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六朝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山中”的六朝史》是一本由魏斌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46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山中”的六朝史》读后感(一)：读书笔记

从孙吴政治性的山岳祭祀开始，对江南地区的符瑞传统及选择封禅的地点的地理背景进行详细的描述。《宫亭庙传说》是对山神信仰的探究。六朝时期的政治变动及人员流动对民众信仰的影响，佛道系统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山神地位，成为新的信仰方式，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中从宗教系统中的神仙人物的地理位置的变迁及其在神仙系统中地位的高低体现民众信仰的变化。通过史料及文本梳理重现了当时山林中信仰系统的具体场景。以乌伤地区为例，对六朝时期本土性佛教组织如何成长及寻求政治认同及扩大自己的信众范围所做出的努力，向政治首领传教、舆论宣传烧身等行为。对建康地区周边郊区及钟山地区的道馆及佛道势力的扩张的具体描写。原有的人烟稀少的山林由于信仰的力量被改造为人烟密集的寺庙道馆等。文化信仰与政治经济结构的交汇和重叠，由此可见，佛道信仰的发展必然与政治势力的鼓励和支持相关联。

“寺观化时期的‘山中’，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殊性，但同样也不能置身于权力关系之外。除了内部的信仰和人际关系，由于供养和舒适化的内在需求，山中寺观对于世俗政治、社会权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和融入性，在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社会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山林生活不仅是简单的信仰生活，同时也是消弭身份阻隔、重组社会关系、重建社会流动的特殊场所。”

“南朝后期的宗教领域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江南寒门、寒人的身影，宗教领域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途径。‘山中’的地理和文化特殊性，使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寺观化时期的江南山林蕴含着理解六朝历史的诸多线索，值得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山中”的六朝史》读后感(二)：读后感

21年已读57 前三章能够看懂，后几章关与佛教，道教实在看不懂了，于是选择放弃。日后能读懂的话再重新看吧。但还是记一下我认为最好看的第一章吧。 “国山禅礼前夜”以孙皓天玺元年在国山禅礼为主，而在禅礼之后的第五年，孙吴政权灭亡。那就要探析为什么孙皓选择在这个时间封禅，以及封禅的目的，和选择离墨山封禅的原因，以及孙吴政权的权力结构。 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外部势力的原因，蜀政权以被曹魏灭掉，原本是三国鼎立，现在吴国不得不单独面对曹魏的压力。天下一统的形势愈加明朗，只有借助天命归于吴这一“符瑞”（仇鹿鸣：对符瑞的诠释是投射现实政治的反映）向军士，民众传达能实现统一的是吴的讯息，才能维持吴国内部军心不动摇。 内部政治的原因，孙皓即位时的政治背景是孙权政权完成“江东化”，导致末期的二宫争斗，朝臣的严重对立。而孙权时军权由孙吴宗室、淮泗旧将和吴郡大族（朱、陆、顾、张）共同掌握，此后一系列屠杀，宗室力量大为削弱。而孙皓即位时，中上游重要军镇由陆氏、步氏掌握，而孙皓所能依赖的主要是下游军镇和绕账、无难等中军。 为什么选择离墨封禅，而不是有名的会稽？因为离墨在吴兴郡，孙皓想要利用并提升吴兴郡权力政治边缘大族来对抗吴郡大族，因此要在离墨封禅从而瓦解吴郡大族的势力。 因此，孙皓以孙权借助符瑞来封禅的故事为当代史，一来用符瑞出现在吴兴，来提升吴兴大族的权力，从而借助吴兴这一新上升的大族对抗吴郡等地方大族。二来借助“符瑞”封禅作为一种政治景观，更容易被人记忆复制，传播到民众里，作为政治宣传来维护内部稳定。（详参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第四章权力与观众） 所以，才会出现‘不合时宜’的天玺元年离墨山封禅事件。

《“山中”的六朝史》读后感(三)：山中宗教信仰之跃

山中何所有？围绕山岳人文地史的变迁，以两晋，南北朝为分水岭，探索民间信仰，道教，佛教发展之渊源。

山中之所有，神仙洞府，碑文，道馆以及寺庙。这所有的衍变，随着时间，空间，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迭代。这其中，有政治，宗教信仰，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因素影响。立一碑文，建一祭祀神庙；其背后也是当时政治与区域文化环境所推动。但始终不变的是华夏文明的正统，儒家文化所谓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五岳为正统，泰山为上，君欲封禅为王，无属地之继承，立碑亦不过先行禅礼；名不正言不顺，逶迤封王，不过委曲求全，此孙皓立国山碑之由。当时政治环境，西晋权倾天下，欲在灭吴，东吴欲安抚东吴人心，立碑于吴兴郡，以稳旧族势力，号天下，东吴自强。

六朝，华夏文明的第一次南北迁徙。政权，中原文化，宗教，儒家传统思想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影响当地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又与当地的非正统的文化相融合。如：青徐与会稽之北海变迁，考据其意义，表面看的是空间的转移，核心思想不外乎沿袭中原文化的礼仪和信仰。钟山与建康东郊亦是，相互交融，随着东晋政权的瓦解，宋齐梁陈的迭代，建康东郊无论是建筑还是宗教信仰建设，始终不离其宗-中原文明。

山中宗教信仰的变化与当地政权，当地经济，当地民众的信仰相呼应。神仙洞府，本意是个人的隐世修行，渲染了超自然的因素，为后来建构的道馆和寺庙提供支撑点。道士，僧人为维持整个机构的运转，不得不依附当地政权与民众生计，亦为普世众生信仰依托。出世，终究逃不过凡尘俗世的牵绊。所谓明镜亦非台，心亦何安？

山中之所有，不过是众生最朴素的精神诉求；在历史的动荡中，文明以另外一种形态得于保存。

《“山中”的六朝史》读后感(四)：虽然很短，短评却装不下，就放这儿了......

