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与帝国经典读后感有感

《植物与帝国》是一本由隆达•施宾格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358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2020-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一)：林奈是“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吗？

这本我看的是英文版。从重要性来说应该5星，从论述来说，我有一点批评，扣半星。

作者批评林奈分类系统的语言帝国主义。因为这本书“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成为一个知名的概念。但是恰恰这一章是这本书中比较有问题的。“语言帝国主义”的概念很有力量，但是对它的定义和适用需要谨慎。反殖民很容易概念强大而落地不扎实。林奈的分类系统中命名是不是语言帝国主义，已经有多位学者争论，我也写了一节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帽子扣在林奈头上很勉强。实际上林奈当时是面对一个普遍的pidgin的语言现象，各种未知物种和未知语言的容纳问题。这种语言现象也许现在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或者说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林奈采取拉丁语、希腊语等欧洲语言与其说出于语言帝国主义，不如说出于方便可行。当然林奈有帝国扩张和殖民主义的麻木，他的分类系统中也有种族主义，但并非主要体现在植物命名分类中，而是在别的方面。大航海以来的植物和知识传播，就是500年全球扩张重组和不平等的一个侧面，但是如何在具体问题具体情况中辨识事实，进行叙述和阐释，还是要谨慎，要避免概念和理论先行。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二)：殖民地里的植物学家

能否为殖民地创造价值，是评价一切的标准。

1914年，“阿拉伯的劳伦斯”装作不经意间，在沙漠里邂逅了正在进行圣地旅行的两个美国人，他当然知道他们究竟为何而来：石油。

这不是帝国第一次派人前往海外探寻所需的资源，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自第一个殖民地建立之后，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以各种名义向外输出，或是政府组织，或是贸易公司负责，又或是私人赞助，以期这些人为帝国的远征铺平道路，带着各种物品和知识回国效力。在回溯18世纪殖民扩张的这段历史时，《植物与帝国》一书里的主角，植物学家自然也是“帝国的代理人”之一。

这些这些植物学家（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博物学家）的初衷恰与帝国的需求不谋而合。一方面，他们以科学探险为名，实则寻求商业利益。作者隆达·施宾格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重点提及了斯隆、梅里安、梅农维尔、菲塞-奥布莱等多位植物学家，他们远赴他乡主要是为了寻找奎宁等新药物（斯隆）、丝绸（梅里安）、胭脂虫（梅农维尔），在当地找到标准药物的本地替代品（菲塞-奥布莱）。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商机，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另一方面，庞大的帝国正需要植物学家的知识，为殖民者实现从食物到药物等多方面的自给自足。至于测绘当地河流水道等任务，也落到了这些人的肩上。“外来植物成为一种交换资本”——帝国殖民者与植物学家各取所需。

在研究生物勘探的过程中，身为女性主义科学史家的施宾格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个令学界难堪的问题：在殖民地各种资源被疯狂攫取的同时，为何只有避孕药的相关知识没能传回欧洲，造福女性？在殖民地，奴隶承担了殖民者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双重压迫：劳动力和性工具；生而为奴，在绝望的处境中，奴隶用拒绝结婚生子作为反抗，堕胎药是他们仅剩的武器，堕胎成了一种政治反抗形式。而在西方强权国家，在殖民帝国崛起与扩张的大背景下，人口成了与土地、制造业、海外贸易并重的经济核心。无论是殖民地的繁荣，还是重商主义政府，都需要不断增加的人口，才能“扩大国家财富”。因此，无论是本国，还是殖民地，女性的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变成了一种繁殖工具，“一项国家财富”。施宾格因此认为，同样是帝国的需求，导致了金凤花等殖民地的堕胎药一直没能像金鸡纳树那样，进入欧洲医学体系。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施宾格谈到语言霸权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对新物种的命名中。在以拉丁语为标准用语的命名过程中，植物的用途、地理分布、文化意义和与其他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发现者、政治人物的名字。卡尔·林奈的命名过程，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过程”，堪称欧洲精英在科学界里的再一次殖民；正如洪堡所言，“优先使用一种语言而不说另一种语言时……隐含着权力关系在里面”。

