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读后感大全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是一本由[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4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后感(一)：教育与反智主义：知识分子无力的哀叹

教育界将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视作美国教育的重要转折点。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通过拨款大力支持培养科技尖端人才，将科研人员推向基础教育一线，主持教材的编写；1963年《职业教育法》修订，不仅为从事某一具体职业做好准备, 还要使其掌握深广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剑拔弩张的局势下，社会各界都在反思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中的致命缺陷，寻求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方法，反思那些原本引以为傲的“自由”与“民主”。《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便诞生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的失职与宗教、商业、政治等因素一起成为了社会反智的始作俑者。 此前，在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者构建的乌托邦中，教育自有其价值理性，因而任何依靠强加手段进行的教育活动无不将儿童置于一个虚构的情境，扼杀其发展的潜能。杜威的论述大致如此，首先，教育与民主进步紧密相连，因而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新生的儿童复制社会已有的所有经验，而是对社会加以改造，必须依靠学生自身发展的动力而非背负旧经验教师的施压得以实现。儿童的本能，不应受到压制，否则儿童便会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而兴趣正是教育最大的动力。其次，儿童也有社会交往与自我实现的能力，即使处于自我中心阶段的儿童也只是使用社会反应能力实现利己的目的，即一种道德而非能力的欠缺。最后，造作的工业化社会中，儿童带有其难能可贵的纯真与自然性，这一特性理应自由地发展。总而言之，杜威在教育中发现了儿童与儿童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从儿童的经验与生活出发进行学习与探索。 “生活适应教育”某种程度上是杜威思想发展到二战后的实践产物。随着二战烟云散去，社会恢复需要大量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因战争失学的青年也亟需恢复教育。此时，以培养适应新社会必备技能、解决绝大多数处于平均智商学生教育需求的“生活适应教育”备受瞩目。这场教育运动发扬了杜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甚至将学生的需求赋予决定教育内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样，它的教育内容也将目光聚焦于功能性的知识与技能，即儿童是否认为其有助于未来生活，因而强调经验与实践。由此，“数学与机械，艺术与农业，历史与家政，一律平起平坐”，让儿童在“优雅的享乐中决定发展的道路”。 在全书第五部分，作者驳斥了“向下看齐”的“生活适应教育”，指出这一味讨好学生而降低要求的教育运动是时下精英傲慢的仁慈，导致智识在基础教育的边缘化。随后，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神话——“它对理论进行传播并普遍化的尝试以及在评估自身项目的实际操作限度时无能为力，其解除课程规划的倾向在中学阶段问题显著”。作者并未将杜威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者——“显然者对他这样坚持要教孩子如何思考的人而言，这似乎很不公平”。书中对杜威的评价充满戏谑：“杜威的文风使人联想到远方军队的炮轰；人们可以断定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有些不祥之事正在发生，却无法断定究竟时什么。”想必任何生啃过杜威著作的人都会会心一笑。杜威表述的模糊性或许决定了其被多重解读的必然性，信条式的教育理想也随着不同人的教育实践而简单化与模式化。潜藏在杜威理论下的反智根基，由杜威的后继者发扬光大。 作者自始至终呼吁教育学生明白“教育的痛苦”。智识来源于“心智的训练”，来源于体系化智识带来的深厚基础，甘愿抛弃“晚饭后的娱乐时间从事思考”。智识的神圣性在于其承载了人类文明的结晶与人之为人的依据，这些本应传递给后世的思考却被大众视作轻如鸿毛之物。作为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作者对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 的确，50年代末开启的教育改革，乃至之后的教育探索或许并不能让这些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们满意。并未成功达到目标，一方面由于过于理论化与复杂的教材，另一方面越南战争让一代青年人反思教育与生命的意义而投入自由与开放的怀抱。60年代的“去学校化运动”将学校教育看作荒谬的、专制的、宗教化的禁闭室，主张全面废除制度化教育，轰轰烈烈地将学生中心化教学推上又一个高峰。70年代至80年代古尔德提出“全语言理论”，批判教师先入为主地灌输语法知识、进行阅读技能训练，主张将儿童置于绝对自由的阅读环境自主学习。与之相对的是，1983年，230万广义文盲占全国人口的近1/5，SAT考试成绩自1964年来稳步下滑。即使后续各项教育方案与教育经费被不断投入实践，美国饱受诟病的基础教育，尤以公立学校为甚，直至今天依然为整个社会带来阵痛。 至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什么决定了教育内容的价值？应给予学校多大程度教育内容与形式的选择灵活性？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曾经听系里的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中国，批判杜威曾是时代的主流，一方面是知识社会性的忽视，另一方面是知识体系化的匮乏。然而，反思我们的基础教育，毋宁说是需要这样的‘反智’”。教师引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无疑是教育的光辉理想，不过当下的教育症结依旧在于，我们追求实用的知识，却大多用于应试；我们强调“在做中学”，却将学生置于隔绝的校园并用人为制造的真实情境予以替代；我们强调学生自主的项目式学习，却又将其变成另一种固定模式。若反智意味着“对思想的蔑视”，那么它必然有千变万化的形态。而知识分子，依然无力。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后感(二)：从不同侧面下的反智现象中，观察美国社会

