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动物》经典读后感有感

《危险动物》是一本由程皎旸著作，后浪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危险动物》读后感(一)：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这是程皎旸一本短篇小说集，里面包含了11个短篇故事，其实在看之前对这边书没有太大的了解，对作者也不熟，只是看到了封面的介绍，然后去一趟国图不容易，只找到两本想借的书，于是便一起借了，读完之后是超过预期的。

总体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喜欢的，故事都不长，也好读，结尾基本都是偏开放式的，作者在每个故事里都加入了很多里了科幻的设定，比如会飞的人，不断长高的巨人，VR里的世界。但他的重点不在畅想未来世界，而是借此来传达和反映外来人在香港漂泊的艰辛，以及普通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依然想要反抗的信念。

书中背景设定基本都是香港的打工人，所以租房贵，定居难基本都是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需要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夸张的手法，丰富的想象来讲完一个故事，反映一种态度和现象，大家都是城市里渺小的打工人，因此还是很容易会产生共情的。

看完这本书其实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在香港生活的那么辛苦，那么，一定要留在香港的意义是什么呢？可能这本书着重突出的是辛酸的一面，因此在很多故事中，很多行为我是不能理解的，例如：为了在香港的居住证嫁给一个糟糕的香港人。明明在香港赚不到钱还要继续呆在这。可能这就是一种执念吧

《危险动物》读后感(二)：《危险动物》：香港城市底色

最近刷了一本“城市小说”，讲的是香港城市里那些普通又魔幻的故事。说它们普通，因为因为根基里，它讲的是在香港打工的老百姓的故事，为生计、签证，房租胶着的那些人，如同你我；说它们魔幻，是因为作者用魔幻的壳子包裹了这些故事，让这些纸片人3D了起来，如同电影片段般在我脑海中闪过。

《危险动物》

而这些魔幻的编排，更多的底色是生活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整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螺丝起子》，读完了之后满脑都是那首歌的旋律：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叫茉莉的大陆女孩，来到香港是因为继父，那个比妈大快20岁的男人。从小因为身份被同学指指点点，她内心极度渴望着逃离这样的生活；怎么逃离？她认识了一个符合她所有幻想的男人。FB的资料显示着他月入50K，自学金融成为资深理财师。一来二去的勾搭，豪华晚宴的邀约、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茉莉一阵眩晕，她脑海中挥之不去繁华的晚宴，觥筹交错，一脚踏入另一个阶级的机会。当她穿上晚礼服和高跟鞋后，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空气里弥漫着金钱的味道。

后来发现男人不过是在钓鱼，她只不过是饵，比妈妈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不如，她绝望却无奈。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把她作为玩物，把她骗到酒店，让一个龌龊的老头玩弄她，虽然她挣脱了，但心在滴血。她想在这个城市立足，作为社区暑期工的她鄙视那个想让妻子来香港的假眼男人，觉得是重蹈母亲的覆辙；末了发现她甚至还不如母亲。

除了这个故事，其他也有几个颇为精彩的故事，有的关于爱情，有的关于身份，有的关于金钱。但核心的，逃不过“危险动物”几个字。看豆瓣上作者写的书评：

危险动物一直没有真正露面，直到结尾，才有一瞬的跳跃，而它的存在，好像一条绳子，将角色之间的恐惧，不安，与对自我的投射，紧紧捆绑。创作灵感来自于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一个女人，每天都去油麻地喂老鼠。她就住在街边，用塑料板子搭建的空间里，每早起身都散步到家附近的球场，蹲在坑渠边，将事先准备好的食物，一些沾了水的鲜橙肉，还有米粒，精心涂在在下水道旁。她的动作是那样娴熟、坚定，旁若无人，双眼盯着坑渠下的幽深，仿佛一早就知道，有一群惺惺相惜的小兽，在黑暗中，等待她的降临。然而她的出现却给街坊造成恐慌，因此，记者不断偷拍她，打扰她，端起话筒，好像举起枪那样，追击她。令我难忘的是，她面对镜头泰然自若，飘飘然走着，走向人群，走向街市，布满水果蔬菜的烟火里，也走到了我的《危险动物》里。

是真实也是虚妄，是无奈也是妥协。每个小小的生灵在大都市都是浮萍般的沧海一粟，他们面对小我，忐忑不安，却又想在这大千世界拼出一番风味，有人坚定，有人迷茫，但这些动物们，虽细似针，意味，却又深如海。

《危险动物》读后感(三)：浮游与飞升

"She wrote her wishes on the cold hard ground,

Watched as their prayers drifted into the sky."

