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读后感100字

《秩序的沦陷》是一本由[加]卜正民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一)：模糊不清的灌木丛

看网上评论，这本书的繁体版叫做《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和地方菁英》。 显然，繁体版的名称更符合书的内容，《秩序的沦陷》这个名称，显得模糊不清，莫名所以。

实际上，作为一个汉学家，卜正民这本书触及的正是这个敏感的话题----通敌。 卜正民通过对在抗战初期日本特务在江南五城建立占领政府的考察，提醒我们注意抗战中模糊不清的这个灌木丛：沦陷区中那些地方菁英的行为，这些介乎于通敌与抵抗大树之下的人。

实际上，作者所占有的资料并不充足，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物的经历消失在历史的烟雾中。这也导致这个灌木丛始终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不过，作者的这一考察，还是提醒我们，抗战并非如我们日常知道的那样，是一曲高亢昂扬的进行曲，而是充满苦难和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人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二)：日军的人心。

日军本来可能有民心的，但是他们除了毁灭之外什么也不愿做。

作者重点写了抗日前期五座城市——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有妥协也有抗争，这很正常，外敌入侵时，一部分人抗争，在沦陷区是游击队，一部分人妥协合作，入了维持会，还有大部分人没有能力做出选择，他们没有能力逃离，不敢抵抗，不配合作，于是只有苟活。

日军应该如何争取民心，应该拉拢合作者，安抚大部分人，消灭反抗者。

当日军可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基层时，民心自然会偏向他们。

很可惜，他们做的根本就是反其道行之，蠢得要死。

首先，日军本身基层政府缺少合法性，又没有办法给予合作者更多的利益，大多数乡绅选择逃离或者不合作，少部分合作者也是各有目的，一部分合作者是为了保护百姓当汉奸的，一部分是为了利益，这就导致根本无法得到百分百日军信任，基层建设举步维艰，甚至一些城市日军对于维持会只是挂招牌安抚民心罢了，导致这部分合作者民心丧失，或者有也没有什么用

其次日军根本没有想建设基层，少部分合作者得不到利益，反而要求帮助日军压榨沦陷区的民脂民膏，这导致基层与苟活者十分对立，基层一开始首要目的是给前方输血，这让苟活者的民心不可能给日军。

反抗者对于沦陷区影响深远，一些人觉得敌后沦陷区无足轻重，因为杀敌数量不如前线，但是反抗者有一个作用就是震慑沦陷区想要合作的人，因为游击队消灭一个合作者或者苟活者难度要低于日军，又因为日军基层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百姓，所以使得日军得到民心的难度又大了。

反抗者也有获得沦陷区的资源，（且不论以何种方式），日军也是一日比一日更要剥削压榨沦陷区，沦陷区基层的建设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日本想要一口气吃点中国，再加上日军已经停不下来，日本一直希望中国可以投降，在攻克北京就在等，南京时亦然，更有南京大屠杀这种震惊中外的惨案，然而中国始终没有投降，日军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觉得离胜利更进一步，但回头看，除了毁灭，什么也没有。

即便有人心，也被毁了。

《秩序的沦陷》读后感(三)：于“灌木丛”中徘徊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1月6日出生于加拿大，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从事明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而在《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以下简称《秩序的沦陷》）中，卜氏将目光投向了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基层政权组织，考察了其建立过程中各方力量的互动，试图还原当时基层占领政权的运行情况和沦陷区人民的生存状态，以期揭示抗日战争史中部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简体中文版的书名并不直译自英文原版，台译《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更直接地点明了本书的关键词：通敌（Collaboration）。而大陆译者潘敏选择了相对中性的词汇——合作，符合卜氏一贯强调的中立态度[1]。1940年10月30日，菲利浦·贝当宣布德法两国准备进行“合作”，建立维希政府。此后这个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2]。研究二战丹麦与德国合作史的亨瑞克·德思来夫森（Henrik Dethlefsen）指出，“整个社会都必须适应”现存的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一种社会行为”。他建议将此术语限定在政治范围内：“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本书也沿用此定义[3]。卜氏选择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座城市，分别对应外观、成本、共谋、竞争、抵抗五个主题，以此探究日军在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后，在江南地区建立基层政权、恢复战后秩序的尝试，以及与地方合作者们的互动。卜氏始终提醒读者：“在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不是那么清晰。”[4]他将读者的目光引向合作—抵抗行为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图景，并称其为“灌木丛”。