事实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已经出版有半个多世纪，即便是时至今日，“反智”依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更毋庸提在当时的美国，尤其是艾森豪威尔主政和麦卡锡主义当道时期，反智主义甚至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种“风潮”，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犀利的叙述和深刻的剖析，更是让它在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

美国反智主义传统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只是到了上个时期50年代才变得强大、走向高潮、为更多人所熟知，知识分子与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亦是越来越复杂，诚如霍夫施塔特在书中所言，这本书的构思“是为了回应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形势与知识分子的处境”。

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又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境况之中呢？作为反智主题的必读书目，《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可以让我们对此一探究竟。它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来自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大量事实直接暴露出来，非常系统、精辟地探讨了有关反智主义的概念、表征、根源、社会后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他随着历史脉搏的起伏变化而不断观察着，通过对现实与历史的“聚合”，让我们更加客观、全面、深刻地理解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

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当中，霍夫施塔特将反智主义视为一种“态度”，一组相互关联的命题的复合体，而非哲学意义上的“主义”，而且这种“态度”已经非常普遍，“不只限于某一社会阶层或某一文化背景的群体”，它早已走出知识或思想界内部自我批评的范畴，而是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公众对知识分子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否定。

与此同时，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思想的蔑视”，并不能与“反理性主义”画上等号，也正因如此，反智主义才可以这样深入地渗透到美国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行为当中去。

霍夫施塔特通过非常多的“反智主义”现象的具体实例来论证着这一观点，它们来自于分别代表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世界和“智识”世界的四个领域——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霍夫施塔特的目光之犀利、思虑之周全，因为在这四个领域是与知识分子处境最为密切相关的范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为完整的美国社会的不同侧面，所以它们在反智主义的讨论中也更具代表性。

提到反智主义就不得不提起麦卡斯主义，霍夫施塔特认为，引发国家对批判性头脑的轻视已经到了毁灭性程度的首要原因正是来自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形成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被其视为道德败坏、有着客观财富和外国血统的自由派分子。

在书中开篇列举出的大量反智主义现象的案例当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来描写对于知识分子抱有巨大敌意的极右翼团体：

当这样的敌意发展成为巨大的打压，就会变成一种极具毁灭力量的舆论工具，大量知识分子甚至因此而遭受攻击和迫害，知识分子也常常被染上政治的色彩。

然而无论是在上个世纪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似乎更容易被接纳、被信任，而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家的知识分子却常常遭到怀疑与憎恶的待遇，专家的“权威性”使得他们更具威信力，甚至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而意识形态了理论家们的言论更为尖锐，很多时候，他们的“清醒”更容易被看成是一种对社会的“毁灭”。

霍夫施塔特尝试从“知识分子”的起源来探讨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发现，从美国的进步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团体便已经激起了右翼分子长期的不可平息的憎恶，后者总喜欢混淆适度的进步性与革命性的差别，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这种矛盾愈发凸显出来。然而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我们总是需要这样的“觉醒者”。

