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秋》读后感1000字

《庆历四年秋》是一本由夏坚勇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33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一)：读罢庆历四年秋

一句庆历四年秋，庆历新政，前相吕夷简致仕，晏殊杜衍上台执政，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一批君子交游唱和之外，在政坛上也成了风生水起的君子党。仁宗宽厚与疑心之中，新政隔靴搔痒，官场倾轧构陷，西夏之战接连惨败，辽国谈判再加岁币，一件件大事纷至沓来。当然也有小事，办事大手大脚的滕子京被撸了，陈留县的土桥是拆还是不拆，王安石的状元被第四名顶了，进奏院苏舜钦一波人因为花卖废纸的十几贯公款吃喝被罚了......其间开封的太平盛世越来越如火如荼，显贵的绒坐，女子流行的旋裙，天家的罗江犬，大相国寺边的录事巷......点缀着书中人的信件，奏章和圣旨，以及喜怒哀乐，显得细腻而真实。

悠长的梦结束了，宦海浮沉终是沉。大事小情磨完了仁宗新政的耐心，消耗了对君子党的信任。随晏殊杜衍下台，曾经汇集京师的大才子们，曾经欲为国家肝脑涂地的热血男儿们，离散分别，四落天涯。苏舜钦买了沧浪亭，潇洒地写了《沧浪亭记》，欧阳修去了滁州，为寻一乐字写了《醉翁亭记》，终于被撸了的滕子京在巴陵修了岳阳楼，写信给邓州的范仲淹让他作记。老范大笔一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为这个时代划下了句号。

心里只剩下了空落。风起云涌终于在各自文章里成了回忆与未尽的抱负。历史像车轮，往前滚动，像在重复之前的故事，像晚唐的牛李党争，二十多年后，会有一个人叫王安石变法，会有元祐党争，数百年后东林党阉党的不可开交……在这些故事里，分不出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是可以分出善良与邪恶，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二)：甲申九百七十五年祭

相较于明清鼎革之变那个极为出名的甲申年，公元1044年是一个被湮没在《岳阳楼记》背后的甲申年。“文化大散文”名家夏坚勇发现了其背后关键的时间节点：“北宋庆历四年，岁在甲申。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于是，梳理史料，推究细节，有了这本“宋史三部曲”之一的《庆历四年秋》。

作品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北宋“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

作者笔下，貌似风光无限的北宋与其他朝代相比，在王朝中点遇到的外患内忧，一点不缺：外有西夏寇边，辽国虎视，“在国家财政的总盘子中，至少六分之五用于养兵，仅剩不到六分之一用于维护政权运作”；内有连年大旱，蝗蝻复生，民生艰难，加之“官僚体制臃肿、官府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势必危机重重。但同时遇到了一位被塑造成中国古代难得守成明君形象的宋仁宗赵祯，以及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蔡襄、包拯等一群毋庸讳言值得载入史册的名臣。一场“庆历新政”，也就毫不意外地推行开来。

随着宋夏和议的达成，新政的直接动因消弭，这场改革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主事官员相继被贬，政策举措陆续被废，短短的一年四个月只落得“水过地皮湿”。关于“庆历新政”的解读，后人往往会将其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然而，范仲淹毕竟不是王安石，宋仁宗更不是宋神宗。本书作者“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而是特别留意一桩小事引发的轩然大波——庆历四年秋，发生在清水衙门进奏院司空见惯的酬神聚餐，居然令向来宽厚仁恕的君主龙颜大怒，导致参与者尽数贬谪，“一网打尽”。同不久以前涉及十六万缗公使钱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从轻发落进行对比，宋仁宗态度迥然大变，臣属的应对更值得玩味，见微知著中既折射朝局的转向，又看出人心的波谲云诡。诚如作者清晰提醒读者的那样：“说到庆历年间的政坛纷争，人们总喜欢刀劈豆腐两面光，把当时的人事分成改革和保守两个阵营，然后让他们对号入座。但历史毕竟不是厨师手中的一块豆腐，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只有透过各种人物幽微隐曲的心理动机，才能窥见历史的底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庆历四年秋》作者不以再现“庆历新政”的来龙去脉为出发点，也不以评判其镜鉴得失为目的，甚至仅仅“把新政作为一个背景”，而将目光聚焦于史料中只言片语记载的“小事”，描摹的重点是活生生具体的人——人的命运、出身、性格、才能和利益诉求各有不同，但“民族性格和人性之幽深”却是相通的，而这正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

