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读后感锦集

《茶馆》是一本由王笛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21-9图书，本书定价：108.00，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茶馆》读后感(一)：借一杯茶闲聊《茶馆》

提到王笛，后面紧接着一定会提到他的《茶馆》。自英文版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出版后，到现今中译版一版再版，足见这部研究著作受欢迎程度。所以，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以及文史爱好者为《茶馆》写了不少书评，不同视角不同评价，它的学术地位已现，至此，要再为《茶馆》说些什么，似乎都只是锦上添花。（它出名到，新书的宣传照都可以不用用心去拍了，因为不用担心销售量。）

今年，卡洛·金茨堡的两本多年前出版的专著：《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和《夜间的战斗 : 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中译本于国内面世，王笛的《茶馆》再次被学界关注。不是《茶馆》有了修订本，而是王笛在介绍卡洛两本专著时提到过，25年来，他把卡洛的《奶酪与蛆虫》翻了不知道多少遍，而他的《茶馆》正是受卡洛的启发而写成的。换言之，想要再深入重读这本《茶馆》，目前更好的方式是结合卡洛的两本专著一起，一方面可以审视西方“微观史”（虽然卡洛不承认自己是微观史的鼻祖）研究方法与理论如何影响中国史研究者及其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检验当前国内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城市史的研究进路到达哪个阶段。

想回答后者，有点难度。大胆地说，《茶馆》至今仍无可取代，原因之一是它的学术价值值得认可，另一原因是“微观史”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始终难以被打破。“碎片化”的声音不断，近几年，当年轻的研究者们开始从各方面不同视角尝试之时，还是迎来了“边边角角”的批评。“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来自西方，如何如王笛那样充分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是“东施效颦”，如何把握这个尺度，对于当前研究者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茶馆》除了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研究理路的问题，还让我们认真思考历史研究的现实功能问题，即它超出学术界的范围引起公众的注意与讨论，让历史专业以外的人开始注意自己身边的历史与文化。虽然王笛的《茶馆》专注于四川的公共空间，但“茶馆”并不是四川仅有。重点在于，不少人读了《茶馆》以后，不仅开始关注习惯已久也忽视已久的茶馆，还开始尝试发现自己身边的、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或者是某种文化习俗的历史。比如王笛在新书序中就提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为了让参演老舍的《茶馆》的人员更入戏，把王笛的《茶馆》作为必读书目。换言之，《茶馆》不仅在学术界备受认可，它也被带入一个更宽广的、现实中的公共空间里，接受更多的不同阶层的人们检视与讨论。这也如王笛另一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 : 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的标题一样，《茶馆》跨出了学术这一（较之于公共空间的）封闭世界，在公众的阅读视野中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存在于历史中的茶馆，而历史中的“茶馆”因为《茶馆》跨越出虚拟的时空与现实世界的茶馆连接起来，让读过《茶馆》的公众对古今茶馆文化有更深的认识，以及引发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热爱与讨论。当年茶馆的功能，不就是这样吗？

如何把专业的、严谨且严肃的历史研究传达给专业外的公众，一直被各方讨论，如今年轻的学者们也着意探索如何把握传达的方式与尺寸。《茶馆》是一个很好的范式。

《茶馆》读后感(二)：小茶馆里有大世界，微观史中看众生像。

小茶馆里有大世界，微观史中看众生相。 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而大众饮茶之处：茶馆，那便是聚气藏风，自成江湖，鱼龙共生之所也！

世间最生动的最鲜活的历史，并不在那些经传坟典，宏大叙事里；往往就出在这些最聚人气的店寮馆肆之中。 这本王迪的《茶馆》就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就是茶馆文化最突出的最丰富的成都，正所谓“一城居民半茶客”，“茶馆就是个小成都，成都便是个大茶馆。”可见“茶馆”之于成都市民文化的重要性。 茶馆是成都人重要的社会生活场所。在成都（也可以更大点说在四川）茶馆遍布城乡，自成系统，茶馆文化极为繁荣。