随着美国19世纪普通人的权力诉求开始成型，免费基础教育的项目收到更多的需要，“高等文化”开始成为敌人，政治领域内的作用形成了尤为关键的影响，在杰克逊运动的作用下，专家也开始不被信任，智识人士的地位进一步走向衰落，“整个国家都高举着平等主义旗帜”。

罗斯福对于有学识且有志于改革的贵族重建威望，虽然有着“过度的理想主义或过多的智识追求而遭到怀疑”之嫌，但依旧无法让人忽视其成就，他更倾向于将学者们的诉求建立于能够在国家规划中起到独特而必不可少的作用，“对他们而言，学者在政治领域的角色是基于他们掌握着某些对政府积极运作越来越重要的有用技能”，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开启学者作为专家而登场的时代。

其实《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不仅让我们可以从更多侧面来观察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美国社会及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个自省的思考的过程，很多观点和现象用在我们的社会，甚至整个世界范围都同样适用，对于“智识分子”与“反智主义”之间的争论，也该进行更为具体的考量。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后感(三)：仅读一遍是不够的

用一周时间终于啃完了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近50年前完成的文化研究巨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时难以消化。作者自称本书“大体上是个人之书”，展开论题的方式，有选择之意，但随兴而发，故零散断续，在所难免。对自己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由于对概念性的理论理解较弱，对涉及的历史、人物及领域也相对了解不多，难免对书的内容把握趋于肤浅。但是，查德·霍夫施塔特的描述与揭示，却可以引发关联思考，让人不由自主拿当今所处社会的各种现状去比照、去归位、去背书、去站队、去对号入座。作者对各个历史阶段社会形态、社会现象的评析、论断拿到今天仍可借鉴，比照之下毫无违和感。由此也会对当今的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认知、理解与思索，可以更加明确地找准自身的定位，并在生活中坚定自身的态度和价值观，让自身更加理智，保持一份清醒。

从《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可以了解到，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是一种盛行的文化，其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霍夫施塔特将具有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称为“反智主义”。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身所处的当今社会，则令人不寒而栗。霍夫施塔特认为，反智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思想的蔑视”，但它不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主义”，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即一种由“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其共同特征就是对“知性生活”和那些奉行“知性生活”的人抱有反感与怀疑，并始终贬低这种生活的价值。为说明这种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文化素养低下乃至缺乏者的反应，作者列举了十数种“反智主义”现象，其范围从民间对学究式人物的嘲讽，延伸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对知识分子的反感、麦卡锡对国务院专家的攻击和右翼势力对大学教授和专家的抨击等。总中看出，反智主义的攻击对象就是知识分子。在反智主义观念中，“知识分子是一群装模作样、骄傲自大、阴柔怪气的势利小人；很有可能缺乏道德，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反智主义自以为，普通人朴素的常识，尤其如果在某些费力的实际工作中带来成功就足以替代，乃至优于，学校教授的正规知识和技能。诸如大学和学院这类知识分子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已经烂透了。更为甚者，反智主义认为，比起那种旨在培养能够理解思想艺术新思潮的教育，心灵的训导以及宗教和道德的古老原则可以为生活提供更加可靠的指导。即使在初等教育层面，那种过于注重获取纯粹知识而非大力发展身体和情感生活的教育，“在行为模式上都是冷酷无情的，有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都是哪些人是反智主义的，霍夫施塔特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的反智分子通常是“深切关怀思想的人，痴迷与这种或那种过时的或被摒弃的观念。”反智主义的代言人中的大部分既非文盲也非愚人，而是边缘知识分子、潜在的知识分子、失去认可或充满怨愤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半文盲当做有文化的领导者，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们那引起世界瞩目的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霍夫施塔特指出，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是伴随其他意图（通常是正当意图）的副产品。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看做思想与文化的反对者。关于“反智主义”的对立面——“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界定，霍夫施塔特指出，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现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标准，即便在学术界，也并非人人都能够被称为是知识分子；而在霍夫施塔特的眼中，“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甚至某些作家”以及大学里的许多教授都不能算做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只是“以理念为生，而不是为理念而生”。所以，理智生活、怀疑与批判精神、对思想的崇尚、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智识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就反智主义，霍夫施塔特选取了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这四个领域作为“美国生活”的主要侧面加以论证。其中涉及到太多的美国宗教史、福音主义、原始主义、商业行为主义、平等主义等专业领域和理论分析，只能硬着头皮阅读，在其中作断章取义的摘引，有的也是碎片化理解，就兴趣点进行选择性地思考。

