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观从何而来》读后感100字

《大局观从何而来》是一本由[英]罗宾·邓巴 / [英]克莱夫·甘布尔 / [英]约翰·格列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90元，页数：3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局观从何而来》读后感(一)：【每天一本书】20210316，D41，《大局观从何而来》，评分3

01 本书从人类进化角度，讲述我们的大脑如何进化产生出全局观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02 时间就是一切。当你不再为一段亲密关系投入时间时，这段关系也就枯萎了。

03 亲密关系破裂的最常见原因是被认定为缺乏关爱，而猜疑和嫉妒则紧随其后。

04 在我们社会性的核心之中，有两种东西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物质和感觉体验。

05 社群规模的增大主要能带来两种优势，一是安全，二是安心。这两种优势超过了个体为进化出更发达的大脑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大局观从何而来》读后感(二)：笔记

在农耕技术出现之前，人类要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主要靠采摘和捕猎。假如分开住，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个食物充沛的地方。但是，人一多，集中在一起，周围的果子、猎物，很快就会消耗光，你只能走更远的地方觅食，这会消耗很多我们赖以为生的能量。

对远古的人类社群而言，有危险时，同伴是最大的保护，没危险时，同伴是最大的危险。

群居生活促进了人类的大脑增长，而大脑对能量的需求很高，这又间接改变了我们的饮食结构，让人类从素食动物，变成偏爱肉食的杂食动物。同时，脑容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肠道萎缩，这又间接促使人类开始烹饪。

意向性能力，就是我们读懂他人意图的能力。因为在社群生活中，我们既要展开协作，又要读懂来自他人的危险信号，换句话说，你得一直琢磨，别人到底在想什么。久而久之，人类就进化出了这个意向性能力。

①一阶意向性能力。比如，我说，我确定自己很喜欢吃苹果。我能感知到自己的想法，这就叫一阶意向性。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能做到这点。

②二阶意向性要更进一步，我知道你也喜欢吃苹果。换句话说，二阶意向性，是你能明确的感知到他人的喜好。

③三阶意向性要更复杂一些，它指的是，你能明确感知到他人对你的感知。比如我说，我确定你知道我喜欢吃苹果，这就是三阶意向性。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把其它动物远远甩在身后。而且三阶意向性能力，已经能够让人类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交关系了。

④五阶意向性，也正好是宗教等大型组织诞生的基础。比如，基督教徒就需要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确信，我们都相信，上帝希望我们行使正义。

⑤有少部分人，能掌握六阶意向性能力。极少数人能到七阶。这部分人，往往能非常准确的感知到他人的意图，也就是所谓的社交天才。

社群生活塑造的第三个能力，是笑。内啡肽是一种能让你产生亲近感和舒适感的化学物质。笑，其实是一种增进社交关系的快捷方式。

人们就把身高，当成衡量强者的指标。久而久之，这套标准，就成了我们大脑系统里的一个默认程序。你会本能的把成功，跟高大、强壮、威猛这些特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明星名人本来就矮，而是因为，我们总习惯把他们想得很高。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个子高的人更优秀。

外表左右越对称，往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基因越强韧。在远古的社群生活中，不管是协作还是择偶，我们都倾向于寻找基因更好的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了一种本能，我们会更青睐左右脸长得对称的人。

《大局观从何而来》读后感(三)：这本书的大局观在哪里？

先综合评价这本书，三星不能再多了。原本是在page one看到的英文小册子，很通俗流畅，中文版湛卢竟然搞成这么一大本书，翻译也不太通顺，许多英文字句的顺序都没有调，很多理论的专有名词很奇怪。不知道是原书逻辑性不好还是怎样，看起来感觉没有前因后果，论述地很跳，写了一周的笔记，总结起来却无从下手。

人类的大脑脑容量和前额皮质占大脑总重量的百分比，是我们这个物种优于其他物种的显著特点。那么什么是脑容量增长的原因呢？是工具的使用？像《2001太空漫游》的黑猩猩捡起骨头砸向了争抢水源的另一个部落。而从社会脑理论角度来看，脑容量的增大，是社会生活驱动的。古人类需要生活在更加开阔的地形中，为了防备天敌，它们需要组建更大的社群，因此需要更大的活动范围来找寻食物，需要更多的社会梳毛时间，还需要分隔异地却依然保持联系，因此需要更大的脑容量来维护这一切。

社会的构建从来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为也是由个体摸索出来的。在社会性的核心之中，有两个东西尤为重要——物质和感觉体验，前者是由动物、植物、水、石材及环境中的一切资源组成，后者是所有社会联结产生的共同基础：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它们帮助组建起了强大的联结，来应对更为庞大的社群规模。

150的邓巴数我们再熟悉不过，150人之内，大家共享一种基于信任和责任的互惠关系，超过150人圈子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互惠的义务，也不涉及为其排忧解难的责任。

