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行》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纪行》是一本由[英]阿诺德·汤因比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元，页数：32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纪行》读后感(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

本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原作者署名：秋叶。

旅英学者赵毅衡著有《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2003）一书，其中“东游记”部分选取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访华文人13位（多为英美人士），每人一篇，虽多谈掌故佚事，但角度独特，颇说出些意思，总结出些规律。赵先生说他有意避开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量级人物，但笔者发现即使是一些次重量级的人物也有不少是他

未能谈到的，其中就有1929年来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汤因比的专长是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著作等身，尤以十二大卷的皇篇巨制《历史研究》（1934-1961）著称于世。此书于1921年开始酝酿，1927年起着手撰写，也就是说此次中国之旅恰值其写作这部庞大历史著作的前期。萨伊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学者都不可能获得半个地球的视野，他只能关注历史的某一个复杂的阶段和区域。”这句话若放到汤因比身上可能不合适，因为在该著里作者的视野涵盖了整个地球的26种人类文明。像他这样的“总体史”专家在注重专门化的现当代时期已颇为罕见。

汤因比曾长期担任伦敦大学的希腊语言与历史教授（1919-1955），但他不是个纯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一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于1925－1955年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1929年末的这次中国之行其实是因其“社会兼职”而附带实现的。该年他应邀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十、十一月之交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年会，会议结束后出于“看旧世界”的目的（即企图身临其境地体会若干种东方文明）在返英时顺访了中国。

他于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先后访问了沈阳、哈尔滨和大连，接着进入北京，在此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途中专访了当时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在上海期间还去了一趟南京，最后从上海乘船离开，此时已是1930年的元月3日了。中国其实仅是汤因比为期半年环球旅行的一部分，但他把自己旅途即写即发的全部记述结集后命名为《中国之旅见闻录》（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are Seen,1931）出版，书名“明目张胆”地以偏概全，足见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对当时来华的大部分西方文化人来说，北京、上海属必到之处，东北地区一般不会引起他们太大兴趣。汤因比此行不直接进入关内而是先在东北的几个城市逗留访问，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了。

汤因比对中国东北的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专家对浓缩在本地区的中日、中苏（俄）关系的职业兴趣。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了东北的辽东半岛，设立了关东州行政长官、关东军司令部与满铁三大侵略支柱。1929年，西方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同时，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又受到美国的制约。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日本极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将整个东北置于其势力之下。中日之间的所谓满洲冲突一触即发。

那么，汤因比在东北看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呢？

从日本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华民国的领土后，汤因比发现这里照样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因为从安东到沈阳的铁路线是日本南满铁路的一部分，铁路两边有白色路标设置“铁路附属地”，沿路停靠的车站也都是日本的。但他发现，与在朝鲜看到朝鲜人被隔离不同的是，月台上迎接参会代表的，除了有日本的团体外，还有中国的欢迎队伍。他说，勇敢的中华民国的先锋们在日本“要塞”的心脏挑战自己的对手，结果是中国人占了上风！他看着沈阳这块曾沾满鲜血的土地发问，难道这里注定要再次成为大决战的战场吗？汤因比其实并不相信日本真能征服东北，他说：“在我亲自踏进满洲之前，我就很有把握地知道日本决不会在那里扎下根来。”经过了一番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已基本承认自己在东北殖民的失败，现仅对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感兴趣，最终日本在辽东的存在势必淹没在中国关内移民的汪洋大海中。此时，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其旅行记出版的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侵华日军旋向华北紧逼！20多年后，汤因比在写《历史研究》时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若日本的军事机器不被美国摧毁，中国靠自身的力量将无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被占领的港口、工业区和铁路。不过，从他的《中国之旅》中我们还发现，汤因比当时其实就已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他们对日俄战争的深刻记忆里，看到了他们对东北的企图远不仅仅是铁路、港口、矿产和大豆，他认为日本人煞有介事建立的旅顺港日俄战争纪念馆就充分表明了日本人不会轻易放弃东北的决心。

如果说当时东北的中日关系尚属冷战式的对峙，那么那里的中苏关系就是杀气腾腾的对抗了。汤因比进入东北时，中苏冲突正在两国边界的满洲里一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个情况，他在哈尔滨自然是感受到了。他说随着边境局势恶化，哈尔滨实施了宵禁，夜生活骤然停顿。他还觉得只要中东路问题不解决，大灾难来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他同时听到了一些苏联军队击垮东北军，屠杀平民的谣传。但汤因比认为苏联不会用传统上“帝国主义”的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边境地区袭击中国军队，以让他们就范。他预测中俄最终在东北北部将会形成一个两个民族融合的社会——俄罗斯的文化，中国的血统。