如果把具有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知识分子”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称为“反智主义”，比照当今社会，有态度和思想吗？算得上文化吗？或许只有行为吧！而无论如何“反智”者也还是有知识、有修养的人，那么在当今社会中，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又有多少呢？在对美国历史上的反智主义的讨论中，霍夫施塔特论述了宗教与“反智主义”，这与我们当今社会没有太多关联。但其中福音派采用适合普通民众的布道方式，将《圣经》故事与民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的做法，本人是能够接受的，却被归为了“这样做加速了宗教领域的去智识化”，信仰宗教的民众在精神上越是真诚，他们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观念就相隔越远，“因为荒谬，所以信仰”。在这点上，个人倾向于“反智”；关于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的出现，从书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的治理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但美国政治在体现“民主”的同时，也强化了“反智主义”。他们自身的弱点也授人以柄，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衣食无忧，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出身微寒或者贫困交加的白手起家之人，他们的教育远在一般人之上。他们没什么朋友，更没有同盟。农民只会在他们心中激起厌恶。他们的势力、文雅和阶级利益使他们与工人阶级和移民阶层形同陌路。因为注定他们无法再政治上有所建树。对此，“反智”是否属正常？“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霍夫施塔特在论述中告诉读者，美国人养成的做事讲求实用、相信直接的经验、反对空谈或抽象思辨的行为习惯，他们崇拜的文化英雄是自我造就的成功者与白手起家的创业致富者，由此引发了对一切不能转化为实际智慧的思考的轻视，以及对一切不能激发前进脚步的热情的鄙夷。如果这也算“反智”的话，那“生活的要义和实质在于实践的进步”是否更令人愿意接受？在教育方面，如果用霍夫施塔特秉持的“反智主义”观点来比照当今社会，那话题就更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当“智识”作为一种衡量标准时，拥有智识能力或选择过理智生活会被认为是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素质。智识生活更为理性，因此它比反智生活也更为优越。无论如何，如果自由文化的毁灭和高雅文化的消逝成为现实，“它们更有可能为人们带来绝望与自我怜悯的情绪，而不会激起他们反抗的意愿，或者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勇气”。

仅读一遍是不够的，这样的论著需要慢慢品读和理解，也只有在无数次反复翻阅中，才能探索出作者要表达的真谛。浅显阅读本书最大的教益或许在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顺应时代大潮而不被裹挟，能坚持独立思考，让自身保留一份清醒，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至于“有识”还是“反智”，孰是孰非，还是交于历史，让时间来论证吧。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后感(四)：“反智主义”，是如何在美国形成与演变的？

何为“反智”？

很多人可能无法清楚地表述它的意思，但大致也能够意会到它所传达的内涵。

反智，简单来说就是对知识的怀疑和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反智主义”一词，因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而走红，该书于1964年获普利策奖，至今仍在美国传媒界有不小的影响力。

在这本书中，霍夫施塔特试图探讨的，是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一种反智文化，其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霍夫施塔特将具有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称为反智主义。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反智主义》为何又突然大热？我想正如王希教授在前言中所说：除作者名气和该书曾获普利策奖之外，近年来美国政治的乱象，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前总统特朗普，在4年执政中，刮起一场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政治旋风，搅得美国和世界不得安宁。

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些政治和社会乱象时，惊讶地发现，霍夫施塔特在半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一些文字，甚至可以一字不改地借用来描述当下的美国。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对我来说，并不算一本好读的书，因为它需要你对美国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1】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从四个方面方面来阐述：宗教、政治、商业文化、教育，对“反智主义”在这四大领域中的形成与演变，做了详细的叙述，揭示了反智主义如何广泛地渗透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如何不动声色，但持续不停地塑造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首先，宗教领域。