我们常说“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种从研究日常、研究基层生活入手，往往能收获到最直观最鲜活的社会素材，给作者的论叙带来可靠的依据。 本书第一部分就主要讲述了茶馆的各种社会功能及其茶馆对成都人民的重要性；茶馆是城乡大众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具备大众休闲、民间社交、娱乐消遣、商贾及帮会活动等多重功能，构建了独居特色的民众社会生活体系。 茶馆除了喝茶，还设有戏曲，评书、相声、打围鼓、唱竹琴、打扬琴、木偶戏等等各种的文艺表演活动。茶馆就成了一个艺术表演的场所。也成了人们享受文化娱乐的场所。茶馆里表演的内容，还能够使当时的一般民众得到一定的的通俗教育，这些大众的娱乐使得当时那些缺乏教育的人们，被无意识地灌输了传统的价值观。这成为地方精英和政府力图改良和规范大众娱乐的主要原因之一。

《茶馆》中还研究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作者对档案资料进行了有效的梳理，这些资料有大量关于茶馆的信息，其中包括茶馆的经营、资金、利润、竞争、价格、征税等。从征税记录可以得知茶馆数量、每个茶馆的规模及每日销量等，从每日茶的销售量还可以对每日顾客量进行估计。档案记录完整，可以发现茶馆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通过对以上相关档案资料的分析处理，可知当时茶馆的经营状况，进一步突显整个茶馆行业在社会组织中的角色。 茶馆既然是民众重要的聚集之地，那么它当然也就是重要的社会话语交流之地，茶馆生活和茶馆问话，自然也就和人民息息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茶馆还起到维持社会稳定的民事法庭的作用，人们在那里解决纠纷和冲突。茶馆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俨然还是一个热闹的政治舞台。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从晚清到民国，茶馆这方舞台，充分展示了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以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抗战时期，茶馆政治更是达到顶峰，茶馆被用作进行全民动员和战时宣传的场所，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的联系之紧密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茶馆是人们之间的一座桥梁，联通着茶馆与民众与城市，与国家之间的所有的生活和运作。还经常被称作中华文化的缩微影像，与民众的公共生活和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茶馆》读后感(三)：小茶馆中的大世界——从成都茶馆观察现代化洪流中的地方文化

提起《茶馆》，大概十个人中当有九个会想起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作品，而这一次我们走进的，是那遍布在成都大街小巷之中的茶馆。老舍先生的《茶馆》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而在王笛教授的《茶馆》里，我们看到的是对于地域文化的深入解读和对社会问题的现实思考。

《茶馆》成书不易，从论文到出版足足经历了十年之久，王笛为此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可想而知，他将此书当做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极大程度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从街头巷尾的生活细节，到对城市空间的深入研究，王笛细致入微地、以非常生活化的姿态讲述着那些跟成都茶馆有关的故事、历史和文化，却极为严肃地道出“城市趋于千篇一律，地域文化消亡”的不争事实。

“茶馆”虽小，却包罗万象。

王笛教授对于自己的写作方式有一个非常有趣又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人类学者，喜欢对同一个地区进行孜孜不倦的长期田野考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纵观王笛教授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几乎都是以对于成都这一地区的观察出发，譬如研究川西乡村暴力与秩序的《袍哥》、研究成都公共空间和下层民众的《街头文化》、研究以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跨出封闭的世界》等等，皆是从同一个区域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切入点，再展开多方的比照考察，以小见大地建立起宏观联系，知微见著地展现出细节的力量。

王笛说，“这个城市的微观世界令我心醉”，殊不知，他笔下的这些研究考察的文字，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专注与深入，才呈现出了一个更细腻、更全面、更真实，也更加别具一格的天府之国。

