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醒山河》读后感摘抄

《笔醒山河》是一本由黄克武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元，页数：3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笔醒山河》读后感(一)：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黄克武向来关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问题。在旧作《反思现代》里，黄克武就谈到近代中国的启蒙与翻译的关系，指出翻译活动是跟知识分子开启民智有关的。作为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代表的严复，当然就是黄克武的重点研究对象，可惜《反思现代》关于严复的内容只能略述，在《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这才可以挥洒笔墨，更多地还原、探讨严复的生活经历、学术观点以及学界对严复的评价了。

严复的名字与《天演论》相挂钩，从赫胥黎著作而来的这部译作，在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掀起了一场革命。作为传记，在《天演论》登场之前，黄克武讲述了严复的家世、教育、婚姻、工作状况等情况。科举屡次落第，他意识到中国选拔人才制度的弊端；留英岁月，接触西学，开拓了他的眼界，深化了他的知识结构；奉父母之命的早婚，以及二婚后妻妾争吵家宅不宁的状况，让他感觉早婚育子会导致“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种族繁衍弊病；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促使他大量阅读西书，进而以翻译西方经典为职志。

严复的成就植根于这些经历之中，也与晚清“强种强国”的时代需求产生回应。严复之成就，建基于翻译，在近代中国，严复是少数兼通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文理兼识，中西并重。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胡适则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严复所翻译的西书，除了《天演论》，还包括逻辑学、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等书籍，但是其他译著现在很少有人谈及了。

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对严复的评价与西学在中国的翻译衍变过程了。

中国翻译界奉为金科玉律的“信雅达”标准就是严复提出来的。但是，完美地做到“信雅达”是不可能的，每一次翻译，都意味着对原著一定程度的背叛。黄克武讲述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围绕着“信雅达”的争论与各自的翻译实践活动，而提出这条标准的严复尽管是公认的翻译大家，也并非无可指摘。严复翻译使用的文字是桐城古文，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不易为人理解，所以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后很快被淘汰了，清末以来译自日本的书刊数量极多，约定俗成之后，西学的词汇很多被日本舶来词取代了，另外，严复的一些个人习惯，比如喜用音译、喜用中国传统词汇等，在翻译上经常也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天演论》这个书名，也是严复生造的。原书名Evolution and Ethics 应当是“进化与伦理”，严复这个书名的指向是很模糊的，何谓“天”，它是否能等同于西方科学意义下的“自然”（nature）？但是，这个书名确实非常成功地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黄克武肯定该书书名之转换所具有的象征意涵，评价这是一种高明的翻译手法。“天演”的概念同时包括了赫胥黎所说的“宇宙过程”与“论理过程”。严复所创造的“天演”一词因而包含了大自然的演变（evolution）和其衍生的伦理原则（ethics）。

这部作品也研究了严复启蒙思想的核心观念，即以教育来“愈愚”，讲述了严复与桐城派的渊源，分析了严复对儒家伦理的继承以及他的东方思想与西学源流的结合，黄克武还讲述了严复与梁启超、张謇、吕碧城、孙中山、袁世凯等清末民初名士、政治人物的交往，织就一张思想流播和相互影响的大网。对清末民初的许多读书人来说严复是一位重要的导师，他用《天演论》等作品所带来的科学宇宙观，促使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面对未来。

在文化方面，严复重视“孝”道，主张调适、稳健的“继往开来”，他又因疾病、家庭情感困扰而患上烟瘾，这些都不为“五四”以后激进的主流知识分子所接受。正如黄克武所说，身处中西文化接轨关键时刻，严复的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冲撞、拉扯。重新认识严复，也就是，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开启。

《笔醒山河》读后感(二)：如何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历史人物的争议

说到中国近代史，避不开严复，说到严复，首先想到的便是《天演论》及那句知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位与魏源一同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近代启蒙人物，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又有何种程度的成就，对后世变革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打开黄克武这本《笔醒山河》，我们便能全方位地了解严复这位历史人物。全书从分了三个部分来带我们认识严复，从生平到学术，从学术到思想，由浅入深，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近这位百余年前历史巨变之时的启蒙人物。