汤因比在中国东北，其视角更像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而非历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是现状，展望的是未来，尤其是他愿意身临其境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突出或热点问题。但火车穿越长城时，他感叹说，我们这些洋鬼子正跨入文明的门槛！这个门槛也第一次迎来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他把北京称作“世界的首都”，而当时的状况是中华民国一年前定都南京！据笔者看这个称呼并非是对中国人自古以来自诩为“中央帝国”的讥讽，而是他根据自己此时此地真实印象得出的自然结论。北京在他的眼中“非常壮观，一点也不逊色于罗马、纽约或君士坦丁堡”。他认为这座城市“见证了一个历史并非特别久远的城市却能给人留下建于远古时期的印象”，它“是设在天宇里的原型，元大都和明皇城均为其最近的也许是最后的化身”。汤因比觉得自己是在欣赏一件无与伦比但即将消逝的文物，是在进行一种告别游，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老的体制已完全落伍，北京的末日无法逆转！在中国之行中，汤因比在北京呆的时间是最长的。他走访了许多名胜古迹，如城内的北海琼岛上的白塔、景山、天坛、元大都遗址、国子监、故宫；郊区的西山大觉寺、十三陵。在大众旅游业到来之前，作者走访以上景点，可见其特有的历史癖或对了解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但展现在他面前的大多是凋敝肃杀景象，即便如此，他也不禁要唱起最后的颂歌。

威海卫当时还在英国总督的管理之下，在汤因比看来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这里的政府治理良好、官员从不向百姓敲诈勒索、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美满。他赞美道：“也许我发现了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束亮光——汉唐遗风。……若儒家理想曾在地球上实现过的话，那就是在这块租借给大英帝国仅有一代人时间的中国弹丸之地上了。”但他又感到很遗憾，因为这个“世外桃源”也必将消失，就“如同天坛、儒家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书法”。在此，我要说汤因比实在是太自以为是同时对中国也太悲观了。

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执政党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于何时何地，汤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虽然中国从来不是他研究的重点，但此次中国算得上他环球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他对中国的观感也颇引人深思或耐人寻味。个中原因已由他本人道出：“对一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几乎总是最深刻的。即便是一瞥也足以让您明白，尤其您到来之前已有所耳闻目染。”

《中国纪行》读后感(二)：汤因比归来？

转自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作者：克里斯汉·库马尔，译者：肖峰。原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1136

本文原题为The return of Arnold Toynbee？作者为克里斯汉·库马尔（Krishan Kumar），生于1942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小威廉·兰德·肯南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思想、政治社会学、文化、历史与比较社会学。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6月23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作讲座的文字记录，原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14年10月24日）。这篇文章中谈到汤因比的《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经库马尔教授授权，翻译此文，以飨读者。

1929年，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进行了一次前往中国和日本的深度旅行。在乘坐轮船进入香港时，他幻想自己正身处深爱的地中海——那是作为一名古典学者的他，截至当时几乎所有研究的地理空间所在。“从太阳至地平线，目力所及，皆是湛蓝无云的天空。一阵东北方向吹来的微风拂过脸面，清新而干爽；锯齿状的岛屿从两边的海平面升起，一副希腊群岛之面貌。……我感到自己身处‘古典世界’。”（译文引用自复旦大学司佳教授所译《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下同）这种兴奋之情在他到达上海、北平、南京和中国东北时依旧持续，尽管景象、气候、舒适度在改变（上海是一座“北欧式的城市”，满洲“有加拿大一样的天气”，南京是“世界上最不自在的首都”）。长城则激起了“敬畏与羡慕”。汤因比赞扬了紫禁城建筑的“不可思议的对称”。他对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冷酷而清醒的头脑和有节制的活力”印象深刻。尽管对蒋介石政府高层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感到厌恶，他还是看到了许多普通官员令人鼓舞的工作。他因此断言，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自古开疆辟土——自北向南，自东徂西——历时三千年。他们还将走向多远？”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汤因比对国际联盟的不作为和英国不负责任的视而不见感到震惊。他认为，这会最终导致“英国人的终结”。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民族性与战争》（Nationality and War，1915年）中，他已经作出预测，“在下一世纪里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将是中国和新的英联邦之间的竞争”。而今他看到英国放弃了在国际危机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机会，使得自身沦为另一个“大英帝国”即美国的次一级伙伴。但是这个预言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认为，中国将会克服1911年革命之后的混乱，并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亲眼观察中得到了确认。