《植物与帝国》是一本非常扎实的史学著作，隆达·施宾格从无知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殖民地的生物勘探情况，选取了一种很容易被忽略掉的药物：堕胎药，回答了“为什么被忽略”的问题。在这背后，是帝国与植物学家的合作与博弈，更是殖民地的血泪抗争史。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三)：植物旅行：后殖民视野下的博物学与性别

在西方科技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往往被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所遮蔽，植物在这种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更长期被轻视。在新近面世的译著《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中，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通过追溯和研究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

■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前不久，四川大学姜虹送我一本她新译的著作——《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并在扉页上亲绘了一幅金凤花与毛毛虫的钢笔画赠予我，十分惊艳，令我感动。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熟悉的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施宾格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西方解剖学史进行了新的解读，对女性主义科学元勘（feminist science studies）的目的、实践与意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让人印象深刻。她后来还主持了一些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提出了性别化创新（gendered innovation）概念，是一位在学术界和科技政策界都有影响力的学者。

鉴于姜虹的博物学和科学哲学背景，以及她之前对博物学女性的特殊关注，由她来翻译《植物与帝国》实在是非常合适。她所受的哲学和性别研究方面的训练，也使得她对该书的翻译十分精准到位。更难得的是，她的译文十分流畅，读起来很舒服。

从植物的角度揭示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一书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18世纪发生在欧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植物旅行故事。

以往，关于17-18世纪西方科技史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关注那些伟大发现和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在这样的科技史画卷中，日常生活与传统知识在科学、工业、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叙事中往往被遮蔽。女性主义学术注意考察科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关心历史上身处科学共同体边缘的女性，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及其价值。比较而言，植物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的重要性却长期被轻视了。

施宾格想要追溯和研究的便是植物的故事，考察作为自然和文化产物的植物的命运，以及它们在殖民扩张与性别政治中的位置，并由此阐述文化、政治、殖民、性别等多种因素对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影响。施宾格将目光聚焦到18世纪的西印度群岛，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来自宗主国的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每天都能观察到不同于欧洲的植物，了解到与这些植物相关的丰富知识，他们的任务便是对这些植物进行采集、调查、引种、分类、命名以及提供医药试验，尽可能地把它们纳入欧洲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政治秩序之中，增加并巩固帝国的财富和利益。

这一过程不只是植物及其知识旅行的浪漫传奇，同时也是商业贸易、奴隶交易、殖民扩张的现实故事。这些植物学探索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科学家或医生，还充当了帝国的代理人。无论是旅行博物学家、远航的植物学助手还是在欧洲足不出户的植物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18世纪庞大的全球植物交易网络中的积极分子，是欧洲“科学-殖民机器”的代言人。可以说，施宾格从植物的角度，揭示了科学与殖民的复杂关系。

植物知识传播的利益博弈与金凤花的性别政治意涵

不仅如此，在西印度群岛上，美洲印第安人、非洲奴隶，以及来自英、法、西班牙、荷兰等宗主国的殖民者在共同的时空中相遇，不同势力之间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

生物勘探与生物偷盗并存，博物学家的故事充满了惊险刺激的男性英雄色彩。在所谓的“生物接触地带”，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之间充满了策略、猎取和抗争。语言障碍、侵略造成的敌对以及欧洲人自身的认知局限，导致植物知识的传播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知识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欧洲人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植物标本以满足经济上、医学上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本土的文化认知框架，这些殖民博物学家们很难去真正理解、认可并传播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和他们所构建的自然秩序。

金凤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18世纪，美丽的金凤花开遍了欧洲的植物园，但它的流产功能既没有出现在各类药典中，也没有在医药实验中得以验证，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原因何在？施宾格认为正是17-18世纪欧洲的生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造成了这种无知。虽然19世纪之前的欧洲，孕早期流产仍不违法，但也并不被赞许，只能秘密进行，人们因此很难就殖民地流产药物的使用与安全性问题做公开讨论。并且，这一时期欧洲的分娩实践逐渐从助产士让渡到男性产科医师手中，产科手术而非安全的流产药物成为欧洲医学共同体优先考虑的主题。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将确切的自然知识视为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霸权地位的关键，人口众多是国家财富和王权荣耀乃至帝国的命脉。在此背景下，欧洲的植物探索者、贸易公司、科学机构和政府部门都不可能有兴趣去传播殖民地的流产药物及其知识。换言之，欧洲的生育观念、性别文化、科学观念和政治经济导向共同造就了欧洲人对金凤花流产知识的无知，使得19世纪的大部分欧洲妇女逐渐失去了对生育的控制权。