若是说起“一城居民半茶客”，恐怕非成都莫属了，《成都通览》中有记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其中就有454家茶馆，可以说，几乎每条街巷中都开有茶馆。即便是到了现代社会，成都的茶馆数量依然非常客观，据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成都目前约有3万余家茶楼茶馆。

李劼人就曾这样描绘过晚清的场景：

好家伙，连小的茶馆都得有个二十来张桌子，那么，发生在这茶馆之中的故事还能少了？

故事虽多，当总要有个脉络和重点，而王笛的这个“故事”，便从1900年农历己亥年腊月初一的那第一杯早茶说起……

成都的生活节奏是出了名的慢，这慢其实也体现在这遍布于大街小巷的茶馆当中。饮茶之习源于四川，“吃早茶”更是成都人的生活习惯之一，最近发生的大事小情，没有一杯早茶的闲聊打听不来的，闲来无事，那便“去口子上茶铺吃茶”去！

彼时虽然正值兵荒马乱的的风云年代，义和团的这把野火在北方正如火如荼，但是“天高皇帝远”的成都，不仅远离清廷，也尚未受到这场风雨的波及。

成都的茶馆是男人们的天下，女人，尤其是中上等人家的女人，是绝不会出现在这里的，所以茶馆中闲聊的话题除了一些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更是少不了时政。

然而这样悠闲的画面却因时代的动荡和风云变幻而染上了一抹艰辛与无奈的阴霾色彩，王笛在这里巧妙的将“茶馆”作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见证者和观察者的角色，一句“在新世纪的第一天开始的茶馆生活，既是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继续，亦是未来50年那充满艰辛、动荡、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经历的开端”，满是叹息之情的同时，也完美地将内容过渡到晚晴和国民时期动荡不安的近现代社会当中来，并且以茶馆作为观察成都的“显微镜”，也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从而隐藏于揭秘微观世界里包罗万象的广袤社会空间。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相连的公共空间之一，茶馆中发生的事情、讨论的话题、走过的历史岁月，其实都是从不同侧面反映着成都这个城市的社会状况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改良与现代化进程却在无形之中加强了国家角色的同时，也削弱着地方文化，而此时看似毫不起眼的一间间小小茶馆，却凭借着它们坚韧、灵活的特性，充当起“对抗国家权力和现代化所推行的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的重要角色。

我们刚才提到，战争的阴云也同样笼罩着成都，可实际上，相较于很多其他城市来说，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也并没有让成都的生活方式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很多来到成都的外乡人更是因此而对这里情有独钟。

这样放松、悠闲、备受人们喜爱的茶馆，也曾经引起过巨大的争议，20世纪上半叶，当地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的精英们视之为“落后”生活的代表方式，战争的到来更是让人们一度以“吃茶”为自私麻木的表现，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到后来外来文化的侵入，很多人渐渐觉得喝咖啡才“时髦”，去茶馆那简直太落伍了，反而一直以来倒是外乡人更加支持、欣赏和向往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吃茶算罪过吗？”关于茶馆的争论声险些掩盖了茶馆生活本身的意义，所幸，虽然时代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成都的茶馆依然欣欣向荣。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当中，王笛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中的各个细节面面俱到地讲述了“茶馆”这样一个看似早该被现代化的时代浪潮所“革新”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顽强地作为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延续下来、并且愈发繁荣的，我们通过那一幕幕具象的画面，看到了一整个城市的缩影。

《茶馆》读后感(四)：一切风云旧梦都是茶壶里装载的宇宙

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的领域与研究题材一直在扩大，将历史的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从对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件的研究转向对日常生活、普通人物以及他们的经历的研究，从对看似微不足道的对象的研究来发现历史，了解历史。这样观察细小的对象为基础的历史方法就是微观史研究。采用微观史的方法就是带有解释历史的宏大意图，一滴水可以折射世界的真相。

学者王笛一直致力于研究四川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与《街头文化》、《袍哥》等共同构成对中国地方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深入探究，这也是代表历史研究视角的转变，通过追寻多样化的“地方”图景来探查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真实一面。