在不朽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中，汤因比反复提及中国及中国文明。如同截至当时的许多学者，他认为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视角来看，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耻辱世纪”不过是一眨眼，中国将再一次在世界列强中寻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她的文化将会强有力地对世界文明融合作出贡献，尤其是虔诚的思想者——如孔子、老子，还有现世的人物如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汤因比认为这样的前景正在20世纪后半期逐渐出现。

中国人对此报以致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在非西方国家中率先关注汤因比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这种势头受到影响。但是，如同我最近在中国的一次旅行中所了解到的，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有对汤因比再发现和产生新兴趣的现象。这符合并部分地受益于日本对汤因比长期的敬意，这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翻译汤因比著作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一个为继续贯彻汤因比的努力而创办、资金充裕的汤因比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至今依旧保持活跃。同样造就汤因比在日本声誉的还有富有能量的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支持，这一组织的领导者池田大作视汤因比为偶像，将后者的思想视为创价学会调和东西方哲学的关键。

现在是西方学者和思考者们重新考虑“极其过时”的汤因比的时候吗？“极其过时”，这是不久之前乔纳森·本索尔（Jonathan Benthall）对汤因比的描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简称TLS]，2010年5月14日）。汤因比的时代已经再次回归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因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声誉可能比得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综合性思想家。汤因比写作数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被广泛地评论和讨论——1934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贡献了其整个首页和两期内容来对该书前三卷进行评论，声称从中发现了“华丽地构思和勤勉地完成的作品”，带有可能“伟大的印记”。甚至那些对汤因比的观点表示这样那样异议的专业学者，也对汤因比事业的广度和卓越的成就持赞赏态度。杰出的德国文学家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E.R.Curtius）不偏不倚地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进行对比，声称“一种人类学科的新方法论在（汤因比的）著作中被声明”。他认为“汤因比的历史观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中成为所有思想者的共有资产——依靠‘灵感’和社会性模仿”。在美国，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7年将汤因比头像放置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那期周刊上宣称汤因比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者。汤因比在美国的声誉被良好和真正地建立。20世纪50年代，汤因比花了大量时间在美国进行巡回讲座，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观众。1955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大学，他的演讲吸引了10000人观众，许多人在大雪中赶了几百英里路程来听讲。这还不算完，日本人在1967年邀请汤因比赴皇宫，在天皇、首相和教育部长面前演讲（如此庄重的关注并不是第一次，当1936年汤因比在柏林访问时，希望自己的莱茵兰政策对英国大众意见产生影响的希特勒，找到汤因比并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

汤因比

在1948年的文章中，科迪厄斯注意到，“汤因比《历史研究》带来的‘挑战’得到了官方的历史学术嘉奖，可以预见到，这将招致某种抗议。”学者们确实一直在“磨笔霍霍”，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充分的批评。从纯正的学术观点来看，可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在他的著作《与历史学家的争论》（Debate with Historians，1955年）中谦逊却有力的批评。但是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文汇》（Encounter，1957年6月）的数页篇幅中风趣且不留情面的攻击，可能对汤因比的声誉——尤其是他在英国的声誉——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罗珀描绘汤因比是以赛亚一样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预言其将开创名为“阿诺·汤因比纪元”（Anno Toynbaei）的新千禧年（“就这篇文章总体而言，不予置评。”这是汤因比在他的《重思》[reconsideration,《历史研究》第12卷,1961年]中作出的简要回应）。历史学的同行们被来自新任命的牛津大学皇家史学教授（即罗珀。——译者注）的判断所动摇，对汤因比弃之不顾，在校学生们被严格地警告远离汤因比。在北伦敦语言学校时期，当老师将盖尔的《与历史学家的争论》作为我的六年级历史课奖励，而我紧张地记下我对汤因比的兴趣时（我被古典学老师介绍而知晓他），我本应该感觉到当时正在风行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可能阻止了我对汤因比的兴趣。后来，作为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我，很快从老师们脸上风趣且高傲的微笑中了解到，要避免一切对汤因比的引用和参考。