如果只是让读者看到了王拱辰、夏竦“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苏舜钦、梅尧臣“虽有层梯谁可履，公干才俊或欺事”，甚或吕夷简、富弼、欧阳修、范仲淹以及宋仁宗为人处世复杂的“月亮背面”，《庆历四年秋》依然还不足以对时代精神有真正的体味——“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全书高屋建瓴之处正在于此。全书末章《秋水江湖》，作者以极富感染力的文学笔触，描绘了苏舜钦《沧浪亭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创作心路。面对这些千古名篇，他抑制不住作为一个当代散文名家对前辈的由衷赞叹，总结道：

“贬谪文学当然源远流长，但在这之前还只是溪水四溅，虽偶有激流跌宕却难见拍岸惊涛。在庆历四年秋天以后的那段时间里，横空出世，中国的散文星空中相对集中地涌现了一批出自贬谪者的华彩篇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着命运中的困厄和不公，他们都应之以适度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而心中却始终高扬着崇高理想的旗帜。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审美范式，主人公既是受难者，又是享乐者；既有旁人无法想象的苦痛怨尤，又有安之若素的超然闲适。”

诚哉斯言！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三)：你可能不知道的北宋那些事儿

你可能不知道的北宋那些事儿

我想用两个词来分享这本书：有料和有趣。

有料。

指的是有史料。本书是作者自2002年出版《大运河传》后暌违多年的“宋史三部曲”的第二部。十余年的积淀，作者具备了丰厚的史料储备和完备的宋史知识，这也为他写作“宋史三部曲”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因此，“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甫一出版，便荣登各大榜单，包括新浪月度总榜、京东历史类销售榜单等；也在销售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庆历四年秋》在延续了《绍兴十二年》的写作风格上，继续开掘宋代历史，以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为出发点来写作整个北宋王朝的兴衰剧变。作者史料扎实，从每章后附的注释条例可见一斑，参考文献多达数十种。可见作者对北宋这段历史材料的熟稔程度。而大段的引文更保证了叙述的可靠性。

有趣。

这是本书最具核心价值的地方。

有趣不仅指好玩，读起来通顺畅达，无所障碍，一马平川。更指的是本书在具备详实和丰厚材料基础上，作者运用和驾驭材料的同时，所传达给读者的那种可使读者会心一笑的历史观。写历史容易，写散文也容易，但历史散文尤其是长篇历史散文却不容易。作者却很好地做到了平衡。

首先从制题开始看。作者在谈到自己为何写这一部长篇历史散文时，曾讲到是因为《钟山》的约稿，题目是最先确定的。但是非常妙的是，作者选取了北宋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庆历新政。虽然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但是庆历新政相关的人物——欧阳修、范仲淹等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学而优则仕，新政人物当时最着力的自然是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在朝廷上有所建树。但是他们在新政上失败了，却竖起了一座座文学高峰。作者就利用了文学和政治上的这一缝隙，选取了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句——庆历四年春，稍加改动，由春而到秋，便作为了本书的书名。“秋”，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涵义极其丰富的意象。一叶知秋，秋风乍起，秋色宜人，春秋笔法，等等，从景而延伸到情，“秋”是一个实在能激起人尤其是文人想象的词。因此，看似一个闲笔，却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这是作者的巧妙和高明之处。历史散文不可避免会沾染上作者的气息，何况是这样一部煌煌二十万言的散文。这也是作者所说的，一个好题目值得20万字篇幅的格局来做。有心的读者看到书名，再看到题记，便对这部书的写作基调和写作内容了然于心。

制题可以看到作者的小心思和小技巧，但北宋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不容易串起来，如果掌握的史料不够充足的话。北宋（960-1127），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往前推84年，是北宋建立之年。往后推83年，是北宋灭亡之际。庆历四年，恰恰处于北宋中间的节点。这个节点，发生了一次失败的新政改革，便意味深长。北宋在历史上，常被用以形容的两个词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在北宋仁宗开启新政之前，这些问题的确都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很久。外患，体现在北部的西夏和辽虎视眈眈，不时突袭一下，北宋防不胜防；内忧，则是北宋由于开国之初即确立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得文官机构冗杂，高薪养官使北宋财政难堪重荷，急切寻求改革以找寻出路。但是，这已经是将近百年下来的陈年积弊，非一朝一夕的改革就能改变的。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选择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时的皇帝是宋仁宗。在作者笔下，宋仁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皇帝，这也是全书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历史上的宋仁宗暂时不论，只谈作者笔下的宋仁宗。仁宗登记时其实是没有实权的，由当时的刘太后垂帘听政，因此当时他的婚事是不能由自己做主的，所娶的皇后也是由太后指定而非自己的心爱之人。因此，在本书中，作者最先赋予仁宗的是反抗的性格。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婚事，他要离婚。由此可看出仁宗是一个敢于突破现状的人。但是因为在刘太后掌权的多年自己伏低，他又有了懦弱和妥协的性格因子。这也为之后改革的半途而废埋下了性格悲剧。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悲剧十足却又值得同情的作者。他深知当时的国运不济，便起用了一批敢于突围的有志之士力图新政。而新政之人的所谓朋党论却又让他惶惶不安，最终使新政流产。高处不胜寒，封建政治在于揣度人心，作者在不经意间便将这种历史观念传达出来。北宋仁宗其实还是一个多维的人物，他以仁慈著称，却因一起不大的进奏院案勃然大怒，大加贬斥；他可以容忍不讲卫生的谏官在他面前不停口喷唾沫，却只在退朝后说一声今天被一口臭之人熏着了。就是这样一个多面的皇帝，在作者笔下活灵活现，充满了一种众声喧哗却又无处安放的悖谬感。