——Jonathan Chan Life on the road

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日记：

“2019年9月开学前Orientation的餐桌上,系主任麦高登问我们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如何,有没有感觉到任何特别的地方。这样问是为了说，对一个地方初始的直觉是特别珍贵的,因为任何生活中的细节和境况都能够反映出整个香港社会的某种特征,或者溯源到让香港之所以成为现在的香港的某种重要的因素或结构。

同学里有人说水果价格高,有人说建筑特别密…问到我时,我一时语塞。一向迟来的钝感令我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刚刚抵港三天,与其说是缺乏敏感,不如说自己一向勉励/勉强自己适应和接纳新的环境,于是把近身的周边都理解为这座城市里发生的理所当然,自然也不觉得怎样特别了。对我来说,可能要经验到足够久了,才能给出一些答案……生活的越久,和这个城市里的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想着用省钱的办法吃着类似的三餐菜单,间暇时看着同样的海行着同样的山,用自己的感官和想像去理解近身的一切。于是越来越觉得,楼下的一草一木,午后的一场雨,收纸箱子的老奶奶的满头銀发,车站出来后每个乘客的脚步声,每个人脸上的面无表情、或悲或喜,.种种察觉到和察觉不到的细节,似乎都是整座城市的一个细胞和肌理,与整个城市的生长有或因或果的关系,而与这个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读了《危险动物》之后，还是有一些愧叹。尽管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并且在其中学习了一整年的人类学课程，很多层面的了解也仍然停留在直接观感上，而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

罗大佑说，“只有一种真正的交流，那就是面对面”。为了更加了解这座城市，有时去行走到港岛和九龙的街道上，或者行山时经过一些村落，总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存在进入视野中。人来车往，那些存在就安静地矗立在那里，或者是稍作停留一刻即逝，这些行走和意外的遇见时常更新着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

然而我从《危险动物》里读到的，不仅仅是作者在这座城里的生活经验、观察与聆听，还有和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对话和沟通。而这样的对话和沟通才是真正祛魅的开始。

但这座城还是有不少祛不掉的魅，这样的魅来自于从古老到近代以降，历史在经年累月的进程中一次次一层层地加入到这座城市空间的建构中来，从而使得它成为一个任何本土学者也不敢轻言足够了解的地方。古老的文明进程或许可以从考古的地层切面看到如何于废墟之上叠累废墟，文化之上生长文化。然而这座城，更“魅”的是或许是时间的演化于现代之中嵌入过往，于新兴之中见到稳定，文化融接着文化，我群交互着他者。这一切的发生都在这拥簇的空间之中，从而使得这看似一隅之地在视觉上呈现出如此的cosmopolitan多元风格。这种风格不难可以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上发现，然而我也愿意相信，在我们的直接感知之外，仍有“月之暗面”等待想象和发掘。

《危险动物》的视野和想象力，如同“在港岛线上腾空起飞的乌鸦”一样，在我们生活的物理空间上起飞，从而以不止一种路径来进入到未知的想象的城市空间中。这样的空间对生活于其中的城中人来说，在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若隐若现，然而对于具有类似经验的人来说，感受又是如此的真实。跟着文字穿梭于这些空间之中，可以看到种种荒诞，也体会到种种悲哀和可怜。

地产霸权恒常如乌云压城给人以压迫和沉重，以至于个体在极为狭小的空间中局促到身体无法完全伸展。而那受到机械结构压抑的自由灵魂也终于无法忍受、冲破枷锁逃离飞升。但更多的人是生活在密不透风中隐忍地承受着种种挤压……