在相当长时期内，汤因比的巨著在书架高层无人问津。在这样的时期之后，最近我已经回归汤因比。我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一种重新恢复的兴趣的刺激——并非对他本人，而是他的“文明”观。这一观念如同汤因比本人，长期被专业学者们嘲笑。这种兴趣的恢复通常容易追溯到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7年）的出现。这已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西方与他者》（Civila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年），以及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其他学者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持续。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抵抗威胁其全球文化、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其他文明的一种防备。这就是重振文明研究的兴趣的一种动力。另一种动力是更加普遍的恐惧，如同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文化野心和自然的转化》（Civilizations：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2002年）所揭示的，整个人类文明事业可能会被我们对自然的无意识态度所渐渐破坏。所有“单一的”文明的命运，可能都安危未定，而非其中某一个而已。但是无论是单个文明还是所有文明，有一些观点较好地将我们带出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沉思，对所有上述思想家们来说，存在着重拾这样观点的紧急需要。

不管起因是什么，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明的回归，难道不也是回归汤因比的一个理由吗？汤因比当然是20世纪最好的文明研习者，也可能永远都是。科迪厄斯当然是这样认为的，他将汤因比与先前的思想家们相提并论，如黑格尔、康德、伯格森、斯宾格勒等人。你可能并不同意汤因比对21个文明的列举；你可能发现，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挑战与回应”的公式肤浅且无法令人信服；你可能会质疑那种判断——所有文明的进程可以在古希腊或古希腊-罗马文明中被发现，似乎这是骗人的。有大量来自汤因比的词汇，比如“压力的刺激”、“统治性的和创造性的少数民族”、“麻烦的时间”、“长期的无产阶级”、“全球国家和全球教会”，这些导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些人也会对有时候做作和异想天开的，来自机械、物理和生命科学的类比和象征感到反感。

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一般性的框架和观念作何评价，即便是只读过一点《历史研究》的人，没有谁会怀疑能在其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和思想财富。从许多方面来看，汤因比在局部的表现胜过整体。就他而言，部分优于总体，砖石要比整幢建筑更加坚实。著名的全球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写过一部令人满意的汤因比传记，曾经说过“汤因比智慧程序的核心总是洞察力的灵光一闪”（汤因比在《重思》中以明显同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在如下这些例子里看到：汤因比宣称，希腊东正教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分裂，几乎灾难性地被基督教攻击削弱，奥斯曼帝国则是希腊东正教的救世主，这一观点与所有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相悖，无论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另外，关于中世纪苏格兰如何变得“英国化”，他有艺术家式的解释：苏格兰王国与南方的诺森伯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通过联合来抵挡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威胁，然后使得爱丁堡成为首都，英语和英格兰式管理成为皇家统治的关键特征（在苏格兰全民公投的背景下，这是值得今天重新研究的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汤因比而言，洞察无疑来自对诸文明的精巧比较，这些洞察一直在他的大脑中运行，无论这样的比较是如何具体和精细。比如，他将奥斯曼帝国理解为阿拉伯人的伊斯兰遗产的后继者，以及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这一点使得他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的保护性态度（以及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希腊的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强制性地向本国国民强调帝国的穆斯林特征）。就像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汤因比能够思考六千年历史中所有见诸史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继承。这样的比较，与他提出的所有文明的“哲学当代性”一起，使得他能够从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观察相似的片段和问题。“哲学当代性”，指所有文明能够被视为“当代的”，它们的贡献依旧是相关的，因为六千年文明历史仅仅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不会享有那样的视角，当然我们所有人可能缺乏足以运用那样系统性方法的学识。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从《历史研究》的果实中受益，这里散落着许多独特的洞见（这就是为什么索默维尔[D.C. Somervell]著名的、极具技术性的节略本无法替代《历史研究》的全本，这个节略本得益于汤因比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博尔特[Veronica Boulter]编纂的浩繁附录）。

那些被《历史研究》的篇幅长度和内容密度吓着的读者，可以转向一些精彩的课程和论文。在《文明经受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和《美国与世界革命》（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这样的著作里，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并没有忘记收入一些赋予《历史研究》吸引力的案例。汤因比不知疲倦地写作和出版，不仅创作了巨著的系列分卷，还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顾问的身份，三十年来一直在编写一年一度的国际事务调查报告。他写作速度很快，经常在旅程中进行。《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是此类著作中的一种，可以作为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的最终范例。这种方式就是，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个特别的问题或疑惑的理解。