而如何维系亲密关系呢？给出的答案是时间和共情。我们每天大概会花两个小时来参与社交活动，这其中不包括工作交流，也不包括我们与医生、律师之间的交流。生活在越大群体里的物种，花费在梳毛上的时间也越多。直立行走在能量利用上更高效，更长的双腿也更节省时间，似乎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两个人感情的亲密度，与他们接触的频次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一项对于中学生升入大学的研究中，友谊是十分脆弱的，如果不及时得到强化，就会迅速衰落，但亲情的牢固程度，几乎完全不会受到交往匮乏的影响，事实可能是，你离家的时间越长，对亲属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亲密度越高。

另一个因素，亲密关系也是感情的东西，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共情和我们对自己朋友的理解程度。情绪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心境情绪，指我们对某些地方和人的直觉感受，我们能体验到安全和忧虑，却也不一定能确切指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基本情绪，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使我们在面对危险和需求时做出反应；三是社会情绪，包括内疚、羞耻、同情、骄傲，依赖于心理化的能力，独立存在于人类中，但研究发现，狗有着超乎寻常的情感化能力，也有内疚和羞耻的情绪，可能是因为狗是人类驯化出来的。

共情是一种“热”的认知形式（我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还有另外一种“冷”的心理化能力，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种理解他人意图的能力的基础上，这本书又创造出另外一个词语——意向性立场（intentional stance），指的是我们理解他人话语中所想要传达的真实含义的能力。

人到底能理解几层含义呢？大部分人能理解五阶意向性，20%的人能理解到六阶，只有少数人可能理解到七阶（像极了玩弄政治的高手），就像you know I know you know这个游戏一样，实验证明个体处理这些任务的能力，与他们所列举的最内两个层级的好友数量，存在高度相关。

儿童大约五岁拥有这种能力，第一次认识到其他人有自己的心思。这种能力让人们做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具有说服力的谎言；二是沉浸在真正虚构的游戏之中，而后者的更大作用是促成了文化的产生。

环境的变化是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考验。如果面对食物供应减少，原来的社群会分开，群体也会出现分离，古人类需要解决在长期分离的情况下，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结的问题。即使他人不在场，我们也可以在没有他人直接感觉的情况下，想象这种社会生活。这是对于物质部分的延展，使得自然的存在变成了文化的存在，这种社会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使得人类可以在人口稀疏、交流匮乏的地区生活。也正因为这种能力，环境也不会再限制着我们的活动范围了。

那么工具呢？工具在这里，也被作为一种器官的延伸，借助现有的适应性来应对庞大社群所带来的挑战。

所有的工具都源于个体的新发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他的黑猩猩会观察和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具是起源于社会生活的，而工具的传承，需要的文化形式、社会形式也绝对不是简单的社会结构。考古发现制作工具材料，也经常是从几十甚至几百公里外的地方运输过来，这其中，也需要社会群体的通力配合。

本书又谈到物质和感觉体验，并不需要协同进化，两者是可以分开并行的，但又会互相影响到对方，但至于两边都怎样可以分开进化，如何影响，又没有谈清楚。

另外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1. 激素内啡肽，由大脑分泌，对抗身体出现的疼痛和应激状态。轻柔的抚摸、体育锻炼，都会产生内啡肽。内啡肽所带来的放松，这种心理状态让我们与任何凑巧共事的个体建立起信任关系。

2. 发笑，发笑过程中，只有吸气过程，会发生气力耗尽的现象，更易产生疲劳，产生内啡肽效应，而大猩猩的发笑只涉及简单的呼气/吸气过程。主动表达音乐也会产生内啡肽。

3. 社会行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夫一妻制，这关系到后代的养育问题。那么人类到底是一夫一妻制还是一夫多妻制呢？爱玛·尼尔森提出，利用食指和无名指的长度比例，这一比例会受到胎儿期睾酮水平的影响，男性的食指比无名指要更短一些，在一夫一妻制的猴子和猿类中，食指：无名指的长度接近于1：1（甚至还略微大一些）；而在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这个数值明显要低（0.9左右）。人类呢，处于这两者之间。一夫一妻制是一种沉溺状态，会需要行为和认知上的重大改变，进而带来脑结构的改变，而这似乎是进化的末路，灵活性的缺失是不会带来进化上的成功的。

很累了，不想再总结下去了。

《大局观从何而来》读后感(四)：从心理学引入历史学的大局观

一、奥卡姆剃刀

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度，取决于其简单程度。这个原则被14世纪的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所定义，所以称之为“奥卡姆剃刀”。

从宇宙无限大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点都是其中心，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取代了托勒密体系，就是因为“日心说”无须复杂的补充说明，与其在各大星体围绕地球转的计算中，添加过多的辅助条件，不如将太阳设为中心来计算，这样就简明很多。