嗅觉灵敏的资本触角和骗局往往在人生发强烈渴望而耐力极为薄弱的地方入侵，生成种种令人逃离当下的幻境假象，然后再用残酷的方式给了单薄的个体不止一记响亮的耳光。而这样泥沙俱下的生活里，或许能够给人带来片刻抚慰的，或许只有亲情与爱情。然而亲子代际之间沟通的隔阂，情人之间的转身错失使得个体的命运百转千回……能够坚实的行走这在土地之上是一种足见工夫的修行，然而经年的行走也是一种跋涉，多数人只能在无数个日常承受着足底的泥泞和和行走的沉重，于是某种钝感甚至成为生存之必要，个体逐渐异化……

到了这里，读者也已经开始失去悲悯这些小说中人物的资格，因为读者或许没有办法辨明到底自己经验到的和小说里的人物经验到的，哪种更为真实！

当然，每个读者都可以为自己的更真实作无数注脚。毕竟小说中的人物，或许不必像读者一样常常绝望？ 至少有某种幸运，写作者允许他们飞升和浮游。

因此这些故事虽荒诞，但这些文字之上的写作者却显得轻盈和自由。从她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在有血有肉的境遇里反身回看ta的造物者，时不时带来乍现的灵光。

到最后，可怜的是读者，唯有打开这文字的想象，才能暂时离开当下，跟着作者一起，浮游和飞升。

期待程程更多的作品。

《危险动物》读后感(四)：專訪程皎暘：她漂在香港，看見繁華角落裡的危險動物

原刊於《亞洲週刊》2021年第15期

一對蝸居在深水埗劏房的年輕情侶，來到位於尖沙咀舊樓之上的「易空間服務站」，男生以自己的壽命做抵押，換取妻子肚中孩子在一個水晶球內巨大的生存空間⋯⋯這個超現實又有些聳人聽聞的故事，來自《危險動物》的第一個篇〈另一個空間〉，而這本書出自「港漂」青年小說家程皎暘。全書收錄了十一個以香港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或具有強烈的科幻色彩，以香港的住房問題、新移民身分、貧富差距等社會痛點切入，延伸出一個個光怪陸離的荒誕城市怪談。4月2日，她在香港接受亞洲週刊專訪，講述這十年來她程皎暘對香港的異鄉觀察。

90後的程皎暘出生於武漢，兒時移居北京長大，她告訴亞洲週刊，自己自中學起就喜歡讀張愛玲的小說，張愛玲曾經生活過的香港和她筆下的這座城，開始成為她的憧憬之地。2007年，程皎暘第一次來香港旅行，更堅定了她來這座城市讀書的信念。2011年，18歲的她開始在香港留學，這座都市的光輝璀璨正如她想像中的一樣，然而在這裡的生活也讓她看到繁華背後的那一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狹小的居住空間，每個人焦慮的生活狀態，這些都是她所沒有想過的。程皎暘回憶她在香港第一次見到公屋的情境：「我記得我剛到香港幾個月，那時對香港的公屋住房都還沒什麼概念，第一次到一個香港同學家玩，他們家居住的公屋只有三四十平方，但是他家有3個孩子，房門一打開可以活動的空間非常小，我只記得他家有很多折疊的帘子來隔斷空間，這個狹小的居住環境當時令我非常震驚。」即使後來再到訪屬於中產階層的朋友家，依舊還是一個並不大的居所，這些衝擊逐漸激發她創作了一系列關於香港土地房屋的小說。

《危險動物》實際是程皎暘二十歲到二十五歲的一些作品，其中寫於大學時期的〈火柴盒裡的火柴〉是她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在那之前她創作一些故事片段，但她自己都覺得那些無法稱之為小說。「 那段時間香港正好有個新聞，一棟177呎的納米樓有豪宅的價格，還有什麼特長陽台可以睡兩個姚明。有天晚上我喝了點酒有點醉，躺在很小的那個臥室的床上，我就感覺四面的牆正在逐漸壓下來，如果房子越縮越小人該怎麼生活，或者反過來，如果房子不變，人變大了，人又該怎麼生活？」這突如其來的靈感令她一氣呵成，完成了這個蝸居在177呎「火柴盒」般住所裡不斷長高的女巨人的故事。

