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的圣人》读后感精选

《乡里的圣人》是一本由王东杰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1-9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一)：颜李学派反智

《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

……因此陆、王的末流和清代的颜、李学派都把知识看作毒药。反智识主义又可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反书本知识、反理论知识，或谓其无用，或谓其造成求“道”的障碍；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轻视或敌视知识遂进而反知识分子，所谓“书生无用”“书生不晓事”等等话头即由此而起。陆象山虽有反知识的倾向，但尚不反知识分子，颜习斋则反知识而兼反知识分子。不用说，这两个方面的反智识主义都正在以崭新的现代面貌支配着知识界。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二)：乡里与圣人的悖论

黔地似乎也有许多这样“乡里的圣人”，基层圣贤，然思想史将其排除在论述之外。但其书写魅力在于“纸面”与“实践”的距离较少，“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倡导更得贴身体现，“思想下乡”，同时，难点也在此，地方知识人与民众世界的互动关系如何刻画，其结果或造成一个具稳定风格的小共同体，但其如何应对“新风”、“新势”，是否解释又要回到乡圣思想的可塑性，乡圣思想何种程度上具有原创性、可塑性。而张力在于其原创性与实践性的互动，因为正是其缺乏一定的原创加之与习俗贴近才深入乡里。如此，乡里与圣人两词联在一起本身便体现某种矛盾。反驳：任何一种思想就不是万能的，再者，思想的复杂性、原创性、可理解性、实践性并不等同。再：那么乡里人的创造性就成为应对时势的重要条件。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三)：不歷苦楚無聖人

習齋一生痛苦的經歷，是他得以超拔庸常的重要資源。迴避痛苦與混口飯吃，是大部分人一生的課題；只有少數人能夠把不可迴避之痛苦內化成成長的養分，培植自己，向上超拔，習齋即是如此。

「天縱之聖」乍聽起來多少有幾分迷信的意思，但如果把痛苦的經歷當作成聖的必要條件的話，所有大德大賢都有其「天縱之苦」，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無論習齋之「成聖」是在何種意義上成立的，都與他的兩斷痛苦經歷有著必然聯繫，他的「天縱之苦」不僅主導了他的學術目的，更直接主導了他的整個生命。旁人評價，殊不足慮。我認為習齋的意義，不在於居鄉里而成聖，而在於他鄭重其事地過了一生。

王教授在書中利用歷史研究的各種手段，給習齋「照相」，對習齋學行、心理進行深入剖析，「所以然」的意味很重，也很精彩，讀罷使人有意猶未盡之感。雖然不能再期待王教授繼續深入研究習齋，但對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佩服。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四)：澎湃书单年终策划｜澎湃新闻编辑们推荐的2021年度十大好书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816782

推荐语：

盛宣怀是纵横中国近代官场与商界的重要人物。长期以来，对他的关注都偏重实业方面的“洋务”而忽略社会救济方面的“赈务”。朱浒教授所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利用规模庞大的“盛宣怀档案”，以“赈务”与“洋务”的互动为线索，探讨了如下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盛宣怀这样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够成为一度掌控国家新经济命脉、尔后又在革命大潮冲击下得以全身而退的角色。”（郑诗亮）

《乡里的圣人：颜元与明清思想转型》王东杰/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

《乡里的圣人》读后感(五)：读后随笔

读到作者在导言部分称自己希望引入精神分析、心理学等知识时，不免心中发怵，因为此前已经见过太多精神分析论史的糟糕案例。所幸王东杰老师的史料敏锐度和解读能力让他在应当止步的地方有所克制，即使偶有发散也不忘强调其中的猜测性质和无法避免的偶然性，几可称得上“恰到好处”。最末一章写乡里民众如何重塑“颜圣人”及其弟子李塨的部分十分精彩——怀特所谓的“历史诗学”不仅仅存在于他笔下那些有足够方法论自觉的史家笔下，也存在于以民间叙事传统理解知识精英的底层。可惜这部分所占篇幅太小，分析仅能点到即止，颜、李的传说形象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对“民间”叙事的理解事实上也依然不出“神怪”、“侠盗”的神话范畴，私以为仍是简化了。

颜元学说的特点极适合此书的研究方法，身体力行、一反理学静思态度的主张本身便足以呼应作者在此书中屡屡引用的王汎森观点，即“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此著的写作形式也成为一条呼应作者理解中的习斋学术的暗线。但说到此处，又不由得回过头来想，那些与此不同，或缺乏具体事件的学者应当如何以此方法研究？以本书为例，上半部分以颜元发觉自己的真实身世为高潮，自此他冲出宋儒藩篱，由于这一事件有颜氏本人的记录，故作者能以此为核心材料步步展开分析。但至下半部分，颜元由“不合时俗”转向“乡里的圣人”这一过程则显得含糊许多。作者提出促使颜氏正视“俗”的三重原因：其一，是他儒家理想自身的价值导向；其二，是出于策略性的“避祸”；其三，是出于功利性的“传道”考虑。但是，第一点，即重视“礼”的同化力量，是许多中下层（甚至高层）儒家学者的共识，第二、三点也并不具有颜元个人的特殊性。和本书前部分相比，此处的解释力度的确显得有些疲弱。

由于此书意在从颜元的个人史出发，以此探索经历、性格和学问的关联，因此作者从几乎未将颜元放入晚明思想史的脉络，仅以寥寥数语点出其交友（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内容的最终旨归在于表现出颜氏的性格特点，而非其接受的文化资源）。然而，如此一来，颜元的许多学说和观点都可能从作者在导论中所批评的、思想史写作中常见的“生活真空”进入另一种“理论真空”，许多有所针对、在特定语境和思想对话中产生的核心观念都可能被一笔带过或扭曲原意。王东杰老师的确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继续下去的研究路径，但它和过去困顿在理论、观念、学说的思想史一样，所能反映的仅仅是思想史的面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