《庆历四年秋》的确是一部有料有趣的大散文。但它又不仅限于散文，用作者的话说，他试图开拓散文的疆域，拓展的一头侵入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头侵入学术，这是就史实而言。因此，就本书的呈现而言，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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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秋》读后感(四)：北宋群星闪耀时

一、一个好的题目，值得二十万字的格局来做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

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将“春”换成“秋”，就有了眼前这本《庆历四年秋》。

在这个“秋”里，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历史的幕布掀开又合上，各种“与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夏坚勇语）”纷纷上演。

二、庆历四年的一地鸡毛

狄更斯《双城记》里的那句话也可以形容宋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宋朝的质地虽然有点软，却也可称繁荣，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底色。

沿着夏坚勇的历史路线图，我们进入宋仁宗的庆历执政历史。此时34岁的宋仁宗已当皇帝21载。前11年是见习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宋宝元元年，西夏元昊寻事，让宋朝西北边境没了宁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会战，屡战屡败。祸不单行的是，平静了四十年的宋辽边境也起事端。

夏坚勇怕读者一看到庆历年间，看到范仲淹就想到庆历新政，率先声明：“老实说，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只是把庆历新政作为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写官场政治与市井生活、外交内政与国家治理、阶层矛盾与权力斗争、文学修养与道德文章。参考、借鉴、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将正史、外史、野史、个人史烩成一锅元气满满的“鸡毛蒜皮”。

三、 北宋群星闪耀时——小人无朋，君子有党

书以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事件开篇，不起眼的一个七八品量级的小单位，文人扎堆，因喝酒聚餐，被人检举，上报中央，惊动皇帝。

夏坚勇为何要从这个事件出发，因为它可以牵出一干子人。

比如监进奏院的苏舜钦是由范仲淹举荐调入京师。范仲淹和欧阳修、余靖、尹洙是蔡襄名诗《四贤一不肖诗》中的“四贤”，写诗的蔡襄自然与小团伙逃不了干系。还有梅尧臣，进士出身，因欧阳修荐，成为国子监的“直讲”，相等于我们高等学府的教授。

还有韩琦，他与范仲淹惺惺相惜，曾在宋夏之战中同是西线的副帅，并肩作战。还有石介，《宋史》里《儒林》中的人物，他的《庆历圣德诗》闻名于世，通篇近二百句指名道姓评点朝廷大贤大奸，尤其把争议人物夏竦放到奸臣里，埋下了祸根。

这是一个倒叙，惊动皇帝的结果如何呢？要到结尾才知道。

回到故事的开始。在仁宗朝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几起几落的范仲淹终于被派上用场，与富弼一起主持庆历新政，他俩联手搞了关于改革的《十事》。按夏坚勇的话讲，用显微镜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亮点，因为大宋王朝多年积弊，危机丛生，吏治整顿就成了首要任务。范派们的果敢与手起刀落，触碰了很多利益集团。

冲突之下，“朋党”之声不绝于耳。内侍蓝元震上书弹劾朋党，矛头直指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蔡襄等人，实为宋仁宗在敲边鼓警示众人。

范仲淹却书生意气，振振有辞：“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乎？”欧阳修更是上了一份《朋党论》，维护范仲淹的观点并发扬光大，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党”。要知道，皇权大忌，“朋党”无君子小人之分。