1929年到达北平时，汤因比感受到“理所应当的震惊”，被提醒认为：北平一点也不古老。比如，那里完全没有13世纪元朝留下的实物标记，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按照传统的中国轴线来设计和建设北京城，实际上影响巨大（当时北京被称为大都，巨大的都市之意）。紫禁城的帝王宫殿由15世纪的明朝创造，延续了忽必烈的计划，曾经被多次毁坏和修复，尤其是自1911年清王朝崩溃以来。汤因比设问道，当时一个“拥有这样有限物理年龄”的城市，如何创造了“无法追忆的古迹”？因为北京反映了一个古代亚洲城市的“理想类型”，如同曾经被修建、已经消失的巴格达古城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伦古城一样。“北京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人们用肉眼所看到那座实际存在的城市，而是她的‘理念’在天上的原型——蒙古人所营建的那座城市是她的一个化身；而明代人所营建的是另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化身。”在此一个月或更早以前，汤因比站在巴比伦古城的遗址上，发现自己无法重新想象这座城市，因为几乎毫无遗存。“我困惑、失望地离开了巴比伦，完全没想到，几周后我会注定在北平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巴比伦城。”

紫禁城

随后，汤因比被紫禁城以及天坛等其他著名建筑的残旧状况所震惊。如果它们得到哪怕一点关心，“其维护费通常是由某位具有公益心的美国赞助人所捐献”。他记录道：看起来“似乎故意破坏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深远的思考使他再一次确信，物质的、材料的、真实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并不关心古老人工制品的保存或精心的保护。再一次，他想到了一个用于平行比较的文明：莫卧儿帝国的印度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新王朝修造一个新德里并毁掉上一个德里”是正常的事情。这与日本人不同——他们与欧洲人一样，热衷于留存。对中国人和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而言，“对于转瞬即逝的‘物质性遗产’无动于衷或者充满敌意的表现，也许就是他们对于永恒理念那积极的崇敬与爱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就上述问题赞同汤因比的意见并不重要，尽管他的观点与那些顶尖汉学家——比如最近的李克曼（Simon Leys）——的观点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合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重识汤因比方法的精彩性和丰硕成果，这是文明研究的视角能够指向的洞见。现在到了回归文明研究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也不例外。

《中国纪行》读后感(三)：汤因比看上海：“伟业之门”，也是“浓烈的鸡尾酒”

文 / 肖峰，原载与澎湃私家历史 2020-3-15

作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是众多西方人前往远东的重要一站。此前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于1929年底至1930年初来到上海，不仅记录下他的上海印象，更从文明的角度对上海的未来作出预言。本文根据他的游记《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以下简称《中国纪行》）、麦克尼尔所著《阿诺德·汤因比传》（Arnold Toynbee: A Life）等著作，《北华捷报》《大陆报》等史料，以及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试对其上海行程、此行中的上海印象、与上海的渊源作一梳理。

三过上海：汤因比在上海的行程

汤因比于1929年10月14—15日、12月23—25日、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三次路经上海，前后总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在十天左右。当时的汤因比还没有因写出《历史研究》而享誉世界，他更多地因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的工作经历而被视作一位小有名气的国际问题专家。此次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邀前往日本京都参加会议，上海既是从中国前往日本的重要交通起点，又是近代中西方交流的枢纽、考察中国文明的代表性地区，汤因比理所应当地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汤因比第一次到达上海是在1929年10月14日早晨。当时他已经完成了从7月以来路经欧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多地的行程，乘坐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由海路进入上海。这一次他在上海待了14日、15日两天，去了包括外滩在内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几个地方，随后前往日本。

这两天里有明确时间、地点记录的活动是在10月15日中午，汤因比出席了在华懋饭店（Cathy Hotel）举行的宴会，这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为招待英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而特地举办。汤因比是宴会上的首个发言者。这次赴宴经历目前唯一可见的中文记载来自1929年10月15日的《申报》，《联太平洋会今午之欢迎宴》报道称“汤皮教授为英国当代最著名史家，任伦敦大学国际史教授，所著土耳其史及国际大事年报，叙述当代事实，不参丝毫感情，允推史学界杰作”。此外英文报纸《大陆报》《北华捷报》均有报道，包括：10月15日《大陆报》的《大不列颠、澳大利亚代表团将于今日在沪受到接待》（Delegations From Great Britain, Australia Will Be Welcomed Here Today）、10月16日《大陆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于昨日成功在华懋饭店举办宴会》（Pan Pacific Association Tiffin Yesterday At The Cathay Hotel, A Success），以及10月19日《北华捷报》的《上海：伟业之门——汤因比博士的六日印象》（Shanghai A Gateway To Great Things: Dr. Toynbee’s Impression Of Six Day’s Stay）。其中以《北华捷报》这篇报道对汤因比的发言记录最为详细。