纵观全书，卜氏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基层占领政权为何失败？其二，如何评价地方合作者的行为？关于第一个问题，“外观”和“成本”从占领政权的合法性和占领成本的角度考察。这两个部分揭示了建立在军事入侵基础上的占领政权存在根本矛盾：军事入侵者必须摧毁被占领者的抵抗能力，入侵之后又不得不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社会秩序。军事力量是占领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外来势力与地方代表之间固有的权力不平衡”[5]导致自上而下建立的占领政府只是军事干预的产物，缺少真正的政治过程，不可能真正具备行政能力。而“竞争”和“抵抗”则从多方政治力量的关系切入，指出一方面占领政权内部的竞争会导致混乱和内耗，缺乏才干的政治投机者层出不穷，“削弱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占领政权的可行性”[6]；另一方面城市外围的抵抗势力、军事占领的引发农村骚乱也不断给占领政权制造麻烦。套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中提出的概念，占领政府推动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依赖于临时性的机制来填补甚至完全取代正式的行政机构，“赢利型经纪人”等非正式群体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代替了传统地方政府的管理。

第二个问题主要在“共谋”主题中进行论述。卜氏在这一部分重点刻画了一位叫王承典的合作者。纵观其在南京沦陷初期的表现，他既服务于占领政权、与日本人合作，又偶尔违拗日本人的命令，为南京人民争取权益。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称为抗日英雄，但他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投降、通敌。这个复杂的人物也让读者明白，“当一个人处在个人无法明白也无法改变的情境里，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活下去；为了得到一些东西，通常要不惜一切代价，且绝不能计较任何悲惨的结局。”[7]毕竟身处乱世的人们往往无暇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只是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也为周围的人活着。卜氏通过“小人物研究”，使地方合作者的形象鲜活生动起来。而这也体现了他优秀的驾驭和解读史料的能力，能够从零碎的史料中拼凑出这些小人物的形象，然后向读者娓娓道来，可读性较强。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释怀。因此国内大多数的抗战史研究很难抛开民族情感，对除中国军民抗日行动之外的考察显得颇为不足。梳理国内对于沦陷区的研究[8]，早期主要是揭露日军侵华的暴行；表彰中国军民的积极抵抗；贬斥日伪政权通敌卖国的行径。而对于日伪政权的深入研究，21世纪以后才有所发展，且注重整体性考察[9]，对于沦陷区地方社会的研究仍比较薄弱[10]。而除了著名的伪政权头目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国内学者对于那些基层地方合作者，更是很少能进行深入而客观的研究。正如卜氏在书中指出的，中日合作史本该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这段历史被高昂的民族主义所丑化；被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所扭曲；被泛滥的人道主义所贬斥；被武断的道德标准所切割。卜氏认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去挖掘浅层次阅读中一些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11]《秩序的沦陷》正是以此为目标，在以往研究的薄弱处发力，眼光向下，深入中国抗战史的“灌木丛”，试图使暗影重重的灌木丛林逐渐变得清晰。

然而在模糊不清的“灌木丛”中穿行是不易的，史料贫乏是本书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卜氏也在书中坦言收集资料的艰难，关于合作者的资料少之又少，“没有一个地方上的合作者留下了他们在‘占领政府’里工作的回忆录、日记、信件之类的东西。”[12]即使是着墨最多的王承典，也是得益于在南京的外国人在日记和信件中所做的评价。其他回忆录只采用了沦陷区人民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和李鹤庐的《崇明沦陷记》。关于日本占领者的资料相对比较丰富：有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编纂的“宣抚班”工作日志和月度报告，也有加藤幸藏、山崎海弘、熊谷康等曾从事宣抚工作的日本人留下的回忆录。即便如此，卜氏在第一手材料的挖掘上仍有缺憾，还有待补充：比如当时中华书局总经理舒新城、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蒋维乔的日记[13]；江苏等地占领时期的地方档案；贺圣遂等编选的《沦陷痛史》、《汉奸丑史》等史料集都没有加以利用[14]。再加上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小人物，资料本就相对缺乏，很多文献已遗失在战火硝烟中，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的局限性。并且因为各个城市的“资料状况不一，致使五个案例的呈现程度参差不齐”[15]。南京和上海的资料保存较为完善，因此关于共谋和竞争的史实更充分，史论也言之有据。相形之下，其他三个主题的论证都不甚理想。