雖然首個故事就帶有魔幻色彩，程皎暘早期也嘗試偏向寫實風格的小說， 以異鄉人的旁觀視角臨摹著「港漂」和「新移民」的身分焦慮與不安。 如〈破繭〉與〈螺絲起子〉都在談論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陸港跨境婚姻與新移民。前者講述母親策劃利用女兒蝴蝶勾引一個已婚香港男子，以女兒七年的婚姻來獲取香港居留權。後者則道出一個約定俗成的「婚姻交易」：香港年老或多病男子與內地年輕婦女經中介介紹後成婚，老人貪圖有人照顧，內地女子以換取居港權。程皎暘說：「這幾篇都創作與二零一四年前後，香港爆發社會運動，大家對於大陸和香港之間的關係非常關注，而我剛來香港也沒幾年，被兩邊嘈雜的聲音夾在中間，無法代入到任何一邊，只能站在那裡被動地接受著訊息。」於是她創作的角色儘管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獲得了居港權，卻彷彿始終無法真正融入這座城市，成為無法附著的浮萍，始終掙扎於來自身分的不安與焦灼，反抗命運、擺脫操控、找尋認可，程皎暘讓這個群體在她筆下發出一聲吶喊和求救。

大學畢業後程皎暘的作品開始往超現實和科幻類型發展，這源於廣告公司的工作令她發掘了一個新世界，「那段時間我正好到廣告公司做數位營銷，已經開始用AR、VR和全息影像來幫客戶做一些宣傳，我才留意到身邊有很多新鮮的科幻事物。尤其當時公司年會，運用全息投影技術（Holography），做出寫著公司員工姓名的紙片從一個三角錐柱體裡飄出來這樣一個虛擬影像，很像《哈利·波特》魔法世界裡分院的場景，但感覺花了這麼多心思，其實只是為了給我們抽獎。」這不由得令程皎暘思考了更多高新科技的意義，當AR技術和精心設計的相機濾鏡只是用來宣傳一個口紅時，這樣一種為消費主義服務的科技是令她所疑惑的，這些思考都融入她的寫作之中，反思人類科技的未來。

作為非本土的寫作者，儘管從故事背景中感受得到程皎暘多年旅居香港的細微觀察，但由於字詞使用上與本土作家的明顯差異，在地感薄弱，令人感受到一種「無法附著」的陌生感，也有讀者批評「港味」不足，這也是程皎暘無法矯飾的，她說：「我覺得這種語感是我學不來的，我的語感、寫小說的節奏都很武漢人，就像武漢人說話非常爽快直白，這也是故鄉給我的烙印。」她也曾在早期的小說裡刻意夾雜些許粵語詞彙，但後來發現反而顯得不倫不類，「可能也是一種特色吧，因為本來我的一些小說也是從外來者的視角來看，這種不倫不類可能也正好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到後期偏科幻的時候，我感覺我更自由了一點，不會再去思考語言用詞方面的東西，包括我的地名也是虛構的，我覺得這樣讀者可能會更沉浸在我虛構出來的世界裡，而不是被地名限制了想像力。」

程皎暘透露，她的第二本書也已經在準備之中，依舊延續科幻風格及魔幻色彩，但或許不再局限於香港這座城市。居住在這裡十年，她慢慢發掘著越來越多香港商業化以外的東西，比如香港的自然風光，發掘高樓大廈之外還有這麼多像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也因此程皎暘這兩年的小說正在掙脫邊界，開始關注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關係，如前兩年發表的〈餓牛〉將香港郊野公園中牛的生存狀態與女性角色的困境結合；香港馬路上經常出現野豬與人共行的奇景激發她寫出〈燒野豬〉；最新在台灣發表的〈黑色風箏〉則講述人吃野生動物的問題。「這已經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了，所以我後來就慢慢淡化了香港的背景。我感覺這兩年我關注的可能已經不再是身分問題，可能跟我自己也有關係，在這座城市待久了，好像不太在意別人用什麼眼光來看我了，而且我自己也很難定義我是哪裡人，因為我在哪裡都生活過。在這樣一個很流通很全球化的時代，再用地域去標籤一個人有時其實是落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