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带来的系统性无知

不仅如此，系统性无知的出现还源于更深层次的认知结构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林奈在对植物进行分类和命名时将医药用途、生物地理分布和文化意义之类的信息与植物完全剥离，只留下抽象的拉丁文名称。他以著名的欧洲人尤其是植物学家的名字为全世界的植物命名，并在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霸权处于顶峰之际获得完全的认可，由此强化了科学由杰出个人创造的观念，刻画并巩固了欧洲精英男性植物学的光辉历史。其实质和结果如同施宾格所言，18世纪的植物命名法是帝国的一项工具，将植物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置于欧洲人容易理解的知识框架里。随着现代植物学的兴起，这一特殊的欧洲命名体系随之发展起来，将世界原本多样化的地域性和文化特质统统吞噬。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18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霸权与认知立场造成了它对其他本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无知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取得普遍性的地位，而造成了非西方世界对自身传统知识与文化的无知或自我贬抑，最终不利于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

《植物与帝国》读后感(四)：金凤花的秘密——植物性别政治的无知学解释

（译者发表于《读书》2021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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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子女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他们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堕胎。”十七世纪探险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在《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提到的种子来自豆科的金凤花（Caesalpiniapulcherrima），原产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在世界各地广有栽培，包括我国南方。然而，金凤花在全球传播、引种栽培的过程中，关于这种植物的隐秘知识——梅里安提到的堕胎药性，却没有跟随植物本身传播。火焰般绚烂的金凤花深受人们喜爱，但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鲜为人知，欧洲博物学家在三百多年前就知道的知识为何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断裂？“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知道？”——这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的常见问题，但鲜有人试图回答：“我们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不知道？”这就是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以金凤花为案例所要回答的问题，她采用了科学史家罗伯特·普罗克特称之为“无知学”（agnotology）的方法论。

玛丽亚·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中的金凤花插图

《植物与帝国》探讨了名不见经传的植物——金凤花，它并没有像金鸡纳、罂粟、茶叶、土豆等植物那样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作为观赏植物也未曾像玫瑰或郁金香般被狂热追捧。金凤花的特殊性在于其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整个十八世纪，金凤花被奴隶妇女当作反抗奴隶制的武器，她们用这种植物让自己流产，以免孩子生而为奴”（5页）。其特殊性还在于，它作为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广泛引种被传播到欧洲。金凤花因此成为植物性别政治研究的绝佳案例，反映了欧洲和加勒比殖民地的性别关系对欧洲博物学家生物勘探和移植的影响，也成为无知学的典型案例。“无知往往不仅是知识的欠缺，而且是文化和政治抗衡的结果，毕竟大自然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对某个时期或地方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都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本土和全球的关注重点、资金分配模式、机构和学科等级、个人和专业的眼界以及其他众多因素的影响。”（2—3页）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下，探讨了植物的性别政治，并以此阐释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文化因素导致的无知。