资料的贫乏也导致卜氏无力深层次地剖析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只是将民族主义、人道主义、道德主义等解释框架作为攻击的标靶。“一味地强调回归当时情境的重要性；对于当时情境中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了当事人选择‘合作’，则或语焉不详，或草草了事。”[16]而卜氏在论述中也时常迷失在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灌木丛中。比如他试图为向日军出卖中国士兵的中国人辩解，“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普通的百姓，这难道不能看作是保护非战斗人员免遭肆意的袭击，以及迫使占领者回归到有矩可循的秩序中，从而保证被占领者的安全吗？”[17]这种辩护逻辑纯属个人臆测，有强行为合作者与日本侵略暴行辩护的嫌疑。而最令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的是另一个例子：“引爆地雷炸毁满满一火车的日本兵，正如1940年崇明岛上的游击队做的那样，固然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当这种抵抗行为导致了附近村庄的100多个村民惨遭日本人的屠杀，这个报复行为对游击队袭击的评价会不会产生影响？”[18]这个例子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刺耳，卜氏本意是想说明不应过分拔高抵抗行为的意义。但他用此“电车难题”批判功利主义的同时，也可能陷入道德主义的困境。

当然，卜氏突破陈旧解释框架的尝试是值得敬佩的，但当历史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后，我们该如何审视它呢？卜氏关注于历史编纂学的结论，反而忽视了对一些细微问题的思考。有学者认为本书对于“宣抚班”的由来、建立的过程缺乏深入探讨，“若能进一步深挖‘宣抚班’这一组织机构，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日军在华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制及其在华行动的性质。”[19]比如治安问题和财政问题是困扰基层占领政权的两大难题，其核心在于宣抚机构与日军的关系。正如卜氏指出的，宣抚工作的根本矛盾是“一部分日本人给日常生活秩序带来裂痕，责成另一部分日本人来缝补这个裂痕。”[20]那么日军对宣抚机构的工作持什么态度？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士兵的违法行为对恢复战后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此二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值得进一步探究。

总而言之，《秩序的沦陷》是一部优秀的史学研究著作：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新颖独特的视角和可读性较强的内容。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史料缺乏的问题也情有可原：既有小人物研究本身的限制，也有战乱、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至于卜氏在论述中的错误，反映了旧有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的强大，更说明了突破的必要性。《秩序的沦陷》的英文版于2005年出版，当时国内关于沦陷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十多年过去，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研究视角也日益多样、细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此书中文版的发行会让国内学界更加重视沦陷区的研究，在这一片“灌木丛”中披荆斩棘，发掘出更加丰富的史料，促使更加完善的论著问世，不断推进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1] 潘敏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译成“合作”、“通敌”，少数几处译成“勾结”。本文主要沿用“合作”的译法。

[2]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75页。

[3] Henrik Dethlefsen, Denmark and the German Occupation: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or Collabo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History, 15: 3(1990), pp. 198-199.

[4]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第275页。

[5] 同上，第78页。

[6] 同上，第187页。

[7] 同上，第184-185页。

[8] 主要参考高莹莹：《1949年以来的沦陷区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15年第5期。

[9] 国内关于基层伪政权的论著主要有车霁红：《伪满基层政权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0] 国内关于沦陷区地方社会的主要论著有：李淑娟：《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徐旭阳：《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经盛鸿：《武士刀下的南京——日伪统治下的南京殖民社会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第282页。

[12] 同上，第23页。

[13] 谭徐锋：《重回江南沦陷时——评〈秩序的沦陷〉》，《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第10版。

[14] 潘敏：《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再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团结报》，2016年6月9日第7版。

[15] 谷小冰：《瑕瑜互见——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第7版。

[16] 同上。

[17]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第275-276页。

[18] 同上，第276-277页。

[19] 敖凯：《了解著作长短得失 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读〈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第7版。

[20] 【加】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