美国精神是由近代早期新教教义塑造的，宗教是美国智识生活的第一个赛场，也因此成了反智势头的第一个舞台。

早在殖民地时代，起源于英国的清教主义，便在北美殖民地得以实践和发展。清教徒在自己的祖国遭受迫害，因对英国严酷的社会现实不满而移民到美国，他们希冀按自己的意欲信仰上帝，致力于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重视伦理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清教徒牧师是美国历史上最称得上知识分子统治阶层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与掌权者关系最密切的知识分子阶层。

而随着18世纪30-40年代大觉醒运动的到来，美国宗教的清教时代画上了句号，福音时代拉开了帷幕，以福音派为基础的奋兴派牧师乘机取代了传统的“智识派”教士。

进入20世纪之后，福音教派也产生了内部分裂，并发起一系列“反抗现代化”的运动，美国人因此并带入一种反智主义的陷阱之中。

总之，霍夫施塔特的研究显示，殖民地和早期美国的宗教教派之争，正是反智主义在美国的源头之一。

【2】

第二，政治领域。

霍夫施塔特指出，在美国建国之初，智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问题，那时的领导人就是知识分子，尽管这个国家的民主在发展，其国事依然主要掌握在一群贵族精英手中。

但随着政党政治在19世纪初的兴起，“大众民主”取代了精英政治。

到19世纪中叶，绅士阶层无论在选任岗位，还是委任岗位上，都沦落到边缘位置，大体上已经疏离于美国的政治。

直到20世纪之后，知识分子才一方面作为专家，一方作为社会批评家，再次回归到美国政治的核心地位。

不过，这又刺激了新一轮反智主义的兴起。到了新政期间，知识分子与民众重新“和解”，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得政府对专家的需求增加了。

而1952年、1956年的两次总统大选，艾森豪威尔大败史蒂文森，是反智主义对智识的压制；至1961年肯尼迪的当选，则似乎将老罗斯福在世纪之初展现的智识与性格的结合，带回到了总统政治当中。

霍夫施塔特最后总结，智识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一个困难是，大家普遍感到，不管是与权力产生关联还是被权力贬黜无所作为，到最后智识的某些基本功能都会受到威胁。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支力量，智识所面临的尖锐矛盾的问题，源于它既无法认可自身与权力的结合，也无法接受自己被排除在重要的政治角色之外。

【3】

关于商业和智识，作者认为，商人的事业与知识分子的事业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分歧，二者致力于不同的价值体系，注定会相互冲突。

在过去的100年里，至少有3/4的时间，商业一直受到美国知识分子的蔑视，而商人自己早就接受了这一角色，以至于商业与智识的敌对，似乎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另一方面，智识与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包含着某种尴尬的亲密。在美国，政府对艺术与学术的支持比欧洲少得多，因此文化发展经常需要依赖私人资助。

很多商人拥有财富之后，会模仿上流社会的文化，虽然大多只是附庸风雅，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赞助与支持，美国的文化与智识生活必然会极度贫瘠。

商业与智识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共生关系，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实际在反抗着养育他们的商业家族。

【4】

最后，教育领域。

首先，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国人对大众教育怀有执着、强烈、有时甚至是有些感人的信仰。

美国人是现代历史上继普鲁士人之后，第一个建立起免费公立学校系统的民族；在美国人最早的法案中，就有预留一部分公共土地，以支持学校系统的土地条例；包括从一开始，美国政治家就坚持教育对共和国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美国口头上说要重视教育，但教育却表现出十分严重的缺陷。美国教育改革者的历史，似乎就是他们与不友善的环境斗争的历史。

霍夫施塔特还尖锐地指出，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改革，表面上来看是民主、激进的，但实际上却是保守落后的，极大地助长了中学教育领域中的反智主义。

此外，作者还专辟一章，讨论了美国教育改革领袖人物杜威的教育理念。

总之，读这本书时，你可以时时感受到作者观察的细致与思考的深刻，可以从他关于“反智主义”危害的警告中领悟到一种难得的先见之明。

虽然是本不太好读的书，但确实值得一读。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读后感(五)：这本60年前的神作，早已预言了“特朗普现象”

《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然而这本近六十年前的神作依旧能准确无疑地切中当下社会的病症。

