恰恰是他从未尝试不以问题的方式来思考世界，因此他的生活被置入解决日常问题的非常幻觉。“没有性格的人”，看似通过实在的现实抹平了潜能，实则落入了实在的谜团之中。“一个假装思考的人”，试图通过思考如何生活得像人而达成人的本质，却让人的本质起了白雾。一个“希望症患者”，一直从景观的废墟中，打捞希望的残骸，直到开始混淆哪一个希望是借来的哪一个又是自己的。

这些起义者，在类属的幽暗中，开始打量着人这个物种的不明形态。犹如人类的最后之人，起义者在种性的赤裸地带集结游击，随时准备战争也随时准备撤离，他们朝向畸变实现的关卡发起一次又一次地绝地反击，他们朝向无以测度的黑暗山口实施一次又一次的内在撤离。诗人在《一个说着沉默的人》这首诗中，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描述了最后之人的存在情境：“生活消失了，人们却还活着”。人们还活着，所遇见的人却越来越少。这或许是最后的时刻，无人再为沉默作见证。但即使一切消失了，万物毁灭了，沉默还在。最后之人，就是那个融化自己的嘴巴，将黑的火于时间的断裂处点燃的，向“比宇宙更古老”的虚空诉说着沉默的人。

《走在一片没有海的沙滩上》这首诗中，诗人刻画了一个极致残酷的末日情景：“海奇迹般消失了，退到地球另一个角落以便在 / 剥夺了生命的安顿后，再次袭击村庄，风干的岩石间 / 露出村子的残迹，那些最后之人也如一缕缕炊烟 / 蜷曲着散入胶皮味的天空……”人的本质在最后之人濒死的、绝对的疲倦之中得到清算，最后之人用黑的火烧时间，也烧自己。而在万物毁灭之后，一个奇怪的物种“抹掉大写的历史”，重写了人这个物种，“在死亡照射过的洼地里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幸存下来，作为陌异于生命的存在。这就是未来的下落不明者。

那么，在最后之人的纵火行径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最后之人到未来的下落不明者，从人这个物种到一个奇怪的物种，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书中曾经追问的：“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在诗集《思辨患者》中，诗人也在追问，那团黑的火焰，如何在人这个物种的天空划过而不带来拯救或毁灭？（《天空行走者》：“你不能划过别的生物的天空而不带来拯救或毁灭。”）一场黑色的起义如何让每一个人穿越自身的漆黑空间，并在毫无生还之希望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不语？如何“以匿名的方式完成解放，然后从天空的洞口撤离”（《天空行走者》）？

对于以上诸多疑问，诗人好像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在诗集第 Ⅲ 部分零散的几首诗中透露了些微的线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场火与棉的翻译所引发的“灰烬程序”：“火翻译棉，进入灰烬程序 / 如战争开启时间，翻译的伦理 / 一门自燃的艺术。”（《翻译游戏》）它确认了“一阵太阳黑子的闪耀”之下“无人之处”的人的诞生：“那是在目不暇接中诞生的人们 / 于无人之处造出的因果 / 构成宇宙的纤维，那是被心灵 / 反应堆溶化成的虚无之能。”（《火与棉》）灰烬程序所开启的是战争的时间，也是解放的时间。不仅是雪与雨的无以保持原形的世纪相遇，而且是火与棉的相互点燃的虚拟游戏，哪怕是虚拟的火，虚拟的风，以及虚拟的宇宙，在这样一个时间，“石头也在译 / 阻滞在语言中的力”。诗人似乎在偶然之中提及了无边的、无尽的起义者的诞生，同时也说出了诞生起义者的诗歌语言那种由此及彼的灰烬般的伦理：“从你耳边淌过，如无常的听觉 / 不及之处的万物的鼻鼾。”（《火与棉》）诗人的工作，也就像诗中所说，“（述说）这内在追逐的光影，接近 / 一次高烧的表白……”

经由灰烬程序，诗人将阿伦特所谓被损毁生命的“无世界状态”推至“无人状态”，那个被阿伦特作为人的境况之思考情境的地球，甚至已不足以承载这一未来的下落不明者的存在状态。《在黑洞边上游戏》一诗中，诗人将这样“脱离太阳系的时间”，朝向“另一个维度的存在方式”的“逃逸的翻滚”，称作一种“星际间生活方式”：“你要去太空安一个家 / 每日接受星辰洗礼，与星系一起旋转。”这是一种，相对于阿伦特所谓在政治的现实中保持最少现实性而言，在星际平面上，于黑洞的闪耀中，保持最纯粹语言的行动。“每走一步，都可能坠入 / 叙述开裂的深渊”，人们还在这里，人们已不在这里，人这个物种的种性地带，作为潜在的生命空间，正像一个“太空骰子”一样，在星际黄昏之际飘向“宇宙深处的……卧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诗集的结尾，这场未知的星际旅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雾霾拦截了。在《雾霾幻想》这首诗中，雾霾劫持了城市，那些“从天空的屏幕空降而下 / 一同跳伞的特种颗粒”突袭了未来的下落不明者，“无人状态”被呼吸的事件强行雕塑为一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后人类状态，而“灰烬程序”被生态的现实拙劣地模仿成一次虚拟的末世。人类的“蓝色的孩子”，从无痛的黑暗之山被瞬间挖掘出来，在一个离太阳最远的冬至日，被迫去做“空气的难民”。解放或许尚未开始，战争却远未结束。“你戴着防毒面具与看不见的恐怖作战 / 又被一个未成年幽灵突袭”，而最后之人的沉默被生命的金融仪器显现为一串空气指数，“每个人都不能逃脱”。

这一突袭事件无疑说明了诗歌或诗意想象的脆弱，但是哪怕“每个人都不能逃脱”，哪怕是幻想，诗人仍然持续地开启了那一无边的、无尽的起义，甚至戏谑地声称要创造奇迹，让呼吸开始体外循环。在一个满是灾难云烟的节日里，我们让呼吸穿透每一个内在的黑暗之山，构建一个体外呼吸的流亡之国，如此看似微茫的行动或幻想，在诗人看来，却是一次实在的主动出击，是失眠者成为战士的不断醒着的时刻。就像诗人在《猎人便签》一诗中所说：“谁向深渊放了一枪，谁穿过了大地裂口 / 前来汇合，以尚未废弃的部分 / 重建流亡之国。”这或许就是阿伦特一直强调的最少的现实，对诗人而言，这一现实意味着一个最少的呼吸或最后的呼吸，如此最少的或最后的呼吸将接应着一切内外、一切循环，归根结底，这一呼吸将以“无人”的未来作为赌注，重构陌异生命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