此后一系列的波诡云谲，世态百相，待北辽西夏议和、国家暂时安定、外不乱内趋静的时候，新政已失去意义。

紧接着发生了书开头的进奏院案，本来可大可小的案子，哪料新仇旧恨堆积而来，让宋仁宗想起老师王遵叔提及的唐王朝走向衰亡的两大痼疾——藩镇和朋党。不由得雷霆震怒，于是乎，下令“穷治”，也就是追查到底，决不手软。

参与宴会的全部锒铛入狱。案子宣布的第五天，仁宗又发布诏书，把腐败、低效、非法组织活动等政治弊端，通通归之于“朋党”名下。

不难想像，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一伙人相继被罢被贬。

这是庆历四年秋前后的事。

四、 历史是不在乎等待的

庆历新政水过地皮湿，这场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随后的那几年却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谪的文人士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

说《庆历四年秋》写的是“鸡毛蒜皮”，其实是不准确的。那些个科举进士，一代名臣，唐宋思想家、政治家，流芳后世的诗词家、书法家……怎么会是鸡毛蒜皮呢？他们是书生，可能意气纷发；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也翻云覆雨；他们宦海浮沉，最终成为历史的政治壁花，可圈可点，可褒可贬。

这些人身上可以缺少其他任何东西，唯独不缺少才华。这是一批政治使命感和文化使命感高度合一的知识精英，他们指点江山则纵横捭阖，舞文弄墨则文采风流。

在那个文治昌明的宋代，一个人政治上失败了，却仍然能够凭借诗文的影响力而东山再起；真忌妒那个文风腾蔚的宋代，一个人可以凭借诗歌和文章写得好而登堂入室，步入权力金字塔的顶层。总之，那个时代彰显了知识精英的空前自信，让我们对政治有了更多文学性的解读。

庆历五年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扬州府衙里有一名从八品的签判，上班时经常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他现在还只是一名低级僚佐，属于他的那场大戏要等到二十四年以后才会拉开帷幕。此人名王安石，字介甫，属鸡，今年实足二十四岁，本命年。再过二十四年，恰巧又是他的本命年，本命年是应该干点大事的。

那就再等二十四年吧，反正历史是不在乎等待的。

本文参考：

姚峥华：《庆历四年秋，范仲淹与文人政治的风光》

钱欢青：《庆历四年，从春到秋》

《庆历四年秋》读后感(五)：《庆历四年秋》：撕破了宋朝的绮丽

《庆历四年秋》：撕破了宋朝的绮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被众口一词裹挟着，集体膜拜起了一个死去千年的朝代，宋朝。历史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宋朝是一个羸弱的朝代，总共300多年的历史，尴尬地分成了北宋和南宋两段，特别是南宋，是被赶过长江后偏安一隅的苟且偷生。不知滥觞何处，我们像是患上了集体健忘症，回望宋朝时总是仰起头来，全然忘了宋朝曾经节节败退过。当我们谈论宋朝时都在说什么？宋四家的书法宋徽宗的画；花器香器是点缀，文房四宝有情怀；宋词宋瓷争斗艳，茶事情事皆趣味……一家著名的APP还专门开设了一堂网上课程“宋朝十讲”，第一讲的标题即为“感受宋朝的诗意生活”。

谁也没法否认，除去政治上的积贫积弱，赵家创立和统治的宋朝，是一个桃红柳绿、风花雪月、胭脂香粉、活色生香的朝代。《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宋“现代的拂尘时辰》等等青年学者吴钩先生特意为普罗大众撰写的读物，本本精彩句句实话。可是，我们的书店里只看得到标榜宋朝的书籍，大众的认识会不会被混淆？亦即觉得宋朝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朝代。

始终清醒的夏坚勇先生在这种形势下拿出了积多年苦功而“炼”成的《庆历四年秋》，就显得及时又必要了。

认定夏坚勇先生始终清醒，因为他的一部旧作。《湮没的辉煌》与红极一时的《文化苦旅》同为一套名为“文化大散文”丛书中的两册。《文化苦旅》甚嚣尘上时，《湮没的辉煌》没能跟上“同伴”的步伐，就像书名一样，仿佛湮没在了茫茫书海中。按说，《湮没的辉煌》的作者应该“气急败坏”，但始终清醒的夏坚勇先生却根本不在意！他的态度让我坚信，《东林悲风》、《瓜州寻梦》、《走进后院》等等名篇，不会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动态，《绍兴十二年》、《大运河》……夏先生一直在不矫饰历史的前提下叩问着岁月。

由此，我觉得《庆历四年秋》也是一部这样的著作吧？

书名为什么叫“庆历四年秋”？夏先生在短到只有百来字的题记里谦虚道：“范仲淹的一篇名文，让人们对北宋历史上的这个时间节点耳熟能详。由春而扯到秋，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文人修辞，并无深意……”

