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100字

《明清社会和礼仪》是一本由科大卫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6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一)：地方社会的发展及礼仪的正统化

15，16世纪，宗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开始兴建自己的祠堂，即家庙，这逐渐为明朝官方所接纳，逐渐合法化和正统化，也逐渐推广到下层，他们拥有自己祭祀的神明，不一定和官方的一致，但是会按照正统的流程来进行，后来士大夫阶层的逐渐兴起，国家势力渗透到乡村，他们控制了庙宇的管理，主导了地方社会的礼仪，使之与国家的要求接轨。地方社会礼仪趋于正统化。

宗族的兴起发展不多言了，这与成文不成文族谱，以及里甲制的推行都有一定的关系。

天地会和司马光墓地的两篇文章只当科普了哈哈。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二)：谁来守候传统

争着抢着买这本书，亚马逊多次提醒库存紧张仍然坚持不退货，最终亚马逊客服受不了我的执着帮我查全国库存总算慢悠悠的到了我手里。科老师借这本相关文章合集集中探讨维持庞大帝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力量，如本书一直强调的16世纪以来的中国的礼仪、宗族建构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围绕“家庙”祭祀形成的地域性宗族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主体。关键词：礼仪革命、、礼仪领袖、控产机构。正如“历史阿牛”提出的：在科老师看来，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也许随着现代形式的移民流动，这400年来新发明的“传统”将逐渐真的变成传统了。祠堂、寺庙、仪式……都将无人守候。喜欢科老师后记里的一句话：“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果然是相同又不同，历史学者倾向于历时的追溯社会事实的脉络，民俗学倾向于系统的结构的共时研究，现象学的考察特定的社会事实产生的文化逻辑和精神互动的特殊形式。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三)：明清社会与礼仪

本书论及的不是珠三角地区在明代之前是否有宗族组织的问题，而是在已有的家族形式下，宗族制的形式及正统礼仪普及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珠三角看到的所谓“传统”农村，实际上是明中叶嘉靖年间礼仪转型的结果。晚至宋代，珠三角大部分地区仍脱离国家管辖，国家力量仅延伸至广州等少量城市。官方把祭祀视为一种专利，祭祀前代贤吏视为一种官方的宗教活动，甚少宗族祭祀。明初，国家对珠三角实行里甲制。这是一个双互的过程，既是国家力量的进一步下渗，也是国家对地方社会的一种承认。至明嘉靖年间，大礼仪改变了有关祭祖和建立家庙的礼制规定，品官建庙获得了明确的合法性。明中后期，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地税多于力役，不得不承认地方大族的权威。同时，黄箫养之乱和排佛运动也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地主阶层提供了契机，依靠中央可接受的理据，决定地方权益，逐步开启宗族的正统化。宗族渐成为社会核心，并演变成为田土开发的控制产权机构。这些机构控制田产和墟市，多姓共有的财产，以共同建庙的方法管理，合同隐藏在礼仪活动的演出中；单姓独有的财产，则按宗族的方法管理。可以发现，明中后期在里甲制的主导下，以地方与中央税收和财政的关系为核心，族谱、田产、拜祭的相互发展。

珠三角的士大夫成为治人者和治于人的中介，背后依靠的正是宗族力量。16-18世纪，地方群体最初以祭祀地点为核心建立起来，后转变为赋税登记的群体，再变为宗族。不过，祭祀地点的宗教礼仪和组织没有消失，转为以祠堂为核心的组织。另外，宗族具有弹性，共同的世系证明不是必要条件。依托宗族，可以提高社会地位，逃税，结盟等。同时，宗族内部的产权争执并不少见，积累起来的土地不是宗族所有，而是由个人或群体建立起庄园。

“中国”在不同时空的存在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根据采用朝廷认可礼仪的历史，可标志地方与朝廷的整合时间。福建地区在宋代即纳入国家体系。宋朝对福建地区采用地方神祗以遵行朝廷礼仪为中心的士大夫仪式，道统掌握在和尚和道士手中，把文书挪用于仪式上，渐用朝廷样式，实现地方领导力量和国家象征性整合。至明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福建宗族实质是加在一个现有神祗拜祭制度；其祭祀空间建于墓地，由僧侣看管，与祠堂分离，不建于村内。这两层的礼仪，皆混在同一个建筑物的标志里。至此，科大卫甚至猜测，福建莆田地区可能从来都不是以宗属为本，而是一个地域社群。

最后，文字传统和植根于非文字的社会风俗相结合，并重新呈现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族谱不只为了同样享有居住权的人，也为了那些只有在定期礼仪中才走在一起的人编撰。珠矶巷传说的多姓氏群体的源头，与这些群体的相互责任无关，但却关系到一个共同的背景，确立居住权的需要。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四)：筆記

- 在學而優找到這本書。因工作關係, 有幸久不久去廣州學而優及北京萬聖書園走走, 總會有所得著, 包括這一本書.