“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所谓“一城居民半茶客”，成都人民对于茶馆的热爱相当于巴黎人民对于咖啡馆，成都茶馆历史悠久，喝茶习惯自西周历经千载，“茶房食肆”直到19世纪初的竹枝词里才第一次提到茶馆。20世纪初不管是本土作家李劼人，沙汀，还是外来者都对成都茶馆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930年成都人生活节奏是“饭吃得还快一点，喝茶水一坐三四个钟点。”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

王笛抓住了成都人的心头好，茶馆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搜集相关茶馆资料非常困难，除了当时档案馆相关资料，作者研究时代处在战乱时代，很多当时珍贵的资料都被毁坏遗失，包括相关茶馆的内部资料、账本、顾客情况，这些都很难建构完整的历史叙事。关于资料方面对于微观史研究是重要的考验，作者选择了很多作家作品、报刊杂志、回忆录、相关照片录像等，选材广泛而谨慎，这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学习的学术态度。

本书重新再版，作者增加了新序言和中英文版序，序言的内容都是11年来这本书在国内外引发的反响和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等，这些国内重要研究成果可以为读者指出本书的优点与局限之处，作者在其中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有条不紊讲述自己创作的主要目的与研究方法。

序言中作者介绍了本书的结构，按专题来书写成都茶馆发展史。分三部，从茶馆的社会文化史，讨论顾客，第二部分聚焦茶馆本身，研究茶馆的经济文化史，第三部研究的是茶馆的政治文化史。三部分连同结论环环相扣，将茶馆置于城市文化历史视野中，贴近社会底层，发现历史和文化的瑰丽底色。

从20世纪第一天，外部世界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成都的茶客们还是依旧起来喝早茶，茶馆灶上十几个铜壶呼呼作响，老茶客刚坐下，在热情招呼声中盖碗茶早就放在了桌上，这碗茶可能会在桌上停留好几个小时，这和往常一样生活习惯延续的一天，也是未来50年动荡艰辛生活经历的开始，一声叹息中，茶馆能够在兵荒马乱下存活下来。作者用一个长镜头般的流畅语言展现了新世纪第一天传统又变革的一天，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四川茶馆如何乱世求生存？

在作家沙汀小说《某镇纪事》里，就写道一条正街有六七家茶馆。可见茶馆在成都这座城市的普遍性。和四川朋友聊天，谈起茶馆，她说起自己爷爷年轻时候在宜宾开茶馆，每天都座无虚席，人们可以在茶馆吃茶、聊天摆龙门阵、做活、吃饭打热水。茶馆是市民休闲社交场所，也是信息中心，大家相互交换着各种小道消息，流言蜚语、国家大事。如作者所说，这恐怕也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之一。

四川的茶馆几乎是所有成都民间演出的发祥地，作者考查，茶馆可以观赏到相声、评书、杂耍等。戏曲多样自然鱼龙混杂，戏曲改良成为政府、精英以及其他社会集团政治议程的一部分。

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的成都茶馆茶客三教九流，隐形存在着阶级划分，看似轻松休闲氛围实际暗涌各种权力争斗、生死买卖，在动荡岁月中曲折肆意发展中受到各方约束，因着政治因素也会与启蒙、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抗与新生力量不断积聚，潜移默化或者暴风骤雨一般进一步冲击到当地的正常生活。比如女性在1930年以后可以成为茶馆新客或者女茶房，袍哥从暗地里走向明面，最终经历半个世纪的沧桑，成都茶馆在1949年有659家茶馆，是1935年以来最高峰。

作者王笛在文中讲述了茶客、茶馆的发展研究，书中没有避讳茶馆中各种暴力阴影下的罪恶，完全根据史料本身进行细致描绘，同时也表明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现代国家的介入和冲击，实际上给茶馆和公共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稳定和混乱。