奥卡姆剃刀就是遵循经济原则：越简单的理论，其解释力度就越大。如果在人类（Homo sapiens）的演化中，找到能够解释为何人类取代了其他人族成员，如尼安德特人、直立人，成为了主宰地球的物种，那这把“奥卡姆剃刀”，或许就是邓巴等人提出来的“社会脑假说”。

过去对于人类史的介绍，往往将重点集中在农业文明产生以后，而对于史前史或者说人类产生的几百万年历史则一笔带过。仿佛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未有太大变化，仿佛采集狩猎时代的祖先不过是茹毛饮血的蛮人，文明或者文化的火花还没有点燃。

由生物学带来的变革性观点的引入，让人类史前史有了更为科学的手段。尤其是通过基因来追踪人类走出非洲的迁徙过程，让我们的考古变成了分子人类学（见拙文《抄起一把分子人类学的实锤》）。

这是一次生物学带来的考古革命。

然而，一堆骨头和骨头里提取来的DNA并不能告诉我们，在演化的几百万年里，人类的认知是如何出现了革命，考古学依旧遵循着“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与计算机科学所说的WYSIWYG是一个意思）的原则，提醒研究者们不能给予考古证据予以过多的解读。

要想在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所研究的庞大材料中，提取一条人类认知演化的步骤，或是构建出一套人类心智成长的路线，并非不可能。历史学需要像上次欢迎生物学一样，应该再次给予心理学热烈的掌声。

19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并与脑神经科学和演化论一起，已经成为越来越备受关注的实验科学方法。而这次我们只需要将最新的心理学观念的引入，就能让史前史的研究焕发新生。尤其是“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在构建人类认知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了莫大的影响。

马修·利伯曼在其著名的《社交天性》一书中指出，人类大脑天生适合于社交：

利伯曼提出了神经科学的证据，并构想出来了人类个体成长与人类演化之间的关联。这种比较类似于胎儿成长过程中所再次经历的演化过程一样。

进化与个体成长（引自利伯曼《社交天性》）

邓巴则进一步指出，大脑新皮层与群体规模之间有着恒定的关系，即“邓巴数”。既然新皮层的增加与群体规模之间具有如此强烈的连接，那么人类大脑的演化则就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

进一步，邓巴引入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提出的“意向性立场”（intentional stance），并根据“心智理论”，将认知划分为六个层级，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发展阶段（见拙文《让莎士比亚得以垂史的六阶意向性》）。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的引言中，邓巴等作者如是说道：

在该书中，研究者进一步把六阶意向性扩展到了人类与其他人族的演化中。

来自动物行为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灵长类动物和少数其他哺乳动物如大象和海豚具备第一阶段的意向性，即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它们能在镜子中认出来自己，其他动物则无法辨识。

引自《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

而从第一阶上升到第二阶段，是认识水平的一次提升，只有人族的成员和类人猿能够理解别人的看法，正如著名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者德瓦尔在《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黑猩猩善于玩弄心机，使用“权术”。儿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会了撒谎。

因此，很多人把这种“心智理论”等同于16世纪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权术论，虽然不好听，但确是实情。“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应该改为“有心智的地方就有权术”。

而从第二阶意向性迈向更高一层，就不仅仅需要理解别人，而是知道了别人与自己的看法有可能不同，就需要调节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差异。能做到这一点，只有脑容量提升到900毫升之后的人族成员才具备的。

以考古学“所见即所得”的思路，海德堡人及尼安德特人留下来的考古记录，比起人类出现后留下的大量艺术品，显得不值一提。因此，就给人留下来了它们不过是野蛮人的偏见，没什么艺术细胞，更与人类存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但邓巴等人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知道别人与我们相信的东西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个超越了我们自身，能够调和我们不同人的经验与认识的共同认知作为基础，这是宗教信仰出现的阶段。

从这些考古记录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德堡人和尼安德特人具备一定的信仰，类似萨满教的仪式，和祖先崇拜。要具备这样的信仰，那么在认知上也一定达到了第四阶段的意向性等级。

毕竟，尼安德特人和人类相处了好几万年，最终是人类而不是他们占据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必定在认知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邓巴等人指出，人类跨越第四阶到第五阶的得以认知飞跃，得益于语言的发明。

有了语言，我们就可以虚构，可以使用复杂的语法来讲述故事，构建神话。可以通过复杂的意识形态之网，将团体凝聚在一起，有了脑容量、新皮层的增长，人类150人的团体就能变得更加大，变成部落、王国和国家。

邓巴等人把人类认知的提升归结为“社会驱动”，而不是火的使用或是语言的发明。从而将心理学整合到了考古、历史和生物学的研究中来，“社会脑理论的一大利处是，它能解释许多生物学和考古学无法阐明的问题。”

因此，“社会脑假说”如同一把奥卡姆剃刀，剃掉了冗余的猜想和证据，让人看到的是历史学结合了心理学所生成的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