- 這個新史學的系列, 最早讀到的是《再造病人》, 對當時的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及後也有讀到梁其姿老師、楊念群老師的書, 所以也特別留意這一套系列。

- 科大衛與香港甚有淵源, 在香港生活與教書多年。可惜以前沒有留意, 也就沒有機會多認識了解。

- 這本書是本文集, 把科大衛過去的學術文章重新刊登, 大部份是原文是英文翻譯的作品, 也有少數是原來就以中文所寫的。書的最後有一個出版說明, 好像暗示部份文章版權可能會有爭議; 加之在後記中科大衛提到自己沒有閱讀翻譯的文章, 令人有點奇怪。

- 書名叫'明清社會和禮儀', 但其實多數文章談的年代, 更多是明初至明中的年代, 也有上溯宋元, 反而清朝的東西則不多。

- 作者本身是華南研究出身, 在改革開放以前主要透過香港新界的研究來了解傳統中國裡的社會。改革開放後, 他與其它學者(如蕭鳳霞)開始做珠三角的研究, 也開始接觸到福建莆田的研究, 將領域擴展至華南地區。再後來更涉足山西等地, '告別華南'。

- 書中收入的<告別華南研究>一文, 本身就用中文寫, 文字簡單易懂。該文清楚交代了他的研究進路, 包括從60年代起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如何嘗試擺脫上一代學者的理論框架, 從禮儀、宗族等角度嘗試去了解明朝以降國家與地方的關係, 對入門者如我來說是很好的介紹。

- 關於明朝的歷史脈絡, 我始終無法說得清楚。但作者經常會談到從明朝的里甲制過度至宗族/祀堂等經過, 有一個宋朝以來的理學背景, 也有在地社會與國家negotiate的過程, 也有'大禮儀'的爭論中廣東仕人的政治賭注等........... 其實十分有趣, 有心者自己找書來看好了.

- 書中提到很多東西之前都不大了解, 像甚麼鄉飲酒之禮, 甚麼道教科儀等, 令人慚愧. 科大衛早年很多研究是建基於香港的村落, 可惜的是這些知識大概已不為香港社會所知曉。當中提到宗族/倫學的道統與道教/喃嘸的關係, 沒有被朝庭認可的信仰 (如金花婆婆、其它更傳統的信仰等), 都很值得進一步去了解學習。

- 隨著政權的更替及現代化的歷程, 理學的道統與國家政權已不像明清時那樣緊緊走在一起(近年的國學熱是另一件事, 但放在幾百年的歷史裡或許也可讀出些甚麼), 但道教的傳統其實還是流行在香港乃至華南地區, 實在應該好好研究這一方面學香港/珠三角民俗的關係。

- 因為作者的框架甚清楚, 每篇文章大概都會說類似的東西, 所以讀到後來就有點悶了。

- 除了道教的東西外, 還很想找蕭鳳霞的書來讀讀。

《明清社会和礼仪》读后感(五)：“礼仪革命”造成的“传统社会”

也许，我们今天认知中的“传统社会”只有400年历史。科大卫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早期近代中国的礼仪、宗族，以及商业，处理如此复杂议题的十几篇文章，今年以《明清社会和礼仪》的题目编集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这些精彩的研究也许会概念有关“传统社会”的“常识”。

贯穿科大卫教授丰富研究的问题是：维持如此庞大帝国的乡村社会秩序的力量是什么？这个提问来自20世纪中叶西方学界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认为社会的秩序来自政府控制。第二，认为士绅阶层与朝廷合作，造成了一种社会秩序。第三，认为16世纪以来的中国出现了“公民社会”。

科大卫认为以上三种解释各有缺陷。以萧公权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认为政府的控制带来了社会秩序，但是，他又同时将有秩序的社会定义为受到控制的社会。这其实变成了一个循环论证。如果认为士绅阶层连接起了国家与社会，那么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是否存在一个利益一致的士绅阶层？至于“公民社会”，这本是一个从近代西方历史的世俗化进程中归纳出的概念，但世俗化恰恰不能概括早期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征。

那么，16世纪以来的中国是否经历了一场社会结构的转变呢？如果转变曾经发生，真正根本性的特征是什么？科大卫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礼仪。

礼仪如何为早期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向心力与秩序？宋元之际与明初的若干变化至关重要。首先，文字书写在乡村中更为普及，将文字带入乡村的，不仅有儒家的教书先生，也有在乡村中主持各种仪式、祭祀的仪式专家。当文字传播开后，人们不仅运用文字书写祭祀神灵的仪式，或者与朝廷权威息息相关的各种儒家伦理，同样也用于书写土地契约、账簿、家谱等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书。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16世纪，宣称信奉儒家礼仪的宗族建设及祭祖仪式越来越普及。科大卫教授对此的研究重点是珠江三角洲。宋元之际以及明初，广州城之外的珠江三角洲对于朝廷来说，尚属荒凉之区。但在16世纪，这里出现了霍韬这样介入“大礼仪”的朝廷重臣，也出现了陈白沙这样的理学领袖。从陈白沙到霍韬，他们都在积极建设朱熹《家礼》中提倡的宗族礼仪。围绕“家庙”祭祀形成的地域性宗族成为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主体。