黄克武先生在书中没有一昧陷入对历史人物的盲目崇拜或贬低批判。在读本书之前，我是未能想到严复在他活跃的那个时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不少争议，并不是一直都以正面形象写入历史教科书，这里是说他可能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写入教科书。 黄克武先生在书中则是一点一点对严复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剖析，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其中的弊与利。我们不能总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那个风云变幻历史交替的时代，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思考严复每一言每一行的因由。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严复。 书中第一部分写的是严复的个人生平，从儿时求学到学成从业，从家庭生活到交游爱好，让我们对严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一部分在本书之中是最易读的，也正是这一部分奠定了严复日后的翻译风格以及思想成型。 在读开篇严复的求学之路时，挺让人感慨的，严复幼时本来走的是科举之路，可惜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不得已放弃传统学习而开启了新式船政学校的求学生涯。当时新式船政学校不仅不收学费，每月还有银钱补助，严复后来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也就是说，严复是无奈之下才走上了留学之路，这与当下的学习环境正好相反，出国留学是需要一定的资本的。所以说，在读本书之时一定要注意时代环境。 也正因为这样的时代环境，严复作为海归回国之后固然受到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任用，在仕途上却始终不如那些科举考出来的仕子，严复便先后参加了四次乡试，结果屡试不第。这一方面让严复深刻认识到科举考试的弊端，产生了改革制度的想法，严复日后还出任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另一方面也让严复成为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佼佼者，严复起初幼时学了一点点中华传统知识，青少年时期学习的重心是西学，后来为了仕途又抱起传统经典。这便对严复日后翻译西方书籍的风格产生了影响。 书中后两部分写严复的翻译与政治思想，两部分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之间联系颇深。作者在书中肯定了严复对翻译提出了“信达雅”的理念，只是对严复在这三者不能兼得之时采取的轻重取舍进行点评。也是读了本书才知道，原来严复是以古文来翻译英文，而非当时已有的白话文，严复虽然学习了西方文化，但对中国经典也是非常肯定的，并不像那个时代有些改革者那样对中华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同时严复在一些名词翻译过程中，还使用了不少佛教词汇，这则是与严复的个人信仰有关系。最后则是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对原文的意思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一些希冀寄予其中，这则是受当时甲午中日战争清国战败东亚格局大变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则指出，严复的翻译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固然是存在问题，且不说现在，就是在当时也是被一系列日本泊来词给覆盖了，严译《天演论》最后只保留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句。但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是一直流传至今的。 黄克武在书中写到，比起翻译，严复最大影响是在其思想方面，严复的很多思想观点对后世文化思潮代表造成巨大影响，如鲁迅都受到了严复翻译作品的影响。包括五四运动“民主、科学、反传统”的思想也是由严复的“民主、科学、反专制”演化而来。诚然如此，作者又在书中指出了严复的思想与五四运动的思想之间的差异。 黄克武在书中始终保持着他的严谨态度，不论说到哪件事，总是考虑到事物的多个方面，将那些矛盾之处进行合理的解读。像严复这般处在特殊时期学贯中西的人物，自然是不能简单单方面去了解的，要全方位去看待他对历史的影响。

《笔醒山河》读后感(三)：从“不合时宜”到“重新评估”，浅论严复的接受史

多数人对于严复其人的了解仅限于“天演论”，严复作为《天演论》一书的译者得以在历史教材中占得一席之地。

但事实上，严复对于后世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翻译领域，而在思想领域。黄克武在其著作《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中始终在强调这一点。

《笔醒山河》是一本关于严复的思想传记，不同于普通传记聚焦于传主的生平经历，黄克武在《笔醒山河》一书中重点关注的是严复的思想理论及其后世影响，这也是“笔醒山河”的含义所在。

严复作为清末民初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养出来的新“知识分子”，是最早引介西方专著的学者之一，还提出了翻译领域“信达雅”原则，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家，思想家与教育家。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严复，在他所处的年代却往往被视为是“保守”，“不合时宜”。一直到他去世后几十年，他的思想价值才得到“重新评估”。

在本书中，黄克武认为，很多人都忽略了严复一生“其实充满了矛盾、失败与挫折”。他将这一切的根源归咎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严复个性上的缺失”，其二是“没有时代的支持”。后者是本书重点论及的话题。

根据黄克武的讲述，严复早年曾在一所以西学为主的海军学校就读，后来还得到了英国留学两年的机会，这是严复后来引介西方著作的契机。

但严复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也从未放弃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黄克武认为严复“一生都肯定儒家价值，坚持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因此严复后来翻译西方著作时，没有采用彼时已经开始流行的白话文，而是采用了文言文（桐城古文）。

严复对于儒家价值的肯定与当时反传统的时代浪潮背道而驰，这是他“不合时宜”的根源所在。

然而当我们以一种事后诸葛的视角来看，严复所持有的“会通中西”理论要比当时流行的“全盘西化论”更为客观，以至于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很有活力，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要强调的是，即便严复“不合时宜”，但近代中国几种影响力最大的“救亡”理论，如梁启超的“新民说”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论述都建立在严复“天演之学”的基础上。

1896年夏，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10月份初稿完成。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期间提出了“信达雅”三个字，至今仍被视为“最高翻译原则”。

可提出这一原则的严复也未必做到了这一点，严复的译文在后世一直备受争议。同时由于严复在翻译时采用了桐城古文和一些佛教名词，因此很快被“和制汉语”打败。由此看来，严复作为一名译者，似乎算不得多么成功。

然而黄克武在《笔醒山河》中指出，“严译的研究必须从翻译史与思想史的两条路径切入”，这是理解严复译文的关键所在。

本书重点讨论了严复影响力最大的《天演论》。在翻译这本书时，严复出于对“自强保种”、“挽救危亡”的现实考虑，对赫胥黎文本进行了再创作。

他将原著中的悲观倾向转为乐观的倾向，并认为斯宾塞过于强调自然的力量，而不够重视个人自由与伦理道德的价值。

严复接受赫胥黎对斯宾塞的修正，以为个人的努力可以突破自然的限制，创造新局，“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另外，严复还接受“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说法。

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做法来看，他无疑违背了翻译“忠于原著”的信条。但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严复的《天演论》，思想价值要远超于译文本身的价值，“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上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性”。

黄克武认为，严复思想的核心在于“会通中西”。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困惑，也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在于，“中学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在当时主要提出了几种学说来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是张自牧在《瀛海论》中倡导的“西学中源论”，认为西学源于中学；

张之洞则主张“中体西用论”，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此外，还有“五四”鲁迅、陈独秀、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论”，认为中西之间是对立的，接受西方就得唾弃中国（陈独秀）。

严复驳斥了上述三种观点。他的思想介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间，他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反对中国文化中负面的部分，但同时也始终肯定中国传统中积极的方面。

在彼时，近代中国处于激烈变革之中，严复的思想被认为是保守的，不合时宜的。

但在当下，我们对严复思想进行重新评估之后，会发现他的“会通中西”思想才最具活力。在提及“会通”时，黄克武认为严复“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与宗教、伦理等”。

这是严复思想超越时代的一面，也是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严复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