读完《庆历四年秋》，我倒宁愿夏先生选择庆历四年秋这个时间节点往纵深里切一刀，是有深意的。

那些竭尽粉饰之能事的宋朝拥趸者，在用羡慕的口吻细数宋朝的吃喝玩乐有多雅致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滑过宋朝年号更迭中的心酸和苦楚。年代过于久远，我已经不记得我的高中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岳阳楼记》前，有没有悲戚地告诉过我们，庆历是宋仁宗启用的第几个年号。没错，这个年少登基的儿皇帝，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年号叫天圣。等到终于能亲政了，宋仁宗先后改年号为明道、景祐、宝元、康定，之后，才是庆历。不敢说宋仁宗是启用年号最多的皇帝，但一定是启用年号最多的皇帝之一。亲政后弃用刘太后听政时的年号情有可原，可他亲政的31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换年号，是为了什么？无可奈何！宋仁宗统治下的宋朝，尤其是作者落笔的庆历年间，全国岁入六千万左右，静态的养兵费用五千万，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五用来养兵还不足以保障国家的平安，西夏的元昊一使性子，宋仁宗就不得不从本已非常紧张的财政里拨出二十万，“岁纳”北方的蕞尔小国。

够屈辱的，不是吗？人口和疆域远远超过辽国的宋朝，却要用增加“岁纳”来换取短暂的太平，这样懦弱的朝代，值得我们拜倒在它的“石榴裙”下使劲嗅它的胭脂香粉吗？我们人云亦云地过誉着宋朝时，有没有想过在这样软弱的朝代生活着的平民百姓，得经历什么样的离乱、承受什么样的忧愤。

民不聊生的承受者没有话语权，历史长卷里也就见不到他们的踪影。为呈现一个真实的宋朝，夏坚勇先生选择以范仲淹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为描述对象，还原宋仁宗亲政到庆历四年秋那几年里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朝廷命官的遭遇，庶几也能手起刀落见分晓。

不过，书名虽来自范仲淹的名篇，书里也多次涉猎到了范仲淹，我以为，《庆历四年秋》的真正主角，是苏舜钦和夏悚。

苏舜钦，简直可以做“国家不幸诗家幸”的代言人了。只是动用了买卖废弃文稿的那一点公款组织了一次文人聚餐，遇到宋仁宗想要以儆效尤，圣上才不管为了这次聚餐苏舜钦自己倒贴了不少银两，参与聚餐的官员个个受到处罚，最凄楚当然是攒饭局者苏舜钦，丢官弃甲不算，还不得不撤出国都几经寻觅后栖身苏州。现在，我们庆幸苏舜钦横遭灾祸才让苏州有了著名园林沧浪亭，但是，强作欢笑的苏舜钦口里宣称自己因祸得福拥有了沧浪亭，但刚过不惑就命归黄泉，不能不说一心专读圣贤书后又一心想要报国的苏舜钦，死于宋朝的黑暗统治。

说到让读者噤若寒蝉，夏悚的沉与浮相比苏舜钦之死，则更有甚之。

夏悚是谁？“北宋大臣。他以文学起家，曾为国史编修官，也曾任多地官员，宋真宗时为襄州知州，宋仁宗时为洪州知州，后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等职。年轻时为官刚正不阿，曾开仓救济百姓，颇得百姓信任。曾任陕西经略使，在好水川之战中被西夏打得大败，被贬职。不过夏竦嫉贤妒能，曾告仁宗贬谪过范仲淹、石介等贤臣，并且反对新法。夏竦还是个贪官，据说家产数百万”——到了夏坚勇的笔下，这一段非常干巴的人物简介已经变得人物丰满、情节发展波诡云谲。我们且放下夏悚由正直到奸佞的变化过程，只说一个细节。为了扳倒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夏悚“从长计议”地命家中的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一旦伺机截留到石介写给富弼的信件后，就篡改内容，从而导致石介枉死……夏悚的做法，已不是下作可以形容的了。千年以后，我们面对《庆历四年秋》里的夏悚义愤填膺，也应该问一句：是谁是什么将刚正不阿的夏悚变成了腹黑无比的阴险小人？

如前所述，夏坚勇先生称其新作“并无深意”。他的意思是，在300余年的宋朝随便选哪一年深挖下去，模样跟庆历四年秋也相去不远？由此，我宁愿庆历四年秋是夏先生的刻意选择，也就是说，宋仁宗的庆历四年秋，格外肃杀。不然，绮丽了那么多年的宋朝，不就千疮百孔了吗？