在科大卫看来，上述的宗族建设与“礼仪革命”不仅仅是珠三角的区域变化。16世纪整个中国都在经历这场变革。从福建到山西，建设祠堂都是16世纪乡村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聚族而居”也许在后人看来是中国传统乡村的主要面貌。但宗族与乡村社会的紧密结合，可能主要是16世纪以来的历史产物。更重要的是，与一般印象不同，“聚族而居”造成的并非自给自足的、封闭的乡村经济，恰恰促动了更为开放与流动的商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将华南乡村中的宗族称为“控产机构”（corporation），英语里，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公司”。科大卫评价说“他不但发现了华南乡村生活的根本结构，也发现了产权维持和资金汇集相结合的原则。”（12页）

明清以来商业的发展，并非跳出王朝所认可的身份，而是利用这些身份。士绅、宗族，常常与商人是一体两面。披上士绅、宗族身份的商人们所建设的市镇，可能从两个方面击破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常识”。

第一种“常识”，是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的城市、民间社会毫无独立于皇权政治之外的力量。城市仅仅是行政中心，商人们仅仅是依附于皇权与官僚。明清时代作为行政中心的省城、府城、县城之外，尚存在大量的市镇。这些有时规模超过“万户”的市镇中，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官僚寥寥无几，甚至不存在，但商人们以宗族或士绅的名义修建祠堂、庙宇、会馆，主导了绝大部分地方事务。这些“礼仪领袖”比起韦伯假设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务，角色更为重要。（231页）

第二种“常识”，是将市镇中宗族、士绅、商人的活动，视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社会”的崛起。不论哪一个概念，对于16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都是不恰当的比附。“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131页）佛山这样的超大型市镇的早期历史，是围绕庙宇祭祀形成的乡村联盟。但当市镇吸引了更多外来移民，也由于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原因引起官府注意时，较早获得科举成功的士绅们开始领导市镇中的事务。他们也将市镇中人群、资源的聚集中心从寺庙转变为祠堂、义学、义仓，从而为官府所接受。这样，商人在市镇中构建起了适合他们的社会秩序，同时却并未突破他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身份、位置。

科大卫教授将宗族与礼仪视作16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也许刘志伟老师十几年前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史方面的回应：“明清里甲制下｀户＇的性质的衍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是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指望，而不像过去的传统那样建立在编户齐民对王朝的直接人身隶属关系之上。在这样一种与以往的传统不同的社会秩序下，民间社会必然与国家权力在政治上和利益上趋于一致，处在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中介的作用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既然｀户＇本身并不是一定的社会实体，而是一定的课税客体或税额的登记单位，那么共同支配和使用同一｀户头＇的社会成员之间，必然形成某种形式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就成为单个社会成员与官府之间最为基本的中介。……因此，图甲制下的｀户＇的构成及其变动，实际上是清代宗族组织分化和重组的一种折光。”（《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204页）

刘志伟老师的焦点是赋役制度中“户”的意义，似乎与科大卫教授所谈的“宗族”、“礼仪”无涉。但赋役制度中“户”的意义发生变化，乡村社会中原本的社会组织形态就会以新的“户”的形式进入官府的登记。宗族建设，正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另一面。

礼仪革命的分析框架，试图解释的不是某个区域的地方社会，而是试图理解什么是明代的中国，或什么是清代的中国。（37页）在我理解，科大卫教授心目中好的历史叙述，应当包含那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而非宏大事件的组合。科大卫教授2004年所发表的《告别华南研究》中有一个我始终动容的故事。他谈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教授的感受是“有点愤怒”。在他看来“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198页）

也许，随着现代形式的移民流动，这些400年来新造成的“传统”将逐渐真的变成传统了。祠堂、寺庙、仪式……都将无人守护。我来自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那里没有祠堂、寺庙，甚至没有家谱，这里的地域人群组织方式，以及“控产机构”都与宗族无关。前几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个朋友抱怨：楼下的祠堂清早六点作仪式，真是太吵了，祖上中过进士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一位地道的闽南人，来自科老师所描述的那种16世纪以来的礼仪传统的核心区。但是新的一代，已经未必都能认同这种礼仪传统了。

我在朋友圈里对那位朋友说，如果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听到仪式锣鼓声的第一反应，只怕是兴奋地爬起床过去围观。不过，这可能更多出于专业兴趣，并不意味对此有任何思古之幽情，或今不如昔之感，但也更不会目其为所谓“落后、封闭”的东西而欲其速死。历史是冷峻的。如同科老师在后记中所说的：多少我们以为是实体的名词，只不过是思想上的认同。随着人群的变动，认同也在变，这是无可如何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理解这些变化，令曾经“没有历史的人”能够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

（原文发表于澎湃新闻，2016年11月26日）

附勘误：

75页，引《广东通志》：殊不知五岳惟五万诸侯得以祭之。

可能应为“五方诸侯”。

80页，引《重修曹溪通志》：调太常寺少卿，致事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也有悔于心。

疑应为：调太常寺卿，致仕。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也有悔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