被《北华捷报》称为“可能是当今英国最知名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在宴会上的发言显得比较客气和官方，对上海予以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业之门”（a gateway to great things）。汤因比回顾了自己在前往中国途中提前感受到的华人氛围，称在上海看到了“破坏性力量”的努力；尽管中国在司法权相关的事务方面值得批评，也存在着危机，但是总体来看上海的商业和生命力拥有美好的未来。《北华捷报》据此称汤因比在“这段短期旅行中的印象是非常乐观的”。

汤因比第二次到达上海是在12月23—25日，即圣诞节期间。他在结束日本的行程之后，经朝鲜至中国东北，一路南下，从威海卫经海路再到上海。这一次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见于《中国纪行》第三十八章《被“绑架”的行李》（shanghaied suitcase）。当12月23日登陆上海码头时，汤因比的一件行李箱丢失了，为此他多处寻觅，还前往工部局巡捕房等地求助——读者可以想象这位历史学家当年在外滩街头辗转寻觅的场景。柳暗花明的是，在24日晚应邀参与一场晚宴时，汤因比得知是与他同船到达上海的一位乘客错拿了自己的行李箱。关于这位乘客的身份，汤因比的说法是“浪漫国”（ruritania）驻北平公使馆外交官布洛克（Brock）。推测这位布洛克应是当时的德国驻华公使卜尔熙（Hebert Von Borch），他于1928—1931年间担任该职。汤因比以“浪漫国”指称德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的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国家，被引申为浪漫或异想天开的地方或事物]，或许是想借这个词强调这次行李箱失而复得的冒险经历。当几天后从《北华捷报》得知卜尔熙受到德国政府嘉奖时，汤因比还对此调侃了一番。豆瓣网友Tyger Tyger推测，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窃事件，或许是德国公使怀疑汤因比背负了秘密使命而窃取其行李箱，这不失为一种可能性。

第三次到达上海是在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在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后，汤因比回到上海，准备跨年后再次前往日本（计划经日本前往苏联以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

在12月31日，汤因比前往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大学女子俱乐部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目前可见两篇报道，分别是12月29日《大陆报》的《特别会议将于周二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To Hold Special Meeting At Foreign “Y” Tuesday），以及1930年1月7日《北华捷报》的《土耳其给中国的一课：阿诺德·汤因比先生之讲座“避开陷阱”》（Turkey’s lesson for China: Mr. Arnold Toynbee’s lecture: pitfalls to be avoided）。汤因比演讲的重点内容是中国与土耳其的西方化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和土耳其的西方化都开始得相对较晚，都因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而陷入动乱，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去调试自身以适应新形势，不过，中国由于国土规模更大，自身形势比土耳其更加困难；在西方化的形式上，中国也与土耳其、俄国、日本不同，后三者都是自上而下，中国则是自下而上。他还讲到了土耳其女性地位的提高、土耳其激进的文字改革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汤因比热衷于参加各类公开演讲，并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字发表，在《中国纪行》第四十一章《“秦”与“大秦”》中，汤因比使用“秦”指代中国、使用“大秦”指代土耳其，对两个文明进行对比，这一章应该就是12月31日演讲的完整文字版。

汤因比这一次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感情生活波折。这桩令人难堪的轶事被麦克尼尔揭露。汤因比在京都会议期间遇到了此前已经认识的伦敦大学的同事、英国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1889—1940），随后结伴在中国旅行。《中国纪行》中偶尔出现的“We”或许是间接证据——暗示汤因比在东北、华北等地旅行时其实有佳人在侧。艾琳·鲍尔来头不小，几位历史学家都对她赞誉有加：麦克尼尔认为她最著名的作品《中世纪的居民》（Medieval People）堪称社会史的先驱；费正清对她有“才貌双全”的印象；何炳棣称她为中古经济史奇才。