友邻说第一篇还有政治史切入的痕迹，固然，但是此文也和宫亭庙共同组合成了政治传统与民间风俗对山岳的初步影响（文化初步进入山岳）。

第二部分着重修行者借助现实（政府体系，北人南迁，皇家宫殿）和以之为基础的想象对山岳环境的构建与山岳内部场所的兴起，进而第三部分讨论山岳兴起后与非修行者包括地方居民和官府的互相影响，山岳开始由吸收外界转为二者互相影响，第四部分则讨论把非修行者（外界）放入山岳后的生活和记述，山岳的输出也进一步增加。

同时由国山一禅到金华久居，也是一个人类文化不断地深入山岳，构建山岳的过程。

文在兹老师说此书是田书后最典范的著作，我读书少，不敢做这种断语，但是我觉得此书唯一可能不如田书的地方也就是东晋只有一个朝廷，而江南不止一座山，田先生可以所有掌权家族都说，并且更重要的是很成整体，魏帅却不能，各部分之间联系没那么明显（这也是我前面诌半天也说不利索的原因吧），虽然他提出了一个大网络的概念，但是这样非实体的甚至存在与否都是个问题的网络在统摄全书上似乎不太合适。也有比田先生好的地方就是避免了侯旭东在宠的序言里批评田书的线性感，虽然第一篇文章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感觉特意强调孙皓无其他选择，力图避免遭到线性的批评，不过我总觉得是反而增强了这种感觉......可能是限于史料，对于真正下层山居农民的讨论并不很多，但已经足够描绘出一个图景。

刘屹在道教史入门里展望道教史未来研究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塑造，在本书里也对山岳宗教与居住对文化（包括上层与下层）的影响都进行了讨论，并与孙皓禅国山一道构成了三世纪文化进入山岳到六世纪山岳回馈文化的一个整体，并汇入中国文化接下来整体发展的大洪流中。

（我本来想放进短评里来着，也就单纯想梳理梳理脉络，作为以后再看的交待材料，结果没想到放不下，就放这里了，希望看到的友邻不要笑话，大力批评。帮助我进步。如果魏帅说，我并没有什么脉络的，单纯集合集合，那么以上自然全部可以归为废话，笑）

《“山中”的六朝史》读后感(五)：书钞

1）第一种力量是“局势”。从外部来说，曹魏灭蜀后形成魏、吴对立之势，紧接着司马氏代魏，天下走向一统的形势愈加明朗。这种外在的压迫竞争局面，需要孙吴君臣做出应对。就内部而言，吴郡大族等旧臣势力持续扩张，掌握了吴国政治、军事领域的诸多要职，孙氏皇权又将如何维系？而且作为孙和之子，孙皓上台必然要为其父正名，清算原先依附鲁王霸的一党。在内外两种局势的左右下，他所能做出的政治选择是很有限的。

为了抗衡吴郡大族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一个由宗室、外戚、亲信构成的新权力系统逐渐浮出水面。由此带来的“贤者”与“小人”的对立，也就成为孙皓执政后期的重要图景。其中，“贤者”当然是指以吴郡陆氏为首的大族群体，无待多言。“小人”则比较复杂。陆凯上表曾说：“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122)他的议论似乎主要针对近臣恩幸而言。但实际上，“小人”背后代表的是原本在孙吴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却又渴望升进的庞大人群。阳羡周氏、武康沈氏亦在其列。借助于孙皓“龙兴”于乌程的特殊机缘，吴兴地方势力获得了迅速上升的机会，但由于此前地位不高，他们在吴郡大族的视野中，大概仍属于“小人”之流。东晋初期沈充、钱凤曾为王敦谋主，钱凤就被称为“小人”。(123)因此，与其将“小人”理解为恩幸，不如说是指原本处于权力边缘的新兴政治群体。事实上，边缘寒微的“小人”，取代长期握有重权的“贤者”，也是权力演化的普遍现象。(124)

第二种力量是“传统”。自孙吴建国前后开始，“伪设符命”久已成为孙吴政权的一项政治策略。孙皓上台前后，由于蜀汉亡而司马氏立，天下一统的“太平”之世似乎将要来临。为了宣扬天命，客观上也是为了与西晋抗衡，符瑞制作由此变本加厉，最终形成国山碑所记洋洋大观的符瑞记录。而这些符瑞和最终的国山禅礼事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宣示“太平”——孙吴将统一天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时人来说，孙吴统一天下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黄旗紫盖见于东南”，是当时广泛流行的图谶。受此影响，即便是强烈批评孙吴末期弊政的葛洪，也仍然认为“有吴失国，匪降自天也”。(125)

2）其实，稍加分析两晋之际的江南局势即可获知，当时江南最有武力也最活跃的其实是吴兴大族，代表者则是阳羡周氏、武康沈氏和长城钱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