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全集（全十卷）》经典读后感有感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是一本由徐志摩 著 / 韩石山 编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080.00元，页数：2019-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一)：论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时光and书山 50分钟前 欧洲人和美国人经常叙述和描绘中国妇女的不幸生活和处境。对没有闲暇来了解事情真相的西方旅游者和随时准备着为“打抱不平”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妇女的悲惨生活成了他们描述中国的黑暗最合适的永恒主题。她们总是被描述成拖着一双伤残的脚，几乎连路都不会的可怜无助的人。她们是她们的主人—丈夫一的玩物和奴隶，总是被关在家里，在社会上毫无地位。 清末民初，不是中国妇女在社会上毫无地位,是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只要回想一下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妇女，或家庭制度还是经济基础的殖民时代美国妇女的处境，就可以感到释然了。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必然重构，西方妇女社会形象开始发生根本转变。西方列强没有给我们时间跟着变革，只给了枪炮。他们宣传女权，不知有几多真心。 《说文》：妻，妇有夫齐者也。从思想上，中国妇女和男子是绝对平等的，“女”和“子”平等在一起为“好”。“好”字，“女“在前，“子"在后，是古人对妇女潜意识里更多的珍爰和重视，例如常听到的词“千金”、“掌上明珠”等，对儿子只能叫“犬子”。 西方所说中国妇女“悲惨”生活，大多出于经济原因。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中,男女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在此经济体制下，西方世界是同样分工。妇女被局限于家庭，但是家庭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石。她们的领地是足够大和重要的，生育后代，督促教育，经营或者帮助经营产业，操持所有家务—烹调、缝纫、纺织。妇女不应当去干预男子处理其他的事务，同样男子也不应当插手她们的这些事情。妇女在家庭有高于男子一等的权威，撑起了一片天。家庭的权威，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的“家庭婆媳关系”，一山毕竟难容二虎，男子本权利小，不参与也罢。 中国文化懂得从外来文化中吸取精华，完善自身。中国，对待妇女问题，有长处和弱点，落后性和进步性，懂得为了适应新情况而进行改良和革新。回顾过去百年，废除了蓄妾制度，废除了裹脚洗漱，男女一起努力，妇女可以走出家庭，享受平等教育机会、经济政治地位，男子也回归了家庭，不是一直在外面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每个人都有更多选择空间和自有。妇女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文化和实时变化，绝对平等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好，面对特殊情况，男士也想展现绅士风度。要考虑男女社会地位现状，国民是否满意，我觉得“新生儿男女比例”这个数据较好，比例在“1”左右最为适当。当父母认为生儿生女一样时，男女社会想出最为和谐。 在四川，几千万耙耳朵宠着老婆，这个现象直接导致男女比例小于“1”，男少女多。本人，也想当岳父。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二)：《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片段）》

时光and书山 10小时前 《论哥舒翰潼关之败（片段）》里徐志摩写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然我以为潼关之失实哥舒而非国忠也。 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拜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前赴潼关拒敌半年。在皇帝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催促下，仓促出战，在灵宝之战中兵败被俘，被囚于洛阳。从此，唐帝国由盛转衰。 秦末，秦二世派章邯为将领，统帅骊山刑徒迎击陈胜起义军周文部，屡战屡胜。又陆续攻灭义军田臧等部于荧阳直逼陈，迫陈胜遁走，后攻杀反秦武装首领魏咎、田儋、项梁，移师渡河攻赵。巨鹿之战中，兵败于项羽。秦末局势与唐朝相似，且更为危机、糜烂。潼关之战，实哥舒之罪。一罪前赴潼关拒敌半年，不整顿军务、训练新兵，导致部队战斗力低下，在灵宝之战逆风局中形成溃败；二罪战术操作不当，潼关无足够守军，若未胜先料败，，则战败后，潼关不会失，战局不会急转直下；三罪战局不利之时，未积极收拢残部，组织抵抗，自行逃跑。 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有不可调和矛盾，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召讨伐杨国忠”为借口起兵。杨国忠作为当朝宰相，权倾天下，他是否会以身家性命为代价献邪说来诅良谋？皇帝唐玄宗采用杨国忠建议，一定有不得不为的理由。我猜测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经济。唐朝均田制名存实亡，土地兼并严重，民怨极大。“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叛变是有民意基础的，一是为杨国忠弄权，二是民生经济不好。经济不好，“西连京师，粮运既得”可能是一个奢望。贵族密集、土地兼并严重的八百里秦川，已经供给贵族集团奢靡生活和潼关20万部队军粮。唐不得不催促决战。 二是府兵制。唐朝府兵制名不符实。中央军不仅少，而且战斗力低下。强大富强的唐朝采用了雇佣兵制，出钱雇佣胡人镇守边疆。安史之乱将领中有许多外国人，如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唐朝已经外重内轻，潼关之战久而不决，其他节度使难免有异心，形成燎原之势，更难收拾。 三是强国形象。唐对外用兵百年，屡战屡胜，开疆拓土，安禄山作为挑战盛唐尊严的第一人，唐必有要求雷霆决战的心理要求。能拖六月之久，已经是朝堂各方力量角逐、妥协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要求潼关速决。潼关之战，非不能胜之战，若守，战役有胜无败，即胜，也只能像章邯一样延缓王朝衰败，不能再使其焕发生机，拖延时间越长，对国内局势可能越不利。经济制度不合时宜，兵役制度名不符实，庙堂人事风气不良，是唐朝由盛转衰根本原因，实非战之罪。 此文，徐志摩约于1909年在开智学堂读书时作。战争，不仅有战役决策选择，往上有战略策略权衡，往下有战术操作艺术。同理，清朝积弱，非简单军事疲弱。

《徐志摩全集（全十卷）》读后感(三)：书信卷中的一些明显错误【未完】

第七卷·书信（一）致王统照1923年10月22日

第11页，信第1行，“泰戈尔”，原刊作“太戈尔”。

同页，注释1、2:“《晨报副刊》”，俱当作“《晨报副刊·文学旬刊》”。

同页，依本书其他信的体例，注释2中的王统照“小跋”当附于信后，不应放在注释里。

第41页，表格右下角刘半侬通信处“Cramverth”，当作“Cranworth”。原刊即误。

第90页，“函稿均到，文章颇见力气，虽未能深入精辟，要亦读书得闲致，不易也。”

按据页下注，此信原载1933年《光华附中》半月刊，本书迳采自陈子善《文人事》。查原刊，即邢鹏举《“爱俪儿释放了”（二）——哭徐师志摩》一文，其中此信为手迹影印件，末二句当为“要亦读书得间，故不易也”。《文人事》即误。

同页，“因济南已入老适儿手”，“老适儿”不词，对照手迹，当为“老西儿”，指阎锡山。彼时晋军刚控制济南。

第91页，注释1，“《“爱俪儿释放了”——哭徐志摩师（二）》”，当为“《“爱俪儿释放了”——哭徐志摩师（一）》”。

第10页，“我以为词的特点是他的Obvious prettiness which is at once a virtue and a vice。”

注释译为“形式之美既是天使也是恶魔”，令人费解。整句应为：“我认为词的特定是他明显的美，这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恶习。”

第12页，“你的真光见徽我早知道了”。查手迹，“的”当为“在”。“真光”指北京真光剧院，“徽”应指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