由于鲍尔的魅力，再加上旅途中的接触，汤因比迷上了对方。得知对方即将成婚后，已是有妇之夫的汤因比鼓起勇气表白，遭到了拒绝。这对汤因比造成了一定的打击，1月2日，他在失意中离开上海。何炳棣对此总结为，鲍尔的才貌和极不寻常的婚姻使得汤因比短期失去理智平衡。在事后写给鲍尔的信中，汤因比称在“乘船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并依旧重申希望对方解除婚约的请求。鲍尔终究没有答应，他们的关系也至此告一段落。

自此之后，汤因比再也没踏足过上海。他晚年倒是数次去过日本，而上海只能是沿途风景了。

汤因比的上海印象：既是“伟业之门”也是“浓烈的鸡尾酒”？

要提炼出汤因比的上海印象似乎并不难，他自己就作出了几个总结。

第一个印象是“伟业之门”。这一意象在公开演讲时提出，有官方说辞的意味。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眼里，上海开埠后的繁荣是“北欧人的奇迹”，是西方文明注入后的结果，他们对上海未来的高度期许，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沾沾自喜。汤因比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内涵，只不过他更多是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抒发。他在10月14日夜晚观赏上海夜景时，强烈地感觉自己回到伦敦：外滩的雨中夜景、大钟楼都体现了位于泰晤士河畔的伦敦的城市氛围。在汤因比看来，上海繁荣奇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源自北欧人的习惯性力量，那就是在一条感潮河流的沿岸、距离入河口一段距离的位置，建造一座繁荣的城市，黄浦江之于上海，正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斯凯尔特河之于安特卫普、易北河之于汉堡。像这样的对比，是汤因比一生惯用的方法。他认为文明的兴衰会重演，因此热衷于跨越时空，将所见所闻与历史上的人、事、物进行比较。

第二个印象是“浓烈的鸡尾酒”——这杯酒的成分混杂了伦敦的土壤、空气、水、建筑，以及士麦那的举止、习惯、希冀与恐惧。汤因比将上海与士麦那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在西方人影响、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城市，但是他也意识到上海西方化的外壳下实际上是东方的内核，充斥着不同文明的混杂与冲突。在汤因比看来，这样的上海宛若一个说不清缘由的“怪兽”，这杯酒可能因成分混杂而被调得夸大浓烈，随时易燃，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忧虑与疑惧如同笼罩在整个上海的巨雷一般沉重”。

鸡尾酒的比喻，体现出汤因比从文明的角度思考上海的命运。他的态度是悲观性的，对文明接触有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表现出了担心。这可能源自他将文明视为独立完整、因而相互拒斥的个体，也可能源自他在希土战争期间对战争暴行的亲身经历。宛如大熔炉的上海究竟是繁荣还是毁灭？汤因比一时也说不清，只能极富敏感性地进行预言，认为这座西方外表、中国内核的城市“可能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也可能燃烧殆尽”。这也体现出他在这次东方之行中观察和思考沿途各文明的“西方化”时所产生的普遍疑惑。

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在晚年的回忆中重申了这样的恐惧。在《交游录》（Acquaintances）中，汤因比提及他1929年在上海参加的一次扶轮社会议，针对会议上友人盛赞上海公共租界制度是光辉范本的发言，汤因比表示出震惊和反对态度，将1929年的上海概括为“缺乏中世纪灵魂的西方城市”，其内涵是：近代西方人将西方城市的躯壳移植到东方，造就了空有表面繁荣的上海，却忽视了属于东方的上海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核，不具备能够“救赎”西方城市的中世纪灵魂，这样的上海仿佛是被抽走了灵魂的西方城市的样本，空虚且肮脏，令人感到恐惧。这反映出晚年汤因比涉猎城市研究、人居学研究后的相关思考，他心目中完整的城市应该具备自己的灵魂，即上海注定应该走一条自己的路。

第三个印象是“令人嫌恶”（detestable）。这一印象来自汤因比告别上海时写的一首诗《尾声》（Envoi）。这首诗单独成为《中国纪行》第四十章，他晚年回忆录《往事》（Experiences）再度收录了这首诗，标记了写作日期是1930年1月3日。这首诗应该写在从上海前往日本神户的航行途中，即他“恢复常态”之后。复旦大学司佳教授翻译该诗如下：