书名是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作者霍夫斯塔特在书中讨论了反智主义在美国方方面面的表现。但这并不是说反智主义是美国独有的文化特征。

正如本书中的一句话，“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经历过片刻的反智主义；很少有反智分子没体验过偏执的智识热忱”。反智主义隐藏在所有社会决策过程中，甚至我们可以说，它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中，在合适的时机下就会冒头。

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了“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的“特朗普”现象，此种现象背后，无疑也有反智主义的影子。

特朗普所掀起的不是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一场狂欢，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反智主义的影响无孔不入，不单单在美国如此。

正因为反智主义如此盛行，因此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有必要仔细揣摩，霍夫斯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究竟想说什么？

本书作者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但他的讨论却常常将哲学、政治等内容也包含在内。

在哲学讨论中往往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讨论之前，首先需要界定讨论所涉及的关键词的含义。

如果没能针对关键词达成一致，那讨论基本是无效的，没意义的。

本书中的关键词无疑是反智主义，以及反智主义的对立面“智识主义”，还有本书重点讨论的对象，知识分子。

反智主义是本书讨论的焦点，但霍夫斯塔特承认，想要定义反智主义并不容易，因为它并不是单一的主张，而是相互联系的观点的混合体。

在斟酌之后，霍夫斯塔特给出的定义是，“是一种对知性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感与怀疑，以及不断想要贬低知性生活价值的倾向。”

在本书的中文序言中，有对这一定义的进一步阐释：

反智文化的特征是“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知识分子”；

反智主义坚持单一的意识形态，不容任何思想异见；

反智主义的通用特征是“对思想的蔑视”。

上述对反智主义特征的概括可以让我们对反智主义有一个整体性的认知。但同时霍夫斯塔特在书中多次强调，反智主义在美国由来已久，但它很少被视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反智主义“通常是伴随其他意图的副产品”。

知道了反智主义的定义，那其对立面，智识主义的内涵也就呼之欲出了。

对于智识主义，书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论述，“智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探求新的不确定性。”

这一论述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

恰如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当我们揭开真相的面纱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相仍然是真相。因此，真相从未赤裸裸地存在。当真实的幻觉被驱散时，我们绝不能相信真实仍然是真实。因此，真实就是没有客观性的现实。”

真理之后仍有真理，真相之后仍是真相，思想从来不是一种确定性，而是代表一种怀疑。

智识主义的怀疑特性在本书的序言中也有提及：“理智生活，怀疑和批判精神，对思想的崇尚，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不仅是‘智识生活’的核心，也是‘知识分子’的标志。”

无论是反智主义还是智识主义，其内涵中都提到了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也是本书重点讨论的话题。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本书所说的知识分子并不等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知识分子。

我们平时谈及知识分子，往往可以和读书人等同起来，读书、学习的人都有机会被称为知识分子。

但霍夫斯塔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要更为严格，“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思想、艺术、研究和写作的创作来表达思考、批判、探索和怀疑精神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知识分子”。

按照霍夫斯塔特的定义，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许多读书人只是“以理念为生，而不是为理念而生”。

正如上面所说，知识分子的标志在于独立思考，保持怀疑。

从定义上来看，知识分子和反智主义似乎是截然对立的。但事实上，反智主义并非一定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它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在某个临界状态二者可以完成转化，而非截然对立。

因此上面才会说，“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经历过片刻的反智主义”，“反智主义不是单一的主张，而是相互联系的观点的混合体。”

正如书名所说，本书所讨论的是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这种讨论很容易让人认为，反智主义是美国独有的一种思想论调。

霍夫斯塔特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他的这些研究很容易会授人以柄，所以他才会在书中说，“我们无法避免外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出于其他目的对这种自我批评加以利用”。

霍夫斯塔特在本书中所进行的是一场自我批评，是诚实地陈述事实，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反智主义”，而不是“美国生活”。

霍夫斯塔特在本书中从宗教、政治、商业文化和教育这四个领域来讨论反智主义对美国生活的影响。

反智主义在美国由来已久，但美国建国之初，智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成问题，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政治领袖。