如今百度成都茶馆，数量已经过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依旧折射着中国城市的崭新变化。

《茶馆》读后感(五)：一城居民半茶客

“一城居民半茶客”

“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民谚

“十九世纪末的成都。这天凌晨，整个城市仍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更夫不过刚敲了五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谁不想在热被窝里多睡一阵？但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已经能够听见堂倌下门板、翁子匠掏炉膛的声音，他们知道这是本街茶馆准备迎接吃早茶的客人了。”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作者王笛，1956年出生于成都。现任澳门大学杰出教授，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英文学术季刊《中国历史前沿》共同主编。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

这本书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馆为研究对象，从茶馆生活到经营、同业公会、雇佣以及茶馆政治、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揭示民众与公共空间、街头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探索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的形成过程。

北方人与茶

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对茶馆这个场所其实是没有太多概念的。相较于茶馆，天津在早些年间是有路边的茶摊或茶铺的。这些商家没有正式店面，都是在路边或树荫下，支上几张矮桌子，放上几个板凳，用海碗或搪瓷茶缸盛上一大碗茶水等待着主顾的到来。摊铺上使用的都是廉价的花茶。来这里喝茶主顾多以露天作业的体力劳动者为主，与成都的茶客不同，解渴才是他们来喝茶的第一目的。至于价钱，2分钱就能喝上一大碗，确实是价廉物美的第一选择。

大碗茶

北方人还有一个常规的喝茶场所其实是澡堂。去大众浴室泡澡是北方男人最爱的休闲活动之一，其在休闲、社交、娱乐、经营等功能性上并不逊于南方的茶馆。八十年代的大众浴室，是给洗澡的客人提供床的，同时还供应茶水、瓜子和青萝卜。人们洗完澡通常不会马上离开，都是喝茶聊天，甚至还有人会趁着泡的舒服了睡上一大觉。

在北京，戏院在17-18世纪便产生了，北京的茶馆多是从演戏的戏院发展而来，刚好与戏院从茶馆产生的成都相反。北方人一般喝白开水，许多地方，比如天津，居民都是在“老虎灶”买开水回家泡茶，并非呆在茶馆里。

南方人与茶

南方人与茶，与北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情感，茶馆在南方就发达的多。广东一般称茶楼，与四川的平民化茶馆不同，这些茶楼可以高达四五层，楼越高则价越贵，茶客多是趾高气昂的富商喝士绅。在扬州，茶馆喝公共澡堂经常合二为一，一般早上卖茶，下午成为澡堂。南京的茶馆比成都少得多，顾客一般只在早晨出现，茶客多为中下阶层。而成都茶馆的规模和数量、茶客的众多以及对社会各阶层的包容性堪称各地之最。

成都的茶馆

民间有句谚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日世界饮茶之习源于四川，远可追溯到西周，秦统一中国后，方传到其他地区。从有限的文献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谓“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场所。在北宋首都汴京和南宋首都临安，有不少“茶坊”，提供了同行同业聚会及妓女活动的场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记录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扬州等南方城市。成都亦有很长的茶馆历史。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概念的茶馆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所写“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是现代用语，民国之前最常用的说法是茶铺。在中国，成都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

茶馆的攻击者与捍卫者

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做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第一阶段从晚清道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做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关于茶馆的争论远超过茶馆本身，表面上是因为茶馆，实际却是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地域之争、中西之争、有权无权之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老乡”这样的茶馆文化捍卫者，仍然相信最终新的公共设施将取代茶馆。社会进步后，茶馆终将消亡。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似可以轻易将茶馆取代的新的公共空间层次不穷，中国传统的许多东西永远消失了，但成都的茶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

这本书既是一本微观史，也是一部叙事史，亦是一部大众文化史。通过讲述茶馆里发生的故事，揭示关于茶馆的许多细节。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不仅能帮助我们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更可以让我们看到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统一模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