金凤花，杨云拍摄于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生物接触地带的知识、女性身体与政治

施宾格将玛丽·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里的“接触地带”具体化为“生物接触地带”（biocontactzones），聚焦于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在加勒比殖民地的相遇，“以探讨欧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这几类博物学家的互动，并突出该语境下植物以及它们在各种文化中的用途信息的交换和传播”（101页）。生物接触地带的药物勘探是欧洲博物学家的主要目标，奴隶和本土人积累的大量医药知识成为博物学家攫取的对象。然而，如何有效获取这些知识？跨文化的知识交流面临着各种障碍。在语言上，在接触地带形成的混杂文化和语言对交流有所帮助，但欧洲人不懂（或者不愿意学）本地语言和本地人对宗主国的抗拒等原因阻碍了交流，欧洲人常常只能了解一点皮毛知识。殖民关系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促使奴隶和印第安人严守自己的医药知识，拒绝提供给征服者，欧洲人不得不采用“收买、乞求和盗取”等非正当手段获取这些秘密。而生物接触地带的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因为种族、阶层和性别等因素被多重边缘化，她们所掌握的医药和植物知识显得更加隐秘，也极少以文字留存。尤其是关于她们自身的疾病、治疗和生育等知识，通常仅限于女性之间传播，从她们身上获取本土知识自然更加困难。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艾维斯在印度想收买一位葡萄牙寡妇的治性病秘方，被拒绝后他竟然派人跟踪对方，最终找到了有神奇疗效的植物（90—91页）。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文化目标也加剧了交流的障碍，对印第安人来说树木能否造船、果实是否可食远比欧洲博物学家关心的分类特征重要。欧洲人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充满自信和优越感，不屑于原始、落后的本土知识，他们将植物活体或标本剥离原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引种到欧洲的植物园和私家花园，或者陈列于珍奇柜，用“统一”的分类体系和命名法则进行归类和命名。在施宾格看来，“标准”以拉丁文为全世界植物定名的做法，无异于一种“语言帝国主义”，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扼杀了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 具体到女性身体、疾病和生育的知识，尤其是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堕胎实践和药物知识，情况则更加复杂微妙。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欧洲的财产和征服工具。欧洲底层女性曾被运送到殖民地，以平衡欧洲殖民者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奴隶女性在殖民经济和政治中则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她们的身体沦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欧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恣意占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约，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殖民地的主要人口……都是暴躁的男性。”（158页）她们不得不为奴隶主和其他欧洲人提供性服务，即使她们可能有丈夫或情人。生育则是更重要的职责，因为在殖民地经济中，奴隶人口的健康和增长与经济繁荣紧密相连。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奴隶贸易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殖民者更加重视奴隶的生育。然而，奴隶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一直很低，“疾病、繁重的劳动、糟糕的生活条件和长时间哺乳对排卵功能的抑制”等原因都容易导致不孕，而堕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170—171页）。

穿着晨礼服的风流种植园主人（来源：约翰·斯特德曼《镇压苏里南反叛黑奴五年远征记》，由诗人威廉·布莱克绘制）

对女性来说，堕胎（甚至杀婴）与逃亡、自杀、怠工、造反一样，都是殖民地奴隶反征服的政治斗争方式，与生育计划关系不大。梅里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当时大部分欧洲医生却认为，奴隶女性堕胎不过是非洲人放荡的本性使然，因为怀孕会减少她们的欢愉时光和卖淫收入。殖民地的欧洲医生时时提防妇女装病骗他们开药，尤其是泻药和通经剂，以防她们用来流产，因为医生们认为不少通经剂和堕胎药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剂量上的差异。例如，汉斯·斯隆在牙买加提到一种野凤梨时说道：“通经效果也很好，如果剂量不当，会引起大出血。它会引起孕妇流产，娼妓经常会故意用它打掉自己的孩子。”（166页）在梅里安的探险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奴隶制批判者开始重申她的观点：奴隶女性以拒绝生育报复奴隶主，让后代免遭奴役。奴隶制的残暴导致妇女丧失了连动物都有的母性本能，违背天性，毫无生育的欲望，甚至与接生婆密谋杀婴。与欧洲帝国的白人女性相比，奴隶女性的身体被物化成工具和财物，也成为她们参与政治抗争的武器。相比性别政治，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对她们的压迫更为残酷。

金凤花的性别政治与无知学

金凤花的堕胎药性使它与加勒比地区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的生育联系在一起，在殖民扩张的背景中承载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本书主角。作者采用国内学界还相对陌生的方法论工具——无知学，重构了金凤花所彰显的性别政治。无知学研究“无知”的产生以及被遗忘和遗失的知识，关注原本可以知道或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知识。既然该发生的事情没发生，该传播的知识没有传播，必然缺乏历史记载，那该如何证明没发生的事件和未传播的知识？施宾格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就金凤花而言，同时期有大量新大陆的植物得到开发利用，经过药物实验后被收录在欧洲各大药典。金凤花能导致流产的知识没有传播到欧洲，不是因为知识欠缺，而是源自政治和文化的张力。这段历史“揭示了探险者如何在浩瀚的自然知识中进行精心挑选，他们受到国家和全球的战略、资助和外贸模式、发展中的学科层级、个人兴趣、专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遗失了大量有用知识”（280页）。