但随后变化发生了，在此后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日渐尴尬，正如书中所说，在美国绝大多数政治历史中，知识分子“多半是局外人、仆人或替罪羊”。

知识分子的日渐衰落见证了反智主义在美国政治历史中的胜利。当然，随着历史的进步，知识分子曾得到过重回政治核心地位的机会，然而这并非是知识分子的成功，而是权力凌驾于智识的例证。智识之所以能够重新得到重视，原因在于它能够服务于变革。

反智主义不仅在政治历史中重复上演，在教育领域中也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反智运动。

在教育领域的反智运动中，对于正规教育的敌意常常来自于经验崇拜。

根据经验崇拜的原则，年轻人应该尽早接受“与劳苦相伴的日常生活的训练”，而正规学业会耽误这个过程。

这种经验崇拜原则让教育的理性荡然无存，反智主义再次挫败了智识主义，并且还是在智识主义最根本的领域。

反智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盛行似乎也能证明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对于反智主义，我们能做的不是彻底根除，而只是保持警惕。

书中的一个观点证明了这一点：“智识类教育仅对少数人有意义，在绝大多数人身上，特殊的智识兴趣并不显著。”

“霍夫斯塔特困境”，这也是本书的中文序言中提到的一个词，它指的是本书讨论的盲区或者是薄弱之处。

霍夫斯塔特困境的一个体现在于：如果说反智主义的通用特征是对思想的蔑视，那思想应该如何界定？哪一种思想才算是理性的？应该受到尊重？

这是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问题，而霍夫斯塔特并没有给出答案。

“霍夫斯塔特困境”并非是为了证明本书的讨论是失败的。事实上，按照思想是一种怀疑的理论，任何哲学思想都蕴含有一种不确定性，它致力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

本书讨论的另一薄弱之处在于，反智主义隐含有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或者说知识分子常常表露出一种精英主义。

这一点在当下社会很容易能得到证实。一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往往会有一种自己比别人更优越、更理性、更正确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他们常常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

这是现在许多人对知识分子反感的原因之一。

知识分子该如何与人民自处？是远离人民？还是融入人民？

本书序言中引用了马克思主义者柯蒂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自视甚高，以精英自居，甚至远离人民，而是应该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从人民那里获得支持。”

这是知识分子的困境所在，他们既需要保持思想独立，又不能脱离人民，这之间的界限该如何把控。无论是柯蒂还是霍夫斯塔特都没有给出答案。

事实上，上述问题霍夫斯塔特在书的最后也曾展开讨论。

讨论的焦点在于，知识分子是该疏离还是顺从？

在美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处于被疏离的状态，他们是美国政治历史的局外人。

不过这种局面正在慢慢发生转变，知识分子正在被美国社会体系所接纳并得到利用。

然而这一转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却未必是幸事，甚至可能是另一场巨大的灾难。

因为知识分子担心，随着自己日益得到认可，那他们将会在社会的循规蹈矩中失去创造性、批判性和真正的价值，而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根本特质。

这是当下知识分子们面临的困境和矛盾；他们憎恨反智主义，但社会对他们的接纳却为他们带来了更深刻的困扰与分歧。

正如书中所说，知识分子一旦“被纳入官方认可的社会制度之后，他们便不仅失去了传统的反叛性，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不再行使知识分子的职能。”

他们将失去“思想的独立、理智生活和拥有批评的自由”，而这恰恰是智识主义的根本内涵。

因此知识分子融入社会的过程，对他们自身而言意味着“摧毁人坚定立场和特立独行能力的缓慢消磨”。

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容易偏离现实，走向虚无和精英主义；但知识分子融入社会，他们就会有使自己被社会消解的危险。

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这种矛盾所反映的是知识与权力的矛盾：我们几乎本能地反对知识与权力相分离，但我们同样反对知识与权利的结合。

我们当下的困境在于，知识常常被用作是权力的一种手段，权力一旦凌驾于知识之上，那知识分子就越容易被消解。

于是在本书的最后，霍夫斯塔特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认识到，即使在这样一个单一的甚至是有着相当局限性的社会，也能够存在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

只要我们允许多种思想异见的和谐共存，那就可以避免陷入反智主义单一的意识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