你是流淌着伦敦之泪的士麦那， 亦是饱受士麦那之惧折磨的伦敦， 繁忙、令人嫌恶的上海， 起锚了，我们谢天谢地！后会有期！

这个中译版还原了汤因比写作时的语境。其中第三句的原文是busy detestable Shanghai。detestable中文意思是“令人厌恶的、嫌弃的”，这个形容值得玩味。上海究竟在何处令汤翁感到嫌恶？或许是表面光鲜、暗地里“藏污纳垢”的城市面貌，汤因比在《中国纪行》使用了藏污纳垢（sink of iniquity）来形容上海，反映出他对当时上海阴暗的一面也并没有忽略；或许是文明接触带来的表面繁荣和实际上的暗潮汹涌，这首诗前两句与上海是鸡尾酒的比喻呼应，暗示上海面临着西方化所带来的危险；或许是因为他那段不堪说道的感情波折，毕竟这首诗就写在表白失败之后。或许上述几个原因都有，不管怎样，五味杂陈、光怪陆离本来就是近代上海的魔力。

汤因比与上海的渊源

汤因比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这座旅行仅十天的城市还有另一层渊源：上海在译介汤因比论著及思想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其影响延续至今。这首先是源于上海在近代出版业发展、中外文化交流、西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近代来华的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学者都将上海作为必经之地，他们在上海与中国文化界人士密切交流并发表公开讲演，引起了热烈反响，他们的讲演文字、著作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大量的翻译出版。相比之下，当时的汤因比还算不上十分知名，并没有与中国文化界有直接、深度的接触，国内对他的到来也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因此，汤因比著作的翻译出版，并没有像杜威等人那般短期、迅速形成热潮，而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酝酿进行。

上海集聚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以及大量报刊、出版社、书店等，这些都是促成汤因比著作在华传播的重要媒介。据李孝迁教授考证，目前所知汤因比著述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大战事报》。这份杂志于1918年1月在上海创办，在1918年第3、4期刊载了一篇由“剑函”翻译的《德国蹂躏比利士全境之详情》，该文系节译自汤因比的《德国在比利时的恐怖政策》（The German Terror in Belgium），即汤因比一战期间为宣传所写的小册子，原文里将汤因比的名字误写成Arpold J. Toynbee。在《历史研究》出版后，汤因比在中国的名声较先前有所提升，因为上海出版社、书店林立，对外交流便捷，国内要购买、阅读到《历史研究》原书也多在上海，如张君劢、金庸最早购买到《历史研究》原书就是在上海的书店。

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承续了此前优势，继续推动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1949—1979年，大陆地区翻译出版的1250多部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上海出版的就有710多种。据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高崧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几家出版单位一起承担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国学术著作组译、出版工作。在此背景之下，《历史研究》节本的简体中文译本最早出现在上海亦是顺理成章之事。1959、1962、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出版的方式，分别出版了《历史研究》的上、中、下册，译者多与上海有着密切联系，如主要译者曹未风，中册和下册的译者徐怀启、王国秀、林同济、耿淡如等多位名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历史研究》曹未风译本重新编辑，列入“西方学术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此外还有上海三联书店的《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等。到了新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历史研究》的插图本、世纪文库本多个版本，在2016年推出精装的“汤因比著作集”，此后又陆续推出《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中国纪行》，新的作品挖掘和翻译仍然在进行当中。

是成为“最伟大的都市”还是“燃烧殆尽”？这是汤因比扬帆作别上海、凭栏回望外滩时发出的疑问。然而时过境迁，当年令汤因比感到“嫌恶”、五味杂陈的上海，早已今非昔比。这座当年汤因比停留不过十天的城市，却在近一个世纪里成为了译介其论著的重要一站；今日上海正在回应着汤因比当年从文明演变角度做出的预言，这杯“鸡尾酒”并非仅有伦敦和土耳其元素的结合，其成分恐怕要丰富、复杂得多，却在“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熏陶下，引人微醺但不致炸裂；上海城市的近代西方躯壳部分尚在，但已经被转化成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内在的本土灵魂和底蕴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并越发彰显；上海并没有“燃烧殆尽”，而是向着“伟业之门”、“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迈进，预示着文明接触互动的另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北华捷报》（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申报》 [英]阿诺德·汤因比：《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Arnold J. Toynbee, Acquainta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rnold J. Toynbee, Exper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William McNeill, Arnold Toynbee: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 李孝迁：《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载瞿林东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高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外缀语》，载《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