南美洲阿拉瓦克妇女形象（来源：同上）

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异让欧洲医生难以参与奴隶女性的生育实践和疾病医治。她们通常在自己的小屋或种植园的“暖房”分娩，负责接生的也是奴隶女性，医生只有在难产时才出现。本土女性和奴隶女性在男医生面前对自己的疾病也难于启齿，社会文化环境鼓励她们自行应对各种病症，避孕和堕胎更是女性的专属话题。然而，与行会、商业和军事机密不同，堕胎药的知识并没有因为保密性而被隔离，也没有像巫术那样被列为危险知识遭到公开禁止，至少在堕胎法案确立前如此。长期生活在殖民地的欧洲医生和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殖民统治，前者维持殖民地人口（尤其是奴隶）的健康，监管奴隶的生育，后者探索本土食用植物，以降低奴隶食物的成本。他们或多或少都会了解到本土的堕胎手段和药物，他们也非常关注这类知识，尽管很少详细记录。例如，著名博物学家洪堡曾震惊地发现，印第安妇女用草药堕胎后没有危及性命，还可以再怀孕，并以此方式计划怀孕时间。其他欧洲人也发现黑人女性可以熟练使用草药终止妊娠，而且效果显著（154—155页）。米歇尔-艾蒂安·德库尔蒂《安的列斯群岛植物与医药图鉴》最后一卷讨论了十九种通经剂，其中五种在加大剂量时可以引起流产（167—168页）。具体到金凤花，其药用价值在十七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一直有记载，尤其是作为退烧药，“在欧洲受到欢迎，对四日热特别有效，法国军队医院就因为这个药性进口了一些”（210页）。它的堕胎药性在梅里安、斯隆和德库尔蒂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提到，斯隆将其称为“花篱”，“能刺激经血，会引起流产”；德库尔蒂的说法是大剂量的花（而不是梅里安说的种子）可以通经，但使用时要非常小心，因为黑人妇女会用来堕胎（130页，132页）。因此，不管是金凤花还是其他用来流产的植物，都不是因为知识欠缺导致了欧洲人对它们的无知，而是这些知识的传播过程被人为终止了。

遭鞭打的女奴隶（来源：同上）

如前文所言，重商主义的欧洲帝国将人口视为国家财富，奴隶人口被降格为财物，即使欧洲女性也有道德上的义务，通过生育实现自己的公共价值和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重商主义也是强烈的多生育主义”（275页），堕胎因此被当成罪行，堕胎药物也被污名化。十八世纪的欧洲已有标准化的药物实验程序，动物实验、人体实验、自体实验、性差异实验和种族间实验一应俱全。堕胎药物却没有经过全套的实验，甚至没有和通经剂一样被纳入药物实验，尽管两者在药理上被认为并无本质差别，更何况通经剂还经常被滥用。博物学家和医生通过药物勘探和殖民地人口管理参与帝国的战略计划，心照不宣地践行着重商主义的帝国理念。他们认为堕胎和堕胎药不仅危险，还令人反感，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小产以保持人口增长，无视女性对安全堕胎方法的渴望。医生即使做了堕胎手术，也拒绝传播相关的技术和知识。政府当局自然也不支持堕胎，尤其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先后立法，将堕胎行为定罪，堕胎药物随之成为违禁药。十八世纪牙买加卫生官员威廉·赖特在自己的药物书里记载了金凤花的多种用途，却没有将它写进官方报告或药典。斯隆热衷于推广殖民地药物和植物产品，他没有大量采集金凤花这类植物，也没有在行医中使用堕胎药（211页）。 在重商主义的殖民扩张背景中，金凤花和其他新大陆堕胎药物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将女性身体、性别政治、知识传播、本土文化等各种因素联系起来。施宾格在无知学的解释框架和性别视野下，勾勒出殖民地植物学别样的历史图景。另外，诚如作者所言：“欧洲人关于堕胎药的‘无知学’指的是他们不想接受殖民地收集到的知识，源自‘谁应该控制女性生育’的长期抗争。”（280页）在新大陆药物传播的另一端——欧洲，异国堕胎知识传播中断所造成的无知也限制了欧洲女性的生育和职业自由，被打造成父权制下完美的“家庭天使”。

*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